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文解析如何避免成为有害的助人者 | 讨论

即便社会上广泛推崇舍己为人的助人典范，如杰出的医护人员和见义勇为者，他们甚至被尊为圣徒、烈士。然而，许多人有着很强的同情与同理心，充满助人的热情，却在助人的道路上遭遇重重阻碍，他们的善举甚至被误解为“害了别人”。这些人轻则受到嘲讽，重则面临社会霸凌和妖魔化。

那么，为何有些时候会成为“有害的助人者”呢？这其中或许有诸多原因，对于那些“助人失败”或“越助越差”的行为进行适当引导或调整，而非简单地惩罚。此外，如果助人者自身状态下滑，而被帮助者却因此受益，我们是否简单地将其定义为“愚蠢”？或许，我们需要更加细致和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

一句民间谚语“救急不救穷”描述了一些现象。“穷”可能意味着救助者与被救助者之间存在完全不同的社会角色框架以及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产生了一方对于令一方对方单方面“惨”的评判：“穷”意味着“能力不足、习惯不良、疾病”等，可能也意味着拥有更多创伤。

创伤疗愈只能从关系中疗愈，疗愈性的关系也被认为是重要的，这样的关系若是无法从亲族中满足，自发助人现象是提供后天再抚育（reparenting）的重要来源。我们去分析许多自发助人者踩入的困境时，我们也能够发现这样的困境在亲族养育创伤中是异常地常见的。

本文基于《创伤与复原》的创伤移情与反移情，梳理出“助人悲剧”的阴影，看见这些暗流涌动的陷阱，避免采坑。心理创伤的核心经验是失权，助人必须遵循赋权增能（empowerment）和重新创造链接。

• 疾病亲历者社群的创伤知情
• 以复杂创伤视角重构临床实践
• 失权是痛苦的根源-女性主义疗法概况
  

关于罕见病与少数群体求助资源的不均问题，实际上反映了供需信息差的严重失衡。许多求助者由于缺乏医疗知识，往往难以确定自己的问题所在，更不知该向何处寻求帮助。他们可能在茫茫人海中寻找那个真正能理解并帮助他们的群体，但往往难以如愿。与此同时，社会中的助人者资源也呈现出分布不均的现象，许多助人者同样难以找到他们想要帮助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网络社群成为了他们相互对接的重要平台。

然而，网络社群求助并非毫无风险。有时，我们可能会遇到不理性的自我牺牲、难以辨别的利益纠葛、连环的情绪崩溃，以及边缘群体内部的群体性暴力等问题。在现有的正式医疗、法律和福利制度尚不能完全满足个体需求的情况下，社群中的自发帮助行为就像一把双刃剑。无论是助人者还是受助者，都可能会面临各种风险。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并非所有助人者都出于善意，也并非所有受助者都存在问题。面对这些风险，我们应该学会保护自己，而不是因此拒绝求助。

对于助人者来说，了解如何有效地对接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显得尤为重要。例如，一个希望帮助性少数青少年的助人者，可能会发现某个社工机构主要关注社区老年人，这时他们就需要调整自己的策略，寻找与自身工作领域相匹配的机构。在助人行业中，我们也要警惕那些真正出于善意和热情的行为让个体陷入的困境。

以创伤为激发动机的助人行为：其优势在于深厚的同情和同理心，但风险在于可能无意中形成相互间的创伤连环激发，进而在人际关系中叠加更多创伤。这一点成为了后续讨论的核心。

同情心与同理心互补：人们可能只是基于自己的想象去帮助他人，却未真正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理解其处境。同理心则是站在被同理者的视角，不仅想象对方如何面对，还理解对方为何如此行事，即使不完全认同对方的做法。同情与同理心的结合至关重要，不能仅有同情而缺乏同理心。同时，充足的创伤疗愈知识和基础是助人行为的有力支撑。

同情心虽可作为助人的动机，但过度的同情心容易让人对与自己不同的人产生难以忍受的排斥感，甚至因难以认同他人的反应而攻击对方。高同理心天赋的人在社会中可能会遭遇不平等，他们乐于助人却不一定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如果周围人缺乏相对较高的同理心，可能会对高同理心的人施加质疑和心理负担。因此，他们更需调节自身情绪，全面了解社会脉络，并远离那些消耗性的关系。

同理心的三个层面（Battaly, 2011）

1. 关心：通常我们说一个人能够运用同理心来理解他的朋友的所作所为时，我们【似乎默认这个人对被同理者不是漠不关心】的，否则他无需选用同理的立场来理解朋友的行为。

2. 分享：同理者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分享被同理者所面对的境况以及由此而生的情感体验】

3. 理解：同理者能够分享被同理者的境况和情感，他也就【能够理解或者才某种程度上预测被同理者在这样的境况和情感条件下所做的行动】。

政治哲学家Walzer在讨论“宽容”问题时认为，如果自由主义者不能宽容生活方式完全非自由的社群，那自由主义者就不能认为自己真正做到了“对差异保持宽容”（Walzer, 2006）。

无助体验：创伤个体常深感无助，此时助人者可能会扮演他们的代言人，协助沟通并解决生活中的难题。然而，仅仅提供物质支持、经济援助或不当的情绪调节方式（如滥用精神活性物质），可能无意中强化了受助者的无助感，剥夺了他们的自主权利。助人者会逐渐发现，无论自己如何努力，受助者似乎仍深陷困境，助人者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与能力，与受助者一同陷入无助的泥沼。因此，在助人过程中，我们需坚持“授人以渔”的增权赋能原则，同时关注自身的共情疲劳，保持自我关怀。

不信任与控制：创伤个体在建立关系时往往小心翼翼，他们不断试探助人者是否值得信赖，产生各种猜疑，认为助人者无法、不愿或别有用心地帮助他们。这种不信任可能促使助人者不断感到挫折，进而愤怒、试图掌控局势以扭转困境，但这往往又会加深受助者的不信任感，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旁观者的罪恶感与补偿：面对受害者的遭遇，助人者可能会产生所谓的“见证人罪恶感”，并因此承担过多的道义责任，再次扮演拯救者的角色，这可能会使受害者更加依赖，而助人者则可能因此心力交瘁。

自恋陷阱：助人者有时可能陷入自恋的陷阱对抗无助感，表现为自我膨胀和全知的姿态。这种自恋源于早年对创伤的应对机制，容易使助人者在助人过程中不自觉地重复早年创伤，并将个人观念强加于受助者，造成对方的压迫感。自恋陷阱（John Maltsberger & Dan Buie）包括：（1）立志帮助所有人（或某一类人）、（2）渴望知道所有答案、（3）热爱所有人。若不能克服这些陷阱，助人者可能会像浮士德一样感到无助和挫败，单方面地认为受助者悲惨，却因其不配合而感到无奈和愤怒。

白骑士情节：部分助人者可能深受白骑士情节影响，他们并非完全致力于赋能受助者，而是渴望获得对方的认同和依赖，虽然他们提供的帮助确实是有价值且外界提供不了的，但是他们容易陷入一些危机：

1. 当助人者无法满足受助者的需求时，如何设定合理的边界、恰当地拒绝并给出明确的承诺，是一大挑战。在此过程中，保持对受助者的尊重，避免使其感到被冒犯，同时意识到潜在的风险。

2. 助人者应明确自己的角色，应时刻警惕增权赋能的原则，确保受助者能够逐渐获得自主能力。

3. 对于受助者有着更多地依赖的不平等，可能在受助者逐渐建立自己的生活时产生分离焦虑与控制。

情绪稳定：助人者被极端的情感压倒最常见的行动是企图拯救或控制患者，以退缩或是冲动的攻击行为保护自己，还有怀疑和轻视患者创伤的真实性，对与创伤相关的事物产生解离，对患者保持专业上的距离，或是干脆遗弃对方。助人者往往会在发现自己没有做好的时候要承受很强的谴责和羞耻感。

认同加害者：随着助人者与受害者关系的深入，他们可能会对受害者的叙述产生怀疑，开始共情加害者，对受害者产生鄙视和挑剔。他们可能担心受害者的复仇幻想，对受害者产生憎恨，并试图摆脱这段关系。

攻击受害者：助人者可能会感受到受助者的剥削与利用，从而开始攻击他们，认为他们夸大事实以博取同情，进而剥削自己的金钱、时间与关爱。然而，这种攻击行为往往源于助人者自身的误解和情绪失控，而非受助者的真实意图。

对权威角色的创伤激发：部分个体在与权威人物相处时，创伤个体会表现出被过往恐怖经历所扭曲的情绪反应。这种反应并非源于助人者在社会中的权力，而是源于他们通常扮演的给予爱、关怀甚至生存资源的角色。在创伤疗愈的视角看来，这种反应如同原加害者的暴力再现，使得后续关系中似乎有一个施虐的第三者在场。

对无能助人者的愤怒：受助者可能会将助人者理想化为全能的拯救者，并以此作为对抗创伤恐怖感的幻觉。然而，当助人者未能符合受助者的期望时，受助者会感到创伤性的失望，仿佛被抛弃。这种被抛弃感使他们将助人者视为迫害者，将他们的不完美视为全知全能的个体在刻意遗弃和虐待自己。因此，受助者会对“无能的助人者”产生暴怒，并对那些设法帮助他们的照护人员怀有相似的愤怒和报复幻想。

被误解与被冒犯的挫折：在助人者的人际关系中，受助者可能会反复经历被误解和被冒犯的挫折。这些误解可能涉及对受助者核心创伤与自我认同的否定，反复激发创伤性的挫折感。这种经历可能使受助者与助人者之间形成一种对抗、控制与伪装的紧张关系。然而，通过与助人者成熟的人格互动，受助者可以逐渐将这些挫折转化为“恰到好处的挫折”，并经历重新成长的过程。

为抓住救命稻草而进入不良的关系中：在极度痛苦和渴望帮助的情况下，个体可能会难以以有边界的方式为自己负责。他们可能会反对“边界”的概念，并迫切地寻求后天养育者或拯救者。然而，当周围没有合适的人选时，他们可能会陷入持续的混乱之中，不断寻求那些能暂时缓解他们痛苦的关系，即使这些关系可能在旁人看来危机重重，可能是理想化的，并且矛盾型依恋的。（接续到下一条“理想化与孪生关系”）

理想化与孪生关系：在极度痛苦和渴望帮助的情况下，关系容易陷入一种类似原始母婴融合性关系的境地，或是感到彼此极其相似，仿佛是在帮助自己一样去帮助他人。然而，如果早年经验带有创伤色彩，或是遭遇后续的替代性创伤，这种关系的维系将变得异常艰难。在这种关系中，混乱型依恋模式迅速显现，创伤不断被重复，个体频繁爆发暴怒，甚至走向自我毁灭。尽管外界可能认为这种趋势无法逆转，但事实并非绝望。通过几年的共同努力，双方对关系进行反思与修复，许多个体能够逐渐走出这一困境，如同婴儿长大成人。

利益冲突：建立明确的边界对于避免利益冲突至关重要。随着助人者与受助者关系的加深，利益冲突逐渐浮现。当双方无法找到共赢的解决方案时，可能会陷入控制与拉扯的漩涡，或是选择忍让与憋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双方需要逐渐明确界限并后退一步。

情绪闪回不稳定-煤气灯：受助者-助人者或是迫害者任何一方，（在受助者往往容易被理解，若是助人者产生这样的倾向，则流动向迫害者），创伤情绪与闪回可能导致个体的情绪迅速变化，使对方感到困惑甚至痛苦。这种变化可能引发复杂的情绪反应，使个体持续处于紧张与悬念之中。特别是在受创场景中，与加害者的互动模式可能会影响到后续的关系，让受助者感受到威胁、操控、利用或欺骗。这种情绪虐待，尤其是受助者的自杀与受虐的行为，对助人者而言尤为沉重。

加害者的再现：当助人者未能妥善处理前述情感虐待时，受助者可能会产生过去加害者的片段闪回，将助人者视为全能加害者，拥有剥削的意图。这种对抗往往源于受害者与加害者长期相处所形成的人际应对模式，支配与顺从的力量在其中不断重现。虽然过去这种关系模式可能被称为“受虐型人格”，但这一标签已逐渐淡出，因为它过于强调了个体在无法选择的成长环境中形成的应对方式，容易引发误解和污名化。

投射性认同：长期受精神创伤的个体对非语言的人际交流信息格外敏感。他们习惯于在权力不平等的环境中解读加害者的情绪和认知状态，并将这些解读带入新的关系中。例如，他们可能会将自己的不适感归因于他人的迫害，进一步认同他人具有加害自己的意图。在探讨这种现象时，我们需要避免对受害者进行谴责，而是关注其背后的心理机制。

性欲化：在某些关系中，人们可能会陷入一种特定的情感模式，其中（1）情欲关系被当作唯一的信任证明，认为只有在这样的关系中，才能确信对方真心想要照顾自己；（2）渴求长时间、近乎母婴般的皮肤接触，以此来感受对方的关爱与关系；（3）在与权威沟通时，若感受到自己缺乏性客体的价值，便会产生自我否定的情绪，认为自己不够好，不值得被爱。然而，即便处于这样的情感状态中，个体仍可能不自觉地回溯到早年的性创伤经历或母婴关系，导致对人际关系的全面失望。值得注意的是，性欲化并非通过简单的拒绝就能轻易解决，因为这种特质在社会的婚恋关系中普遍存在，全面污名化其存在反而对深入分析无益。

创伤的传递：创伤的传递是一个多向的过程。不仅受助者可能将自己的创伤体验传递给助人者，助人者也可能将自身的创伤影响传递给受助者。当一方的创伤模式、躯体感受、情绪等被触发时，它们可能会侵入到另一方的心理世界中，引发替代性创伤（vicarious trauma），甚至可能勾起对方自身的创伤记忆。在这种关系中，双方可能会经历解离现象，许多感受可能源自过去无法处理的创伤体验，这些体验或许早已从意识中淡出，但实际上是早期受虐经历的遗留。助人与受助者可能会共同经历解离状态，感到非真实、自我感消失、受人操控，甚至出现自残自伤、现实解体，甚至是分裂出不同人格的情况。虽然从受助者到助人者的创伤传递被广泛讨论，但助人者向受助者传递创伤的现象同样存在，只是往往不被社会所理解和原谅，助人者甚至可能被误解为迫害者。

社会孤立：当几个人长期共处，特别是创伤者之间，他们可能选择每天长时间地待在一起，进入持续的无助感和对世界的共同敌视，会让他们逐渐疏远原有的社会关系。随着人际关系信念和个人脆弱感的改变，他们可能在关系中变得更加不信任他人，与亲族和同辈的关系变得紧张甚至破裂。连助人者也可能因此受到同辈的质疑、霸凌和孤立，最终，助人者与受助者都可能陷入社交孤立的状态。（延伸阅读：为什么会被讨厌？）

自杀议题：自伤自杀行为在现实社会中涉及复杂的法律法规和责任风险。关于这种行为本身，是否总是负面的并不绝对。然而，在网络社群中，自杀议题频繁出现，这无疑是一个常见且直接的风险。若有一方选择自杀并导致死亡，可能会引发法律上的责任问题。这种责任不仅限于个人，例如，英国就有科技公司因推送创伤内容而被起诉，导致一个未成年人自杀的案例。对于已经遭受创伤的个体，如果频繁接触这类内容，可能会不断被推送类似信息，从而加深其创伤。

卡普曼戏剧三角是基于“人际沟通分析”理论（Transactional Analysis，TA）中的一个关系模型，而当一个人扮演了其中一个角色时，周围的人为了维持这个三角的平衡，会无意识地扮演对应的角色，当一个人进入三角中，三个角色都会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并且持续流动。一个人做迫害者的时候，也可能同时是拯救者和受害者。

三角外的旁观者往往只能观察到受害者的无助以及妖魔化迫害者，这个模型可能有一些谴责受害者的嫌疑，因为描述受害者在系统中的作用，然而系统性视角的目的不是谴责其中任何一方，而是松解这个系统的流动。

同时也有许多社会上的质疑会认为是因为拯救者的不当行为而培养出了一批“卖惨”的人，无论是擅长卖惨还是倾向于让自己处于惨的境地。如果只是倾向于以卖惨的叙事来获得他人资源的倾斜，被称为心机、占用助人资源或是“诈骗”，如果因此促进一些本身就在社会边缘生存困难的群体，变相鼓励了“采生折割”（使用自残的方式让自己更惨，以获得他人的关爱与救助）建构出一批职业乞丐（在当代可能展现为一些大病网红或是一些反复自残自杀获取到关爱的人），那么似乎就有一种系统性地因素让这些受助者处于惨的位置，要救助这些“惨”的人，似乎去加深这些倾斜和帮扶只是深化了这些系统性因素。

*乍看像是客体关系派的投射性认同但是完全不一样，把客体关系放到意识里面

创伤的5F反应让创伤个体倾向于在三角中循环，将创伤通过控制、被动攻击或是不言说的情绪传递给他人。在高频率的互动中，容易激发创伤个体拯救-受害双方的各种创伤移情产生其它应对策略，个体角色三角中发生移动。例如受害个体感到不安全依恋再现而触发战模式成为迫害者；拯救者从讨好到逃/战，成为受害者-迫害者，可能再次从外部引进拯救者来达成平衡。

触动人心的角色小丑女，一开始是作为恶棍小丑的心理医生，在治疗小丑的过程中黑化为恶棍

以增权赋能为原则：治疗关系的界限设定旨在增强受助者的自主权和促进双方良好的工作关系。治疗师应明确自身能力的界限，尽管面对诸多模糊的挑战，但界限的弹性仍需不断探讨，并可能随时间演变。

专业助人关系具有明确的目标：（1）以患者复元为唯一目标，治疗师成为患者的盟友；（2）通过契约明确双方权力关系，患者因需求自愿进入这一不平等关系。

正确反应个体的痛苦表征：治疗师必须有丰富的知识，准确地辨别患者痛苦经验的表征。

无私（disinterested）：无私意味着治疗师不得为满足个人需求而行使权力。

中立（neutral）：中立则要求治疗师不偏袒患者内在矛盾的任何一方，且不干涉患者的人生决策。

共同建立治疗同盟：这种关系基于互动而非专制控制。尽管信念可能因创伤而受损，但双方仍需对治疗方式和效果保持信心，并共同应对挑战。

共同哀悼悲伤经历：治疗师会认同患者的悲伤经历，并感受到哀悼之情。但若无充分的支持系统，治疗师可能难以兑现承诺。治疗师不仅要理解受害者的感受，还可能被卷入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冲突中，感受加害者的心态。

事先设立界限：通过共同设立的界限，促进工作同盟的稳固，并明确分工合作。治疗师应强调真实表达和揭露真相的重要性。随着患者逐渐投入，强烈的被解救渴望可能会再现，就如同创伤当时的感受，治疗师也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希望填补患者承受骇人经历的伤痛，随着失望而来的愤怒和挣扎，也许会导致双方重演最初的受虐环境，加深恶化原始的伤害。（p248）因此要避免发生过度的移情和反移情最好的防护措施就是遵守治疗关系的界限，有了稳固的界限，就能创造安全感。

过渡性客体（transitional object）：助人者有些时候会成为患者的过渡性客体，就像是幼年时期当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孩子可能会使用一些玩具、毯子加强安全的依附感。童年时期没能建立安全依恋的人而言，成年后好转后可能也会进行类似方法的过渡。

助人者的支持系统：当助人者过度卷入创伤并开始化身拯救者越过边界，被同行谩骂是常见的，例如被质疑创伤的真实性（例如佛洛依德当年提出患者童年性创伤，被诸多同行怀疑），对于助人动机的怀疑（认为助人者是开后宫、控制狂），对反移情的批评。在这些压力下，助人者会开始远离同辈，开始走向不被同行监督的其它帮助方式，助人者可能逐渐进入孤立的世界，助人者可能会感觉到自己是唯一了解患者的人。有些助人者遭遇这些批判后，会将这些压力传递到患者上，开始怀疑、批评或惩罚患者，不管争执的焦点是什么，最后都会演变成一段创伤历程，同行在争执中不知不觉地重演患者创伤的矛盾对立。

自我成长：助人者需要小心平衡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不能陷入卷入的陷阱，专业支持系统扮演的角色不止关注于治疗工作，还要自己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还有升华、利他主义和幽默也是重要的特质，持续让自己有保持愉悦的能力，生活的丰富感是投身治疗工作的无形报酬，同时要注重自身人格的整合（integrity）。

创伤的疗愈只能在患者拥有健康的人际关系环境中进行，孤立的情境下难以实现。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个体需要重新塑造那些被创伤经历破坏或扭曲的心理机能，这包括但不限于基本的信任、自主性、主动性、工作能力、自我认同和亲密感。这些心理机能的建立原本就源于人际关系，因此也必须在人际互动中得以恢复和重建。

在自我重建的旅途中，个体必须扮演主导者和裁决者的角色。我始终秉持着这一原则，在工作中鼓励当事人自主表达，倾听他们的声音，并提供必要的参考，而不是直接给出建议或频繁催促。尽管他人可以提供忠告、支持、协助、关爱和照顾，但这些行为并不等同于治疗。许多人在试图帮助创伤幸存者时，因未能遵循增权赋能的原则而未能成功。过度介入往往会剥夺幸存者的自主权，即使表面上看起来对个体有益，但是长期来看可能会遇到成倍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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