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UE·台湾|柏林与台北，隔离期反思“无法被丈量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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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可以移居火星之前，我们还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不分信仰，不分时区，我们都是观念上的地球公民。在这个地球公场，让我们呼吁理解、联结、合作、彼此支撑与爱。
编者按
截至4月25日（北京时间），全球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已超过270万。确诊人数最高的国家为美国，累计确诊超过90万例。德国累计确诊人数已超过15万，在全球排第4位，德国首都柏林确诊人数达5500多例。
相比之下，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基本控制。中国台湾在这次疫情中的防控表现此前一直受到关注。但在上周（4月19日），台湾省一只舰队被感染，已有24人确诊，总共牵涉人员744人。截止今天，台湾确诊人数达429，台北市确诊人数116。
简铭甫（Minfu Chien）是一位生于中国台湾，旅居德国柏林的生活家、作家。他也是一位观念上的地球公民。因为从事古董家具生意，他每年都穿梭往返于台北和柏林。今年，新冠疫情爆发后，因为此前的工作计划，他恰好先后赶上从台北飞回柏林，一个月后，又从柏林飞回台北。往常再熟悉不过的洲际飞行路线，变成了紧张刺激的“冒险之旅”。
在严峻的疫情蔓延期，他经历了亚洲和欧洲之间穿梭，体验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疫情防控政策。随着欧洲各国疫情数字激增，他既感受到极端环境中的人心仓惶，也体验到疫情下的人情冷暖。
在为地球公场“WUE2020计划”分享的“柏林与台北疫情日记”里，简铭甫以他在德国柏林和中国台湾两地穿梭的经历，带我们感受了这场全球大流行病下欧洲与亚洲不同的抗疫表现。他最终安全回到台北家中，在“居家隔离期”也开始思考东西文化差异，以及疫情会让世界变成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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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分享的是，简铭甫“柏林与台北疫情日记”下篇——从柏林飞回台北后，他在居家隔离期对“疫情下的世界”的反思与记录。因为曾长时间旅居欧洲，这次“疫期隔离”让他开始思考欧洲、亚洲的文化差异。
上篇请见【WUE·柏林|台北与柏林，疫情下的仓惶与温暖（上）】或【再次往返台北与柏林，这一次，世界好像不一样了】。
3月19日，台北，进入居家隔离期
今天（3月19日）区公所（台北中山区）没人打电话给我，想必是业务量激增，因为从今天开始，居家检疫的名单回朔自3月5号。也就是说，凡在3月5号到3月14号之间去过欧洲、土耳其等地旅行的人，都会被列入居家检疫名单。
也是昨晚（3月1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表电视演说，要求大家务必遵守政府公布的防疫措施，尽量待在家中减少社交。因为这次德国面临的挑战，是二次大战以来仅见。话说得很重，但语气还是带着默克尔独有的温情。
她要求大家要注意家中长辈，避免祖父母跟儿孙交叉感染。目前的紧缩措施虽然是暂时的，但也许还会更严峻，大家必须做好学习的准备，因应变局。
Minfu Chien发现，和默克尔的电视演说相比，台湾省防疫新闻点击量竟然高一些。图源：DW（德国国际公共广播公司）新闻网站
这两天区公所人员送来一箱肉燥面，说是“防疫包”已经发完，临时改用泡面替代。但十四天的口罩还是没有少。台湾就是这点让人感到窝心，行政效率高，公务员态度好。
居家隔离期间，我白天忙着给自己做饭，冷藏库里的猪肉必须赶紧料理。想好要煮的菜之后，发现还差几个食材，于是边料理边打电话请妈妈帮忙去市场购物。
妈妈带来补给食材时，也只能搁在电梯旁，我则在目送她离开之后，才将食材拎进家里。很奇怪的感觉。因为太奇怪，所以等妈妈回到家之后，我又打了电话跟她小聊一下，才稍稍化解内心的尴尬。
从柏林回到台北后，居家隔离期间，台北中山区公所人员送来的肉燥面和口罩。 图源：Minfu Chien
偶尔滑了一下手机，发现生活里，似乎还有许多人也同时在进行着14天的居家隔离。马来西亚颁布了禁止外出的命令，而欧洲人则早就被要求待在家里，不要出门。
甚至像一些特定行业，例如空服员以及医疗从业人员，这段时间他们回到家，也都处在一种自我隔离的状态，以保护家人。只能说，非常时期，大家辛苦了。
看了欧洲的一些新闻，柏林已经在讨论是否颁布“禁行令”。有些人在网路上票选哪种行业受害最惨，零售服务业还是航空业？旅行业还是足球联盟？芦笋农场还是夜店俱乐部？
说到芦笋农场，是因为采收季节将至，但是往年的东欧临时工全部来不了，所以正在一筹莫展。而夜店俱乐部，则因为从上周起封馆之后，就面临生存危机，日前刚发起了“线上直播”活动，帮自己募款顺便帮大家解闷，目标金额一百万欧元。
《华尔街日报》报道法国一些农场因疫情影响了芦笋采摘。很多芦笋农场主一筹莫展。图源：《华尔街日报》
欧洲的超市则颁布了许多新规则，除了排队结帐要保持距离之外，许多民生物资像是卫生纸跟消毒用品已经限次限量，原本自助式的面包柜现在采用人工服务，货架上也明文规范大家商品拿了之后就不要再放回去，付款时则尽量刷卡不要付现。
我想，最终大家也可以开始讨论，未来，一味追求经济成长的生活模式是否该趁机改变？而气候变迁的威胁是否因此得到喘息？
最近读到德媒一篇文章说得挺好。文章说，大家都认为“政治”是一种“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艺术，看看这几天各国对于疫情变化所祭出的激烈手段，的确如此。
所有娱乐场所净空，餐厅酒吧暂停营业，邮轮飞机大多停航，火车大众运输也都减班，大家被要求尽量待在家里，工作也改为Home Office。但这不就是过去几年来，倡议“气候变迁”的环保人士大声疾呼要求的终极改变吗？
新冠大流行后，瑞典环保女孩格蕾塔·滕伯格（Greta Thunberg）呼吁“走新路” 。图源：The Guardian
如今，这些长期以来被全球政治人物视为“不可能”的改变，拜病毒所赐，“奇迹”般发生了。“气候变迁”其实也跟病毒一样，具体威胁到人类的永续生存。
但看看政治人物们为“气候变迁”做出了什么立竿见影的决策？杯水车薪。如果要说危机就是转机，此刻真的就是处理“气候变迁”最好的时机了。
居家隔离第4天（3月21日）
一觉醒来，世界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至于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没人给得出一个答案。
欧洲才刚要经历中国两个月前已经经历过的指数模型，但许多欧洲人已经不耐烦地询问，终点到底在哪里？
其实，夹在两种不同文化里，经历过两次疫情高峰的洗礼，我渐渐比较能从宽一点的视角，来看待这个“公共卫生事件”。
是的，我定调它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不是世界末日，也不是哪个国家的阴谋；身边的人不会突然一秒变丧尸，也不会弹指之间就汽化。这个观点很重要，因为它帮助了我看到“终点在哪里”，以及减少恐慌情绪，更坚定了居家隔离的决心。
乌克兰政府鼓励人们在家居家隔离的创意宣传图 ，图为面戴口罩怀抱粮食的"达芬奇少女”。图源：乌克兰文化和信息政策部
之前看过新闻，一位美国青少年架设网站帮大家更新全世界的即时疫情指数，他坚持要在图表里加上一栏“痊愈人数”，因为他认为这个数字会带给大家希望。
的确，这两个月来，大家的心都纠结在今天新增多少感染人数，以及哪个地方死亡人数又创了纪录。数据可以用不同的面向来解读，背后也藏着不同的动机。
官方的解读、政治人物的解读、媒体的解读、病毒专家的解读、网民的解读；其中有让人惶惶不安的恐吓，也有虚张声势的表演，当然还有深奥难解的理论，以及聊胜于无的乐观安慰。这些不同的观点，让人迷失，让人无以适从，更让人“无法做决定”。
“我们要做什么决定？”。更明确来说，“我们有机会做决定吗？”。有，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在做，就是缩限生活上的自由，让病毒扩散的速度变慢，替公卫医疗系统争取更多时间来整备扩充，以医治即将不断出现的重症病人。
随着全球疫情加剧，17岁的美国男孩Schiffmann创建网站追踪疫情数据，特别把“正在康复的人数”放在显著位置，给人们带来希望。图源：fatherly.com
在台湾，有人会用悻悻然的口吻，批评欧洲国家太慢采取断然措施，然后沾沾自喜沉醉在台湾如何超前一步。
在我看来，欧洲慢一步，有很多原因，第一是缺乏面对传染病的经验，第二是因为有民主机制这个保险丝。这个保险丝，是欧洲的神主牌，既为了避免重蹈历史覆辙，也为了避免让人权受到侵害。
如今疫情攀升，欧洲国家也跟进采取“缩限社交以及行动自由”的方法，这个决定很重要也很正确，而做此决定的同时，民主的保险丝也没有熔断。
欧洲的政治家明白告诉人民，这个“暂时侵犯到人权”的措施，是为了保全公共医疗系统免于崩溃而存在，希望大家作出牺牲配合。而锁国、断绝社交，可以把病毒传染的曲线压平，争取多一点时间来完善公卫体系以及研发疫苗。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我现在被迫居家隔离，是一种“集体承担”；是为了保全我们的医疗系统，不是因为害怕自己生病，或是疑心生病之后会不会恶化，甚至害怕背负让别人生病这个恶名，所产生的“恐惧情绪”。
全球性的倡议活动“一个世界：一起在家”。倡议本身，也是在唤起一种“集体承担”。图源：ViacomCBS
从这里去理解东西文化的不同，感受上的差异就很明显。而感受上的差异，也体现在防疫宣导上的差别。
在亚洲，我个人感受的，比较多是集体对于染病的恐惧，以及染病之后，按照网路的说法，肺部会产生大量黏液导致窒息而亡，对于死亡的恐惧。当然，接着传染给亲人的压力也不小。
我想，在亚洲，个人对于身家性命的考量，应该会凌驾于担忧医疗体系崩盘。
拿台湾的健保来说，拖累健保的，从来都不是那些生重病要开刀的病患，而是那些有点小毛病就往医院跑的职业患者。怕死，怕身家性命受到威胁；恐惧，恐惧哪一天会大难临头。
于是像新冠病毒这样的重大公卫事件发生时，要让大家理性评估国家公卫医疗的负荷量是徒劳的，如果能够让大家“直接恐惧”到病毒上身的威胁，那么宣导大家乖乖待在家里（避免祸从天降），就有正当性了。
2020年柏林电影节现场 ，那时大家排队还没有“社交距离”。图源：Minfu Chien
于是，即使大家都知道，以平均年龄来说，染上新冠病毒的患者80%都是轻症，也有很多人会自行康复，但大家还是把焦点放在有多少人死了，以及他们是怎么死的。
大家都害怕，也许下一个就会轮到自己，如果倒霉的话。至于要有多倒霉，你用机率跟他解释也是徒劳。恐惧是无法被丈量的。
难道欧洲人不恐惧？也恐惧，但呈现出来的面貌不一样。就拿“恐惧染病”这一点来说，我敢说，有一半以上的欧洲人，仍旧抱持“染病就染病，轻症我就自己疗养，重症我再去医院接受治疗”这种观念。
也就因为如此，在亚洲疫情延烧了一个月之后，欧洲人还是一付事不关己的样子。
一直到，新冠病毒在欧洲的传染速度急速加快，意大利开始封城锁国，其他欧洲国家才注意到苗头不对，纷纷采取急切的相应措施，有些措施甚至不惜动摇国本，力道超乎大家想像。
但这时候，如果你要欧洲人乖乖待在家里，跟他宣导新冠病毒多危险、致死率多高，是没有用的。他们觉得轻症者既然这么多，症状也跟流感接近，就算自己染病也无所谓。
有报道称，老人遭受COVID-19的风险更大。图源：Discover Magazine
要说服欧洲人待在家里，必须用“承担后果”来施加压力。
“如果你们不乖乖待在家里，减少病毒传播的机会，就会有像是你们爷爷奶奶这样的老人被传染。而且光是这些老人或是有慢性病的病人染病，就足以让国家的医疗体系崩盘”。
透过这样的因果铺陈，欧洲人就会开始恐惧了，恐惧自己的行为让亲人身陷险境，恐惧自己的不合作，导致灾难性后果发生。
这或许可以从基督教义里的罪恶感来解读。而现在我们只能祈祷，这种恐惧将会起到大作用，最好大到无法丈量，大到让欧洲人两三个礼拜时间乖乖待在家里，好让疫情曲线可以被拉平，争取更多时间来完善医疗体系及研发疫苗。
一觉醒来，没想到啰唆了这么一堆。世界虽然还是那个样子，但我好像看到终点在哪里了。
居家隔离第7天（3月24日）
一半检疫期过去了。这在早期当兵时，叫“破冬”，就两年义务兵役过了一半的意思，理应大肆庆祝一番。但我没有。
隔离期的一顿简餐。图源：Minfu Chien
今天德国传来好消息，据说染疫的曲线开始要被拉平了，也就是确诊人数的增加不再像前几天那样递增，而是开始递减。
希望其他欧洲国家的数据也很快可以同步递减，这样约定好的期限：封城锁国到复活节，应该就可以看到曙光了。
今天读报的新闻里，没看到什么重大事件，就一些生活上的小争议。譬如说柏林市政府颁布的“禁止出行”规范太模糊，留下太多各自解读的空间，造成警方执法的困扰。
柏林市政府只说“没有恰当的理由”，不能外出；如果外出，也不能超过两人同行。如果警方盘查到有人外出，理由是“回爸妈家”，就会被劝回。但如果理由是“网路约会”，就会因为“合理怀疑”是两个人的行为，而被放行。于是柏林警方开始抱怨：“不想去解读市民的私生活”。
说得也是，也许有人给的理由是“被分手，想去河边走走”、“买私人用品”、“想呼吸新鲜空气”，柏林市政府并没有明文规定不可以，所以警方也无可奈何。但柏林警方也强调，大部分的人还是都很守规矩的。
前几天朋友去柏林超市购物，我特地请他留意一些超市的防疫措施。他说没看到顾客疯狂抢购的行为，也很少看到民众戴口罩在购物。销售人员，像是生鲜鱼肉、现烤面包，没有人员戴口罩。就连结帐柜台人员也没人戴口罩，只用了一片透明塑胶布挡在消费者跟柜员中间，阻隔飞沫。
他不确定是否超市管理阶层禁止人员戴口罩，不过欧洲各国政府宣导的结帐排队1.5米的“社交距离”，大多倒是都有遵守。偶有例外，新闻说，柏林警方昨天勒令关闭了一家小超市，因为超市没有让结帐排队的人保持距离。
超市透明塑胶布挡在消费者跟柜员中间。图源：Minfu Chien
这几天我还关注到一个德国新闻，根据德国电信公司发表的数据，过去一周的“限行令”，导致使用家用电话的频率大幅上升了45%，而这是自2007年以来，第一次记录到的回升。
显示目前限制大家行动，不要互相走访的政策，有收到具体成效。现在大家改在家电话串门子，跟长辈多用电话联系感情，甚至还想到一些许久不见的朋友，拿起电话也就联络上了，是个意外的美好收获。
疫情使各地的电信业都推出了新的举措。图源：capacity media
其实这些非常时期的浮生百态，很多都值得留下纪录。除了产生的数据可供研究，许多个案也都是大千社会里缩影，证明人类在社会里的活动息息相关，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台北居家隔离第14天（3月31日）
神奇数字出现了。过了午夜，法定“居家检疫14天”即将解锁。今天剪了一下头发，再把房子打扫了一下，清洁队人员也取走了过去一周累积的垃圾，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
过去一个礼拜，日子过得没什么不同。家人朋友送来补给，帮自己煮三餐，把冬天被子换成夏天，上网、看书。
原本以为会大量看电影看剧，结果并没有，只看了几部片长很长的剧情片，像是“大象席地而坐”、“地久天长”、“阳光普照”，最后一部感觉特别好，层次很丰富。还写了几封长的Email给欧洲友人，问问他们近况。其他时间，只要养成规律作息，“一天”其实跟“几天”没有太大差别。
前天跟朋友聊到一个字眼“创伤症候群”，我相信自己肯定有。这个创伤不是来自于孤独，而是来自于失去自由。
表现在症候群上，可能是：害怕因为某种莫须有的理由，再被“惩罚”居家检疫14天。可能是祸从天降，跟某个受感染者同桌吃饭，或是跟谁搭了同一班公车比邻而坐，然后就被剥夺了14天的自由。这种妄想症，应该会持续好几天。但无论如何，明天第一件事，先去行天宫拜拜。
但在那之前，我想点播这首歌：“就在今夜”。
（注：WUE找到了这首歌，文章结束前一起来听下。）
——END——
简铭甫（MinFu Chien），一位生于中国台湾，旅居德国柏林的生活家、作家。他也是一位观念上的地球公民。自谦为“长时间旅居欧洲的杂货商”。对于欧洲旧货市场有无比强大的热情。目前在台湾开店经营欧洲古董家具，偶尔写些随笔，著有《干杯！柏林大街》、《念书》等。新冠疫情爆发后，他恰好往返柏林和台北，往常熟悉的洲际路线变成紧张刺激的“冒险”。他的经历和思考，带我们感受了欧洲与亚洲不同的抗疫表现与文化差异。
文中记录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更多内容可参看WUE2020计划往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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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地球公民 MINFU CHIEN
编辑/地球公民 SIX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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