赵轶峰丨重新思考明清鼎革——兼谈“17世纪危机”“大分流”“新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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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晚近学术界受全球史观影响，比之前深化了对明清鼎革在全球历史大变迁中的角色的认识，同时也过分强调了明清鼎革的国际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明清鼎革作为中国历史长期演变一个环节的性质。
作者：赵轶峰，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摘自：《古代文明》2021年第1期
原题：《重新思考明清鼎革——兼谈“十七世纪危机”、“大分流”、“新清史”》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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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明清鼎革”的研究既涉及史实认定，也涉及价值观和方法论，历来众说纷纭，晚近的一些讨论甚至把明清鼎革带入更为复杂的、国际性的问题阈。笔者提出的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以阐释明清时代中国社会结构与历史演变趋势为核心，明清鼎革既为其间一大关节，无可规避，故做重新思考，与同好切磋。
王朝兴衰与明亡清兴中的
因果
明清鼎革最浅表因而也是最确定的含义是两个王朝的更替。王朝更替在中国历史上不断上演，是一种不定期而有规则性的事变。从此角度看，明朝从1368到1644年，已达经验上的王朝统治时间上限，其崩溃在大约半个世纪前就有端倪，万历二十五年（1597）吕坤所上《忧危疏》中就提出了警告。王朝灭亡意味统治彻底失序，而统治失序的原因则主要包含统治阶层严重腐败及内讧、社会矛盾激化、强敌入侵。万历中期以后，这三个症候并发，何而不亡？从这种意义上说，明清鼎革是一次传统类型的王朝更迭，并非独一无二。前人反复推敲党争、民变、建州诸因素在明朝灭亡中的角色，此皆前述因果关系的具体表现而已。
除了传统的结构性因素延续作用，明清鼎革也有17世纪新的时代背景。“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快速发展，形成将亚洲、欧洲、美洲联成网络的空前规模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国卷入其中，并有巨大的对外贸易和白银需求。大量外部白银涌入，加速货币白银化和政府财政税收货币化，中国进入了农商并重的经济结构状态。而国家管理体制，包括行政体系、军事动员与补给体制、财政制度虽有局部调整、改革，但未能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同步协调。这种经济结构与国家管理体制的不协调在万历时期因长城沿线防御及包括援朝战争在内的“三大征”、皇室开支恶性膨胀、后金挑战等一起造成难以化解的财政、边防、社会稳定多重危机，最终断送了明朝统治。
明亡与清兴密切关联。如以1644年北京失陷为明朝灭亡标志，则明朝是被基层社会反叛所推翻的，但后金/清政权对明朝的挑战长期耗费明朝资源，加速其统治失序，最终是清朝通过战争而将之灭亡，而且清朝建立了新的统治秩序，所以明亡清兴可以看作同一过程。清朝运用更为精细的策略，而明末之混乱无序毫不亚于前代，故清之胜出，有足够的根由，既非全由规律支配，也并非尽出偶然。要之，清朝代明而立，并不因为其具有比明朝更多的新社会或现代性含义，入关之际的清朝也并不比明朝有更多的国际关联。
明亡清兴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
含义
明清鼎革带来制度、政策改变，深度影响社会状况。与此同时，明清易代伴随统治者族属改变，因而带来一场文化变迁，这在中原一些士大夫看来，意味着由文明向野蛮的倒退，留下长久心理影响。明清鼎革还伴随大量武装冲突、杀戮、掠夺，造成深重的民生灾难和经济发展的一度停滞甚至萎缩。转变到中国历史长久演变视角下看，则这场灾难带来的最为宏远的后果是中华文明内聚运动的推进。现代中国由文明共同体演进而来，因而在讨论中国历史包括明清鼎革的时候，需要有文明的视角。中华文明在亚洲内陆形成，其核心区在“中原”。核心区以农业为基础，在后续发展中建构起中央集权的皇帝、郡县、官僚为最主要支撑的帝制体系。该体系与游牧、半游牧区长久互动，逐渐聚合。清政权在东北地区的兴起，已是中华文明内聚运动最后阶段的事情。清与中原经济、文化关联紧密，其整合强盛之后的进一步发展，注定指向中华文明核心区。清朝统一中国，消除了中原核心区与东北地区的政治间隔。又因清朝积极建构与蒙古各部的联盟，对西藏、回部实行积极管理，大幅度消除了中原核心区与北部草原地带之间的政治间隔。以往近乎周期性的北方边缘区与中原核心区之间的军政博弈的地缘政治基础从而发生深刻改变。在中华文明共同体聚合演变的长时段视野下看，明清鼎革与以往的朝代更迭有重大不同。
宏大空间且多民族内聚而形成的文明在整合为统一国家体系的时候，国家权力必然高度集中，集中的国家权力必以基层社会自主性让渡为条件。清代高度强化的国家体系，可以对社会发展产生推动作用，方便推行从上而下的政策变革或者大规模拓殖，可以快速推动起某种文化风潮，同时也可能缩小社会变革推动力的范围，形成思想禁锢，造成除非统治者要改革就难以发生社会变革的格局。清朝在社会、文化、政治领域推行了多种保守性的政策，但在经济领域继续推动了明中后期已经展开的市场化发展趋势，推进都市繁荣和贸易拓展，积极调节货币体系，使商品经济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商人群体也在此过程中支配力增强，但其佼佼者，多依附权力，成为绅商。这样，帝制国家体系与商业经济发展在清代并行延伸。“康雍乾盛”就是帝制体系与农商经济并行发达、国家大规模文化工程和公共工程频繁实施的帝制农商社会的巅峰状态。这次“盛世”提示，明代所发生的各种危机都不构成帝制本身的最后危机。
明清鼎革带来满洲贵族主导的满洲、蒙古贵族与汉族士大夫联盟的权力架构。这种格局增加了王朝统治上层的复杂程度，带来对于边疆区域更积极的统治倾向，也带来贵族政治一定程度的回潮和社会分层的加深。同时，先前儒家文化主导的统治也转变为一种多元杂糅的统治。在这种状态中，儒家传统工具化更为明显，士大夫群体政治诉求消沉，君臣关系向君主绝对权威进一步靠近。这种状态使清朝政府与世界变迁潮流若即若离。以往学术界强调清代中国“闭关锁国”，其说法过度夸张。清朝统治者吸纳欧洲传教士在朝廷任职，清朝政府与欧洲多国政府及教皇间多有交涉，处理领土和国家主权问题的经验比前代增强。当然，清统治者从来没有清晰看到世界正在发生变局的全面含义，更没有形成应对欧洲发展与逼近的方略。
结合前述中华文明推演角度的观察，明清鼎革具有与当时西欧主导的全球化历史过程相关又并不完全吻合的含义。亚洲大陆在继续一个悠久文明聚合的过程中强化了帝制体系、实现了农商复合经济前所未有的繁荣并伴随着大规模族群融合。这预示着，欧洲的全球扩展在亚洲注定是对抗性的。
“17世纪普遍危机”与
明清鼎革
20世纪中期以后，从全球普遍联系的角度考察历史变动成为历史研究的趋势之一，在此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成为欧洲史学界重要话题的欧洲“17世纪危机”问题逐渐把中国卷入其中，成为理解明清鼎革必须回应的重要话题。
阿谢德认为，欧洲的塞维利亚作为当时货币体系中心的崩溃，“促成了17世纪遥远的亚洲地区的革命，导致了一些显然没有关联的事件的发生，如中国明朝的覆亡、越南内战、厄鲁特蒙古在内陆亚洲的崛起以及奥斯曼帝国的混乱”。作者描述：中国在16世纪借助于白银流入增长经历了“朝资本主义方向的经济起飞”，但1596—1605年塞维利亚货币体系的大规模通货紧缩通过跨越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两条路线传到中国，带来白银的突然紧缺和相应的国内资源找寻，使得明朝政治紧张、派系斗争升级。他在未能理出塞利维亚货币紧缩影响中国的具体数据和时间节点情况下，深描了明朝灭亡与欧洲货币体系的关联。艾维四提出，国际白银输入中国量的变化“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明帝国最后数十年的经济和政治稳定”。他的研究放大了明朝灭亡与欧洲白银输入量的关联程度。万志英即指出，艾维四夸大了白银输入量下滑与明朝覆亡的关联；明代中国对于白银的需求来自私人经济，而不是国库，同时日本向中国的白银出口量高于从前，明朝统治的最后几年中并没有发生白银进口量突然减少的情况。金世杰强调，17世纪英国、奥斯曼帝国和中国明朝发生了平行、相似而且相关的主要源于政治、社会或宗教分裂的“一体化、多面向”的危机。他的论断中掺杂了过多的想象。贡德·弗兰克在其《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指出，17世纪欧亚大陆各地的确发生一些局部危机，中国17世纪的事变与气候及国际贸易带来的白银输入量相关，但并不存在亚洲的“17世纪危机”。
关于“17世纪普遍危机”的讨论有助于人们注意到明清鼎革发生在全球普遍联系强化的时代，中国发生的事情与同时期欧洲发生的事情有共同的气候背景和一些关联，也存在诸多类似的组织结构和冲突现象；但是一些学者夸大了欧亚大陆不同地域事变之间的关联，将之不适当地描述成了同一个过程，这样做的代价，就是降低了那些事变的具体因由和逻辑对于我们理解历史的重要性。而且，以“17世纪普遍危机”为核心词的论说，没有充分注意到明清之际历史事变与先前中国历史的连续性。
“大分流”“新清史”与
明清鼎革
西方学术界关于“17世纪普遍危机”的讨论中常用的一个词汇“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在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译本出版之后，成为中国学界一个流行词。“17世纪普遍危机”主要持论者把17世纪中国视为一个哀鸿遍野的时代，彭慕兰则认为17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甚高。尽管有这类差别，谈论中国与西方历史“分流”这种话语本身，从一开始就是误导性的。参与“17世纪普遍危机”的多数讨论者和彭慕兰都是通过分析数据化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谈论“分流”的，而数据化的经济发展水平所看到的是特定时期的经济某一侧面的结果，同水平的GDP总量或人均GDP、增长速度等都可能在差异巨大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中实现，即此类分析都以忽略制度、文化复杂因素为前提。王国斌与罗森塔尔合作出版的《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注重了国家政治和国家规模、制度在经济史分析中的重要地位，改变了比较的单元，也考虑了文化差异。通过这样的修改之后，作者相信：“从公元1000年开始，中国和欧洲的政治逻辑就已经大异其趣，而在此后的演进过程中，这种差异又不断地被强化。13世纪忽必烈汗重新统一中国后，中国和欧洲的政治分流也最终完成。”这就把“大分流”的时间提前了几百年。然而，公元1000年以前的中国与欧洲固然没有“分流”，同时也不会是“合流”的。“全球化”之前很大程度上分别发展的国家、文化、文明之间的类型相似和关联都不曾达到过“合流”的程度，因此也无所谓“分流”。
美国学术界被称为“新清史”的研究也涉及明清鼎革。“新清史”代表者罗友枝与何炳棣就清朝“成功”的原因或清朝历史的重要性发生分歧。何炳棣强调清入关之后参照中原制度文化进行调适，发生明显的“汉化”过程。罗友枝则偏重内亚视角，主张清朝保持两百多年统治并取得诸多成就的根本原因是满洲统治集团保持了满洲特色，这种特色使得清朝作为一个内亚帝国统治了庞大的疆域和差异化的族群，清朝不等于中国。如果说何炳棣的主张偏重强调明清两代的继承性，“新清史”的主张就是偏重强调断裂性的。其实，明清两代的继承性是明显的，断裂性也是明显的，而继承性大于断裂性。清朝“入主”中原、自称“中国”，统治了明朝的臣民与国土、继承了明朝的帝制国家体制、继续了对儒家思想为主的国家政治学说的研习推崇、沿用《大明律》和基本赋税与经济制度，并随着统治日久而与中原文化融汇趋深，明代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也在清朝统治稳定之后延伸下去。此皆体现明清两代的继承性，清朝统治者的“汉化”也确然无疑。与此同时，清朝统治集团核心来自中华文明共同体边缘区域，别有文化风格与军政、社会治理思路，也有自身的特殊利益考虑，“入主”之后，肯定带来对中原而言非传统的政令。这里分歧的关键在于解释的倾向。何炳棣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汉化”，对其保持的满洲传统之作用正视不足；“新清史”学者在强调满洲传统在清朝统治中作用时，将其作为消解“汉化”说的表现，其中比较极端者甚至将清朝视为包含中原王朝与中亚帝国的复合体。论争双方都没有注意本文前面所说的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内聚运动。中原王朝只是中华文明核心区政权，在推演中不断与周边族群聚合，还多次出现多政权并存情况，而凡大一统的中原王朝，都非单纯的汉族王朝，各政权无论核心统治集团族属如何，都被视为中国的“正统”王朝，并非只有“汉”居核心统治地位才属中国。因而“汉”与“非汉”，并非中国与否的终极尺度。清朝在继承明朝中原统治时所带来的一些断裂性并没有超出中华文明内聚运动范围。对于“汉化”还是“满洲性”，原无需推敲过甚。
结语
明清鼎革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次王朝更替，历代王朝失序瓦解重构的因果关系在明清鼎革中大部分依然发生作用。同时，这次王朝更替发生在中国卷入全球化加速发展100多年后的17世纪中叶，与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局有重要关联，也皆在全球变冷的大环境之中。晚近学术界受全球史观影响，比之前深化了对明清鼎革在全球历史大变迁中的角色的认识，同时也过分强调了明清鼎革的国际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明清鼎革作为中国历史长期演变一个环节的性质。而且将研究的焦点置于不同族群的关系上，也不得要领。在现代化波及全球以前，世界各大文明体系乃至大区域、距离遥远的国家之间，存在联系、互动，以及在组织方式、生产力水平等方面的可比性，但从来不曾“合流”，而“分流”之说也只能是一种侧面解读。17世纪以后，中国历史与同时期欧洲相比，既关联也各有特殊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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