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北诈骗，暗示了几个新传考题的热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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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假，电影《孤注一掷》的爆火，让网络诈骗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电影宣发了一个多月，影片剪辑中一幕幕“真实”而又“刺激”的镜头吸引了不少网友的眼球。与此同时，网络上各种与缅北诈骗有关的新闻、宣传短视频、营销号文章层出不穷，在官方力量的助推之下，近两个月以来掀起了一股全民反诈的热潮。
警醒、后怕、戏谑、调侃……种种情绪裹挟之下，一则“中科院博士被骗至缅甸一年”的新闻不禁让人猛然惊觉：被诈骗与人的智商、学历、受教育水平无关，不断更新换代的诈骗技术仍然让你防不胜防。
网络空间中，关于缅北、电信诈骗的相关讨论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热潮之中潜藏的媒介治理、风险社会、信息茧房等诸多新传考点大家也不能忽略！那么今天播播就和大家一起，来看看关于缅北（电信）诈骗，可能会怎么考~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信息技术广泛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直接改变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然而，信息化发展具有双面性，各类信息技术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早在20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就曾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风险社会(risk society)。也即是随着科学技术及全球化的发展，以往的传统社会已经面目全非，社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日益增多，使人们不得不面对更多的风险。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里，由于工业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导致全球性风险开始出现，使人类日益“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景象。
在网络时代，时间与空间对人类日常社会生产生活的束缚被消解，人们可以通过虚拟符号在更广阔的空间内开展更多元的社会活动，这也给更多风险以可乘之机。例如微信、社交软件、短视频等新媒体的普及，从深层次扩展了人们的社会活动空间，用无边界空间重新解构现实社会空间，使“流动空间”叠加“地方空间”，日益成为常态化的空间体验；但同时人们在赛博空间中留下的数字痕迹、个人信息等反而会为诈骗提供“真实原料”。
正因互联网激活了最基本的社会元素——个人，因此每个人都可以利用网络进行各种基于连接的创造，网络空间中的信息内容具有更显著的易编辑性和传播过程的可操控性。从低用户门槛的修图软件到 AI（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程序，数字技术为网络诈骗提供了便利，基于技术可供的视角，深度造假通过计算机合成真实人物的面貌和声音制造出以假乱真的视频内容，这使得网络信息真假难辨问题日益突出。
面对层出不穷的虚假信息和屡禁不止的网络诈骗犯罪，国家正在不断努力。一方面，充分发挥数据获取和分析的技术优势，利用国家反诈中心APP、公安“天眼系统”等技术手段加强对网络诈骗行为的预警与监管；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反诈宣传力度，进一步提升受众对虚假信息的甄别能力，培育完善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
播播注：数字时代，技术、媒介伦理不仅是学界大佬们关注的重点，也是咱们新传考研的高频考点之一，有关风险社会、媒介化治理、数字治理、媒介素养等相关知识点大家需要重点掌握哦！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化传播的形成，普通个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内容发布和传播权，这种现象使得互联网时代的谣言传播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元。新媒体时代，信息生产与分发的主体都呈现出社会化、多元化趋势，传统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格局产生了深刻变化。
一方面，信息传播主体的“议程设置能力”正在被削弱，“草根群体”以庞大的基数正成为中国新媒介技术的实践主体，真正地有机会能参与到“议程设置”这个环节之中。但由于赋权时间短、组织不严密、制度欠完善，大众群体之间产生的“议题”多半是为了获取利益、博人眼球，因此容易出现大量未经证实的谣言。
另一方面，移动互联时代，信息反馈环节的增加，实现了跨时空的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使获得新媒体赋权之后的信息接收者同时成为了信息传播者，两者身份的统一唤醒强烈的自我意识，使“传输——反馈”不再关注到信息是否属实，而是享受参与其中的快感，直接越过“把关人”的“把关”，于是造成网络谣言的肆意。
在缅北电信网络诈骗事件中，存在不少人为了博眼球、获得关注度和流量，从而编纂“云南村民去缅北被割腰子”“云南22岁女学生被拐骗至境外”等谣言的现象，甚至出现了一些抹黑云南边防的声音：“云南缅北一家亲”“云南是帮凶”……
这些谣言往往“强情绪、弱事实”，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传播速度极快。加之事件的不确定性，在信息茧房作用下，人们通常“情绪先行”地选择相信漏洞百出的假消息，并通过“想象”的方式勾勒细节。这也正是李普曼所认为的:“世界太大，我们面对的情况太复杂，我们得到的信息又太少，因此，舆论的绝大部分就必定会产生于想象。”由于缺少认知反馈，基于谣言和想象便容易在群体间产生恐慌情绪，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与缅北接壤的云南省陷入“地域污名化”的尴尬境地。
所谓污名化，即“社会给某些个体或群体贴上的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进而导致社会对被贴标签人的不公正待遇。污名化的对象,也就是被贴标签者,拥有了一个"受损身份”——他的社会地位被贬低和受损,在他人眼中丧失原有的社会信誉和价值,并遭受到社会的排斥。
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污名化的原因。该理论认为,关于世界有三种现实,一是现实社会的原本样子的“客观现实”二是我们眼中的“主观现实”;三是媒介加工报道的“象征性现实”。媒体环境中有关某一群体（或地域）的负面新闻越多，人们的认知就会随之发生变化，媒介构建的“象征性现实”就会与事物本来的“客观现实”产生偏差，“客观现实”逐渐被“象征性现实”所削弱进而人们的“主观现实”认知就会偏向媒介的“象征性现实”。
也就是说，受缅北诈骗事件的影响，如若临近的云南省存在类似的负面事件，则相关话题天然的带有刺激性，容易吸引受众的眼球,则必然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久而久之,受众会在态度和行为上发生变化,污名化就这样产生。
播播注：谣言是社交媒体环境中所面临的一大困境，目前学界已经有很多研究啦，作为新传的基础考点，宝子们必须要重点掌握；而群体恐慌在疫情后逐渐开始被新传老师们关注，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中为何会产生群体恐慌、如何疏导等问题也值得大家思考~
七月底，“卧底记者回应下架视频换缅甸放人”冲上热搜，引发网友大赞。起因是今年上半年，河南都市频道的记者为调查缅甸非法偷渡和诈骗行为，冒着生命危险卧底进了缅北诈骗窝点。四位记者兵分三路，卧底 120 多天，成功脱身回来，制作了《边境“蛇”影》等系列视频。视频全方位多角度揭露了境外电信诈骗、人口贩卖等非法跨境行为。
节目6月底在河南都市频道播出后，在全网引起了极大热度，每天都有无数个电话打过来，向节目组求助。面对着全国上千个陷入绝望的家庭，记者们再次出发，沿着多条线路，一路采访受害者，做出了《缅北归来》系列追踪报道。随后引起广泛舆论，竟意外地导致电诈团伙改变态度，以放受害人为筹码要求电视台下架相关报道视频，为保护受害者，都市频道下架了视频，也令受害人成功得救。
河南都市频道的一系列报道和行为让人们看到了媒体的影响力，也让调查记者和隐性访再度回归大众视野。调查记者，主要从事调查性报道，以调查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负面题材为主，多关乎公权私用、地下操作、法律道德擦边球等，对被掩盖的真相进行突破调查。
调查报道关注的社会热点公共性强，具有极大的冲击力与较高的社会价值。调查记者承担着揭露事实真相的责任，因为新闻线索采编途径的特殊性与选题的敏感度，隐性采访往往成为调查记者的秘密武器。即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录、偷拍等方式，或是以暗访等形式进行的新闻调查。隐性采访通常能够揭示一些社会中的丑恶事件，在很大程度上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安全。
由于报道需要，调查记者有时需要采取非正规方式进行采访，甚至是涉险暗访，为揭露事件真相，而威胁到自身安全：
2011年，河南都市报记者崔松旺假装残障卧底黑砖窑，通过隐藏的摄像机取得了大量不法老板的罪证，成功揭开黑砖窑的真实面目；
河南洛阳电视台记者李翔卧底地沟油厂，揭露食品厂家使用地沟油，最终在婚礼前几天被杀身亡；
2013年，《新快报》记者刘虎，因实名举报工商总局副局长，被关押346天；
如今河南都市频道4名记者深入缅北，卧底120天，冒着生命危险救出被困的受害者，再次点燃新闻理想的星星之火。
作为“社会的瞭望塔”，调查记者们执笔书正义，通过舆论监督类报道深入事实背后的真相，向公民，向社会发出警示，从而推动社会长治久安。但在商业化的媒介环境中，记者群体面临着严峻的生存环境与职业认同危机。
一方面，新媒体的冲击使得传统媒体逐渐式微，社交媒体的强势崛起极大削弱了传统新闻生产的权威影响，受众的注意力被碎片化信息侵占，同时，UGC内容、微博网络监督、公民新闻的日渐活跃也在不断消解着传统媒体作为舆论监督主力的地位，部分都市报裁减甚至撤除深度报道部门；另一方面，调查报道因其报道周期长、内容纵向深度要求高、信息采编难度大，难以在纷繁的新闻竞争环境中快速取胜，因此调查记者面临着生存压力与新闻操守的权衡与煎熬。
播播注：隐性采访（暗访）是新传常考的知识点，有关隐性采访法律道德问题、隐性采访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以及隐性采访的弊端都是需要大家重点掌握的，另外也需要积累一些案例用于答题哦！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大家面对网络诈骗，大家除了关注这些涉及的知识点之外，最最重要的就是保护自己，避免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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