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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要提一个“攸关国运”的建议提案

镇长本人 大树乡谈 2024-04-24
写在开头：
今年全国两会，小镇准备提一份关系到所有人的建议、提案，还将争取通过更多可能的途径上报，希望能够促成试点落地，哪怕能够有所启发，在未来某个时刻能够有所促进，那就足够了。
这份政策建议，说“攸关国运”并非夸张。
小镇已经思考了一年了，过去分享的不少文章就是思考的过程，以及这份政策建议的组成部分，目前雏形已经有了，还需要完善经得起推敲的逻辑链，更要具备可行性，尤其是财政和现实的可行性，要能算得过账，提高推行的优先度。
毕竟14亿人的大国，重要的事太多了，得抢资源、抢关注。
今天分享，也是希望借助大家的力量进行完善，看看有哪些是小镇思虑不周的地方。如果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从事人口、生育相关管理、研究工作，对这件事有兴趣的，可留言。
以下正文：
今年新生儿继续下降，但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900万绝不是低，真正的断崖式下降可能还没有到；同时当前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消费仍然不足，而大家都觉得生活压力太大。
其实这些问题，有一个抓手可以同时推动解决，这就是今天要谈的政策建议：加强对0-6岁的社会化服务供给，第二次解放女性。
现在的经济状况，今年一定要加大刺激力度，万亿国债是一定的，这些债务必然是后来人去还，从道理上讲，这钱理应花在后人身上，这才是起码的代际公平，现在人把子孙后代的钱都花完了，对得起自己的子孙吗？

而且现在新生儿数量不断下降，也必须开始着手拉一拉生育。

解决方案就是从现在开始，每年拿出万亿以上规模的资金用于支持和鼓励生育。

到这一步，其实有些人已经提到过了，比如有人提议“给有孩家庭每月1千至6千元”，这种实际不具备任何可落地性，也不能起到精准促进生育的目的，属于无效政策建议，除了社会舆论，根本不会得到半点实际关注。

小镇的建议，更具有可行性。
核心是由投资物逐步转为投资人。最早的分享是2023年6月的《【新思考】经济下半场的主动能》，之后不断完善，2023年9月形成了《不妨将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然后是2023年12月的《反正要砸钱，何不花在国家的未来身上》。

把促进生育、缓解生活压力、刺激消费等结合在一起，找到了一个具有政策可行性的关键点：加强对6岁以前尤其0-3岁婴幼儿的托育学前社会化供给。

关于4-6岁的学前幼儿园阶段，政策上走过弯路。随着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推进，尤其国有企业改革等体制内单位改革，过去幼儿园基本是公办的，在市场化改革中公办幼儿园大量取消，出现的空缺由民办补上，从1994年到2019年，民办幼儿园数量从1.83万所增加到17.32万所，占比提升到近七成，导致幼儿园生均学费暴涨。

举一个数据：从1997年到2016年的20年，幼儿园生均学费从24.96元提高到2620.11元，这还不算其他费用，剔除通胀因素，实际增长高达73倍，收入才涨了多少啊？

幼儿园过度民营化导致出现了严重的“入园难”“入园贵”，一个孩子的托育、学前平均支出，已经占到家庭总支出的两成左右。
好在现在已经纠偏，重新回归公立。

所以4-6岁倒还好说，虽然小镇也计划建议将这部分纳入义务教育体系，提高教学质量，但相对而言属于锦上添花，并不急，可以等公立化基本完成再继续。

小镇计划的重点是0-3岁。

为什么呢？

近些年，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尤其是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直线下降。

网络上有人把女性劳动参与率快速下降作为攻击女性的论据，这是极端错误的。

事实上过去几十年的市场化改革和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浪潮中，女性承受了更大压力，这跟女性更多承担家庭劳动，且整体上（注意整体上）较男性就业竞争力低导致的。公司如果想要减员提效，女性一定比男性更容易丢工作。

但这只是表象，关键原因是为什么，尤其要思考为什么前三十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男性几乎没有差别，正所谓“女性能顶半边天”，怎么现在就不行了？

有人认为是女性的问题，难听的话不说了，但这不客观。

经过思考和简单测算，小镇想到了一个可能更可靠的原因：托育和学前教育更多由家庭承担，导致女性就业竞争力大幅下降，女性不得不回归家庭。

4-6岁的学前教育不多说了，关键是0-3岁。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关注到了女性就业带来的儿童照管需求，按照解放妇女、男女平等的原则，国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解决托育学前教育的政策法规。比如1951年的《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1955年《关于工矿、企业自办中、小学和幼儿园的规定》，1956年《关于托儿所、幼儿园几个问题的联合通知》。

1956年，全国城市里托儿所有26700多所，收托儿童高达125万余名。

要知道这可是1956年，当时城镇化率只有14.62%，论各方面实力，完全不能与现在比拟。

幼儿园好歹最低保持了三成以上的公立占比，而且4岁以上的孩子也有一定自理能力，市场化运营能赚钱，民办幼儿园起码数量够多。

托儿，是一定只能靠公立，市场是失灵的。

2020年0-3岁托位数只有252万个。

1956年收托125万人，2020年收托252万人，这显然不合理。
更何况现在不想过去，过去孩子多，可以大孩子带小孩子，家长的压力没那么大，现在育儿复杂度和标准也大大提升，可想而知现在有孩子的家庭要承受远大于几十年前的育儿压力。

在没有社会化供给的情况，育儿只能靠家庭自己承担，无非夫妻两个或者老人带。而对于夫妻而言，先不说社会传统更倾向于女主内，从经济上一个家庭也需要考虑比较优势，在家庭活动、0-3岁育儿方面，女性显然比男性生产效率高得多，而越小的孩子，越需要母亲胜于父亲。（参见《参与社会竞争的基本单位不是个人》）

这就导致：女性不得不大规模退出社会劳动，回归家庭以照顾孩子。
这才是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速度远快于社会平均的真正原因，也是全国劳动参与率从1990年的81.9%掉到2021年68%的真正原因。

女性承担了社会保障缺失带来的大部分代价。

目前一名女性生育1名孩子，从怀孕开始对职业生涯的影响大致是4年。太多太多女性一旦怀孕，最担心的是被针对、开除、丧失职业发展机遇，直到孩子满3岁可以上幼儿园，女性的职业发展才基本回归正常，但已经损失了4年。

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整整20%的劳动参与率损失，这是多大的全社会损失？

如果不正视这些基本的事实，简单说现在女性不如老一辈，那纯属拍脑袋胡说话，对得起自己的母亲、姐妹、妻子、女儿吗？

具体的解决方案，还在琢磨，先大概说下思路，也请大家帮忙完善。

针对问题的解决方案：
4-6岁的幼儿园阶段，还是要向纳入义务教育体系推进。

重点是0-3岁。

措施一：实现生育保险女性全覆盖，由国家财政直接承担对应女性的单位缴费部分（目前生育保险个人不扣费，单位承担1%），男性对应部分仍然由单位缴纳，未来可将男性对应单位扣费比例从1%提高到2%。

这是为了解决现实困境：不缴纳和单位歧视问题。

虽然理论上女性生育假期间的工资由国家发放，无需单位发放，但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企业会觉得国家打来的钱是给企业的女性生育补偿，更觉得这钱是缴纳的生育保险退费，所以并不能很好的保障女性。

现在国家直接把女性对应的单位缴费免除，就避免了这个问题，而且可以把钱直接打到女性账户，不再通过企业中转。

措施二：生育津贴从目前的6个月增加至12个月，覆盖完整的婴儿时期（1岁内），由国家直接发放给女性本人，不经过任何第三方。

注意上述两个是全覆盖，包括个体户、农民、灵活就业等等，只以是否生育作为唯一标准，并简化领取的程序，只要生育就发放，但为了避免人性黑暗面，必须由专人定期走访，确保婴儿得到充分照料，如果婴儿死亡或被虐待，停止发放。

措施三：强化1-3岁托儿，也纳入国家财政支持，逐步实现托儿全覆盖。

目前《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已经首次将婴幼儿托位数纳入规划目标，但仍然太慢，可以考虑将特别国债用于这一部分，要比继续投资边际收益很低的工程项目又或者普遍发钱，有效率得多。

措施四：鼓励已生育女性从事托育工作，实现育儿和工作相结合。

以上措施的投入和产出以及社会综合效益提升，以及性别、地区、代际公平实现等附带价值尚未具体测算。

在此仅大概做一个基本推测：

在加大投入情况下，预计5年内，可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3个百分点左右，女性劳动创造的经济价值提高5%到8%左右，贡献GDP增速2%左右。

以上仅大概计算，需进一步精算。

但可以肯定，创造的经济价值，足以覆盖政府财政支出，还能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更能有效提升国家综合实力。

“银发经济”要发展，“婴幼儿经济”也要发展，更要快。

最起码，“婴幼儿经济”大力发展之后，婴幼儿成长起来，有足够长的时间贡献更大价值，也更容易带动民营资本参与其中。
生活压力小了、幸福感强了、新生儿多了、经济也更活跃了，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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