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丨023扬州大学孔祥军
青年学者说文献学
——023扬州大学孔祥军
编者按：2019年《文献》杂志第3期推出“文献学青年谈”专栏（文献学青年谈[一]文献学青年谈[二]），广受学界关注；11月23-24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召开了“2019年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生代研讨会”，海内外数十位青年学者汇聚一堂，回顾“文献学”历史，畅谈现状，展望前景，碰撞出很多有益的学术火花。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在校年轻学生了解“文献学”，借鉴前人读书治学方法，甚或主动地报考学习“文献学”专业，“书目文献”公众号推出“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专栏。此次参与采访调查的青年学者有数十位之多，主要来自高校、古籍收藏机构和相关出版社及期刊编辑部，他们或讲学于各大高校文献学课堂，或终日摩挲古籍，或矻矻于古籍整理出版和最新研究成果的揭示，均是从自身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述他们眼中的“文献学”。所设问题仅为框架，有些阐述在框架之外，受访者根据心得梳理逻辑层次。本号推送时不作结构调整，仅对明显错误进行订正。感谢在百忙之中支持本次“专栏”的各位老师！
记得关注“书目文献”，陆续推送的青年学者中，或许就有你现在或未来的导师哦！
前期框架设计和邀约人员，得到石祥、董岑仕等老师的具体帮助！特此说明。
南江涛谨按
2020-4-23
个人介绍
孔祥军，江苏扬州人，七零后，文学硕士，历史学博士，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独立撰写《清人经解地理考据研究》、《汉唐地理志考校》、《出土简牍与中古史研究》、《阮刻〈周易注疏〉圈字汇校考正》、《阮刻〈毛诗注疏〉圈字汇校考正》、《阮刻〈周礼注疏〉校考（外二种）》等书，整理《毛诗传笺》（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辽史拾遗》（《厉鹗全集》本）、《晋书地理志》等，参加审定中华书局新修订本《宋书》，相关学术成果曾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多项奖励。
四月十六号，收到江涛兄消息，邀请我就文献学的一些问题发表看法，此前王锷老师就曾对相关领域的名家学者进行了系列访谈，在公众号陆续推出，并结集成书，分辑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仍在继续，这次青年学者的系列访谈，对深化和推动文献研究也必将起到很好的作用。这一思路也启发了我，模仿两位师友的做法，筹划了一个缩小版的学者访谈，已经陆续推出，在此向两位师友表示衷心感谢。
1. 文献学是一个冷门学科，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门学问的？是主动报考还是调剂？谈一谈您对“文献学”的最初印象，现在的理解有没有变化？
我是在本科时接触到文献学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阴差阳错的考入中文系，古代汉语课上，班吉庆老师对《说文》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介绍，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于是便找来中华缩印的孙星衍刊本施加句读。与此同时，对训诂之学又产生了兴趣，尝试去释读一些古籍，当我接触到《老子》时，发现不同版本存在文字相异，这些异文又影响了对原文的理解，于是搜集了包括帛书在内的当时我所能找到的各种版本进行汇校，因为难度过大，在做了很少一部分之后，就不得不放弃了，然而这个工作却让我大大深化了对版本校勘学的认识。读研时，有幸旁听了我最敬重的顾农老师所开设的一门古典文献学课程，使我有机会系统学习了相关知识，并认真研读了包括《校雠广义》在内的相关书籍，翻遍了各种古籍目录，极大地拓展了我的视野，奠定了我日后的治学基础。当时，因为读了钱穆先生的著作，使我对历史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钱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中提到了魏晋时期三部史学名著：《水经注》《世说新语》《高僧传》，于是我对这三部文献下了很大功夫，为了搞清楚赵、戴之争孰是孰非，我以殿本《水经注》为底本，取广陵重印《续古逸丛书》大典本与之对校，发现二者在文字上存在着极多的不同，几乎每一页都有大量异文，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张元济在影印大典本《水经注》跋文中提到的戴震撒谎之事乃是不争之事实，这项工作王国维、孟森都先后做过，我自己再来做一次，发现其艰辛是难以用文字表达的，也让我对版本校勘有了更加切身的体验，虽然其后杭州大学出版社、中华陆续出版了以殿本作为整理底本的《校释》《校证》，但在汇校方面都做的十分粗疏，单单是大典本的异文就遗漏了极多，标点方面的问题也很多，所以《水经注》的相关整理工作亟待重新来做。
考入南大历史系读博后，研究方向虽变为历史地理，但对古典文献一直保持高度关注。一方面我对历史地理典籍进行了一些研究，实际上是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做文献整理的工作。我在研究北魏政区变革的过程中，通过排出郡县政区省并废置表，发现中华绿皮点校本老版《魏书》整理者因为没有弄清楚《地形志》的书例，用今日语法理解旧志，从而导致了类型化的标点错误达四十多处，便撰写了一篇小文章发表，后来中华书局重新修订整理本《魏书》出版，采纳敝见，并将拙文列入了参考文献。通过这项工作，我对文献学中古籍整理的认识有了深化，历史研究和古籍整理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没有古籍整理作为基础，就无法深入开展相关历史研究，而没有历史研究作为基础，古籍整理也有可能出现问题，陈得芝先生就曾在复刊的《燕京学报》上撰写长文，对整理本《钱大昕全集》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因为涉及到元史内容时，整理者未能请教相关领域的专家，从而导致了很多整理方面的严重失误。这便给了我重要的启发，在做博士学位论文时，我便用沿革考证得出的结论，反过来判断文献方面的问题。如我在点读四部丛刊初编巾箱本《左传》时，将杜注所及所有政区信息全部辑录出来，再根据三国西晋政区郡县相属的考证结论以及杜预注书的相关史实，推断其标准年代为西晋太康元年，并按照晋志重排这份政区史料，然后反过来根据这份材料再对三国西晋政区地理以及晋志进行考辨，得出了全新的结论。通过这样的过程，使我对史地和文献之间的关系有了全新的理解，在稍后校注《晋书地理志》时，我便把沿革考证的相关结论全部纳入，从注的方面而言，应该算是比较充分了，这又反过来对原文校勘起到了重要的佐证作用。历史地理文献研究的相关论文，后来结集为《汉唐地理志考校》出版，算是阶段性的一次总结。另一方面，我陆续点读了《诗毛氏传疏》等经解文献，在此基础上撰写发表了系列提要。我读《诗毛氏传疏》就是要为其撰写提要，当年用的底本是中国书店单面影印三册本，因为没有比较好的整理本，中华清人经解整理系列虽列有此书，但一直未出，所以只能自己来点，实际上民国商务就出过国学基本丛书断句本，记得顾迁兄对我讲他曾在某处见过一部，有学者在页眉上做过密密麻麻的批注，可惜在后世重装时被横腰切断，前人心血付诸东流，甚为可惜，去年凤凰出了新整理本，蒙韩凤冉兄美意赠我一套，摩挲之际，心中颇为感慨，中华本竟不知何时能出了。我理想中的提要，不是《四库全书总目》那样的简短介绍，而是对著者创获心得、研究方法的全面钩辑和概括总结，目的是让其他读者通过我的提要，能用比较少的时间快速了解原书菁华所在。清人经解大都无整理本，所以这项工作做起来既费力，又艰难，但对人对己都是自有其价值意义的。
2. 毕业后又从事文献学研究和教学，您觉得涉古专业本科生学习“文献学”课程的必要性是什么？
对于涉古专业本科生，文献学实在是太重要了。且不要说进行深入研究，就是对解决如何选择合适的阅读版本的问题，文献学也有很重要的作用。不用说《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就是最常见的《论语》，如果我们要读，到底该选择什么出版社的什么本子，都是文献学的问题。何况本科生还有相应的研究要求，还要撰写毕业学位论文呢。文献不知，则如夜登宝山、盲游学海，虽入其中而终无所得也。如果有比较丰富的文献学知识，那么自然在寻找和使用相关文献时，能随心所指、左右逢源。早些时候，好友明升兄便常说，他们古代文学博士专业最喜欢招文献学方向的硕士，这绝非无缘无故。最近看了一篇文献学方向的博士后开题报告是有关明代丛书文献研究的，可能因为该博士是艺术学专业，不但对丛书目录的概念不甚明了，甚至竟不知《丛书综录》之外，还有《补正》《广录》，这些基本目录当年可是从头至尾反复翻过的，最基本的文献学基础没有，又如何展开相关研究呢？所以说，涉古专业本科阶段，都应尽早开设文献学课程。
3. 您的研究方向是偏向历史文献学还是文学文献学？又或者说偏重目录、校雠和版本的哪个具体方面？请重点谈一下您在这个领域的治学心得？
这个问题，其实问得挺好的，为什么要在文献学之前加上“历史”和“文学”两个字呢？那就说明除了纯而又纯的对文献本身的研究，要在文献学某个方面深入下去，就必须具备其他相应专业素养。正如我在上文中提到的，文献和历史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文献整理，历史研究无从开始；没有历史研究，文献整理也没法深入。历史如此，文学亦然。我曾有幸旁听了莫砺锋老师为博士生开设的杜诗课，故对杜诗文献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在学习过程中曾产生一处疑问，《至日遣兴奉寄两院补遗二首》有句云“有时颠倒着衣裳”，历代注家皆谓典出《毛诗·东方未明》，从文献学角度而言，此注应无问题，可《东方未明》与老杜句意全不相应，通过深入分析此诗创作背景，发现老杜心境颇与《世说新语·言语》边文礼答袁奉高云“尧德未彰是以贱民颠倒衣裳耳”之义极为相近，于是写了一篇小文请莫老师指正，后来发表在了《书品》上。从作家心意旨趣和创作背景入手，而不是简单以文字比附作为依据，从而判断古代文学作品出典，或许更加可信。
对于文献学，我是实打实的外行，至多，不过有一些非常肤浅的文献学知识，所以根本谈不上治学心得。但如果一定要说，我的经验就是“实战出真知”。我一直认为读再多文献学方面的著作，看再多版本图录、文献目录，不去动手校勘整理一本书，或是做类似的具体工作，就永远无法真正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写博士论文时，为了在最广泛的基础上使用最可信的史料进行考证，我对赵宋以前所有存世文献的版本情况做了彻底调查，这让我在文献目录学方面的视野有了极大的拓展。近些年，我致力于收集阮刻注疏，嘉庆初刻、道光重校、同治重修、光绪翻刻、日本重刊，靡不尽收，这又让我对此类古籍印本的用纸、用墨、版式、刻印、装帧、开本等版本学知识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化。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古之人诚不余欺也。
4. 有人说“文献学”是个基本工具，算不上单独的“学科”，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如果是“工具”，是否应该有更广泛的应用？是“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是否有瓶颈和走出困境的思路？
对此问题，上文已作回答。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文献学有困境，这个困境不是外在的，恰恰是从事文献学研究的人自己造成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一门学问的兴衰，除了与其特性有关，更与从事于斯者的胸怀有关。有些人自视甚高，自诩为当行里手，而将其他学者，其他非其圈内者，统统视为外行，视为豺狼，将文献研究视为禁脔，别人都碰不得，不可以碰，好像别人发了一篇论文，出了一部专著，整理了一部文献，就是动了他的奶酪，夺了他的利益，出现了批评意见，更是不愿面对。这种心态，圈子心态，学阀心态，对文献学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可是防是防不住的，文献就在那里，谁都可以去研究，谁都没有权利阻止别人去研究，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无论是古委会项目，还是各级基金项目的文献类课题，都没有一条规定说非文献学出身者不得申报，所以正确的态度应当是，积极与其他领域的学者合作，大力提倡和欢迎所有有兴趣的朋友共同努力，这样文献学才能在与诸多学科的交叉碰撞中获得前行的动力。
5. 结合自身的求学和教学，“文献学”的研究生培养上与其他学科有何不同，一般做些什么具体学术训练？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您对学生们有何期待？
能够独立完成一部古典文献的校勘标点整理工作，这是每个文献学专业研究生都应该努力完成的目标。
6. “文献学”专业的学生就业情况如何？论文发表难度？主要的就业方向是什么？
论文发表，尤其是想在高级刊物发表文献学论文是比较难的，但凡事有一个积累的过程，等到积累的水平达到了相应的要求，发表论文应该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据我所知，主要就业方向，要么是继续深造，最后留在高校教学，要么是去一些文化单位，如图书馆、出版社等。
7. 请您谈一谈对文献学前景的展望，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哪些方面会引起更多关注？
文献学研究可能更多的向数字化方向发展，很多人工智能的新技术正在逐步应用于文献整理与研究之中，这无疑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令人期待的，但无论是数字化还是人工智能，都不能完全替代纸本文献和人工整理，所以纸本文献整理和文献学领域人才培养仍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纸本文献整理工作，应该利用目前便利的收集条件，对核心古典文献如诸经古注、义疏进行重新彻底的汇校和标点整理，从而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最可靠的文本，王锷老师即将出版的《礼记郑注汇校》应是经注整理的标杆之作，非常令人期待，杜老师主持的诸经注疏汇校已出尚书一种，期待其他诸经早日问世。而为了适应广大读者了解传统文化的需求，应该在推行简体字整理本方面多作一些工作，中华国学文库做了很好的尝试，值得推广。
8. 请您推荐一种“文献学”的必读书，简要地介绍一下内容及您的阅读体会。
上文提到了那位博士后开题时，我就推荐她细读杜泽逊老师的《文献学概要》，对于初学者而言，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基础读本。如果我有机会开设文献学课程，我会选择此书作为教材。另外，在文献版本学方面，我推荐张丽娟老师的《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张老师这本书是对一个领域的文献问题进行了近乎穷尽式的研究，是我个人读后收获最大的一部文献学专著。最后，我还想推荐一本《周礼正义点校考订》，此书对王文锦版《周礼正义》的整理问题进行了极为细致地梳理，所举实例达三千五百多条，其中所指出的很多错误都是我们在整理文献时非常容易犯的，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古籍标点整理纠谬示范手册，所有想从事古籍标点整理相关工作的人都应该一条一条仔细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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