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抑郁，它不曾被命名

芊霓的咖啡馆

从很多年前知识分子对“平原上的娜拉”所谓的悲悯，到几个月前对刘小样的再次集体围观。你我心中可能都有些异样的感觉，被心理咨询师兼作家张春戳中了。

我在咨询工作中接触了很多女性：生活在国外的、国内的；和父母同住的、独居的；富裕的、月光的；结了婚的、保持单身的；几个博士硕士学位的、没参加过高考的；常年遭遇家暴的、强势习武的；性开放的、思想传统的；做CEO的、做主妇的；做职员的、做乐手的；异性恋的、性少数的……我渐渐发现，她们讲的似乎是同一个故事。

有位来访者这样描述自己：“我像被圈养在笼子里，怎么看也算养得很好……可是我怎么活下去呢？”

前些时候人物杂志有一篇文章，也讲了这个故事，标题是《平原上的娜拉》。

▲ 刘小样

一个叫刘小样的农妇，20多年前，对自己生活感到不满意，写信给当时央视的一个女性节目《半边天》。

“在农村，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西安。不可以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有约定俗成的规矩，要打破它就会感到无助、无望、孤独，好像好多眼睛在盯着你。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你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这些规矩。”

——摘自刘小样写给《半边天》的信

制作团队对着她的思考大呼惊奇，主持人张越带着摄制组来到河南农村，对她进行了采访。节目播出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讨论。

后来的二十年，刘小样一次次出走，又一次次回家。还一度自己走进精神病院，想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故事在刘小样20年出走失败中结束。

这篇文章的评论区里许多人在说“刘小样有个好丈夫”，说她“幸好遇见了张越”，这让我想起那位“还在笼中”的来访者。

▲ 《平原上的娜拉》网友评论

刘小样的痛苦是什么？我认为绝不是她不能去大城市，而是她被当成了异类。

那些说着理解她、支持她的人，都在用异化她的方式，不理解、不支持、不同意她。她无法冲破迷雾，看到这些人根本就不是她一国。

刘小样的行为哪有什么奇异的？她那样正常、发自内心的情感、精神世界的向往，被一个国家级的媒体，被以关爱妇女权益的女性意见领袖当成了谈资和惊奇。这些人浩浩荡荡地带着摄影摄像，呼朋引伴地喊着“快来看啊！太稀罕了！她居然，对生活不满意诶！”

▲ 张越采访刘小样

我猜，刘小样的“贵人”加“好友”张越女士，也许从未反省过他们有多么傲慢。她一直在阻止刘小样离开：不要来北京，不要去贵州，不要离开你的家庭——你太敏感了，你太纯真了——你受不了的，你不行的。

白岩松，一个总是声情并茂的男子，直接对刘小样说她是“外星人”。我想他肯定觉得自己的“赞美”十分风趣。她的丈夫、她的娘家、她的孩子、她的乡邻，还有她住的那个医院的医生们，异口同声地告诉她“你不满意，所以你肯定有问题。”

▲ 2005年， 丈夫王树生和刘小样在

「我们的十年」晚会现场

没有一个人跟她说：“你没问题啊，你想干嘛就干嘛去，要面对问题的是你的丈夫。”一个也没有。

在心理咨询中有一个基本技术叫“未来提问”，如果刘小样是我的来访者，我一定会提的一个问题是：去北京会怎么样？去贵州会怎么样？离开家会怎么样？

面对她生存的具体境遇，还可以继续提问：这个枷锁牢笼被摆脱，是谁的损失？她会饿死吗？北京2000万人口，刘小样会是最无法生存的那个人吗？

这么健壮和聪明的一个女人，她会在哪里活不下去？一个工作不行就换一个，还能怎么样呢？在一切开始之前，没有什么比从精神上认定自己“我的感受都是病”，更深刻的剥夺和摧毁。

很不幸，对于刘小样，亲人、朋友、媒体和权威们的行动，正是在实施这种摧毁和剥夺。

这种“帮助”、“规劝”让刘小样只要想一想“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就会被打上“怪胎”的烙印。

我想这就是刘小样、我，还有很多我知道的女性所感受到的那个故事的内核——深刻的剥夺。你只要表达出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就被异化。陌生人说，也就罢了，但所有人，那些本来以为可以信任交托的人，每个人每句话每个眼神每个动作，乃至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告诉她：“你真的是个怪胎”。这种感觉，是不是很熟悉？

▲ 余秀华

我还想到另一位女性，诗人余秀华。同为女性，同为农妇，她的出走可以和刘小样形成一个对照。

1、她没有劳动能力。她曾经想靠要饭离开，但因为身体残疾无法下跪而作罢，所以她对那个丈夫和她服务的家族来说，没有性以外的其他价值。

2、余秀华前夫的种种行为是昭彰的恶。她没有刘小样面对那些致密的伪善时无法冲破的自责和愧疚。

3、她的运气比较好，出了诗集，赚到的十万元全部给了前夫，得以赎身。

4、她的残疾使她从出生开始，就被当成了异类。她对于被当作怪胎这样的事已经痛完了，怕完了。

5、她出走成功是无害的。因为她本来就是“异类”是“怪胎”，所以她是“个例”，是“奇观”。

刘小样不一样，她是最精明强干的农妇、农业文明生态和经济的支柱，她的谋反意义重大。

这个世界曾经严丝合缝地创造出了森严的权力结构，虽然新中国刚刚成立，就有了《小二黑结婚》这样提倡女性婚姻自由的文艺作品，在理想世界里，刘小样们已经获得了解放自我的完全正义性。但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大众意识还是要把刘小样们那一小团心灵的火光熄灭，通过精神上的摧毁，让她完成自我囚禁。

张越丢了通讯录，刘小样就十年没有联系她。用心理咨询的术语来说这叫“脱落”。“脱落”几乎是求助者表达“我不同意”的最强音了。张越和她代表的巨大的声音所做的，只是将她的愿望和这个世界剥离：“这样是很有趣啦，但还是不该发生。”

细细想想，我和刘小样的困境并无不同，尽管我生活在“现代文明”的城市中，可以看书和思考，可以花钱和我的猫狗互动，但那些“约定俗成的规矩，要打破它就会感到无助、无望、孤独”的感受，是一模一样的。以至于我成长中的几乎全部的勇气和力气都用来说这句话：我就想不开心，我确实是个怪胎，别逼我开心了。

那种不开心绝不普通，它被铺天盖地的痛苦和惊惧笼罩。

回到我的咨询生涯，另一位来访者也有让我印象极其深刻的表达，她说：

“在高速路上，我只敢开40码，可是它最低限速80码。我的生活就是那样，已经上了高速，可我还什么都不会。”

在我人生的某个时刻之前，我也曾经为同样的问题深深困扰，我甚至想过自己是不是中了什么邪，又或者我的不开心早已命中注定，无法破解，以至于这一生要用自杀结尾。是不是真的有一种玄之又玄，很有问题的命格，这个命运会推着某些选中的人直到自杀，这些痛苦才能停歇。

后来我渐渐地、渐渐地意识到，这种感受非我独有。这种“中邪”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我的那些年龄、工作、生活水平、文化程度、生活地点、容貌、个性都不同的女性来访者，很多都有这个共通的感觉：我怎么活都不对。我现在想把这种感觉起个名字叫“女性抑郁”。在我们身处的文化和文明的舆论场中，有一股力量，正在围猎那些萌生了主体意识的女性。

没有咨询前辈教给我这样一种抑郁。我过去所经历的学习、进修和研讨中，没有人告诉过我，这，是女性共同的故事。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困惑，始终没有一个合理而得体的解释。

终于有一天，我升起了一个奇异而惊讶的念头：难道，这是我的发现吗？我算老几啊？我这么微不足道的一个人？难道这件如此重要和显而易见的事情，中国这么多前辈都没有看到吗？一定是我孤陋寡闻，看的书还不够多，要么，就是它是一头房间里的大象，因为某些原因，被视而不见了。

▲ 余秀华

我还看到一些网友说余秀华能出来，是因为她有过人的才华，这真是太奇怪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劳动力终于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所以那么多人进城打工，都是因为他们有过人的才华吗？为什么说去就去了，只有刘小样如此艰难。难道只是因为她是自己想进城吗？大概，一个女性进城务工，是为家庭创造效益才会具有正当性。而当刘小样要为自己的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梦想进城，就被整个世界按住了。

看看我对面空着的，那张来访者可以蜷腿而坐的沙发，坐在上面的都是被嗤笑的愿望。

刘小样一点都不奇怪，她的遭遇一点都不特别，她就是无数的女人中的一个。她是我的许多来访者，是我自己。

文章｜张春

排版｜崔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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