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王家禧1928年在天津出生，若按当时《老夫子》《老白薯》的覆盖面和受欢迎程度看，王家禧可以算是看着这些漫画长大的。

长大之后的王家禧，和小有名气的朋弟，他们的命运，因为“老夫子”，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轨迹。

1962年，移居香港的王家禧，以长子的名字“王泽”为笔名,开始“创作”《老夫子》漫画。

王家禧的《老夫子》和朋弟的《老夫子》人物造型和性格设计都基本相同，且“老夫子”的朋友“大番薯”，和朋弟的《老白薯》也有雷同。

“老夫子”的英文翻译是：Old Master Q。这翻译不禁让人联想到鲁迅先生笔下，那个习惯用“精神胜利法”麻痹自己的阿Q。

不知道在那些执笔画画的夜晚，王家禧有没有用那些“不得已”的理由，宽慰过自己。又或许，其实他心里，从来没对抄袭这件事情在意过。

面对记者有关抄袭的追问，王泽派出了专业的公关公司，给出了足够“专业”的回答：“对于这陈年旧闻，我方不予回应。”

争议

1992年，香港出版人彭志铭（现在香港经营“次文化堂” ）主编一本名为《漫画读物》的评论杂志，某天他忽然接到北京朋友寄来的资料。资料证明，香港著名漫画《老夫子》抄袭三四十年代天津老漫画家朋弟的作品。“我们一看，不得了，因为真的很多证据。”彭志铭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

彭志铭随后将资料悉数发表，得到的是小王泽的否认：“他还说我们是不对的、说谎的。”彭志铭说自己还看过王家禧给台湾《皇冠》杂志做的访问，追述自己如何创作老夫子的过程，“他每一句都说谎”

冯骥才先生1996年曾因机缘巧合，知道了朋弟与王家禧的这段公案，此后他一直搜集证据，不断发表文章，希望为朋弟讨个公道。

冯骥才这样概括王版老夫子：

“虽然将老夫子后脑壳的发辫去掉，大腿加长了一些，还把老白薯的上衣换了一件，名字也改了一个字（把‘老白薯’改称‘老蕃薯’ ），但基本的形象和性格特征却与朋弟笔下的人物全然一样，这就是王泽之所为了。”

“王泽是毫无疑问的抄袭，我觉得这样挺无耻的。承认一下原型来自朋弟的作品也没关系。他说他这个形象是原创的，但是我们都对比过了，帽子、坎肩、坎肩上那三个圆圈，全部都是一样的。”

香港内地先后揭发抄袭

1996年，作家冯骥才发现港台和海外竟然流行一部似曾相识的“老夫子”。

冯骥才出生于天津，知道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天津有过一个“老夫子”形象，作者名叫朋弟。

1999年，冯骥才正式在天津《今晚报》上发表文章《朋弟的“老夫子”与王泽（即王家禧）的“老夫子”》，向世人明确说明：“老夫子”最早是由朋弟创作的，王家禧的“老夫子”是抄袭。

文章详细记录了自己发现王版老夫子的始末：“1996年我从埃及回国途经新加坡的时候，在书摊上到处可以看到一种名为《老夫子的的漫画图册，经友人介绍才知道‘老夫子’已经享誉四海。但是，这个‘老夫子’已经不是三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天津漫画家朋弟的手笔，作者名叫王泽！我曾看过天津老漫画家黄冠廉的文章，指责这位自60年代起在香港发表了大量关于‘老夫子’的漫画故事的王泽，有剽窃朋弟之嫌，并且在香港《漫画读物》上用文字来表达心中的愤愤不平。王泽生在天津，原名王家禧，50年代在文化宫做美术干部，60年代到香港，开始在报端发表题为‘老夫子’的漫画故事。后来我翻看了王泽的《老夫子的始可以断定，在人物造型与性格设计上， 王泽确实搬用了朋弟的‘老夫子’、‘老白薯’等所独创的漫画人物。何况连名字‘老夫子’也是人家朋弟的！”

冯骥才甚至还在1997年见过王家禧一面：“我在大树画馆接待了一位来自海外的画家，他自称王泽。这位王泽先生说他曾在天津生活近30年，对津门感情尤深。谈话中才知道他居然就是海外《老夫子》的作者王泽。我当即问他：‘您认不认识朋弟？’他说：‘认识认识，很熟。’就此一句，随即便回避了这个问题。当时，我想到了黄冠廉先生那篇文章，并想起王泽在他自己的文章中一直讳言于‘朋弟’二字。为了避免客人难堪，我也跳开了关于老夫子的话题。

1999年底，藏书家姜德明也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漫画》第六辑中发表《朋弟的“老夫子”》一文，指称香港“老夫子”是抄袭。

2001年5月9日，《中华读书报》又发表谢其章的文章《谨防“漫坛赝品”》，持同样观点。

2001年，冯骥才专门编辑并主持出版了《文化发掘老夫子出土—为朋弟抱打不平》一书（西苑出版社2001年7月版）。书中，冯骥才精选出已故漫画家朋弟一生中的各类艺术作品，比较分析了朋弟和王泽的各个人生阶段，对二种“老夫子出在人物性格、造型等方面的雷同之处做了详细论述。

此书出版后，西苑出版社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杨宪金提出，按照原样出版一本《老夫子》，让关心漫画历史和朋弟的人掌握更确凿的依据。冯骥才赞同这样的想法，开始到处搜集朋弟作品。他的朋友曾在古玩市场发现朋弟的一幅水墨《老夫子像》。冯骥才在自己的画展上为观众和读者签名时，有人曾塞给他一个纸包，“说是送给我的礼物，还说这是你想要的”，冯骥才连那人的面目都没看清，回去打开一看居然是三本朋弟的原版原作：第一集和第二集的《老夫子》，还有一本是《阿摩林》（阿摩林为上海方言，傻瓜的意思）。综合这些资料，再加上冯骥才原本搜集的朋弟作品，西苑出版社最终得以重新出版朋弟的原版原作（西苑出版社2003年5月版），新版一律按照原版版式，内容不删不减，同时影印加刊了两份真迹手稿。

从1992年彭志铭最早揭发抄袭到1996年冯骥才发现其中蹊跷，“《老夫子》抄袭公案”最终在2001年到2003年发酵，轰动一时。

冯骥才这样分析这桩惊人的“抄袭公案”发酵多年的原因：香港和内地隔绝，信息不通，使得王氏钻了空子；当时的人没有版权意识，不知道也无力捍卫自己应得的权益。

朋弟后人“支撑不起”

冯骥才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当年自己为朋弟出书，在北京的西单图书大厦搞签名售书活动，和朋弟的家属确有见面，并且告诉他们，这件事可以打官司：“当时的感觉，他们的孩子没有经济力量，而且也是无人出头，感觉他们的性格都不是很强。我当时就有点感慨，朋弟先生恐怕是后代无人，这个冤枉可能要背下去了。

杨宪金如今已经退休，手上仍然有朋弟后人当年的联系方式，但是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联系方式已经都失效了，他曾托人打听多日，还是没有线索：“他们已经搬家了，电话也打不通。这些后人之间好像相互也不联系。”说起朋弟后人，杨宪金和冯骥才的感觉差不多：“感觉他们支撑不起来这件事。我和冯先生当时做了那么多工作，他们联系上这个联系不上那个的……。

彭志铭说，老夫子自上世纪80年代起在香港逐渐式微，随后转战台湾，抄袭之事“20年里都没有人在讲”。因为老夫子诞生50周年的种种纪念活动，《苹果日报》有记者就此事采访彭志铭。彭志铭当然重提抄袭之事：“那个记者很年轻，不知道这些事情，我立刻给他资料，然后在《苹果日报》刊登出来。

之后彭志铭收到反馈，《苹果日报》的报道让很多年轻的香港漫画人震惊：“研究以前漫画的人知道这件事。但是更新一代的年轻漫画家都是玩游戏机、看外国漫画的，比较少关注这个事情。《苹果日报》登出这件事之后，他们很震惊。因为一直有人说《老夫子》是代表香港漫画的，现在告诉年轻人这是抄袭的、不能代表香港漫画，这没有道德，我们不承认。整个漫画界都感觉很震撼。

冯骥才当年的秘书李健新也是天津老漫画的研究者，著有《天津二百年老漫画》。李健新认为：“王家禧一开始在天津的第一工人文化宫搞美术工作，他应该是知道朋弟老夫子的那三个人物，是受到影响的。他在香港画老夫子，我也看了，他的创造性劳动我也很欣赏，包括做动漫这些。他的思维也是开阔的。但是有个问题他应该承认，就是自己在创作老夫子上受了朋弟的影响。他一直不表态，含糊其辞，这就不够仗义，不够光明磊落。不捅破那一层窗户纸，让这事变成了永远的谜。是你的就是你的，这样干吗呢？”

时至今日，仍“不便回应”

时代周报记者联系王泽访问已近一个月，其公司给出的回复一直是“没时间”，

而王家禧早已在美国养老，称不便接受采访。

当记者引用媒体报道询问其公司公关人员时，对方回答：“这个新闻已经很久了，我们是不方便回应的。”

记者一再询问有没有公司的官方说法，对方反问：“到底要针对什么澄清，解释什么？”

最终，王泽公司的公关人员正式给出了邮件回复：“对于这陈年旧闻，我方不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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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已去空留余恨

是非功过自由世人评说

我们尊重抄袭者和被抄袭者的尊严和权利

但是抄袭菌只愿天堂里再没有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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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躲避追杀，赚一笔是一笔

Maurizio Cattelan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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