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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Jerry Lin  图 | 百度

他是现代汉语拼音之父

他是能和赵元任齐名的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

他是中国文盲率大幅减少的背后重要推力

他百岁生日的时候，连外国媒体也争相报道

2017年1月14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去世，享年112岁。而也正是在14日当天，周老度过了自己第112个生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还戏称到：“上帝糊涂，把我忘记了。”

周有光在书房

如今，这位在学术界享有盛誉却默默无闻的老者终于为自己的人生画下了最后的句号。或许，很多人是从《现代汉语教程》或《语言学概论》这样的书籍上看到周有光这个名字的，很多人只知道他是一位语言学家，但即便80、90、00几代人自小便学习汉语拼音，将那份通俗易懂却保罗万象的字母表背得滚瓜烂熟，也鲜有人知道它的创定者正是周有光先生。

他是现代汉语拼音之父，

却不仅仅是拼音之父；

他是能和赵元任齐名的

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

他领导的汉语拼音工作组凭借几人之力影响了数十亿中国人；

他是中国文盲率大幅减少的背后重要推力；

他是中国在当代最著名

同时也是最沉寂的语言学家；

他百岁生日的时候，连外国媒体也争相报道。

周有光和妻子

他就是周有光。

周有光先生生于清朝末年，一直活到21世纪的今天，他的一生几乎是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见证，是共和国历史的记录者。

周老小时候家境并不算非常富裕，但是他依然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中学时，周有光和吕叔湘是同窗，而吕叔湘后来也成为了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并主编了《现代汉语词典》。1923年，年仅17岁的周有光从苏州前往上海，进入当时在上海颇具盛名的圣约翰大学攻读经济学。

1897年成立的圣约翰大学原名圣约翰书院，是当时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之一，林语堂、贝韋铭、宋子文等中国近现代著名人物都毕业于此校。

上海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自由的学术氛围给年轻的周有光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学基础，虽然周有光在大学主修的是经济学，但是他也兼修了语言学，期间还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他自己也对于中国古文字学和西方字母学有着浓厚的兴趣。

即便如此，从圣约翰毕业后的周有光实际上是成为了一个经济学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都是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银行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便回国担任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周有光和语言学都没有任何交叉。

直到1955年的某一天，还在学校教习经济学的周有光突然被上级部门调往北京，要求他参加当年10月份在京举办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这个会议之后，在国务院授意之下，文字改革委员会迅速成立并以机构身份由中央直属。

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当时的周有光原本想尽快返沪继续其经济学工作，但是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胡愈之极力挽留他，希望他加入文字改革委员会。周有光当时连连摆手：“文字学和语言学我是业余搞的，这不是我真正的专业，我是外行，不行的！”

但是胡愈之相当看好周有光，于是周有光只能“服从领导安排”，从此他正式前往北京，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到这时开始，周有光才正式进入语言学领域。

周有光最初虽然在语言学领域是“外行”，但他对于语言学的研究和认识是不少的。他对于从清末开始的“切音字运动”、1918年民国推行的注音字母运动和1933年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都有着深刻的了解，这促使他在研究和推行新中国同行语言文字标准的时候具有更加清晰和宏观的视野。

26字母表

从1955年开始，周有光率领团队用了整整三年时间制定了一套现代汉语注音的法则，那就是今天的“26字母表”。

尽管当时社会上反对这套拼音系统的呼声很高，而且在实际推行上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周有光都始终没有放弃过。在1958年全国人大通过决议，将《汉语拼音方案》落实到中小学课堂中后，《汉语拼音方案》就迅速发挥作用，为新中国降低文盲率、促进各地各族人民交流产生了无可估量的作用。最终《汉语拼音方案》得到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认可。

而周有光本人从此成为“拼音之父”投身于中国语言学研究，在他以后半个世纪的生涯中一直为推动中国汉语拼音、文字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

周有光

周有光先生这一生和许多民国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一样，除了傲人的学术成果之外，还在中国近代最动荡的一百年中留下了许多传奇的足迹。

和周有光一起渡过历史上的风风雨雨的，便是周有光先生的妻子张允和女士。

张允和在民国历史上也是极富传奇色彩的，因为她是赫赫有名的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而大女儿张元和嫁给了著名昆曲大师、同样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顾传玠，三女儿张兆和嫁给了大文人沈从文，四女儿张充和被誉为“民国最后一个才女”，与张爱玲、林徽因、冰心齐名，其丈夫是著名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张家四姐妹，均是美貌与智慧并存的真实写照，在民国时期的名声和社会地位丝毫不逊色于蒋家三姐妹。叶圣陶也曾说过：“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张家四姐妹

从1933年到2002年张允和离世，周有光和张允和70多年来相知相伴，琴瑟和谐，铸就了一段不输钱钟书与季康先生的淳朴爱情，令人称道。

张允和在背后的鼓励和支持，在革命风气不稳的时期给了周有光很多的慰藉。

周有光由始至终都是文人之身，虽然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在新中国政治敏感的时期，他受到了许多冲击，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是个不起眼的小部门，加上直属中央，所以某种程度上使他逃过了1957年以上海经济学界为中心开展的“反右运动”。

知青下乡

但在1969年，已经年愈60岁的周有光依然受政治因素波及被下放到宁夏平罗大滩的“五七干校”接受劳改，时间长达3年。期间，他和已经70多岁的著名教育家林汉达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劳动改造期间，很多文人都因为耐不住体力的损耗或是精神上的打击而变得抑郁甚至死亡，但是60多岁的周有光却凭着一股“不屈不挠的幽默感”渡过了这个非常时期。

即便是在戈壁大漠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周有光在体力劳动之余还抽空研究沙漠植物的功用和宁夏资源再利用等，而他的某些想法在文革后还确实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重视。

而最有趣的一件事，莫过于在周有光先生的口述回忆录《百岁忆往》中记载的一件趣事。劳改期间的周有光某天被叫往领导办公室参加会议，就在他们前脚刚迈出门栏的时候，一大群大雁在他们头顶上“遮天蔽日”地飞过，大雁的粪便如暴雨般倾盆而下，让众人措手不及，周有光当时哈哈大笑，觉得这是个“很有趣的经历”。

周有光

周有光先生与生俱来的幽默感和随遇而安的心态令他在干校三年后平安返回北京，得以和家人重聚，对于这些旁人看起来艰苦的历练，周有光总是一笔带过，仿佛无关轻重的小事。

这种态度实际上也贯彻在他往后的生涯之中，2000年之后，由于年事已高加上部分政见不合的因素，周有光选择了沉寂地对待生活，只有在2002年张允和离世和他百年生日的时候，他才重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

即便如此，他对于中国语言文字和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依旧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和热情，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周有光 

如今，这位百岁老人虽然已经离世，但是他制定的《汉语拼音方案》会一直成为我们国家教育和发展的重要基石。

他是周有光，是共和国的“拼音之父”，也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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