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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 | 刘贝嘉《于敏中年谱》

刘贝嘉 未曾读 2024-01-26

2022.08.19| No.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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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中年谱》
刘贝嘉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4月
页数:495页
字数:488千
价格:148元



作者简介


刘贝嘉,男,山西太原人。本科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硕士毕业于南京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专业,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清代学术史。



于敏中(1714—1779)系清代乾隆朝名臣,遍历兵部、刑部、户部,官至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是清高宗弘历的得力助手。弘历继承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之统治方略而加以发扬光大,极权在握,乾纲独断,武功极盛,以“十全老人”自号;在文治上也深谋远虑,举措频施,有力地促进了大一统帝国的疆域稳定、民族融合与文化认同。总体而言,乾隆朝政局平稳,生产发展,人口繁茂,是古代中国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之一。弘历治下人才辐辏、干臣济济,于敏中即其中佼佼者。于氏早岁状元登第,后侍直禁近,佐赞机务,总裁方略、国史、三通、四库诸馆,“足焕一代文明之运,垂千载著述之模”(王杰语)。因此,考察于敏中一生之事行,不仅能于其人之学行事功有深切著明之了解,还能借以探究乾隆朝重大决策之背景、历程与效验,有助于深化对乾隆朝政治、军事、文化等重大论题之研究。


近来,学界对于敏中颇多注意,或讨论其政治作为与身后毁誉,或细读其书札而深入探析《四库全书》之纂修细节。相对于于氏实际地位与贡献而言,既有研究选题较窄,成果不够丰硕,尚缺乏对于氏一生仕进、事功的全面观照。刘贝嘉《于敏中年谱》此时告竣,在清学、四库学大张其帜、应者云集的当下,可谓欣逢其盛。


2016年,刘贝嘉君负笈南大,从我问学。贝嘉君本科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曾因缘际会,在北京大学旁听有时,颇受沾溉,具有一定的眼界与学问基础。经过考量,我建议贝嘉君以“于敏中年谱”为题撰写硕士学位论文,以进一步夯实文献基础,加强学术训练,提高史学修养与动手能力。贝嘉君尊敬师长,颇有古风,且好学上进,勤奋不倦,具有扎硬寨、打硬仗的恒心,不仅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处的史料搜罗几尽,而且还利用到台北大学交换的机会,倾力查阅台北等地所藏的档案。在资料占有方面,贝嘉君可谓已竭尽所能。


年谱系人物个体之史,编撰年谱属于历史编纂学的范畴。但年谱并不易作,非好学深思、沉潜文献者不能为。旁搜远绍、尽量占有第一手资料只是基本要求,如何解读史料、抽绎事行,才是具有难度的考验。事实上,学人对于年谱的诉求各不相同,一般而言,不仅要求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之上精心编缀事行,还要求能体现事行之间的内在联系、谱主本人与外部世界(包括各种人物)的行为互动。因此,在谱主事行、引据文献之外,编撰者还必须提供相应的解读与分析。一部高质量的年谱,通常具有涵括谱主事行、融会研究心得、便利读者查检的开放性结构。如何取舍材料,如何把握断语,如何采用具有学术张力的表现形式,都极费斟酌。以上种种思考,最后凝结成作为编纂准则的年谱体例。体例有显隐之分:显性的体例可归纳为“凡例”,用作统率材料的一般原则;隐性的体例(诸如语境的营造、词语的选用、前后文本的呼应等等)则是因人而异的内在义例,通常有赖于撰者的匠心独运而无须言说。如何确定内在义例并一以贯之,往往是编撰者需要再三考量的问题。


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学科一向有编撰年谱的学术传统,周勋初、卞孝萱、徐有富、严杰、程章灿等先生分别为高适、刘禹锡、郑樵、欧阳修、刘克庄等文化名人编有年谱;业师徐有富先生所编《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更是多达百余万言,允称鸿制。我为清初大家朱彝尊编纂年谱,多历年所,考索未已,深味其中甘苦。在如何编撰高质量年谱的问题上,我同贝嘉君颇多讨论。这种讨论,并不局限于微信弹指之间、邮件往返之时,也不局限于南大校园之内。北京的会议、台北的街道,都有我们师生切磋论学的足迹。


2019年,贝嘉君以二十多万字的《于敏中年谱》参加学位论文答辩,获评“优秀”,并荣获当年的“程千帆奖学金”(巧合的是,我是该奖学金的首届获得者),可见这部谱稿受到了诸位老师的肯定。同年,贝嘉君考入北京大学,师从文献大家安平秋先生攻读博士学位。


现在,经过增益的《于敏中年谱》业已告竣,即将出版,接受学界的检阅与使用。我十分高兴。相信贝嘉君此时一定记得筑牢根基、追求卓越的选题用意,记得在南大励学敦行的求知时光,记得在师生见面会上,老师们强调的程千帆先生“敬业、乐群、勤奋、谦虚”的谆谆教导。

张宗友,辛丑深秋于南大启园


后  记


2016年我考入南京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专业,随张宗友老师读书。在宗友师的建议下,最终以《于敏中年谱》作为硕士论文题目,希望通过年谱的编纂,来磨砺心性、厚植根基。如今呈现给读者的这部小书即是在当年硕论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小书的顺利撰就,首先应感谢我的导师张宗友老师。从论题的选择,到体例的设计,乃至文字的润饰,处处都凝聚着宗友师的心血。个人生性愚钝,若无宗友师多年来的循循善诱以及不断的督促与鼓励,恐怕很难有勇气和心力去完成这一选题。


在论文开题、答辩环节,程章灿、曹虹、武秀成、赵益、徐雁平、巩本栋、冯乾、赵庶洋诸师先后提出诸多宝贵的意见。入读北大后,又承平秋师及廖可斌、杨海峥、顾永新、吴国武诸师指摘疵误、批谬正讹。在论文写作和修订过程中,台北故宫博物院庄吉发先生、台湾“中研院”陈鸿森先生、南京大学范金民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张升先生、清华大学刘蔷先生多有赐教,析疑解惑,诲益殊深,在此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此外,清华大学李成晴先生、华东师范大学张文先生慨然寄赠相关资料,清华大学唐铭鸿博士代为翻译满文档案。书稿初具,又荷北京大学童飞博士校读一过。诸君隆情厚谊,皆深铭于内。


年来于各地搜访资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等处工作人员多所襄助。金坛于氏后裔于欢、于汉先生亦予热情接待与帮助。特志于此,以申谢悃。


幸蒙复旦大学出版社胡春丽老师不弃,将小书收入“江南历史名人年谱丛刊”。全稿既成,胡老师又拨冗审读,于拙谱多有是正。宗友师复赐序奖掖,俾得稍饰简陋。感激之余,不胜惶愧!


清代史料极为浩繁,个人学识谫陋,书中疏谬固所不免,敬祈方家不吝批评、指正,以匡不逮。


刘贝嘉,辛丑除夕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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