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立河丨西方古典时代的历史理论与普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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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古典时代的神话、哲学和文学作品中，存在大量有关历史进程的态度和看法，它们被历史学家们有选择地采纳和接受，构成了书写历史的“前提假设”，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理论”。我们不否认，“历史理论”作为一种反映我们当下兴趣的概念工具，有导致“时代错置”或“先行假设”的危险。然而，我们必须正视伽达默尔所说的“先见”对于人类历史知识的构成性作用。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自觉以自己时代的福祉为指引，尽可能真确地揭示古代历史学家的思维方式，从而为今天研究和书写人类历史提供相对可靠的参照。
作者：董立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摘自：《古代文明》2023年第2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3年第6期
“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是一种历史书写体裁，基本等同于今天常说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或“全球史”（global history），它试图书写整个已知人类世界的历史过往。“普遍史学”（universal historiography）则是对“普遍历史”的研究和书写。古典普遍史学发源于公元前5世纪，到奥古斯都时代达到巅峰，前后走过了约5个世纪的历程。
普遍历史之普遍性，不仅仅在于其时空的深长和辽远，还主要在于一种普遍性的历史观，也就是有关历史进程演变节奏或模式的思辨性观念，我们称之为“思辨的历史哲学”或“历史理论”。历史理论是普遍历史的必要前提。今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需要自觉运用一种合理的历史理论，去书写一部兼具普遍性和民族性的世界史。为此，有必要回到两千多年前的西方古典世界，看看那个时代的普遍历史家们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古代普遍历史的赋义模式
在西方古典时期，历史理论是以普遍历史的形式出现的。根据莫米利亚诺的看法，“在希腊文化中持续产生了相当数量的模式（patterns），它们意在赋予人类的故事以某种意义”，他将这些模式归结为4种：第一种是种族更替模式，第二种是生物生长模式，第三种是文化进步模式，第四种是世界帝国更替模式。我们将首先按照莫米利亚诺的思路，对他所提出的前3种模式进行大致的考察，然后补充介绍历史循环论这样一种在学界看来更为重要的模式，最后着重考察一下第四种模式及其对普遍历史学家的影响。
首先是种族更替模式。早在约公元前8世纪末之前，诗人赫西俄德就已经利用先前存在的模式，去思考人类历史的发展。在其诗作《神谱》（Theology）和《工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中，赫西俄德将人类不同种族比作金、银、铜、铁等4种金属，认为人类历史经历了一个从黄金种族到黑铁种族渐次堕落的过程。不过，在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之间，赫西俄德插入了一个反常的英雄时代，从而暂时逆转了衰落的总趋势。这种时代更替模式对于增长历史知识没有多少帮助。除了诗人自己生活的黑铁时代具有较可靠的经验基础外，之前其他时代属于人类生活的理想化形式，而且都是由神话再现的，与实际历史没有多大的关联。因此，莫米利亚诺说：“非犹太作家和非基督教作家所述说的金属时代模式，是古典神话的一部分，而不是古典史学的一部分。”
其次是生物生长模式。这种模式通常被用来书写单个民族的历史，而非整个人类的历史。在希腊民族志中流传着一种模糊的看法，认为某些民族比其他民族更为年轻。随后，罗马帝国时代的弗洛鲁斯（约74—130），以生物生长模式为指导原则，撰写了他的《罗马史纲要》（Epitome of Roman History）。在莫米利亚诺看来，与金属世代模式一样，生物生长模式与实际历史的关系不大，对于普遍历史的写作也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
再次是文化进步模式。在希腊三大悲剧家那里，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类有关文化进步的朴素信念。希腊化时期，有文化取向的普遍史家狄奥多罗斯（约前90—前20）在其《史集》（Historical Library）的第一卷，哲学家卢克莱修在其《物性论》（De Rerum Natura）的第五卷，都详细探讨了人类技术进步问题，而略早于他们的波西多尼乌斯（约前135—前51），已经对文化史有了深刻的见解，可惜其著作已经佚失。不过，文化发展的历史并不是这一时期普遍历史的主流。正如克罗齐指出的那样，自由、文明和进步这些照耀和鼓舞现代历史作品的理念，在古代历史作品中是很难找到的，尽管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总之，在莫米利亚诺看来，这3种模式并非源自历史学家有关过去事件的经验总结或批判性阐释，而是来自神话的或哲学的想象。这3种模式就其自身来说的确是很重要的，它们是后来几乎所有历史理论的萌芽。不过，莫米利亚诺认为，在这些模式所产生的时代，它们对历史学家的影响却是微不足道的。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循环模式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古典时代的历史观念和普遍历史也是不可或缺的。它通常被认为是古典时代的人们有关历史运行的最重要的模式，从而也会影响到历史学家们的历史书写。如卡尔·洛维特所说：“根据希腊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一切事物都是在轮回中运行，如同日升日落、夏去冬来、萌生衰败那样永恒轮回。”这种人生观和世界观必然会多少体现在包括历史著作在内的所有古典作品中。在希罗多德看来，历史的进程在一种罪孽和报应的宇宙法则的调节下，呈现为一种周期性的循环运动。对修昔底德来说，历史是基于人性的政治斗争史。由于人性是不变的，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将会以相同或类似的方式再次发生。太阳底下无新事，生灭兴衰乃宇宙万物之本性。在波利比乌斯（约前200—前118）那里，历史是一种政治革命的循环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某种政治制度建立起来，然后消亡，最后注定要复归。
不过，关于古典时代的历史循环论及其对历史学的影响，西方学界存有争议。最典型的是莫米利亚诺在这个问题上所持有的否定性看法。他说：“希腊史学家没有表示过事件必然会每隔一段时间重复出现，人们常提到希腊史学家具有时间循环往复的概念，这种说法其实只是现代人的发明。”只是，莫米利亚诺的这个观点未免有些极端了。历史循环论虽然是现代人的发明，但是它的确存在于古代人的头脑中，并或隐或显地运行于历史学家的思维中。
因此，循环论作为古代主要历史思维方式的结论是站得住脚的。历史循环论及其与古代历史学家的关系问题，值得作更深入的探究。不过，学界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我们下面将聚焦于世界帝国更替模式，这是国内学界比较陌生的一个话题。在莫米利亚诺看来，对于真正的历史学家来说，世界帝国更替模式才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指导性思想”。
古代普遍历史中的
世界帝国更替模式
世界性王权更替的概念来自东方，但希罗多德是第一个在希腊史学中阐述这一概念的人。根据狄奥多罗斯的说法，希罗多德的《历史》，几乎涉及当时已知的人类居住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件。因此，希罗多德被狄奥多罗斯视为普遍史学的先驱。不过，真正使希罗多德成为普遍史学先驱的，主要在于他对历史事件的理论阐释，也就是以亚述—米底—波斯为顺序的“世界帝国更替理论”。“希罗多德头脑中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并试图予以发展，这便是波斯帝国和希腊城邦之间的斗争，前者是一系列大陆列强中的最后一支专制势力，后者是以雅典为主要代表的新生代自由力量。他关于世界帝国更替的理论得到清晰的阐述，并被恰当地嵌入其历史叙事框架中。它有一个政治的内容。”正是这种基于政治角度的世界帝国交替思想，对于普遍史学的诞生至关重要。单就此看来，我们也可以说，希罗多德更应被视为一位政治史家，而非通常所认定的文化史家。
希罗多德曾打算专门叙述亚述帝国，只是因故没有兑现这一承诺。克泰夏斯实现了希罗多德的愿望。在其《波斯志》（Persica）中，克泰夏斯在叙述米底人和波斯人的历史之前，用很长的篇幅叙述了之前的亚述帝国。他就这样接续了希罗多德的帝国更替理论，扩大了希腊史学对东方的兴趣。
希罗多德和克泰夏斯都没有预见到，波斯人的世界帝国会被马其顿王国取代。不过，亚历山大的同时代人一定会在3个帝国之后，加上马其顿帝国。逍遥学派的迪米特里厄斯（约前350—前3世纪初），在一篇题为《论命运》（On Destiny）的文章中，就第一次将马其顿纳入世界帝国系列，并预言了马其顿有朝一日的衰亡。苏拉则在公元前2世纪初的著作《罗马人民》（De annis populi Romani）中将罗马纳入这个系列。
波利比乌斯被认为是普遍史学的真正开创者。不过，波利比乌斯写的其实是当代史或断代史，主要讲述的是53年间（前220—前168）的政治事件，也就是从汉尼拔战争到罗马推翻马其顿王朝成为世界霸主的历史过程。支撑波利比乌斯著作普遍性的，在于其具有政治色彩的通史意识，其中就包括世界帝国更替观念。波利比乌斯认为，能够与罗马霸权相提并论的是之前的波斯、斯巴达和马其顿。不过，波利比乌斯真正感兴趣的是希腊、马其顿、迦太基和罗马。而且，在他看来，只有等到罗马崛起为一个世界性帝国，真正的普遍历史书写才有可能。
公元前1世纪前后，在罗马对外战争和征服扩张的氛围中，历史学家们创作了一批规模宏大的普遍历史作品，从而将波利比乌斯的事业推向了巅峰。波西多尼乌斯的《波利比乌斯之后的历史》（Histories after Polybius）写了52卷；狄奥多罗斯的《史集》写了40卷；尼古劳斯（前64—基督教纪元的第一个十年初）的《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长达144卷；斯特拉波（前64/63—23/24）的《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写了47卷；特罗古斯的成书于公元前2年到公元9年之间的《腓力史》（Historiae Philippicae）也有44卷；提马格尼斯的《列王纪》（History of Kings）一直写到了恺撒；狄奥尼修斯（前60—7）于公元前7年完成了20卷的《罗马古事纪》（Roman Antiquities）。在这些普遍历史学家的作品中，世界帝国更替观念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但以理书》对世界帝国
更替观念的阐释
希腊化时期出现的犹太教著作《但以理书》，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世界帝国更替观念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莫米利亚诺的说法，《但以理书》虽然以犹太先知但以理命名，但它应该不是但以理本人的作品，而是出自希腊化时期的一位或多位犹太作者。书的第一部分的写作时间大概在公元前250年至公元前230年之间，第二部分大概在公元前169年至公元前164年之间。对于世界帝国更替观念的阐释内容，主要出现在第一部分的第二章和第二部分的第七章。
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中，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前605—前562在位）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巨大的雕像，头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腰和大腿是铜的，小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一块石头从天而降，击碎了雕像。石头则变成山，充满天下。但以理对这个梦的解释为，这座雕像不同部分的不同金属，各自象征着一个王国，它们并非同时出现，而是相继出现。而且，由于脚是半铁半泥，预示着第四个王国必将分裂。石头是那真正的上帝，击碎雕像后所建立的将是永恒的上帝之国。
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中，但以理本人做了一个梦，梦见从海中先后浮上来4个不同的怪兽。第一个像狮子，第二个像熊，第三个像豹子。第四个怪兽是一只无名的十角兽；后来，这个十角兽又长出了第十一个小角；再后来，这个十角兽就被杀死了。其余的怪兽也被剥夺了权柄。最后，一个像人模样的驾云而来，被赐予了所有的权柄、荣耀和王权。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王权则永固不败。关于这个梦的解释是，这4个怪兽代表地上兴起的4个王国。第四个怪兽所代表的第四个王国，与其他3个王国都不一样。它将要吞灭整个大地，将其践踏捣碎。至于那10个角和后来长出的新角，它们则象征着这个王国的10个王，以及最后的一个王。
在《但以理书》中，这4个王国指的是巴比伦、米底、波斯和马其顿。而第四个怪兽的10个角象征的是3个马其顿国王和7个塞琉古国王，第十一个小角则象征塞琉古四世的继任者安条克四世。第七章的作者和第二章的作者一样，都在期待着上帝王国尽快取代地上的王国。也就是说，这些犹太作者们以一种象征性的形式阐述了四大王国学说，然后，通过提出即将到来的第五王国亦即永恒的上帝之国，增添了一种未来的向度或启示的色彩。
《但以理书》将希腊人有关世界帝国的政治方案转变成了一个为弥赛亚时代做准备的宗教蓝图。另外，我们注意到，还没有一个希腊文本像《但以理书》那样，将4个帝国和4种金属结合在一起。实际上，正如莫米利亚诺所言，在四大帝国模式问题上，无论对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金属的价值属性都没有实质性的意义。特别是对于犹太人来说，4种金属所代表的4个王国就更没有优劣之分，它们终究要一起毁灭。如果说非要分出价值大小，未来的永恒之国最具价值，在它面前，其他4个王国则毫无价值。
结论
我们借助于莫米利亚诺等人的文献，概述了种族更替模式、生物生长模式、文化进步模式和历史循环模式，详细考察了世界帝国更替模式。与近现代追求统一的且通常是进步的历史意义不同，古典时代的人们对历史进程的看法呈现多元性的特点。不过，这些看似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历史观念之间，其实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关联和彼此转换关系。退步观、生物生长观和帝国更替理论都有转化为循环论的可能。同样是这些模式，若进行某种引申或阐释，也有可能导致进步的或线性的历史观。另外，在同一位历史学家的头脑中，有可能同时存在不同甚至矛盾的历史观。
实际上，有关历史进程的宏大观念，几乎都具有某种先验性。在古典时代的神话、哲学和文学作品中，或者在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中，存在大量有关历史进程的态度和看法，它们被历史学家们有选择地采纳和接受，构成了他们书写历史的“前提假设”（presupposition），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理论”。我们并不否认，“历史理论”作为一种反映我们当下兴趣的概念工具，有导致“时代错置”或“先行假设”的危险。然而，我们必须正视伽达默尔所说的“先见”对于人类历史知识的构成性作用。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自觉以自己时代的福祉为指引，尽可能真确地揭示古代历史学家的思维方式，从而为今天研究和书写人类历史提供相对可靠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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