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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 | 刘成群《影响的张力：域外学术思想探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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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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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１２ ．０７ ｜ Ｎｏ．５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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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张力：域外学术思想探赜》

刘成群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



作者简介


刘成群，河北高阳人。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导师，人文学院副院长。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两项，北京市社科基金一项；著有专著四部、散文集两部；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其中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目   录


前言


一、马克思主义编

“人类学笔记”与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扬弃

马克思“六册计划”与“人类学笔记”土地所有制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希腊罗马史观探析

马克思的“十字军东征”史观

《历史学笔记》与马克思的宗教改革史观

 

二、哲学思想编

伊本·西那与“流溢说”

俄国自由主义的“寻神”转向

论卢卡奇哲学进路中的克尔凯郭尔维度

论海德格尔马堡弟子群体

洛维特与虚无主义问题

 

三、经济思想编

诺斯制度变迁模型与人口增长动力论

“搭便车”问题与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转向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与哈耶克心智学说关系辨析

论“加州学派”的经济史研究范式

 

四、文化交流编

《福乐智慧》中的法拉比图式及苏非主义

论鲁迅对尼采“戏仿”的承袭

从浮世绘到印象主义——禅宗美学的世界影响

 

参考文献

 

后记



前   言


本书的标题很容易让人想到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书。不过笔者也不否认，本书在研究范式上的确受到了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其实“影响的焦虑”是一个较为简单的术语，所谓“影响”，当然是指前辈对后辈施加的影响，后辈无论承认与否，他们都不得不生活在前辈施下的逃脱不得的魔咒之中。无论是在西方正典里，还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这种现象都屡见不鲜。

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书真正的特别之处并不在“影响”，而在于“焦虑”。所谓“焦虑”，是指后辈吮吸前辈养分后，会做出跳出前辈影响的种种努力，他们会通过“误读”去挑战前辈，试图从层层束缚中挣脱而出，从而塑造出一个全新的自我。正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说：

诗的影响——当它涉及两位强者诗人、两位真正的诗人时——总是以对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进行的。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实际上必然是一种曲解。一部成果斐然的“诗的影响”的历史——亦即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诗歌的主要传统——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的漫画般的历史，是歪曲对方的历史，是反常的随心所欲修正的历史。而没有这一段历史，现代诗歌本身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哈罗德·布鲁姆的“焦虑”中，明显可以看到来自尼采谱系学和弗洛伊德“升华”学说的影响。他使用“影响的焦虑”这一理论，分析西方正典中众多来者修正前辈的经典案例，如弥尔顿和惠特曼为英美诗歌制造的巨大阴影，又如莎士比亚对马洛顽强抵抗以及压倒性的胜出。即便是弗洛伊德宣称的“发明了精神分析，因为此前并无文献记载”，也被哈罗德·布鲁姆用莎士比亚的作品所颠覆。他指出：“弗洛伊德实质上就是散文化了的莎士比亚。”同上书，第291页。可以说，“影响的焦虑”是哈罗德·布鲁姆驰骋文坛并纵横古今的“杀手锏”。“影响的焦虑”可以用诸文学，当然也可以在其他领域实现精准的操作。本书就是这一理论运用于哲学、经济学，乃至马克思主义和文化交流领域的试验品。

关于“张力”一词，也需要做一个简短的说明。“张力”本来是一个物理学名词，指的是在拉伸过程中，物体内部产生了两种相反的力，其引申义是指事物内部所存在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复杂关系。1937年，美国新批评派文论家艾伦·退特发表《论诗的张力》一文，在文中，艾伦·退特讨论了诗歌的“外展”和“内包”之间的对立与统一，他认为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

我所能获得的最深远的比喻意义并无损于字面表述的外延作用，或者说我们可以从字面表述开始逐步发展比喻的复杂含意：在每一步上我们可以停下来说明已理解的意义，而每一步的含意都是贯通一气的。

罗伯特·潘·沃伦也认为诗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结构，其中存在着各种形态的张力：

诗的韵律和语言的韵律之间存在着张力，……张力还存在于韵律的刻板性和语言的随意性之间；存在于特殊与一般之间，存在于具体与抽象之间；存在于即使是最朴素的比喻中的各种因素之间；存在于美与丑之间；存在于各种概念之间；存在于反讽包含的各种因素之间；存在于散文体与陈腐古老的诗体之间。

除了上述文论家外，瑞恰兹、兰色姆、维萨姆特、奥康纳等人对“张力”理论的深化也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他们通过努力，进一步将“张力”理论应用的场地由诗歌扩展至整个文学领域。也就是说，原则上所有文学作品都可以看做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正如“影响的焦虑”可以用于其他领域一样，“张力”同样也可以溢出文学，去分析哲学、经济学。在本书中，我们所谓的“张力”是定位在“连续”与“断裂”这一对立统一的关系上。在法国学界，关于历史书写，就曾经有“连续”与“断裂”两种较为对立的观点。布罗代尔认为，应该采用“长时段”的书写方式，从而挖掘“潜在的、深层的、长命百岁的历史”；福柯则提出抛弃“连续”的思想史，强调“要描述非连续性本身的弥散”。当然，布罗代尔与福柯的思路，都有其产生的学术语境，不能简单论之。不过，若以“张力”视角观察的话，则两者也不无统摄于一的可能性。

本书在论述“张力”的操作中，尝试建立前辈与来者的连续关系，将其作为“影响”之印迹。当然，我们也会描述两代学者的抵牾之处，这也可以理解为所谓的“断裂”或“非连续性”。然而所谓的“断裂”也不是完全一刀两断，其实从“断裂”处还是可以考量出很多连续性的因素的。这也是我们不用“断裂”而更愿意用“转向”归纳差异的原因。

本书在表述“张力”的操作中，会着重去探索学术转向这样的“断裂”节点。这其中包括前辈与来者之间的学术转向，同时也包括来者在前辈影响之下所发生的学术转向。在“转向”这样的“断裂”节点处，可以探索来者试图摆脱前辈所作出的妥协与调整，以及不屈不挠的抗争。所以说，在学术转向的关头，不但可以研究前辈对来者的“影响”，也是可以发现来者之于前辈的“焦虑”的。

“影响的焦虑”与“张力”都是文学理论概念，在这里，我们将其进一步拓展运用至哲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和文化交流领域，考察的年代涉及中古、近代乃至于当代，考察的国度也不限于德国、俄国、美国、日本以及中亚国家。我们的范式是“旧瓶”，然而里面装的却都是“新酒”，至于酒的味道如何，就交由读者们自己品鉴了。

另，本书所涉外文文献，笔者尽可能使用标准译名，而对引文中的译名影响既定，为免焦虑，则以出处为准，不做统一。


后   记


我本科读的是新闻专业，报志愿时对新闻传播也没有什么概念，只是当时记者有“无冕之王”的称谓，遂以为好。然而读下来并不合我心，于是硕士研究生阶段改弦更张读了古代文学。再后来，我不合时宜的毛病发展到了极致，终于在博士阶段坠入了“史坑”。或许在别人看来，这种越来越趋于冷门的操作是匪夷所思的，但我却觉得兴趣盎然，虽环堵萧然，也未尝有悔意。

不过，频繁地改专业的确给我造成了难以聚焦的研究瓶颈。而我的工作经历更是加剧了我无法聚焦的探索困扰。我于2005年进入北京邮电大学民族教育学院从事少数民族预科的教学工作；2015年加盟马克思主义学院，带起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方向的研究生；2019年我转赴人文学院工作，同时也加入了本院的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团队。为了适应这频繁的内容变化，我也只有付出更多的精力来摸索不同学科的科研规律，唯有如此，方能勉强应对。

在求学和工作的道路上，我读过很多不同类型的书，专精谈不上，驳杂却似乎无可避免。在读书过程中，我颇有写札记的习惯，有的札记写得长了，就有了论文的规模。据说陈寅恪深谙西学，然而在著述里却不涉及一字，这是何等伟岸的气派，非我辈所能及。因为没有宗师的气派，因而也就没有必要遮掩藏掖，札记形成了论文，于是就坦率地拿去发表了，也不顾及所谓的学科越位之嫌。因为发表了这些论文，我听到的善意批评不下五六次之多，听不到的可能就更多了。

其实我并不是活在别人评价中的人，子曰“从吾所好”就是了。从吾所好十几年来，读书札记竟然也积累了20多万字，达到了一本书的规模。虽然在内容上，哲学的、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交流的，各个层面的东西都有，但却也不是敷衍凑数，而是坚持每篇札记都有自己的看法，有详细的论证，起码在逻辑上可以做到自洽，在格式上可以做到规范。在我十几年的读书历程中，至少在我看来，每一篇札记都是一个朴实且坚定的脚印。

我年少时居于僻乡，虽知西哲之名却无书可读，直到大学才看到康德和尼采等人的著作，真有喜不自胜之感。从那时起，域外学术就成为我精神上的补给品。虽然所读专业与之并不相干，但我却颇以此为乐。甚至黑格尔的大部分著作，我也硬生生地啃了一遍。这样的读书，全然不是为了课题，也不是为了成果。西哲著作虽然晦涩难懂，但于我来说，却有一种无功利的精神愉悦在其中。按照哲学史对亚里士多德的评价来解释，那一定是逍遥的学问。

我主体研究方向是中国古典文献学，浸淫多年，也深知其味。很多从事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沉湎其中，容易由兴趣转向信仰。当今文化界以“国学”修行为旨归的群体，他们对传统文化带有热度极高的价值判断，以为当今之事非传统不能成之。然而其弊甚大，尤其是不能以理性的视角审视传统，从而不能给出冷静的评价。就这一层面而言，域外学术思想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客观审视域外，才能造就多元的视角。唯有通过多元的视角，才能促成比较的方法，也才能孕育出一种兼容并包的精神，进一步摒弃狭隘或固步自封的心态。

在盲目崇洋的岁月里，我们对传统给予过足够的温情；在“国学”大行其道的年代，当然也应该予以域外学术更多的关注。我在大学时代对鲁迅用力甚多，治学之根基可以说深植于“五四”。鲁迅虽多偏激之语，然而考察其学术与创作的路径，于中西并无偏倚。“五四”之精神虽有盲目，虽有弊端，但总体上却是理性而非狂热的。从“五四”走来的知识人自是不同于“国学”爱好者，也非是一味媚外的假洋鬼子。在他们的眼中，学术并无中西之分，而只有启蒙与民粹之别。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译本序言里写道：“尽管我的先辈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的全集尚未完成，我自己的思想却能介绍给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这确实是一种荣幸。”在充分尊重本土文化的同时，给予东方国度以倾心推许，这是来自德意志的风范。而自己的文化被域外哲人敬之以“生生不息”四字，这是中华的光荣，更是中华伟力之所在。无论是德意志，还是我中华，抑或其他国度，其实是各有千秋，各擅胜场。只有在充分交流、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借鉴他人的优点，才能扬长避短，使自己更加生生不息。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域外学术毕竟不是我的主业，出版此书以后，我不可能再写一部同类的著作。可以说，此书既是我第一部有关域外学术的著作，也可能是我最后一部有关域外学术的著作。人的精力有限，我不可能再有太多时间涉及域外学术，想来也颇有些不舍。自从大学时代起，我就沉迷于西哲浩瀚的思想世界中，无论是在渊智园，还是在燕曦园，或是在近春园，在那些有园子的高校中，我都曾一本又一本地无功利地阅读过这个“斯”的大作，或那个“尔”的遗集。然而不惑之后的时光，不想为世事羁绁，那么青葱且纯粹的读书岁月竟然邈若山河。

本书自酝酿以来，恰值疫情肆虐，其间突发事件频仍，杂事缠手，兼以一双儿女也需照料辅导，因此此书之成书实可谓艰苦经营：班车上修改书稿自不必说，有时核酸检测排队期间也会托着电脑凝神苦想。我资质平平，若能有一点成绩，全凭着汗水的浇灌。我的一些信念大抵与种地的出身有关，在我看来，读书、写作其实与耕耘无异。小时候地里的收成，自是不靠什么天资，只不过是脚踏实地与投入罢了。这是十分浅显的道理。

本书得以面世，也得益于诸多师友所促成，其中周晔教授和顾雷编辑助力尤伟。周晔教授向来倡导兼容并包，故而不以我为驳杂；顾雷编辑深耕于文明对话领域，因此屡施以青眼。两位贤达一北一南，风土虽殊，但眷顾之意却并无二致。复旦大学出版社在业界声誉有目共睹，能于是社出版本书，我实感荣幸。更何况复旦大学还是我的母校，想起相辉堂前绵绵的绿茵，抹云楼畔幽微的香桂，邯郸路上烂缦的卿云，每每让人心旌摇曳，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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