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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萨访谈丨共鸣是一种遭遇世界的方式（上）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法国理论 Author 西尔玛&罗萨
对谈者 / 哈特穆特·罗萨 比约恩·西尔玛译 / 陈远方（同济大学美学硕士，曾留学德国）
直至今日，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社会学家中，哈特穆特·罗萨的作品和他的博士生导师阿克萨·霍耐特一样受欢迎。然而，并不仅仅在当下这一段时间里，罗萨的作品在社会病理学领域值得阅读，他同时也在更广泛的社会社群中赢得了与日俱增的声誉。他的作品中对于复杂的加速社会学和短暂的当下文化一起，把他建构成为一个在批评传统中的严肃的当代人物。罗萨充满野心的800页新作《共鸣》（Resonanz）(2016)无疑将进一步地确保这一位置。它以一种完全新的理论基础，致力于完全的批判理论；这一基础聚焦于“共鸣”和“世界关系”（‘world relation’）。
这次访谈从他早期著作中病理学和加速到他新近著作中的共鸣，它触及他新作中的核心概念，即对于批判传统和广泛的当代理论的地景的关系。
西尔玛 在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文本中（可能在德国也一样），于广大观众而言，最早你以你作品中的加速而闻名。我知道，尤其在北欧的国家中，所谓的社会病理学这一研究领域以前受阿克萨·霍耐特影响，现在则更多地受到你的作品的影响。那么，我们就以这一领域来开始我们的访谈。
阿克萨·霍耐特是你的博士生导师。在某些领域中，你早期的作品和霍耐特的作品很相近，或者说，你的作品也被定位于这一批评的血统之中。病理学概念对于你俩而言都很重要。那么，你是如何受到霍耐特的启发？你如何超越于他？你能告诉我们一些你不同于霍耐特的当代的社会学观点？你如何使用病理学的概念而不同于霍耐特？或者你还能说一些加速概念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 罗萨 是的，显而易见，霍耐特对我有很强大的影响，并且，在许多方面，他对我也有启发作用。因为我想要写作有关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其作品的博士论文，作为一个年轻的博士生的我，来到了霍耐特这里。他是把泰勒介绍到德语文本中的大家之一。所以，也就是通过霍耐特，我被首先社会化到了批判理论传统之中。霍耐特的社会承认理论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最近，我自己在某种方式上对于共鸣理论的引介是对于承认理论的反应。也许，我稍后可以拓宽承认理论，但是，共鸣在某种意义上是承认概念的修正和延伸。所以，你解释说我在社会病理学中的概念和兴趣点很大程度上受惠于霍耐特。另外，在这里，我也同意霍耐特的观点，我在寻求“整体”的社会理论和“一元论”道德哲学。对我和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社会不仅是成千上万独立进程和机构的总和，更是某种在社会形成意义上的总体，其中的部分彼此之间内在关联，并且，我们同时寻找一个标准的原则或理念，它们可以被用来靠近来自于整体之中的优质人生的发问。当然，把泰勒、霍耐特和我连在一起的是某种黑格尔式的遗产。
哈特穆特·罗萨
然而，这里还是有大量显著的不同。相比于霍耐特，我更加怀疑现代性社会的形成。于我而言，病理学建构进入现代社会的社会构造之中；而对于霍耐特而言，现代性可以也应该在病理学中被保留下来。这里，我想说，我本人更靠近批判理论的旧有传统，比如像阿多诺或马尔库塞。在我的方法中，对于时间和暂时性的结构分析恰恰是理解这些病理学的核心的路径：如果社会的、机构的和物质的结构以某种速度进行着改变，这种速度对于深入的分析，理解和规划来说，变得非常迅速。因而，我们不得不分析加速自身的本质。之后，我们发现了去同时性（desynchronisation）和异化的病理学。正好对于现代社会的构造而言，它们是本质的。最后，在我和霍耐特之间同样存在着本质区别。比如说，相比于他，我对社会和伦理的竞争后果更持怀疑态度。
西尔玛 你提到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也许，我们应该稍稍谈谈你和他之间的联系。你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泰勒，之后，你还出版了研究他的哲学的专题著作(Rosa, 1998)。他也频频在你的近著中出现。所以，在我印象中，泰勒对你很重要。在很多人眼中，他不是一个“批评”的哲学家，而是一个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者”。泰勒的作品怎样融入到一个批判社会学的框架中？他怎样融入到你的作品中？
罗萨 好的，一开始我就需要澄清：我从未想要成为一个“真正”坚持一个学科或所谓的“思想学派”或类似如此这般。事实上，我从未关心我感兴趣的（比如，社会加速或共鸣或异化）主题是社会学的，心理学的，政治学的，还是哲学的。我以为，批判理论的力量首先在于它尝试克服在其分析领域存有的这种学科边界。同样的情况存在于我对于各个思想学派之间的关系：我并不介意一个概念或一个理念或一个研究问题是否起源于批判理论，或者后结构主义传统，或者共产主义社会的思考者，再或者后殖民主义作者。
尽管如此，我将通过叙述泰勒来回答你的问题。泰勒和法兰克福的关系比较松散。就像我们在他与哈贝马斯与其他人的辩论中可以看到，他在很大程度上深受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影响（毕竟，他以一个共产主义改革者开始他的工作），并且，他从霍耐特那里获得了他自己对于承认（和多元文化主义）政治的概念，就像霍耐特接受了从泰勒那里而来的黑格尔及积极自由的思想。再者，像哈贝马斯、霍耐特，（关于这点）还有福柯，泰勒寻求把社会分析与政治哲学和他对于主体形成的兴趣连接到一起。于我而言，他的力量存在于他的坚持，即我们必须理解一个好的（有时是矛盾的）“强烈评估”或道德地图的社会形成的内在观念，为了理解这个社会形成的驱动力和文化基础。在一个严格意义上，这个文化主义者的维度消失在许多批判理论之中，特别是在新的视角之中。当然，除此之外，泰勒其主要得益于梅洛-庞蒂的对于社会人生的现象学方法给了我诸多的启发。 西尔玛 谢谢。最近，你在德国出版了一本800页的专著，题为《共鸣》（Resonanz），在书中，你围绕着“共鸣”和“世界关系”发展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理论的框架作品。但是，你同样也给了异化概念一个新生。或许，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概念为开端。请你讲一些关于共鸣概念、世界关系概念和它们间的联系吧？ 罗萨 要从800页的文字中提取“一些”并不容易！有一条很好的抓住其要点的路径，即就如我们所讨论的那样，它经历了承认的观念。就像霍耐特或泰勒那样，我痴迷于理解真正激发人们，感兴趣于是什么让他们过得更好。从我作品中的社会加速延伸出发，我获得了一个新的现代性的定义：所以，在我看来，社会是现代的，如果它的稳定的模式是动态的，也就是说，如果它需要进步性的成长、加速和创新，只是为了再生它的社会结构和维持它的现状。我们怀着崇敬之心看待它，以满足经济的增长，它不可避免地与加速和创新相关联。现在，在一个个体层面上，这股激励能量从何而来，借以保持增长、加速和创新的引擎持续发动？当然，就某个重要的范围而言，我们被恐惧驱动：我们担心在社会竞争中失败，担心被排挤在外。然而，这里必定有些积极的力量、有些迷人的能量。亚当·斯密假设这种能量是对社会承认的渴望。霍耐特把它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这种对于关爱、尊敬、尊重的渴望驱动着我们。
我觉得，这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它还不足够以解释现代性之为现代性的地方。在我看来，现代性是被我称之为对于世界的“三重A的方式” (Triple A Approach)所驱动的：我们暗中相信好的人生使得世界更可获得(available)，更可达到(attainable)和更可接近（accessible）。举例而言，科技的诱惑：借助于自行车（我自小就学会骑自行车），我扩展了我对世界的视野到了村庄或者小镇。另外，当我到了18岁，并获得了一辆汽车之后，我的可获得性和可接近性的视野再一次得到了增强：我们去离我们住所几百公里之外的大城市，去那里的迪斯科和电影院，或者飞机让不同的大陆之间变得可触及。 智能手机也带给了我们同样的情况：借助于它，我的口袋中就可以装下我所需要的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朋友和信息。金钱也是具有诱惑力的：金钱是具有魔力的魔杖，借此我们把世界变得可获得，可接近和可达到。事实上，我们的财富表明我们对于可获得、可接近和可达到的视野和范围。 然而，问题是，这一扩大我们延伸或视野的进程，不断加速和增长的过程，开始展现出其丑陋无礼的一面。因此，在集体层面上讲，看起来我们毁坏了我们想要获得的这个世界：摧毁我们的自然环境是与我们的所梦想的相反之物。反过来说，自然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威胁。在个人层面上有种危险，世界对于我们主体而言，变得沉默、聋的和寂静。当我们回顾文化之历史，我们一直以来总存有某种巨大的现代性恐惧，害怕我们所栖息的世界不知何故地为我们所消亡；就如阿尔贝特·加缪（Albert Camus）所意识到的，它开始便像是幻灭的，冰冷的，冷漠的，或许还敌对的；我们深深地脱离了它。我们加大了我们对世界的把握，且威胁着自然、生命和世界，然而，这些领域在这一进程中改变了他们的性格。自我和世界变得苍白、冰冷和冷漠。自然，这是种“燃烧殆尽”的状态。因此，我的问题便是：什么是燃烧殆尽的反面？什么是关联世界和存在于世的另一种方式？ 那么，我的回答便是共鸣概念。另一种通达动态稳定性的模式是一种共鸣的模式。共鸣是一种遭遇世界的方式，即人类、事物、物质、历史、自然和生命等。它被描述为四种至关重要的品质。其一，施以影响（af←fection）：我们真正被我们遭遇到的某人或某事触动或感动（在这本书中，罗萨借用箭头来表达影响的方向）。情感拥有一个情绪的，认知的和身体的元素。其二，情绪动能（e→motion）：我们感到我们回应了这个“召唤”，我们用身体和大脑回应它，我们伸展并且同样触及到另一边，一言以蔽之，我们在此遭遇之中，体验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其三，在这一被某事触碰和影响的过程和反应中，回应它，我们在共创的意义上，被转换或者我们转换自己。每当某人（因为一个人、一本书、一种理念、一段旋律、一番风景等）拥有一种共鸣的体验之时，他或她成长为一个不同的人。当然，另一面也同样进行着转变。那么，这是第四种元素。共鸣总是会被描述为飘忽不定的元素。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我们从来不能确保或保证我们将会进入与某人某事一起的共鸣模式：你可能会为你最喜欢的一段音乐购买最昂贵的门票，却还可能会对表演无动于衷。更有甚者，这种飘忽不定同样意味着不可能预测或控制一场共鸣经验将导致的结果，转换的过程将会引起的后果。 无论如何，我声称，这种共鸣进程对于作为人类的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并且，对于社会学家们考虑这些以便理解人类的行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举例来说，当你阅读一本书籍，或聆听，或弹奏音乐，或帮助一个朋友，或漫步于森林，你并不是经历辨认后的唯一，甚至不是主要。在共鸣的意义上，你在尝试与世界进行碰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