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成傑丨雲南石刻刻工及其相關問題考論
雲南石刻刻工及其相關問題考論*
趙成傑
有關刻工信息的最早記載見於《元史》，雲南地區的石刻刻工遵循與中原地區一致的組織機構，設石局，置大使、提舉、提頭等官職。《元史·百官一》：“石局，秩從七品，大使一員，管勾一員，董攻石之工，至元十二年（1274）始置。”[4]《元史·百官六》：“采石局，秩從七品。大使、副使各一員。掌夫匠營造內府殿宇、寺觀橋閘石材之役。至元四年（1267），置石局總管。十一年（1274），撥采石之夫二千餘戶，常任工役，置大都等處采石提舉司。二十六年（1289）罷，立采石局。”[5]明代刻工管理機構與元代相比有所區別，據《明史·職官志》，工部設文思院和營繕所兩機構負責石刻鐫刻，“二十五年（1392），置營繕所。改將作司爲營繕所，秩正七品，設所正、所副、所丞各二人，以諸匠之精藝者爲之。”[6]雲南石刻刻工史籍無載，刻工姓名大都刻於碑刻末尾。通過雲南石刻史料的搜集與整理，初步統計出雲南石刻9070種，其中有刻工信息的碑刻629種，剔除重複後，篩選刻工495人，其中元及元以前刻工19人，明代刻工158人、清代刻工192人，民國刻工105人，不詳時代者21人。
（一）雲南石刻刻工總目
元及元以前刻工有[7]：杜萇子[8]、杜隆義[9]、楊賢、張奴（2）、楊□、李成救、楊和勝、楊連日、楊興成、李公日、張成、李海、劉德清、楊興日、楊興智、拜也卻、楊通、楊明（2）、楊智（3）等19人；
明代刻工有：□生、楊領、黃君泰、楊頭、楊□、楊公（2）、楊情、黎老益、楊奴（3）、高鶴惠、苗重實（2）[10]、楊禾（2）、楊腳、趙堅（2）、楊海（4）、段堅、張定（2）、楊升、楊□、謝仲得（2）、李志川、楊懋、李實、麥□、趙秋、吳雄、蘇嵩、蘇長、楊通（2）、蕭清、秦賢、李惠、李杉、楊善、李秋、李保、楊富、楊定（3）、楊保（2）、蘇保、趙永、方琛謹、李定、趙嵩、楊接（2）、蕭清（2）、楊隆（3）、字福、楊茂、蘇芳、王直、曹貴、楊久、楊義（3）、郭韜、道清、楊宗（2）、楊□□、楊求、楊秋、楊祿（8）、趙子良、楊□、楊信（2）、楊璣、裴瑛、梁俊、楊逢、楊紹芳、符意（2）、楊機、李天保、楊惠、趙成、楊鏡（4）、楊元（成化年間）、楊元（嘉靖年間）、趙城、何嵩、楊信、楊大海、趙子聯、汪泉（2）、蕭鑒（4）、梁俊、蔡景文、胡遠、梁俊、蕭□、曹伸、楊俸（2）、楊瑄（3）、楊春（3）、余康京、金倫、楊遇春（2）、李信立、楊銘、李淳、楊順、楊貴義、楊源、武文覺、楊環、楊照川、楊甫、楊洪遠、肖瑛、戴文秀、文繡、曹俊、楊安、朱應登、楊森、李德、舜庵道人、蔡子雲、符佩、張守成、俞權、崔郎中、沈芹、楊德麟、吳崧、楊添祖、黃羅星、張治方、楊合、俞胤元、龍應時、沈鯉、鄧崇、僧明□、錢兆閔[11]、劉懋武（2）、張□、李登、真空、楊希龍（2）、段彩先、楊繼泰、非熊、舒鳳翼、楊遇乾、張國臣、毛應時、把思忠、劉澤遠、李立、李得用、施良□、楊和、桂汝玉、楊福祿、陶珽、許守玉、熊華麒、段咸名等158人；
清代刻工有：陳廣玄、李際明、馮蘇、楊世才、性現、楊似雄、李□、毛尚忠、李景逢、吳可榮、張登、徐鳳、李文粲、羅可麟、廣超、李景逢、楊□隆、張天政、李雲龍、李先魁、楊華、楊邠俊、楊林壁、楊世甲、李由道、任中宜、李□□、張自明、毛德先、李阿元、趙得新、浦壁、張演督、明正衍、趙世德、鄧文至、陸聖道、趙康爵、李恭、嚴藻督、和苴揮、李欽、石雲軒、張天成、董士俊（3）、梁仁、官有德、董玉楚、李潤、陳誥、張鳳翔、楊國選、靳光祖、羅大朝、鐘之來、劉攜、畢秀樂、代升元、時文科、蔣曰杞（2）、施秀川、楊子超、宗賢、楊十、傅士和、胡天順、胡紹廷、虞世瓔[12]、阮大名、張學禮、德崇、楊卜美、立達、鄒□海、富振、楊宗鵬（2）、張子成、馮麗先、羅發富、楊發魁、董賢、楊見如、時應選、吳秀、王永泰（2）、楊□□、李雲登、蘇朝富、趙步雲、楊淵、陳鎮國、續繼、李□□、胡□□、杜占春、張文德、張文貴、劉技北、□正通、那存道、畢耀彩、畢沃、趙鯤、尹文、張國、楊芳、李潤、楊浩、楊發科、譚如珍、黃殿純、蘇茂、蘇朝正、蘇朝印、伍得壽、張榮、張文彩、正照、嶽有應、鶴照（2）、李文學、張登雲、楊世鳳、李富春、李天才（3）、李文楊、達允、劉鳳儀、張志高、潘元新、張鑒、業先、李品一、楊有發、楊淇、李慶陵、李萬、戴思發、傅友、劉福基、那與朝、李萬培、尹訓、李本名、李珍[13]（4）、董文選、戈尚志、楊鍾璧[14]、錢均、王現、李士魁、文士美、何太和、李起金、成教、吳雲、張自誠、張發甲、張壽元、張有福、李金、張得才、李承基、楊濡石[15]、張有、卜雲（2）、喻成龍、潘士林、楊思康、李文科、□元、曹鬱昌、楊鳳儀、王鏞、何阿五、楊發義、楊朝卿（2）、岑毓寶（2）、司必求、司必來、那秀、唐朝禎（2）、張正、李永成、何錫沛、李聯芳、李福興、尹亮亭、李雲昌、趙繼福、錢兆福、董金潤等192人；
民國以來的刻工有：段丕元、段文濱、黃順清、師本寬、劉□、楊發王、盛希[16]（2）、盛教（3）、李承澤、楊新城、紹清、孟秋月、孫仲淵、李教、李俄、楊開明、張汝炯、畢鐘、段正輔、李天□、楊體仁、楊家明、普雲壽、沐鳳、張子長、施世連、楊錫、李常德、沈世達、雙有德、白文典、張有仁、郭中山、郭金璽、陳碩甫、洪發開、張知名、錢興邦、錢鐘良、劉廣順、龔家存、段在秋、洪發康、楊振虎、高崇雲、潘朝甫、畢成、戴鴻貴、楊理枝、孫禎祥、張正品、湯濟葵、蕭金海、解家飛、楊大純、王長連、蘇英、施仁、楊平、鄭信、高源、蕭清、郭祺、王鳳、楊永渂、楊廷仝、周德成、王利賓、吳洙、周維賢、李清正、楊接枝、李續成、楊際春、孟仰賢、施采元、施於信、楊長春、潘雲階、洪盛、畢增榮、張葵、段國用、楊敏才、李瑞雲、張士相（2）、江振、楊洲、余宗培、張洧、楊齋、彭大成、朱溶、李尚才、楊成選、方天貴、張宏輝、高伍屯、卻慜、楊暹、施炳惠、楊遠中、楊挺秀、鄭錫昌等105人；
另有年代不詳的刻工有：馬理、楊漢清、趙士麟、楊慶、楊興日、方玉潤、孫謙、劉義、陳一龍、羅長華、張君（2）、戴爲成、俞康京、劉樹堂[17]、袁益、周於禮、王本、李文耕、楊華□、陳應春、張惠等21人。
（二）雲南石刻刻工題署
刻工鐫刻姓名有多種署名方式，第一類爲自署“石匠布燮”“提領”“提頭”“提舉”等官職名，如至正二十三年（1363）《故楊公孝先墓志銘》，題“石匠提領、白嵓巡檢楊明”；至正二十五年（1365）《故神功梵德大阿左梨釋道宗墓碑》，題“石匠布夑楊智”；至正二十六年（1366）《追爲亡人楊明宗神道碑》題“石匠提領楊公刊”；洪武九年（1376）《弘農氏故千戶護碑》，題“蒼山石匠提舉楊通”，洪武十五年（1382）《元故先生楊俊墓志銘》，題“石匠提頭楊□刊”等。[18]
第二類爲普通匠人的題署，或題“石匠”，如天啟五年（1625）《雲泉寺菩提場圓覺功德碑記》，題“石匠張國臣”；崇禎二年（1629）《建設安龍寺常住碑記》題“石匠蔣君亮”；或題“匠人”，如光緒二十一年（1895）《謹將重建義館序》題“匠人張正”；或題“石工”，如雍正十一年（1733）《文昌宮碑記》題“石工趙世德”；或題“匠人”，如光緒二十一年（1895）《謹將重建義館序》題“匠人張正”；或題“工匠”，如民國八年（1919）《曹氏家訓碑》題“工匠李承澤”；或題“刻石”，如明宣德二年（1427）《故楊處士墓銘》，題“楊昇、楊□刻石”；或標以“鐫匠”，如元至元三年（1337）《重修安寧州文廟記》，題“鐫匠李海”；或標以“石工”，如元至大三年（1310）《雄辯法師塔銘》，題“石工張成刊”；或標以“琢石”，如天開十六年（1220）《大理國淵公塔之碑銘並序》，題“王長運琢石”；或題“鐫”，如民國三十七年（1948）《寬宏墓志銘》“蕭金海鐫”；或題“刊刻”，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任家營、許家營、大梅子村、小梅子村四村鄉約碑記》，題“尹訓刊刻”；同治十年（1871）《抬溝修路護山栽木碑記》，題“吳雲刊刻”；或題“鐫石”，如清康熙十一年（1672）《皇明欽賜紫衣大戒沙門法開禪師實行序》，題“鐵筆楊奏、楊世才鐫石”；或題“刊”，如同治四年（1865）《印天禪師行實碑記》，題“李起金刊”等。
明清刻工還會使用“鐵筆”的題署，如明崇禎十三年（1640）《雞足山悉檀寺開山本無大師實行記》，題“葉榆鐵筆楊際春鐫”；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刻《重修羅荃寺清復常住碑記》，題“鐵筆楊超俊鐫”；嘉慶十六年（1811）《寂光無公大和尚行實塔銘》題“鐵筆張國刊”等。
當然除上述清晰明辨的刻工姓名外，仍有大量刻工名字存在爭議。有時僅爲一字，如光緒二十三年（1897）《可保村四甲義學公產碑記》，題“刻字師夫（傅）河西李”[19]等；有時因碑刻漫漶存兩三字，或全爲□，如武定所出《亦都莫李氏祖塋彝文碑》（時代不詳），題“打碑石匠□□”[20]；或只留姓，如景泰四年（1453）《故善士楊宗墓志》，題“石匠楊□”；天順二年（1458）《故儒生楊武壙志銘》，題“石匠楊□”；成化九年（1473）《李氏壽碑》，題“石匠楊□”；正統十四年（1449）《張公智墓銘》，題“刊字石匠楊□□”；弘治三年（1490）《尹公諱文墓志銘》，題“石匠楊□”[21]；嘉慶二年（1797）《重修建造萬壽宮碑記》，題“石匠楊□□”等[22]。
雲南刻工數目龐大，其題署方式亦多種多樣。然而，刻工的家世、生平史籍無考，唯據墓志方可獲知一二。雲南石刻的研究與撰者、書丹者、刻工密不可分。撰者多爲學者、官員，書丹者一般由官員、學者或僧人擔任。一般來說，撰者和書丹者較易考證，但刻工有所不同，刻工屬於傳統手工業者，社會地位不高，史料記載較少。
雲南石刻的撰者多是文學家或當地官員，如楊士雲（1477—1544），字從龍，號弘山，太和人，官翰林院庶吉士，是與李元陽齊名的白族文學家。大理今存楊士雲刻七方石碑，如《明故董母趙氏墓志銘》（1522）、《明故四川按察司僉事張公墓碑銘》（1529）等。又如楊南金（1457—1539），字本重，號兩依，別號用章，鄧川人。“以《詩經》中成化丙午鄉試，弘治丙辰正榜。丁父憂，己未舉進士，授江西泰和知縣。”[23]弘治十二年（1499）進士，任江西泰和縣令，後升監察御史。[24]《楊南金坊記》（1549）詳細記錄楊南金的家世生平，可補地方文獻之不足。除楊士雲、楊南金等文學家外，撰者大部分爲當地官員，如傅爲詝，字嘉言，號岩溪，建水人。雍正癸丑（1733）進士，官至督察院左副都御使。崔乃鏞，進士，東川知府。楊瓊，字叔玉，號迥樓，鄧川人，光緒辛卯（1891）舉人，官晉寧州學正等。
刻工不同於石刻撰者，刻工大多是家族傳承，社會地位不高，較少記載於地方志或史書中。見於記載的往往擔任過官職，如蔣曰杞，原任騰越州知州，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刻《祭山川風雨神文刻石》及《祭陣亡將士文刻石》等碑。《雲南騰越州志·職官》：“蔣曰杞，吳縣監生。由北直通判丁艱起複，挑赴滇題任。時邊事起，曰杞署保山事，騰越以呈貢縣唐思署焉。三十四年（1769）大舉伐緬，經略、兩將軍及領兵大臣、外省提鎮，川、貴、福建水陸官兵，京兵火器、健銃兩營及鄂倫春、吉林、索倫、額魯特等兵雲集騰越。曰杞悉力供給，不避嫌怨，從制軍明德，轉餉無乏，咸服其才。嗣以失察毀思瑞出關案，部議降。旋爲告休去。”[25]蔣曰杞，江蘇吳縣人，監生。乾隆十九年（1755）任雲南騰越州知州。《騰越州志·城署》載乾隆三十四年（1769），蔣曰杞同參與征緬的傅恒於集鷹山興龍寺進行詩文酬唱活動。[26]
石刻刻工與書丹者有密切關係，書丹者技藝水平直接影響刻工的摹刻。一方碑刻有時撰者、書丹者、刻工皆署，如《小龍洞水永遠碑記》（1675）題“庠士劉際泰撰、後學李含乙書丹、石匠楊似雄”；有時只有撰者，如《南安州山天書院田租記》（1712）題“時康熙五十一年重九前一日南安州知州福清張倫至記”；《彭公映山表兄軍門大人墓志銘》（1904）題“劍川州廩膳生員陽愚表弟夢麟甫王者瑞頓首拜撰”；有時有撰者及書丹者，如《高公諱節墓志銘》（1449）題“前四川重慶府大足縣儒學訓導龔彥廣撰、京門儒士龔嶲書”；《酬勳祠碑記》（1899）題“邑廩生楊桂清撰、增生邱占蓮書”；有時撰者和書丹者爲一人，如《重建龍泉書院記》（1899）題“象州石鴻韶撰並書”；《響水溝碑記》（1782）題“雲南府宜良縣儒學庠生張預度撰並書”；有時只記書丹者及石匠，這類碑刻主要是橋記等公文，沒有明確的撰者，如《義安橋水分碑記（之一）》（1798）題“庠生李永馨書丹……石匠沈建中、沈建林、王順、楊富”；《永濟塘碑記》（1830）題“邑人邱占文書丹、鐫石人李富春”；有些碑刻除撰者、書丹者外，還有篆額者，《楚雄府新遷儒學記》（1527）由“唐胄撰、黃祺書丹、范時儆篆額”；《戶科給事中弘山先生墓表》（1529）由楊士雲撰文，李元陽書丹，楊南金篆額，此墓表由明代三位文學家撰寫，可見其重要。
書丹者多爲當地學者、官員及僧人，有一定的社會威望，如《楚雄府定遠縣新建儒學記》（1550），其撰者與書者皆是明代文學家楊慎（1488—1559），雲南現存楊慎所撰碑刻55篇，時間自1523年至1562年；雲南碑刻還著錄有明代後期李元陽所撰的碑記（含遊記）約120篇，碑文書丹者如蘇湖等人；《故布政司承差楊公繍墓志銘》（1483）題“鄧川州儒學訓導楊敬書”；《萬壽山無窮大和尚行實並塔銘》書者爲雲南布政使右布政使孔延禧，曾任雲南府知府；《楊善士正宇墓志銘》（1462）題“弘圭密僧李永書丹”；《故安人車氏墓銘》（1461）“蒼山習密阿拶梨僧首李懋書”；《棲雲庵碑記銘》（1459）題“本府密僧□□楊進丹書”等。《鄧川州土官知州阿氏五世墓表》（1508）“庠生郡人楊九齡書”，楊九齡，鄧川人，正德甲戌（1514）進士，官戶部觀政。
雲南刻工多爲家族傳承，最爲顯著的當屬大理楊氏刻工，其中楊奴、楊祿父子最爲突出。楊奴（？—1450），太和人。奴生祿、宗。楊祿“詩書博覽，儒吏兼通，守令聞其賢，選爲刀筆掾正”。祿生二男：曰禎，曰祥。楊奴於明永樂七年（1409）刻《建峰亭記》、明正統二年（1437）刻《楊公壽藏志銘》。[27]楊祿於明景泰元年（1450）刻《重理聖元西山碑記》、明天順六年（1462）刻《楊善士正宇墓志銘》。[28]
再如安寧石刻《連然十景》的匠人畢耀彩、畢沃；[29]大德十一年（1307）《加封孔子聖詔碑》石匠列有六位：李成救、楊救、楊和勝、楊連日、楊興成、李公日；嘉慶二十四年（1819）《重修龍泉觀功德碑記》的石匠爲蘇茂、蘇朝正、蘇朝印；另外，蘇氏家族中的蘇朝富也刻有《重修龍泉觀玉皇殿小引》（1799），題“石匠蘇朝富鐫字。”[30]嘉慶十一年（1806）《柴家營永濟塘按田捐銀碑記》載石匠張文德、張文貴兄弟。張文德同時參與宜良縣永濟塘的捐建，《柴家營永濟塘按田捐銀碑記》（1806）以及《永濟塘碑記》（1830）均有記載，《柴家營永濟塘按田捐銀碑記》：“張文德下田十三工，捐銀十兩零四錢。”[31]以上均是家族傳承的代表，限於文獻記載，刻工的主要事跡難以考證。[32]
石刻刻工還有大量重名現象，所刻碑文如無明確刊刻時間就易出現歧義。如元至正年間（1341-1368）大理刻工楊明，曾任石匠提領、白嵓巡檢，先後刻有《故楊公孝先墓志銘》（1363）、《故智周術妙圓鑑大師墓銘》（1367）等碑；然而，至元年間（1264-1294）還有一位大理刻工楊明，曾任西岩巡檢，刻有《永嘉真覺大師證道歌》（時間不詳），與至正年間的刻工楊明並非一人。又如至元六年（1340）《萬春山真覺禪寺記》題“慶元宮大洞宣道先生門下劉德清刊字”，元代劉德清史籍無載，唯《新纂雲南通志》錄其生平：“劉德清，安福人，避難來滇，寓寧州。好學有品，教子延祚舉天啟辛酉鄉試第一，官至郎中。”[33]劉德清本爲江西安福人，因避難來滇，寓居寧州（今曲靖），其子劉延祚，於明天啟二年（1621）舉鄉試。但經過考證，此劉德清與元代刻工並非一人，元代刻工劉德清爲宣道先生門人。[34]再如雲南刻工中有名“楊公”者，“公”不知是具體名字，還是尊稱，如洪武二年（1369）《追爲亡人楊明宗神道》，題“石匠提領楊公刊”、洪武二十二年（1389）《仁德墓志》，題“石匠作頭楊公等”，從官職上看，二者應爲一人。
雲南刻工家族與中原地區的顯著區別還在於，出現大量少數民族刻工。較有名的除大理白族楊氏刻工，還有盛希、盛教等彝族刻工，由於史料的欠缺，諸多刻工事跡仍有待考證。
石刻刻工是傳統手工業的重要組成，石匠的職能、石刻的選材、摹刻的方法及工價的多寡對雲南古代手工業的研究至關重要。[35]劍川地區湧現出一批有代表性的石刻匠人，一直綿延至今。如南詔時期，雕刻彌勒佛像和阿彌陀佛像的張傍龍；大理國時期，雕刻“大聖聖獨羅大王及後妃男婦從者群像”的元玖；明代雕刻家趙正敏，清代篆刻家段居等等。[36]
有關石匠的職能，張國慶指出：“是在役工開山劈石、將石料運至作坊或工地後，由他們或鑿碑立幢，或雕制石棺及佛像等。譬如，遼朝佛教盛行，好多佛教信徒爲表達對已故父母（或祖父母）的孝心，爲亡者祈冥福，爲生者求安康，便購買石材，延請石匠，在已故父母（或祖父母）的墳旁雕石立幢，鐫字刻經。”[37]從分工上來說，役工開山劈石後，由石匠根據不同需求選擇不同石料；石刻的選材，包含石料和石作兩項：“石料，主要包括臺階、柱下石、牆基、石塘等石料的選材及用量問題，如前階沿宜闊，石尺最小，須用營造尺量得尺六方可。若照柱中駁出些，尺四亦不妨……柱下石宜厚，而四檠柱尤宜厚而大，前後階沿面石上立廊柱者，亦不可不留意；石作‘凡駁基，先將方向看准，用線經定，卻估小工開墾，則石作易於見工。’‘街道每間門面一丈，工銀約一錢。然街有闊狹，大約以見方爲准，闊則加，狹則減。’”[38]
按照石刻的材質可以細分砂石、青石、大理石等，在碑刻中常見對材質的著錄，砂石類如《大盤龍庵大覺禪師寶雲塔銘》（1372）其材質著錄爲砂石；《馬哈只墓碑》（1405）其材質著錄爲紅砂石；《故李氏墓碑志》（1430）其材質著錄爲黃砂石等。青石類，如《金齒軍民指揮使司廟學記》（1459）刻工符意，青石材質；《靈鷲寺碑記》（1491）刻工楊甫，青石材質；《江右義山樹諸碑》（1559）青石材質。大理石類相對較多，如《壽官楊孟昌之妻李氏之墓》（1568）、《永濟橋碑記》（1573）、《大明李文肅公墓志銘》（1580）等等。一般來說，元之前采用砂石刻碑，但砂石容易風化，今所見元碑字跡大都磨泐，難以辨識；明以後，刻碑逐漸采用青石，具有耐磨耐風化的特點，但與大理石相比不夠美觀。大理石在剖成石片後，可結合其花色和紋路制成不同的石刻藝術品。唐宋時期，大理石開采量少，制作不夠精良，故而大理石多用來雕刻佛像；明清以來，隨著大理石開采規模的擴大，形成一批專營大理石的手工作坊：
大理石制作處，一片叮當，鑿石之聲不絕於耳。計營是業者，凡三十餘家，門戶相對，櫛比而居。石由山上采來，就地作物，做成雛形，次加雕鑿，再磨光，以是步工作最爲艱繁，而需時亦多，乃至磨光，再塗上黃蠟，於是光潔澤潤，文采畢現矣。是爲成品，即運至大理城出售。[39]
《白族文化史》引述《新纂雲南通志》所載大理三文筆村礎石街手工作坊的記錄是清代大理地區大理石製作的反映。石匠於山上采石，先做成目標雛形，如造像類、墓碑類等，之後雕琢加工，繼而經過磨光就可上市出售；其中雕琢、磨光是最爲繁瑣的步驟，也是石匠技藝的體現。
關於石匠的工錢，史籍記載較少，僅見有關刻字工人的待遇，《清會典事例·書籍碑刻》“御書處匠役”條：“原定刻字人十三名，學手刻字人十四名……墨刻匠四十名……飯食每份羊肉二兩，向飯房領取。老米九合，醬一兩，清醬五錢，豆腐四兩，豆芽菜二兩。”飯食可折算銀兩，正常給飯食五至六份，遠路的每日給飯銀一錢三分。御書處刻字工按工計件，如“刻八字爲一工”“鉤墨鼎硃各四十八字爲一工”“每工給銀二錢四分”等等。[40]以上是中央的工價，到地方待遇會有所降低，雲南刻工的待遇不易考察，但通過碑刻可以推測。如《重建呂閣廟記》（1841），“石匠工錢發銀陸拾肆仟三佰三拾壹文”[41]，這塊碑反映出道光時期石匠的工價。然而，清乾嘉時期刻碑工價還不清楚，與雲南相鄰的貴州有一塊碑可推測一二。貴州錦屏縣《施渡碑》記載乾隆五年（1740）的刻碑工價，“刻碑工價飯食等用計四兩六錢”，後題“寶慶府石匠李陳豎”。[42]《施渡碑》共三方，費“四兩六錢”。當然，也有石匠爲積功德免費刻碑的情況，如現存紅河州元陽縣《關聖宮碑》（1833），題“匠人河西縣劉鳳義贈碑鐫字”。[43]民國以來，刻碑的價格較易查到，如《矣木古李氏祖塋墓碑銘（二）》（1918）“工銀三元銀元”[44]；《矣木古李氏祖塋墓碑銘（三）》（1918）“工銀五元銀元” [45]《矣赤叨彝文墓碑》（1923），“打墓碑工價付去十六千二百。”[46]《重建鐵虹橋入出碑》（1937），“又石柱子拾三根，去洋壹佰零捌元陸角；石碑五塊、碑座一套，共去洋捌拾壹元；刻碑工價，去洋三拾伍元”等。
石刻刻工的雕刻活動是手工業發展的縮影，上至城池石雕、公廨建築，下及學校、寺廟，皆需石匠及刻工之勞動。一方石碑從開采到鐫刻歷經諸多步驟，特別是通體高達兩三米的石刻更需高超技藝。[47]雲南石刻刻工群體的挖掘，一方面，使雲南手工業史的研究資料更加豐富，如石材的開採、石刻的雕琢及與撰者、書者、打碑人等石刻參與者的互動；另一方面，石刻刻工還爲古代社會史的研究提供文獻支撐，不同地域、不同時代刻工的工價及碑陰捐資情況都是當地經濟史研究的重要補充。
石刻刻工研究具有文物、歷史、文學及書法史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石刻是綜合性的產物，其價值也遵循綜合性原則。一方石刻首先具有文物價值，如雲南地區有據可考的、元以前碑刻有98方，具有代表性的如《孟孝琚碑》（157）、《李元禮碑》（182）、《雲南太守碑》（290）等都具有文物價值。
雲南石刻刻工家族不少是由中原地區遷徙而來，石刻史料對雲南移民遷徙的考察具有補充作用。或從南京遷徙，如《南京督察院右僉都御史建水蕭公神道碑》載“世居秣陵，洪武初，徙雲南臨安衛所”；《孟升雷公墓表》載“應天之上元人，祖諱轟遠，從戎雲南蒙化衛，遂家焉”；或從嘉興遷徙，如《嚴恭肅公傳》載“其先五代祖名阿勝，字子敬者，自浙之嘉興徙居滇”；或從大興遷徙，如《刑科給事中劉公墓志銘》載“洪武初，北家大興縣；永樂中，四世祖均寶從戎於滇，因籍臨安衛”；或從鳳陽遷徙，如《明故徵仕郎原任工科右給事中聚洲王公墓志銘》載“先世居鳳陽，傳爲鐘樓王氏。由鳳陽徙滇，則始祖珊也”等。入明後，刻工楊氏開始改姓，如《楊公壽藏志銘》（1437）：“其姓楊諱成者，厥先昔元朝皇帝之時，帥師金牌相公，喝剌彰大臣之子孫也。祖貫大都，獾狁番人，賜曰□□□□□，掛將軍印，奉命克服葉榆有功，彰沒，封伊子兀魯孔宗，鎮處弘圭作邑……迨我大明混一萬方，改姓爲楊，作良民，樂於祖業，不爲仕用。”[48]楊氏之先祖爲“獾狁番人”，隨忽必烈征戰而居大理。入明後，改姓爲楊，後世爲白族，此爲楊氏刻工的姓氏來源。
石刻刻工的研究對考證石刻的年代有一定的歷史考證價值，如《寄園帖》，帖之時代無考。《新纂雲南通志·金石考》載“昆明虞世瓔刻。戴絅孫《昆明縣志》云：‘舊聞其石榻猶在京師，言邇日訪之不可得矣。”[49]虞世瓔（1598—1683），字虞山，號寄園，昆明人。由薦辟授光祿寺署丞，歷官通政司右參議。工書法，供奉內廷，深蒙恩眷。康熙二十一年（1682）致仕歸，年八十六卒。[50]知其爲清初康熙時人，可將《寄園帖》系爲清初。
石刻刻工的研究還對文學家的生平具有補充作用。如大理碑刻中的白族文學淵源，白族文學是流傳於民間的口頭文學，包括神話、傳說、故事、寓言等文學體裁。從南詔時期開始，白族文學就逐漸形成頗具民族特色的文學樣式，湧現出詩歌、戲曲、小說等不同體裁的文學作品，並誕生如楊黼、楊士雲、李元陽等有重要影響的文學家。楊氏爲大理白族第一大姓，楊森、楊士雲、楊景修、楊南金、楊金鎧等人在白族文學史上有大量作品傳世，由於史料記述的簡略，石刻文獻或可補正。如大理喜洲刻工楊森，所撰《重理聖元西山碑記》（1450）記載的楊智、楊黼世系是目前考訂楊黼生平最早的資料，“楊氏系九隆族之裔，世居五峰之下陽溪……連生祐，祐生甫，俱有德潛。甫生智，元未授元帥。智生保，辟爲書史。乳養妹之子黼，以承宗祀。”[51]這方碑刻的發現對了解楊黼世系及其家族族源意義非同一般。
石刻刻工往往具備較好的書法功底，因筆法與刀法的高下直接影響到拓片的流傳，“同樣一位書家的字跡，在兩個不同的刻工手裏，有可能表現出顯著的不同。”[52]二爨碑是雲南碑刻的代表，其學術意義不僅是年代早、撰碑人重要，其背後的書法史意義也是不可忽視的。阮元稱《爨龍顏碑》“文體書法皆漢晉正傳，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雲南第一石。”桂馥評其“正法兼用隸法，饒有樸拙之趣。”康有爲評此碑“下筆如昆刀刻玉，但見渾美。”[53]當然，雲南碑刻的書法價值不止以上所述，如《孟孝琚碑》爲梳理漢代南方隸書源流演變提供了範本；二㸑碑則是魏晉時期隸書向楷書過渡研究的直接文獻；較少被人注意的雲溪通海石鼓文，是研究大理國時期書法的重要史料。
綜上，雲南石刻刻工在雲南民族史、地方史的研究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由於刻工社會地位較低，史籍闕載。通過歷代地方志及相關碑刻文獻的搜集，整理出495位雲南刻工，爲雲南石刻的研究提供重要參照，本文紹介以待學者進一步探索。
* 本文係全國高校古委會古籍整理研究項目“王昶《金石萃編》點校整理”（2058）階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赵成杰，1987年出生，文学博士，同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主要从事金石学、《尚书》学研究工作。著有《今文尚书周书异文研究及汇编》《〈金石萃编〉与清代金石学》等。
相关链接：
赵成杰：《金石萃编》校订考——以罗振玉、罗尔纲、魏锡曾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