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敏感或刻意回避--性别建构的集体潜意识 | 文献导读

备注1：本文较长内容将书籍的节选以黑框中的灰色文字发送，而读书会中成员的对话以绿色文字发送。

备注2：读书会时间有限，所以只讨论了前半本性与性别话语、青少年、婚姻，未讨论后半本性少数、拐卖等，欢迎更多人发表自己的想法。

备注3：以下内容为书本各个章节部分知识点提纲挈领的概括。由Circle与ChatGPT共同整理。

备注4：以下内容可能引起不适，谨慎观看。可能触发各种创伤或是神经症性的超我。

前言

不断涌现的性别文化话语结果将女性和男性视为两种不同的人。用亨利埃塔·摩尔(Henrietta Moore)的话来说，这些话语使用的“女人”和“男人”的种类与个体女性和男性的表现、自我表达以及日常行为具有关联。他们参与已形成群体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而这些群体将话语作为构建自我身份和动机的一部分(1994,51)。但这些话语仍然持续不断地被产生。作为女性或男性的意识是在这些话语和分类中形成的，无论个人女性或男性如何有意识地表达他们对此的反应。

特定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形成的话语及其内容通过一系列赞成或反对的观点，以及“就某些含义和期待提出观点并进行讨论”的方式，参与构建他们的读者群体。此外，这些内容常常会通过直接和间接、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观点产生影响，而不是仅仅根据它们的“信息”或“内容”。在构建可能性的过程中，“隔阂和沉默”与叙述中的明确用语同样重要。读者为什么会设想出与这些内容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的地位？其中的因素当然与读者本身的多样性密切相关。

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意识形态氛围中，以及之后十年更加消费主义的环境中，占主导地位的话语和对应的惯例建立了明确的标准，使人成为男女两种性别和性行为的从属者。不论个人是否有意识到这些主流话语中占主导地位的性别类型，他们都会有意或无意地通过叙述和自我描述参与其中并重新创造出这种标准。

前传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父系制度统治着婚姻和性关系问题。婚姻的主要形式是包办婚姻，结婚后在男方家庭居住，所有事宜都由父母和媒人商议后签署协议。虽然“入赘”婚俗也很普遍，但通常只有在特别贫困或女方家族没有男孩继承的情况下才会选择这种方式。女性的贞操对于婚姻谈判至关重要，因为它在性和生育中象征着一种价值观。年轻的新娘从此成为丈夫家庭的成员，合法地脱离了她原来家族的控制。她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她能否为丈夫家庭生育男性后代的潜力。尽管可能会继承嫁妆，但她无权离婚，没有继承权，也不能与其他男性社交。另一方面，男人可以拥有多个妻子或小妾，享有休妻和自由的权利。在这个传统理念中，男性及其家族是女性命运的重要决策者。

50年代，婚姻法

到了50年代，越来越多的社会改革者将自由选择婚姻的一夫一妻制视为消除父权压迫的不可或缺的第一步。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宣布包办和买卖式婚姻是非法的，基于自由选择伴侣的一夫一妻制被法律唯一认可。强调了它对几个世纪以来饱受传统包办婚姻和纳妾制度压迫的女性们的重要性。题为《建立正确的恋爱观》和《谈谈我的恋爱观》之类的文章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讨论恋爱的意义，这些文章被认为是新的夫妇生活模式的必要基础(程今吾1950:雷澈1950)。这赋予了女性新的权力，包括离婚和选择婚姻伴侣的权利，挑战了父权制的“性别等级”前提条件。然而，这种观点在当今从概念上限制了女性向父权制发起挑战所能达到的程度。

作为社会建构中异性恋行为的唯一合法表现形式，一夫一妻制关系明确指出了性行为的界限，同时还突显了对女性生育和家庭稳定产生潜在威胁的女性犯罪行为的界限。此外，一夫一妻制还隐含了妻子支持丈夫的兴趣和需求是她的义务，既要成为家庭事务的自我牺牲管理者，又要成为道德指导者。

在20世纪50年代，政策针对“妇女工作”的概念化是由于战争和意识形态原则的紧迫需要。在江西苏维埃和延安根据地的困难环境下，妇女工作的重点是如何动员妇女支持军事斗争。但解放区的乡村民众对女性的保守态度阻碍了系统思考如何解放女性脱离“男子支配”的任务。与马克思主义观点相一致，妇女解放在于参与社会生产，除非这些限制成为社会变革任务的广泛组成部分，否则对女性特殊需求的潜在关注将被削弱。

然而，在当时，如果女性质疑潜在的性别构造以推迟婚姻，她们因担心怀孕而“拒绝见到她们的丈夫”，或者花大量时间接受教育，她们可能会被视为背叛固有性别特征，并破坏了自己的婚姻，引起了冲突。

性的自我否定倾向

尽管50年代否定了儒家，但传统文化中“阴”与女性之间的联系以及烈女思想仍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仍然继承了女性的性行为必须受到控制以防止家庭和社会的混乱，与经济和意识形态制度联系了起来。

在1949年至1980年期间，性问题被视为禁忌。很多有关女性性行为的概念都在主流话语中受到谴责，把女性作为性道德和责任的重要目标和动因的现象仍然在很多环境中发挥着作用。人们认为这是一种可耻的邪恶思想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会破坏集体利益。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努力工作、勤俭节约和对“新中国”的共同积极性原则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一个工厂的年轻女工如果把她全部的收入花在买新衣服上，团支书就会开始关注她的意识形态倾向的问题（苏文1957）。同样，那些注重外表、穿高跟鞋或烫头发的女性也被视为道德和社会混乱的表现。

自我牺牲与责任的集体倾向性经常被认为是出众的美德，并在主流导向的言论中不断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由烈女传统发展而来的对女性贞洁的标准有时对自我牺牲的形式有着特殊和极端的要求，其中包括自我损伤和自杀。妇女的自我否定成了纯洁、勇气和自我牺牲的普遍标准的一种象征，特别是在社会和国家处于危机的极端时期更是如此（田汝康）。

“科学”的”性”的建构

自1949年以来，性差异的科学结构一直是性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权威把人类的性定义为“本性”的异性关系，这种本性是“生物发展的自然结果”,是用以“保证种族的生存”的。《中国青年》(1956)上一篇题为《关于性知识的几个问题》，明确地把作为自然冲动的性和生育联系起来。在科学的名义下，这种结构以高度选择性和说教性的区别为基础，规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化的性和性别行为，并将其划分为正确和错误、正常和不正常之类的二元对立。持这种性观点的人认为他们拥有“科学的性知识”，并以此来指导年轻人的性行为和社会活动，以支持符合主流利益的行为。医学专家提出了现代科学的权威观点，认为生理的发展、心理结构、生物差别和性行为等因素共同决定了性别在社会中的特征。

性与科学知识、现代联系起来。通过这些产生并且控制了性知识——这是一种知识和力量的关系——用这种方法把某些价值、实践及其代表事物合法化。（福柯，1984）巴特勒（1990）认为，原本用于解释女性从属地位的社会结构的性别概念，实际上通过性别特征的表现巩固了“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天生身体”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加强对生育和异性恋的霸权。这种观点是基于以两种不同身体为基础的二元论，它将人类的性别分为男性和女性，认为这是不可逾越的生殖法则。

讨论节选Discussion：“科学”再造性别二元

 ● 在这个方面，我作为“科学”的一个路人，我想提到一下，科学试着去描述任何变量，性别只是其中一个不一定特别准确的变量，相对而言，饮食习惯、运动习惯、工作，同样是重要的，类似“一个每天干农活力气很大吃很多每天晒太阳的人”和“一个每天坐办公室就坐熬夜的人”生理上的区别可能大于性别的区别。那我们同样是要去找一些变量描述。

60年代：无声即拒绝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性话语是建立在一种无声甚至是拒绝的基础之上的，所有这些都体现了用一种“无建议”的话语来代替直抒己见。关于婚前、婚外关系以及离婚等话题因其被认为会影响女性和青少年而逐渐消失在公众视野中，公众表达性兴趣受到压制，甚至谈论性都非常困难。在这种氛围下，结婚前几乎没有人有性行为。讨论女性身体商业化问题、性传播疾病以及与市场经济背景相关的同性恋议题也同样消失。不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戏剧作品，只要带有任何性暗示，就会遭到市场的排斥，并使作者受到惩罚。即使在反映封建剥削制度的内容中，也不能公开提及性问题。例如，当著名戏剧《白毛女》被改编成现代芭蕾舞剧时，女主角被地主强奸的情节被省略了。60年代的话语认为爱情和婚姻问题是具有社会和公共重要意义的问题，将这些问题从个人领域中消除是为了保护女性的利益。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婚姻“不是个人享受，而是整个革命事业中的‘细胞’，是对全社会都具有重要作用的东西”。

80年代的多样化

在20世纪80年代，对50年代话语内容的批判似乎呈现出了女性形象多样化的趋势。性已经成为一个可以公开讨论和争论的问题，满足了消费者的兴趣，并涉及到女性的性愉悦。地方报纸会发表享受性关系、与伴侣一同放松愉悦、不再掩饰性兴奋的文章。无论是在广告、传记、小说还是文献记录中，与女性性别地位有关的问题似乎不属于任何明确的类别，而是被单独列为基于性的和谐与平衡科学争议的一种类别。这一时期女性性问题话语的观点与50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包括经济市场化、社会生活差异加剧以及卖淫和买卖婚姻对妇女的影响等因素。

上海的《健康文摘报》指出，长期以来女性都感到表现性欲是一种羞耻和不道德的行为(1993年4月14日)。到了90年代，在新婚夫妇的课堂上，教师鼓励女性将自己的性关系视为一种享受，而不仅仅是妻子的责任。女性应该积极地表达快乐，并有权对使她们兴奋的丈夫说“不”。尽管与女性愉悦相关的话语仍然被严格限制在夫妻间异性关系之内，但是“妇女”的范畴——代表作为女性的典型实践和特征——不再是把女性看作男性必需品、依赖于男性的无可争议的概念。

城市的文化特权

城市相较于乡村拥有更高的“文明程度”，这导致在自我认知和男女二元性别关系分析等级中形成了不同层次，人被分为城乡冉的群体。离婚女性、社会地位低的女性、拐卖女性遇到的困难，被认为不是性的问题，而是一个贫穷的问题。性别差异的实在论结构的普遍使用的、没有争议的要求，说明了所有的社会和经济领域都是性别斗争的潜在场所。

在20世纪50年代，自由选择的婚姻模式与城市生活相关联，例如对年轻人不要把友谊和爱情混淆的警告，谈恋爱通常被称为“交朋友”,它被认为是年轻人相互了解和发展爱情的恰当方式，而爱情则是实现新的婚姻模式必不可少的因素。这些行为在乡村和小镇上经常被视为不知羞耻的行为。谈论性的时候，通常指涉及城市中的行为，如对服装、发型和避孕工具的建议等。因此，在媒体中理想化的关系和价值观所描述的行为，对于乡村听众来说往往并没有直接意义。正如一位来自山东农村家庭的受访者所说，如果大多数人认为婚姻的基础不是爱而是基本物质保障，那么对于他们在恋爱时“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的规范就毫无意义。1950年之后，在推广新法律的过程中，许多困难都是由于将城市模式盲目强加给保守的乡村民众所导致的。

乡村中老一代人对婚姻过程的控制，乡村的家族和家庭结构鼓励其成员相互之间在经济上的依赖。公社制度下的经济组织的集体性结构认为家族的经济利益高于个人利益。90年代，在一些乡村地区仍然有很高比例的婚姻是通过“媒人”安排的，“说明了(夫妻)的认识方式仍然受到传统婚姻习俗的限制”(雷洁琼1994,174-6)。安排婚姻显然是出于有利可图，这从一些年轻姑娘的经历中可以体现出来，她们被卖到离她们出生地几千里远的地方和年龄较大的男人结婚。一个父权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中，婚姻的形式大都以男方家庭为中心，女性的身体再一次成为可获得的商品，人口控制和经济上的迫切需要的综合影响使很多农村地区的性比例失调。

性教育

20世纪50年代，有关性的出版物指向年轻读者群体。尽管范围非常有限，但它提供了一个公共论坛，旨在阐述对年轻人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的信息。《性的知识》一书作者在前言中指出，该书的目的是帮助年轻人“正确理解性”，以此作为理解“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的基础。因此，“帮助年轻人正确地理解性、恋爱和婚姻问题”变得十分迫切。女孩子们学习了有关乳房发育的知识，并被鼓励在提到月经时不要感到尴尬。母亲们也被告知“不要害怕或不好意思向她们的女儿清楚地解释月经的生理过程”。男孩子们也得到了鼓励，可以表达自己对手淫或胡须的渴望和疑惑，例如“我应该如何改掉手淫的恶习？”然而，这种方法非常有限，只能影响到有限的、主要是城市读者和听众，也未能超越公众认为性是“禁区”的想法。

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关注有关性教育的正面和负面作用，但认为公开揭示和性有关的问题是在鼓励混乱行为的保守观点仍然非常普遍(韩起澜和贺萧1988,53)。人们对于公开讨论诸如手淫或婚前性行为等问题仍然相当反感，在年少时就有性行为的女孩常常不能“分别对和错”，年轻人，特别是女孩，容易遭受到可能会对他们的生命不可弥补的损害和痛苦，对性的无知也会导致个人的犯罪和同性恋。所以，性教育便成为让人无法接受的社会和性行为方式与科学知识之间的一个缓冲。

到90年代中期，有评论指出父母和教师在给予孩子正确的引导方面仍然做得很不够。“一提到性问题，有些父母和教师的反应是目瞪口呆，或者厌恶地走开，似乎他们在接触什么很坏的东西”。同时，父母们还受到敦促，希望他们不要因为孩子们的一些不恰当的行为对他们进行打击甚至惩罚；最重要的是父母们在道德上有责任防止孩子们的“早恋”行为。

中国性教育的主要开创者吴阶平认为性教育的主要目的“首先是人格教育，而绝不仅仅是获得知识”。关于性行为或避孕问题的讨论通常都不包括针对青少年的内容，因为不应该鼓励他们获得性经验。性教育的明确目的是让年轻人“适应社会发展和社会道德的需要”,并且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性、友情和爱情观，使的身心得心健康地发展。相关的文章和电视节目可能会对父母们说孩子们对性有兴趣是完全自然的，但是让孩子们经历性愉悦的观点还是远远不能让人接受的。除了那些熟悉弗洛伊德儿童发育理论的人之外，有关孩子的性的概念似乎没有被普遍接受。

早婚与适婚

认为性兴趣和性行为是受到生育要求认可的观点，为很多有关性行为的专家意见提供了潜在的含义。例如，适合生育的生理条件的医学意见作为反对早婚，以及潜在含义中所指的婚前性行为的依据。女性直到25岁，才被认为她的“内分泌系统”完全成熟，骨盆的容量才完全发育。（林巧稚）通常人们都认为性欲的持续时间与生育能力的持续时间或多或少是一致的。对生育能力的任何可能性的损害都会被作为理由来警告女性不要进行性交。

在未婚的女性中进行这样的讨论，意味着在挑战婚前贞洁的标准，特别是在乡村，未婚的女性公开地与一个男人有任何交往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另一方面，向已经生育过一个或更多孩子的女性介绍避孕知识，被认为是一种让女性控制她们的生育的进步方法。

性差异

在中国的讨论中，性别分化被认为是最基本的生物差异。然而，在其他非性别化的背景下（如教育、家务劳动和就业等方面），这些性别分类仍被用来确定社会地位。一些女权主义作家认为性别差异的基础话语是反对大男子主义倾向的有力工具。尽管这种反对已经普遍接受，但在几乎所有社会领域和性行为中，关于女性和男性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等级观念仍然存在。这种认为性别行为由决定性的生物法则所支配的思想通过医学、教育和法律体系规范性地塑造了社会，并且与政治和国家制度力量相结合。在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90年代，这样的观点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与性发育的生物学解释相符的性观点体现了一种两性之间的和谐平衡和互补的模式。这些理论和中国传统的阴阳学说一起被用来证明“阴阳互补”以提倡性别平等。女性的性欲表达有诸多条件，例如体格、环境、婚龄和婚后性生活，且需要伴侣通过语言和拥抱进行耐心的鼓励。在这种观点下，男性的欲望被描述为一种天生的自然力量，易于唤起和满足；女性的欲望则被描述为温和的回应，需要逐渐地唤起。

改革主义者对性与生育的解释

把性和生育混为一谈也规定了“正常”和“不正常”性行为概念之间的界限，在50年代的话语中几乎不存在与异性恋生育模式不一致的性特征描述。性满足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个人和婚姻的快乐。不断有文章在向女性建议如何使她们的性生活更加令人满意、如何达到高潮，以及应该发出“什么样的性信号”以使性交变得愉快(刘达临1995a,42)，这理所当然地认同一种把女性的生育角色和性特征自然等同起来的观点，制定了女性性行为恰当表现形式的生理和道德规范。生物性让她们具备了生育能力，规定了女性的性欲望和性需要的主要特征，特别是在月经和怀孕期间。

女性独身是过去中国长期激烈讨论的问题，它也被排斥在性话语之外，在女性对社会的生育职责的观念中被置于边缘位置。在普遍被人们接受的性行为、独身和同性恋之间的关系中，把福柯所说的“边缘的性”(1984,42-3)排斥在公众的关注之外，说明了它们被认为在生物性上是不正常的、有病的或者是道德堕落的表现。同性恋在中国早期的历史中是很普遍的现象，但从50年代到70年代，是禁止公开讨论这个问题的，这更巩固了单一自然性行为的标准化观念。

给年轻人的建议

在50年代，“正确”理解的概念是以性行为和意识形态可以被分为“正确”和“错误”为前提的。“正确”意味着一套统一的、以青春期的性和性别界限的观点为前提的行为模式。以自我控制和保存身体及精神能量等原则为前提，给青少年们的建议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过早地对性产生兴趣和有性行为是在浪费年轻人的精力。人正在发育的生理和心理精力从对性的关注上移开，转而投入到对智慧、政治和社会的关注中去。

青春期和性在新的时代被重新定义，远远不是把性作为一种接受批评反思的自由概念，而是成为了把社会的轻人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一项活动，它把性重新纳入新的社会主义道德秩序之中。官方对青春期性问题的关注，说明了它会像服从于传统秩序那样服从于意识形态和道德的约束，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主义约束代替了传统约束。广泛地讨论青春期问题只是一个更加重要的计划的一个突出的部分，这个计划是将个人的认识置于公共的话语之中，以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和道德秩序。《恋爱时我们自己的事》（1993年）但过去15年里有关青少年和年轻人的材料的分类在本质上和50年代的话语没有区别。

青春期：保护孩子

在50年代到90年代，关于生理或心理疾病的内容总是伴随着青春期卫生建议出现。对性无法进行有效的自我控制将在每个男孩和女孩身上产生不同的结果，这取决于他们对此的迷恋方式。对女孩来说，这可能会导致单纯的不孕，也可能会导致道德败坏；对男孩来说，则涉及到与男性相关的问题，如阳痿和神经衰弱等。因此，不听从专家们有关青春期健康生活的建议，可能会对将来造成损害，影响健康和幸福生活，更糟糕的是，可能会引发“性变态行为”。

根据《想些什么办法来增长学生的健康?》（1950），青春期是一个有潜在问题的阶段，女孩子比男孩容易出现健康问题。这种性别不平等与女孩子性早熟的特殊方式有关。过早地进行性行为会影响她们的未来，尤其是意外怀孕对未来的影响（1956）。女孩的情感波动和敏感性在月经期间更加明显，而男孩则不会受到影响。根据《给少女的信》（1984,93），女孩子由于更加敏感，因此容易被“人际关系等问题”所吸引，如果她们生活在一个狭隘的环境中或者缺乏判断力，则容易陷入琐碎的事情中。

50年代仍然通过性别平等的宣传将她们融入社会以体现解放女性的观点。另一种评论认为，将青春期视为女性问题是现代父权制下将性和性别混淆的结果，即使不是特意这样做。在90年代的二元性别分割中，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界限甚至比50年代更加明显。

月经与弱点

20世纪50年代的公开话语中，提到月经的目的是驳斥它肮脏和危险的习惯思想。有些文章的建议非常详细，从女孩在经期的饮食到棉质卫生带晾晒的杀菌和晾干时间等方面都有涉及。医学书籍则更多地建议读者如何维持基本的卫生和健康标准，包括如何制作月经垫、清洗生殖器以及避免月经不规则。女孩被告知在经期应该避免游泳、重体力劳动和剧烈运动，因为这可能导致经血流量不规律。冷水、冷气和生冷食物被认为会造成流血量大和腹泻。此外，期间身体免疫力下降也会让年轻女性容易感冒和疲劳(严仁英1958)。因此，在经期避免生气和情绪波动可以防止月经不规律。

对女孩子们在经期健康和卫生方面的建议，引起了人们对与月经有关的恐惧、困难和痛苦的关注，并提出了不注意会引起一系列问题的特别注意事项。不要参加重体力活动和注意情感状态的提醒似乎在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即女性是虚弱无力的。尽管自50年代以来，医学观点一直反对把月经视为疾病并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以上描述肯定了月经的弱势特点。许多关于月经的建议和传统医学观点是一致的，认为在负面或“冷”的身体状态下接触冷的东西很危险。因此，建议女性在经期避免吃刺激性食物，例如辛辣的食品和酒精。同样，不要进行剧烈运动的建议是重复传统医学中对虚弱身体受运动压力影响的观点。然而，这些建议与保持健康的目标相一致，并让部分女孩从繁重杂务中暂时解脱。

讨论节选Discussion：月经与乳房body image

 ●  我在看到这个描述的时候感觉到了为什么我在看到各种和月经健康的建议的时候会火气比较大了。好像老一辈（甚至有很多同辈）会表达出这么做是为了健康，但是我会刻意去认同一些外国人月经期间可以吃冰淇淋，运动员月经期间可以比赛，也会强调我自己不照着做，现在还是挺健康的，当别人说到影响生育能力的时候我也会很气，因为好像要以生育来压制我。我还在想为什么会为这些“健康的建议”如此愤怒，我看了之后，我感觉如果只是去“施加规训和禁忌”其实还不足以解释，我看了更清晰了，这是一种在向我施加了“你比较弱”的想法，我是反抗的。

 ●  我看在以前学生时期，会拿着卫生巾去上厕所，还会把卫生巾放在桌上，四周会有很多同学好像看到我犯了什么罪似得提醒我说你的“卫生巾”露出来的，我直觉觉得卫生巾不就是一块像是卫生纸、纱布升级版的工业制品吗？为什么不能露出来，但是看到卫生巾就引起部分同学羞耻的感觉我以前只是觉得不赞同，因此要可以拿出来，现在好像有一点理解了。

 ●  看到关于“养生”或是“女性健康”的观点，我突然想到了为何会如此厌恶的原因，一方面是用"健康"来规训人，同时还加强了一种阶级差异（似乎部分城市女性为了健康被保护起来，而许多劳动女性仍然在劳动），另一方面，其实要说“健康”，所有的人要讲究起来，都可以讲究很多，因此只讲了不到一半的人的养生，不去更全面地讲所有人的各种养生标准我感觉到不舒适。

 ●  看到乳房的这一部分，我感觉到了有时候看到一些强调乳房与性感的画面的时候为什么我会感到有些愤怒，这种愤怒并不只是一种物化、凝视，而是见到凝视的视角似乎没有经历过在学生时代看出乳房发育在同龄人与羞耻的的这种类似“创伤”的经历。好像就会觉得很割裂，一方面自己成长过程中同龄人传达出一种要瘦、胸部屁股这种都要不明显的审美，但是另一方面好像另一些人又会强调胸大的审美作用。我自己处理这个情节的时候，我可能会去支持一些不同的审美，例如欧美的大胸大屁股的审美、“高级脸”或是看到有图片把黑胖的人拍得很自信的图片就会去支持，希望去借着认可这种审美，来“矫正”学生时期的束缚，但是一度落入另一种相反的限制之中，寻找平衡。但是整体来说是希望能够突破这些限制，见到能够突破限制的人也会比较赞赏，但是遇到好像从来没有被限制过的人有时候也会有一点酸，会很想知道ta们为何能够不被限制，当然会希望尽可能走出来。

乳房

相对于月经问题的讨论量和细节，乳房似乎显得不那么重要。Esther Cheo Ying在她的《红色中国的黑色乡下姑娘》中所写到中国女性的乳房即使稍微显露一点也会被认为是道德败坏，她们通常会花费时间用结实的棉布来束缚胸部。束胸被指出具有危害，并且批评希望看起来苗条纤细是“过去剥削阶级”过时的思想(黄树则1953)。医学观点警告说束胸对乳房的正常发育非常有害。到了90年代，丰满的乳房和优美的身体曲线已成为女性视觉形象的一个标准。虽然在中国仍然不普遍，但胸部丰满的妇女不再受到蔑视。然而，乳房大小仍然是一个问题，一些文章指出年轻女孩担心小乳房会导致哺乳困难(陆曙民和唐建华1991,8-9)，其他人则因为认为自己的乳房太大而感到不舒服。

无节制的危害

年轻男性也有自我约束和自律的要求，许多人担心精液的流失会消耗他们的“原气”，并对他们的性发育造成损害。50年代以来的专家们普遍认为，只要适度，手淫没有负面影响。“如果它没有导致性神经过度兴奋，那么手淫就不会导致神经衰弱”。然而，90年代对于通过手淫造成射精的态度更加严厉，性教科书经常用整章来描述习惯性手淫所带来的危害。这些警告读者沉迷于这种“恶习”的“不良后果”包括“过度的手淫会让人感到紧张和焦虑”;它可能导致“婚后阳痿”，是“身体能量的浪费”，手淫会让“神经处于过度兴奋和紧张的状态”，从而导致“头痛、失眠、健忘和无力”(傅才英1991,22)。精液的流失被认为是对男子健康甚至生命的一种消耗。手淫尤其被看作是对身体能量的破坏性浪费，因为它消耗了原精，但没有得到阴精或孩子出生的补偿(范·高罗佩1974,47)。

“医疗措施”，必要的话包括包皮环切手术，是帮助年轻人克服手淫的正确途径(王文彬、赵志--和谭铭勋1956,37)。“还可以用短波透热疗法、水疗法和温泉来对休息和心理治疗进行补充”。年轻的男性不断地被告戒应该早晨一起床就去进行身体运动，过有规律的生活，早睡早起，避免使用烟、酒和咖啡这样的刺激物，不要穿过紧的裤子，不要看很浪漫的文学作品，“当你觉得自己想手淫时，你应该立刻改变当时所处的环境，找个人聊聊或者专注于自己最感兴趣的工作和学习中。”(阎瑞珍和李培芳1989,26)

女性手淫是女性性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公开话语中几十年来除了谈到女性的纯洁和生育健康外很少被提及(李阳1956)。一些评论家似乎只是换了性别目标，把手淫视为女性行为。实际上，有些作者认为女性手淫比男性更不正常：“手淫通过不适当的方法满足性欲。尽管女性手淫不是很常见，但它比男性手淫更危险，因为它会导致阴蒂和阴唇增大，并影响婚后的性功能，甚至可能导致性冷淡。

青春期：自我约束

青春期的自我约束作为一种防治有害性行为的方法，不仅被当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上的责任，而且也是一种预防疾病和健康下降的措施。年轻的激情使他们容易受到伤害，如果没有循循善诱的长辈进行指导，他们很可能会作出以后会感到后悔的决定[周希贤(音)1953;阎瑞珍和李培芳1989,93]。

90年代对“早恋”的讨论将青春期问题性别化，认为“早恋”是不成熟、放纵和有害的性欲表达，出现在生理发育超过心理和情感发育时期。外部因素如电视、电影和文艺作品也起作用，因为它们描绘青少年爱情故事。这些迫使年轻人跟着潮流附和“爱”(阎瑞珍和李培芳1989,100)。评论家认为“早恋”是错误的，“过早地恋爱会消耗精力，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而且由于缺乏经验容易导致不幸”(吴章明、竺晓兰和郎英1990,73)。

女孩比同龄男孩更容易遭受情感和性问题，需要鼓励她们努力学习，以最小化性侵害的可能性。一些故事展示了单身母亲怀孕后被男友抛弃的生活；读者来信也提到十几岁的女孩因情所困想自杀。女孩“不加以自我约束”往往导致失去贞操和一系列疾病，如慢性骨盆充血和月经时间延长，影响婚后的性功能(如性冷淡)(吴章明、竺晓兰和郎英1990,73)。

很多有关“早恋”的资料中含有性别特征的目的，处于青春期的女孩子天生就比同龄的男孩更加容易陷入情感和性问题之中，在于通过鼓励女孩子们努力学习，而把她们受到性侵害的可能性降到最小。很多故事都讲到了没受过教育的单身母亲在怀孕后被男朋友抛弃然后是如何面对生活的；读者来信也提到了十几岁的少女为情所困而有了想自杀的念头。青春期的女性性行为是对婚姻、家庭和社会安康的一个潜在的威胁。

讨论节选Discussion：性的自我否定

 ●  我家里人没有人持有禁欲主义的思想，但是这个词汇在我脑海里认定成为一种社会的norm。我首先对norm超敏感，禁欲主义已经不是社会的常态，并且刻意的在我脑海的理想中想要宣传纵欲的想法。我小学一直到现在都把社会识别为性别很隔离的一个社会，我觉得身边的人都很保守，男性不能和女性有很多接触，女性不能和男性有很多接触，我觉得别人都是禁欲主义的、性别隔离的，就像我总以为不能剩饭是绝对的要求。我总是把现实中的norm想得太过严苛，但是又有一种理想去反抗norm，理想中的社会没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要求。小学之后我会这么强调，老师会说男生和男生玩，女生和女生玩，但是管得也不是很厉害，我们学校也不会禁止，但是我莫名就把这个当作norm，好像有更早期的集体无意识体现在我身上。

 ●  我听到类似早恋、保护好自己的观点，我会很厌恶，可能会怼回去，到了现在，我自己四周的朋友都想法比较接近，不会去谈论这类观点。但是在现实中我好像确实在实践禁欲主义，如果别的人有很开放的思想我是很赞同的，但是在自己身上，我的性格内向，不太会主动和人建立联系，所以就被动地禁欲主义了，但是这种状态在社会上还是能被接纳的。但是我遇到有一部分的人提到了一些传统保守的观念的时候，我会觉得和这个人合不来，不太愿意深交。

 ●  在提到80年代时现实中的性观念以及广告和时尚中“将年轻女性的美丽和性吸引作为性别的主要特征。年轻性感的女性的身体的照片成为明信片、小说、流行杂志和广告的一种特征。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双重信息，一方面认为浪漫的热情是婚前激情的一个主要标志，同时又把对浪漫的尝试约束在一个符合专业和政治利益的范围之中。”这段我感觉到很有启发，我常常会觉得很困惑，我在现实中几乎没有见过“性化”的人，但是又在各种影视作品、以及别人的讨论中反复出现，于是我真的很困惑，像是“鬼”一样，影视作品里面有，别人说有，但是我就是没见过，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然后别人的谈论又称呼这像是一个有鬼的世界，但是自己又没有见过。

 ● 在谈到勤俭的时候，我感受到这个价值观仍然支撑着我，虽然我对性别差异以及任何刻板印象都保持警惕，但是遇到各种价值观冲突的时候，我仍然会首先考虑勤俭是好的，借着这种意识形态，能够去解决很多抉择，让人很大程度上避开虚无。

 ● 在做自杀干预的时候，我发现前面“自我牺牲”的主题很长出现。自我牺牲与责任的集体倾向性经包括自我损伤和自杀议题，虽然当今的环境中后者被认为是不好的，但是前者仍然根深蒂固，以至于许多自杀者的身上都能看到基于这样传统阴影的激活。

 ●  在与许多性创伤群体工作的时候，一种社会传统价值的冲突张力可能是特别明显的，以至于会一度对社会环境愤恨，或是产生一种彻底的虚无感。

婚前观念

80年代开始，媒体中浪漫和性爱画面的流行，证明了最近有关爱和性的话语的最明显的改变之一。激情和浪漫的亲密行为被普遍认为是区别婚前和婚后之爱的重要特征之一。出版物中不计其数的浪漫故事，把性满足作为一种改革计划的重要奖励给了年轻人。广告和时尚把年轻女性的美丽和性吸引力作为一种女性性别的一个主要特征，各种出版物的封面习惯上都有必要使用漂亮性感的女性的照片，通常是西方时尚杂志中的年轻白人女性。年轻性感的女性的身体的照片成为明信片、小说、流行杂志和广告的一种特征。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双重信息，一方面认为浪漫的热情是婚前激情的一个主要标志，同时又把对浪漫的尝试约束在一个符合专业和政治利益的范围之中。这一信息特别针对年轻女性的性行为，强调女性是维护占主要地位的性话语中道德和社会意义的主要因素。

对年轻未婚人群的叙述，揭示了一种与这些视觉形象之间的一种紧张。虽然这些视觉形象表现了一种不受到社会现实压约束的对性的许可，但这些照片的说明文字却常常在指出一些含有完全不同意义的性描述的约束和禁令。与散发着性渴望照片一起出现的是警告年轻人不要有婚前性行为的内容。这些自相矛盾的描述以及这些形象与五六十年代统一形象之间的对比所造成的差距，说明了“女性”不再是与单一的性别和性类别联系在一起的。

求爱与约会

在50年代的城市中，如何区分爱和“普通友谊”，在友谊不同阶段的亲密程度定义了恋爱阶段所允许的行为的界限。这些阶段从最初的“相识”到“友谊”，再到“恋爱”，标志着不同阶段在性质上的转变，尽管没有公开的浪漫或性接触，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阶段日益亲密，有可能发展成恋爱关系。最终阶段是“表达爱意”，它会发展成合法的婚姻，并且也是道德上的要求。如果在这个阶段退出，会被认为是轻浮、不道德，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女性一旦得到爱的表示，就不能再随意寻找另一个伴侣[李若琳(音)1956]。如果女性和已经与别人“确定恋爱关系”的人发生爱情关系，那么她就会制造“三角关系”，这违背了法律中一夫一妻的规定。在达到无法回头的最后阶段之前，一些尝试是被允许的，只要没有性行为或导致未来的误会。正如《青年男女的友谊和爱情》的作者所说，“认为不可能发展成爱情的友谊就是不道德的友谊”

然而，规定恰当的界限仍然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就像一位年轻的工厂女工因为拒绝一个男同事的示爱而不被人们赞同(秦正如1953)。编辑的评论认为她“思想上有缺点”,指她最初对那位男同事的友好态度导致了某种对未来的迹象，这从道德上说不能被辜负的。另一个拒绝了别人求婚的女孩也受到类似的批评，认为她使他产生了有可能建立“恋爱关系”的误解。另一个拒绝了别人求婚的女孩也受到类似的批评，认为她使他产生了有可能建立“恋爱关系”的误解[张小林(音),张帆1952,17-18]。在和他长期和密切的朋友关系中，他们讨论过爱情和婚姻之类的问题，于是她违超越了友谊的界限。因此，婚姻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在80年代，描写感情和激情的作品越来越大胆、更直接，各种前所未有的关于爱情的描述、信息和建议淹没了过去强调婚前“正确”行为的标准。爱情在年轻一代中成为了梦想和渴望的象征，并在大众杂志上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些杂志刊登了热烈渴望、抛弃或者失望的爱情故事，附有情人含泪拥抱的照片以及年轻女性的渴望照片。然而，许多与爱情有关的问题仍然存在困扰，例如如何约女孩子出去、应该穿什么衣服见女朋友的父母、如何理解男孩第一次约会时的爱的表示。

虽然伴侣之间的身体接触可以表达欲望并加强情感连结，但是必须明确保持适当的界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社会仍然坚守着爱情的传统价值观，这种思想观念在一个快速变化和充满威胁的社会环境下显得有些过时。西方价值观对城市文化的渗透进一步加剧了老一代人对于思想和道德混乱的担忧，尤其是在几百万知青回城后对于年轻一代的道德信任。虽然许多年轻读者可能会因讨论过去被禁止的话题而感到尴尬和害怕，但他们需要鼓励来分享自己的经历，并挑战他们成长环境中的禁忌。这样做不仅可以帮助他们摆脱为了国家利益而掩饰个人经历的局面，更能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婚前激情

激情与危险密不可分，因为它反映了基本身体欲望和道德堕落的特征以及其反社会本质。对于年轻人而言，爱情通常是考虑婚姻的前提条件。然而，婚前性行为所带来的危险比青少年更严重，因此预防措施变得更加紧迫。将激情描述为危险和有分裂性的主要目的是阻止年轻人在婚前发生性行为，尽管并非非法，但是已考虑结婚的人应该明确性行为会影响他们的学习和婚姻幸福。

80年代，在没有正式的法律规定禁止婚前性行为的情况下，一种模糊的法律概念常常被用来巩固对这一行为的普遍的反感；婚前性行为做是错误的，因为它不受法律的保护。婚前性行为通常也被和反社会行为联系在一起，其程度可以从破坏公共道德到犯罪。

在关于“热恋”的危险的告诫性的故事中，女性往往是主题。在对大学生进行劝导时，常常用年轻的女性受到诱惑而陷入不正当的关系或者甚至被诱拐的例子，来建议学生们由于他们缺乏经验或不够成熟，因此不要产生婚前性行为(耿文秀1991)。从一方面说，漂亮性感的女人的视觉形象是浪漫渴望的主题和对象。从另一方面说，不断地建构什么是严格的标准。

将女性作为婚前行为界限的比喻在有关贞操的讨论中特别突出。保护女性的身体，不受到破坏性行为的损害是维持道德和社会整体性的当务之急。在90年代，读者们不断地被提醒婚前的贞操是对“男女双方的要求”；因此，它被视为“反映了两性的平等”(王燕鸣1988,78)。然而，尽管人们努力避免仅仅将女性的贞操强调为婚姻的必要条件，但社会对婚前贞操(“结婚的理想状态”)的期待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年轻人的要求表现出来的。

许多文章关注的是因在结婚前失去贞操而遭受不幸的女性，强调女性的纯洁是实现幸福未来的条件。一方面，它建议年轻女性如何保护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另一方面，也建议女性如何应对被询问过去经历的情况。然而，实际行为往往与这些描述相一致。在某些乡村地区，保护女儿的贞操意味着确保她们成为高价新娘。根据1990年的女性状况调查，近70%的受访者认为“一个女人的贞操比她的生命还重要”。由于强奸会严重损害名誉和婚姻机会，许多人选择保持沉默。

将女性视为性道德的动因，反映了性约束原则和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和性使用观念之间的矛盾。这种描述强调女性的自我约束与她们对占支配地位的男性的性欲望、可获得的性和依赖性相重叠。如果婚前女性的性行为成为美德和可以随时获得的性伴侣之间斗争的焦点，那么用于造就和约束女性的话语也会相应扩展。

讨论节选Discussion：性别刻板印象与集体潜意识

 ●  我试着把这些内容当作某种“集体潜意识”之后，今天发现和长辈沟通顺畅多了，感觉一下理解了一些，思路清晰了，很多文章中我不会用的词汇，发现家中长辈会说。

 ●  我对于性与性别的刻板印象时过度敏感的，明明知道这些很刻板，但是越是去思考这些的刻板性，越是会被困在里面。有时候会刻意反着来，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好像会有一种默认四周的人都是极度保守的这种想法，我也不知道这种想法从哪里来的，我家里人好像也不是那么保守，但是我好像从小就默认家里人和同学都很保守。

 ●  我感觉到我对于这些“刻板印象”好像有一种刻意回避，在没有留意的时候，我会去忽视和否认，尤其是这几年，我已经和价值观比较相近的人建立了一个自己的舒适圈，很少再接触到一些令人厌恶的“性别刻板印象”。但是在网上出现舆论的时候会很讶异竟然会和这么多人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我会感觉到有点困惑，没有办法调和，我在临床工作中有遇到很多价值观比较保守的人，我会去聆听ta们，但是仍然会觉得有一种要刻意拉远自己的感觉，这次读下来感觉畅通了不少，可能正是因为这些东西也是在自己潜意识的一部分，所以并不是“不知道”，而是刻意回避，因此在遇到价值观冲突时，才会更加“回避”或是产生“厌恶”，再严重一点，就是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自己是“游离于世界之外”的感觉。

 ●  我觉得将这些视为“超我”的觉得比视为“意识形态”更精确，超我是理想化的，很多人多多少少会受到这些来自社会的超我的影响，但是可能是被它影响但是与之对抗并且产生冲突的。

备注1：本文较长内容将书籍的节选以黑框中的灰色文字发送，而读书会中成员的对话以绿色文字发送。

备注2：读书会时间有限，所以只讨论了前半本性与性别话语、青少年、婚姻，未讨论后半本性少数、拐卖等，欢迎更多人发表自己的想法。

备注3：以下内容为书本各个章节部分知识点提纲挈领的概括。由Circle与ChatGPT共同整理。整理流程为，Circle先将书里讨论的文本凑到一起，编好小标题（此时文本很琐碎、很长）再将每个小标题中的文字放进ChatGPT重新写成一个概括性的小段落，写完后再经过Circle审核以及修改。

备注4：以下内容可能引起不适，谨慎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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