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平 | 癸卯六记

山花一任自销魂

本期含“名家特稿”“学术争鸣”“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三个专题专栏，专栏导语之外，刊文凡 17 篇。

每一个时代每一种文体，大概都有一种主流的风格，同时也有羽翼这种主流的次生风格。主流的诗人自然星耀四方，而稍次的诗人，虽总体光彩不如，但也以其自具面目而各占一方。一种文学生态的形成，大致都有这样的情形，主流性、丰富性与独特性构成一个时代一种文体的生态特征。唐代诗人灿若星辰，贾岛当然不是其中最闪亮的一颗，但他的独特性依旧是唐诗中不可忽略、无法替代、独具意义的。在贾岛的时代，韩愈、孟郊曾予以“狂怪”之评，乃是糅合了为人为诗的特点而言的。盖韩、孟所感知的贾岛的个人气质与诗歌风貌，皆不失其因狂生怪的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一种评价往往根源于一定的机缘，却也往往遮蔽了另外的因缘，持此以衡诂全人全诗，便时常会有悖逆之处，譬如“狂怪”与诗歌批评史上影响更广泛更深远的“清僻”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具体呈现在五古与五律中，又有着怎样的差异？诸如此类的问题，皆非锐眼判断、辨入毫芒，不能道其故。鲁迅在《看书琐记（三）》中说：“记得有一位诗人说过这样的话：诗人要做诗，就如植物要开花，因为他非开不可的缘故。”要了解花开的样子，其实关键正在于了解花“非开不可的缘故”。葛晓音对于贾岛奇思“入僻”以及在不同诗体中表现差异的分析，与鲁迅所持的理念堪称桴鼓相应。

哲学思考的问题或者方向，总是可以找到万泉汇流的地方，这种思想的趋同乃是根源于人性在本质上高度的相似性。无论是逻辑严谨、下语镇纸的严肃判断，还是激越和狂想的诗性表述，褪去万象的斑驳，直面的往往是直抵人心、直截痛快的透彻之悟。这就是行走在无限繁复与极其单一之间的哲学。德国哲学家赫尔德的被认知大体兼有这两种形态，他因为反对法国启蒙哲学，因此而被视为反启蒙的旗手；但赫尔德对德国启蒙哲学的期待，却同样是字正腔圆，为人称道。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先驱与自由主义者的双面性，使得其人类学历史哲学的实际面目不免显得复杂甚至模糊。刘小枫对赫尔德的“重新认识”，也因此有了特别意义。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

学术争鸣的初衷是求真求实，毕竟一锤定音的学术可畅想而难落实，学术的兴味也部分地体现在这里。鲁迅《小杂感》说：“创作是有社会性的。”学术研究也同样具有社会性，认同、部分认同与否定乃是学术史的常态。本期刊发饶龙隼、曾海军分别与赵义山、赵汀阳商榷的两篇文章，前者关注的是明代小说中是否存在诗词曲的“寄生”问题，后者关注的是理学是否可以作为哲学的身份问题。因为问题客观存在，所以商榷确具意义。诗词曲在小说中的存在带有一定的普遍性，鉴于其文类差异，将诗词曲作为小说的“寄生”现象，此前曾作为一种主流认知而被广泛接受，赵义山堪称是这一说的代表。饶龙隼则从古代小说原本就是诗文共生、韵散结合的角度，认为将诗词曲作为“寄生”的产物，其实是泯灭了古代小说的文体特征。换言之，饶龙隼认为小说文体中包含诗词曲，本就是明代小说文体的应有之义，以诗词曲为小说之“寄生”，意味着对明代小说文体形态认知的偏颇。“寄生”，意味着先有独立的诗词曲，然后才能寄生于小说之中，饶龙隼认为这种情形事实上基本是不存在的。这一争论因为各持立场，直觉暂时不会终止。赵汀阳《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一文自在《哲学研究》2020 年第 7 期发表以来，引发的讨论似乎就没有停息。何以一篇关于中国哲学的身份问题的文章能吸引大家的关注，这里面其实涉及遵循中国哲学的历史传统，还是遵守现代科学的学理规范问题。其实即便各执一说，也可能各蕴其理，关键是问题以怎样的方式出现。曾海军认为赵汀阳的论题本身就存在着“模仿复制”疑案，如此疑中有疑，案中有案，确实将相关问题的复杂性直陈了出来。本刊欢迎富有学理和学术锋芒的讨论文章，盖问难与答难，就一直是中国学术的一种书写方式。学术当然需要坦然面对寂寞，但过于寂寞的学术，其实也让人五味杂陈的。在中国文体的群落之中，似乎很少有作为表现手法的“赋”与作为专门文体的“赋”，如此两相照应、紧密结合的。一字而光耀两方，这大概也部分地体现了中国文字和文学的神奇之处。“赋”作为聚敛和铺陈的意义，也是赋体的题材所自然规定的。在赋体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有篇幅、题材和形式的种种变化，但“主物”始终贯穿其间，未曾旁落。无论物类如何变化，赋体与物的彼此依存关系一直存在，当然在物与情、事等的关系上一定会有着或明或暗、或强或弱的变化。易闻晓从文体分别与题材交互的角度讨论赋体文学的主物特性，应该说是抓住了赋体和赋字的要义。

由主物的文学可以进一步考察早期中国思想中的“物”概念。早期中国哲学著作的中“物”“百物”“万物”概念层出不穷，是绝对的高频之词，而且各具精义。统观世界之大，大抵“人物”二字可略穷其底蕴，而在王国维那里，其所谓“无我之境”，也不过将人作“物”而已。则世界归根到底，“物”是最强悍的存在。但“物”概念内涵的发展演变，也有足启人思者，前诸子时代好以“百物”表示不同族类的总和，而晚周诸子则常用“万物”指众多个体之物的总和。从族类到个体，其实是物自觉的过程，这种物自觉又带来了“形神”“形名”等观念的变化，其间容摄、否定所在皆有，而终究为诸子学的发展奠定思想基点。以此而言，追究诸子学的起点，早期中国思想中的“物”概念，乃是必须深入把握的。刘伟此文展现了早期“物”概念从混沌到自觉的过程，值得一读。

由物再回到人。魏晋玄学讨论的核心问题是生死观，玄学以儒道互补为基本特色，这是生死问题讨论的思想基础，玄学之“玄”因此而有了相对稳定的讨论空间。据今常言：除了生死，都是小事。这意味着生死观是这个世界必须面对的问题，何以视生，何以视死，就不仅是少数人的事情，而是人类共同之事。在生与死之间，养护出生命的意义。曹植是建安诗坛的标志性人物，其诗歌久已驰名，但其所作《髑髅说》则受关注者尚鲜。实际上这篇《髑髅说》不仅受到《庄子》的影响，其浸染张衡《髑髅赋》之处，也是有迹可循。作为一篇模仿《庄子·至乐》之文，在承续庄子基本精神取向的同时，在义理思辨方面也一定程度上启发了魏晋玄学家的生死观，具有玄学序曲的价值。既然“死者归也”作为一个哲学命题被提出，则由此进一步思考自然与名教的问题，也就变得十分自然了。孙明君此文由一文而起，但关涉的问题其实大且重的。

▲宋代·李嵩《髑髅幻戏图》

史书是一国文化的历史底蕴所在。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着眼现在和未来，史书所展现出来的智慧都是弥足珍贵的，新时代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都是建立在扎实而稳健的历史文化基础之上，这就是史书修订的现实意义。多年前，中华书局启动了正史系列的修订工作，现已陆续出版，为读者提供了更为可信可靠的读本。景蜀慧主事的《陈书》修订，即是其中之一。修订工作的方向除了及时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之外，对于相关历史版本的搜罗、考订与对勘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景蜀慧对日本静嘉堂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两种完整传世宋刊本《陈书》递藏和版叶作了细致的比较，不仅昭示了版本源流，也为新的点校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陈王朝三十三年的历史因此而更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中美关系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备受瞩目，大国之间的博弈所带来的不只是当事两个国家的动荡和变化，而是会对世界秩序产生重要的影响。历史上的中美关系就充满了多变甚至迷幻色彩，在一百多年前的庚子事变和八国联军侵华之初，美国曾经相当保守，似乎固守着道德传统。但随着战争的发展，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美国终究与联军协同参战。即便后来美国调整了战略，穿梭在参战与调停两端，其欺骗性和隐蔽性也曾一度迷惑了清政府，但终究留给清政府的不过是短梦一场而已。百年前的耻辱当然不容重复，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也方法多样，但自身的强大才是铁门限。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一任务离不开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本期邀请戚聿东主持相关专栏，分别就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切入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和企业绩效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专栏讨论的是大问题，也是紧迫的现实问题，相信会对企业界产生一定的影响。

本期多篇文章或直接商榷学术观点，或针对问题立论，在补偏救弊的基础上，贡献各自的智慧和思考，使相关学术史的格局更为方正宏大。学术史的发展难免反复无常，其中既有螺旋式的上升，也偶有螺旋式的下降，甚至有不明原因的散失。但发现问题，一定是发展学术的一条重要路径。一如体检之下，发现隐患，从而有针对性地疗治，才能更好地呵护健康。此喻虽未必十分贴切，但总是现象之一则无可怀疑。此前释读欧阳修作于安徽阜阳的《采桑子》组词，每于首句“群芳过后西湖好”心存疑惑，盖欧公未免与常人不同过甚。后研读材料方知，此时的欧阳修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以至于视力大衰，视物模糊，则花开花落庶几无甚区别。而因病带来的大量饮水也必然带来其行动的不便。如此种种因素而合成了“群芳过后西湖好”之心境。余曾感赋三诗，录如下：

其一

诗人染恙转称雄，有病呻吟数醉翁。

其二

 醉翁懒看满池荷，渴痼中痟莫奈何。

山花一任自销魂，老病经春总闭门。

待得群芳凋谢后，再缘湖畔过晨昏。

2023年第2期编后记

清风与我共云床

本期含“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笔谈、“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名家特稿”“词学研究”等专题专栏，刊文凡19篇。

2022年10月16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主题鲜明，目标明确，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本刊为此刊发两组文章：一组立足于对习近平总书记二十大报告的理论学习、解读和研究；一组以大会报告的精神为指引，就如何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展开研究。徐俊忠就“人民民主”何以是人类民主进程中的一种新形态作了细致的分析，提出“人民民主”的基本功能是实现人民之间的协同与合力，协商则是其内在形式。陈金龙对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与文明自信三者的内涵和关系进行了分析。李辉则从文明视角切入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回答了在人类文明的大格局中，现代化的中国贡献。三篇笔谈文字不长，但都紧密结合二十大报告而论，言之有物，也启人心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仅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世界性的难题，因为关涉多方，要取得各种关系之间的平衡，取得最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殊非易事。本期两篇专题文章对正在进行的医保制度改革做出了新的探索，对于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当有一定意义。

▲2022年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赋比兴说在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中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但赋比兴三者究竟是如何合成一种彼此相关的理论，并在中国经学和文学批评中产生影响？却是一个需要慎重言说的问题。赋比兴出自“六诗”“六义”之说，自不待论，但其作为一组关联范畴与经学发生关系却是在东汉。而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整个汉代有关《诗经》的注疏之学，实际上独重“兴”，“赋”与“比”则悄焉鲜存，难觅踪影，这在《毛传》与王逸《楚辞章句》中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这一偏重“兴”的解说思路，似乎与孔子“诗可以兴”之说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换言之，赋比兴的观念架构在汉代并未最终完成，从以兴论诗到到以赋比兴论诗，其间的观念史尚须重新审视和研判。本期“名家特稿”刊出香港中文大学张健《重探汉代经学中的赋比兴说》，其所论说中心正在于此。此文条分缕析，读来甚契心衷，相信对重写汉代经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不无意义。

▲《诗经旁注》书影，元罗祖禹刻本

《诗经》与楚辞作为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不仅肇端了诸多文体样式，由此形成的风骚艺术精神其实也渗透到此后各种文体之中，这可以视为中国文学的一种基本精神格局和艺术格局。词为小道的观念虽然由来已久，但其实也在这种诗骚精神的泽被之中，只是其体现方式有变化，强弱明暗有不同而已。郭艳华从风骚传统的角度切入花间词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花间集》的研究格局。在词史发展过程中，词体的类型也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清代道光年间兴起的祭词词便是其中之一，虽是祭祀词神，实寓词人衷曲。傅宇斌对此所作的专题研究拓展和加深了词史研究。在词体研究中，词乐被大多数词学研究者视为畏途，但作为音乐文学之一，词的音乐性其实无可回避。周韬对白石旁谱四首令词倚声手法的分析，也因此值得关注。以上本期“词学研究”专栏三文，各具角度，也各有心得，因合并刊出。

民国政治几乎与武力相始终，此既与特殊的时代相关，也与国民党急欲一统天下的躁动不安心理有关。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由蒋介石任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在快速取得多地胜利之际，蒋介石的心态便因此有了变化，领袖意识与集权意识明显增强。而他必须面对的人物之一便是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李济深欲巩固地方实权，蒋介石欲削藩集权，矛盾由此逐步凸显，并终究因这一矛盾的不可调和而导致两人彻底决裂。这一段历史时或为人提起，也有一定的研究基础。沈成飞则从两人决裂的因缘说起，细致捋述这段历史，分析其中原因，推进了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以前读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其致力于在中国文化的源流中，讨论诸家对人的生命与道德根源的认知发展和差异特征，窃叹其材料之丰富与裁断之新颖。在人性论史的发展过程中，孔子素被认为是重要奠基者，而孔子的思想大要源于春秋时期，所谓“吾从周”云云，包含的内容和范围其实相当广泛。不过无论孔子怎样“从周”，他对春秋时期思想的改造、深化和转型，也是一个显在的事实，否则孔子也就无所谓是孔子了。从源流上分析孔子之前人性论的形成和特点，对于深入了解孔子的人性论当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任蜜林认为春秋时期的人性论是建立在君民关系的基础之上的，政治视野是当时人性论的基点。而在明白了这一前提和基础之后，再来看孔子的人性论，就能大致明白孔子在人性论上对前人学说所作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了。

▲唐代吴道子绘《先师孔子行教像》，清刻石民国拓本

去年疫情期间，我不遑专力述作，闲来无事，曾检旧诗若干以遣时日，其中读多首诗歌，竟恍惚其中，一时忘却最初一念之本心，因作《旧诗不解三首》以自嘲云：

二

旧诗隐约起前思，字字都亲意却迷。

对自己所作诗尚有如此烟水迷离之形，何况于他人他作。这让我想起王阳明的心学解经学，其解释经典何以不以圣贤之是非为是非？大率也是基于精准还原本义的艰难。再则，凡文本之出，作者即已难完全主宰其中之思想。后人解书如果困顿不通，则施以解心之法，则既可与本义豁然相通，也可将文本之中原本潜隐不出之思想，“以我心换你心”，无意之中取触类旁通之效，则对文本意义的扩展和深化，自然也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陈乔见从此角度分析王阳明的心学解经学，我认为是把握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的。今年立春日，我曾应邀与一众诗友赴白云区石马探访桃花，行前作了一点功课，查阅了网上相关图片，始知石马桃花果然盛大奇异，艳丽称冠，因提前赋诗云：“大张帷幕竟芬芳，独自盘桓兴亦狂。若得一方幽静地，清风与我共云床。”但临行前夜，居然一夜风雨，又适逢桃花末季，难经风雨交相摧残，故零落殆尽，惟有空枝摇曳矣。到了现场遂悄然赋诗云：“长闻石马是花家，今逐闲情访绮霞。讵料经宵风雨骤，惟余三五伴枝丫。”此诗藏于箧中，未忍直示石马桃花诗会主事人员，但现实场景确实如此，夫复何言！因念天地自然，一日之间，尚有如此惊人之变化，何况人的思想，何况学术研究的前后更替！期刊之所以一期又一期、一年又一年赓续相编，道理似乎也在其中了。

2023年第3期编后记

湘绮楼中唱未休

本期含“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笔谈）”“中希文明互鉴”“中国文体学研究”“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等专题专栏，专栏导语之外，刊文凡 17 篇。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新时代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方向都有一系列精辟论述，其中若干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长期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存在“学科意识”与“问题意识”的分歧，这种分歧其实缘于看待学科的角度和立场差异，事实上，学科的发展与问题意识密切相关，或者说正是问题意识推动着学科发展，辩证而历史地看待这一分歧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报告同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这么庞大的人口，意味着现代化的推进过程必然充满了艰巨性和复杂性，因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发展就显得特别重要。林进平与吴重庆分别从这两个角度研究阐释了党的二十大精神。

“家国情怀”是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对公民的基本道德要求，“家”的特殊意义当然值得重视。相对而言，西方特别是古希腊对家庭的重视程度则在城邦之下，而追溯其源，则苏格拉底堪称代表。在苏格拉底那里，家似乎不是哲学对话的地方，对于传统的家庭伦理，他也多有功利主义的消解，治家、治邦与王政思想，在他那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关联。这是本期“中希文明互鉴”专题讨论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有关。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一个著名的“洞喻”之说，走出洞穴的哲人，直面的是“真理”；而返回洞穴的哲人，直面的则是自己。在走出与返回之间，其实行走的是政治哲学以及包蕴在这种哲学之中的真理、灵魂和政治世界，其间之纠葛与往还，就构成了相当复杂的多边关系。文明互鉴是当下极为关注的学术观念和理路，而中国与希腊，这两个文明古国的文明互鉴，就更具深远的历史意义。

▲古希腊浮雕中的家庭生活

学术争鸣是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那种一锤定音的研究注定是一种愿景。一篇论著能解决部分重要问题便已足称赏，而若解决得不彻底甚至方向有偏，或者遗漏了诸多问题，则留给学术史的空间便愈大。本刊致力于求真的学术研究，十分欢迎本于学理、删略意气的商榷文章，以从多个角度丰富和完善某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故本刊拟常设“学术争鸣”栏目。本刊 2022 年第 1 期曾发表林煌达《南宋环卫官的演变与发展》一文，此文重点探讨宋孝宗朝对环卫官的改革过程， 本期则续刊束保成商榷之文，讨论的历史脉络似更为长久，或许可以为宋代环卫官问题的讨论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宋孝宗赵眘（1162—1189）

一部中国文学史，大率是一部中国文体兴替、交融的历史。从文体切入文学研究自然是文学研究的正道和大道，文学史的主要问题若能从文体出发，则得其主体固无论矣。本期文体学研究专栏刊出四篇文章，从《古文尚书》的训释文体、汉代的祠堂题记、赋序的源流与功能到从文体差序格局而形成的别集编纂，涉及文体形态与文体理论的多个方面。文体研究同样需要遵循做足微观、适度中观、谨慎宏观的基本程式，没有坚实的文体个案研究，带有一定整体意义的理论研究便很容易陷入左支右绌的境地。沉沦于微观或个案而不能出，则难免坐井观天之讥；不是根于脚踏实地的理论建构，则很容易被雨打风吹去。学术研究之难，或许正体现在这种合之双美、离之两伤之中。吴承学为本专栏撰写的导语值得细读的原因正在这里。

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涵摄力自来就十分强大，往往在经历一个受容、包容阶段之后，便是在兼容的基础上自立新境。佛教传入中国的历程，便清晰地印证了这一基本规律。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从受容、包容到兼容的过程，不仅有中外观念上的交流与碰撞，也有地方政权上的引导和管理， 如何既适度保存外来文化的特质，又让其更契合中国社会的传统，“三容”所面对的正是这些问题。王菲菲考察北宋时期的杭州佛教与地方社会如何建立互利共生的关系，为这一理念提供了一个比较鲜明的个案。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天地是两仪，人在其中，性灵所钟，合之为“三才”。世界万物无非在天、地与人三者之中，哲学探讨的荦荦大端也正在于此。现代最具基础性的意识形态应是普遍性， 但如何界定这种普遍性，却是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果将普遍性绝对化，赋予其绝对性，所带来的利弊便立刻分解呈现出来。天经与地义，如果加上人情，是否能带来具体普遍性的结构？陈赟之文探究的中心即在于此，作者用相当哲学的话语探讨这一重要的哲学论题，需要读者花费较多的精力反复含玩才能得其精义。

婚姻的缔结所带来的不仅是家庭基本结构的形成。钱锺书把婚姻理解为一定程度上的“围城”，当然是出于小说情节和人物形象及其关系的考虑。但婚姻缔结确实会带来财富积累的连带关系， 并由此形成主观阶层认同，则作为具有一定闭环意义的围城，倒是合乎多量的事实。这当然是从主体和群体意义上而言的。许弘智等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对婚姻缔结、家庭财富与主观阶层认同三者关系的分析，为认识当代社会的特点提供了堪加关注的视野。

▲国家话剧院版《四世同堂》剧照

在金融领域，防范风险是永恒主题，也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如何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就是一个更迫切也更严峻的问题。本专栏邀请杨子晖组织了三篇长文来深度探讨这一问题，读来颇受启发。

此期编竣，本年期数到半。此前数年，我曾不止一遍翻阅《湘绮楼日记》《湘绮楼诗文集》， 对穷尽一生深研文史的王闿运心追神想。今年四月间，终得踏访湘潭，虽有讲学之任，但私心更想寻访湘绮楼故址和墓地，以一偿夙愿。在友人导访之下，才辗转访得，楼已无存，惟有颓垣在前、满目菜地，而其墓地更在密林草深之处矣。因感赋二诗云：

诗坛一代数壬秋，湘绮楼中唱未休。

任是辉光曾万丈，空余败壁菜畦幽。

谒王闿运墓

寻幽薄暮竹林深，湘绮坟茔杂草侵。

小字模糊难辨认，几回误读几沉吟。

标志着一个学者身份和形象的楼宇可以瞬间崩塌，一代名家的墓地可以寂寞在竹林深处，与诸多平民坟茔杂然难分，但其留存在历史上的身影和脉息，依然在其诗文集中可以寻得端倪。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 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学术研究的意义是否也能从此略悟几分呢！

2023年第4期编后记

几回魂梦绕台盘

本期含“名家特稿”“新时代统一大市场建设研究”“财政金融协同下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等专题专栏，“导语”之外，刊文凡16篇。社会的良治与和谐一直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但兹事体大，且甚繁复，岂容易哉！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哲人的思考便各标宗旨、各有其途。荀子知识论的系统性素来受到重视，亦如徐复观所说，“其经验的性格”乃是了解其思想的前提。“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建构其系统知识论的起点便在这里。但知识理性与价值追求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尤其是荀子“性恶”论能导向怎样的社会历史价值？凡此皆是需要深度探究的问题。若两者之间缺乏充足的必然性，则尚需怎样的理论和手段来补足其中的关键环节呢？冯达文《荀子的知识论与礼义观》一文，从荀子出发，合诸孔子和孟子“亲亲之情”“仁民爱物之心”等理论，以此寻求人类社会良治与和谐之路，视野宏阔，问题重大，其启示意义值得充分重视。清王朝的轰然崩塌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追寻其走向末路的原因，清王朝自身封建保守的政治制度及与世界浩浩汤汤的民主革命进程的对立，自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简言之，是时代的洪流摧毁了清王朝的根基，没有袁世凯，也有“王”世凯、“张”世凯等出来终结清王朝的历史。但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也有一个酝酿发展的过程，晚清末世，清王朝已然无法关门大吉，在世界大格局之外巍然独存，即便清王朝自身不谋求与世界的对话，世界也会关注并对清王朝的变革提出要求。近代史上以美国社会活动家荷马李（Homer Lea）为代表发起的“红龙计划”，便堪称清末革命的域外回响。荷马李从英语国家地缘政治的角度和利益出发，支持中国推翻满清统治，以实现西太平洋地区政治军事的再平衡。其“红龙计划”先后联系容闳、孙中山以及美国金融家布思和艾伦等人，分阶段、有计划地进行反清活动。这一计划逐渐淡出在学术视野之外，其实是现代历史上值得关注的重要历史事件，吴义雄以此为题，进行了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

▲荷马李（Homer Lea，1876—1912）

魏晋士人的精神超拔和举止风流，《世说新语》一书约略尽之，也为中国“士人”之定义奠定基本内涵，其自在与俊赏、洒脱与机智，皆令后人心追神想。在《世说新语》学术史上，宋代汪藻的《世说叙录》颇具意义，但尊经阁本《世说叙录》并非全本，若干遗文则见于南宋书目文献等，彼此对勘，可勘误，也可补证。宁稼雨爬梳文献，所获遗文不少，相信对于推进《世说新语》学术史不无裨益。蒋寅在本期推出的文学家黄爵滋，可能不少读者比较陌生，但在清代道光年间，黄爵滋其实是京师诗坛的风雅盟主，他的诗学观念也许创新性不多，但对当时诗坛弊端有着一定的针砭性，回到历史语境，其时代意义倒是值得重视的。一个文学家或文学批评家，是在一时发光，还是照亮千秋，两者的理论生命当然有着本质的不同，但现实意义从来就是每个时代需要的。从这一角度来说，黄爵滋同样值得关注。

历史的魅力就在显豁阔大与隐微曲折兼具，其显豁阔大处，宛然可成历史的明流；其隐微曲折处，则积成历史的暗流。明流与暗流的汇合，辅以支流和旁流，方成真正意义上历史的江河。陈寅恪曾说，一个字有时就是一部文化史，其实，一个字有时也能体现一种复杂的历史。北宋乾兴元年（1022）宋真宗驾崩，在拟定遗诏时，在命刘太后“处分军国事”五字前是否增一“权”字，涉及政治权力与当时朝廷的政治生态问题。检《宋史》之《王曾传》与《丁谓传》，两者各执一词，截然对立，而追溯其源，则与宋仁宗即位初年的政治纷争相关。一字可见历史之隐微曲折，这是非常典型的例子。顾宏义此文从小处落笔，明辨源流曲折，而所关合的则是政治之大者。

在中国文化的元范畴中，论其复杂多变的程度，大概无出“道”之一字者。天、地、人虽各有其大，而合三者之大，也不过在“道”而已。似有若无，似无若有；隐然身边，忽然远去；扑面而来，控捉无端；牢笼精神，变幻无方。这些表述大抵可以形容“道”之神奇与飘忽。在哲人看来，世间人事万物，纷纭挥霍，形难为状，所体现的正是“道”力之丰富与宏大。世俗之合情合理，乃是其浅表者；而合乎道，才是其终极指向。故未必合乎常情与常理之庄子，却同样不失乎合道化的存在。当然，如何在世俗中合乎道，就需要一种特别的修行。《庄子》之《大宗师》篇描写的理想生活，意在告诫人生：悬格于道，则进退自如，一切皆有可能；否则，就类乎役于形、拘于世矣。朱承此文，不在乎观点之新旧，而在乎统系之贯穿与发明。

与“道”的神奇相对应，“无”也是中外哲学家念兹在兹的元范畴。但正如原道释道之艰难，原无释无亦岂容易哉！庄子之“无待”“无为”“无用”“无我”“无名”“无心”等，只是在释读“无”的次生范畴，而论“无”之本身，还在于空诸所有，游乎大道。而在西方，海德格尔论“无”，也经历了一个从无以名之到渐以名之再到勿以名之这一过程。海德格尔曾经持续关注过哲学上的“无”，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一直到70年代初，分别在《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是什么？》《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中从不同角度试图诠释“无”，而似乎终究归于将无作有。但在海德格尔的整体哲学思想中，“无”的问题最终消融在更具普遍性的存在问题之中。海德格尔何以对哲学之“无”始近终远，似乎可以进一步追索，于此也约略可见中西哲学差异之一斑。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适应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需要。统一大市场建设涉及国计民生诸多方面，需要在发展中摸索，在摸索中成长。本期《机场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与先进制造业降成本》《中国农村金融机构的布局：特征、问题与建议》二文，以交通和金融作为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支撑研究，在充分调研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具有建设性的建议。

世界总是在不断的探索中趋于清朗，有许多我们看上去蒙昧难解的问题，很可能只是我们缺乏深度的介入与深刻的理解而已。去年火爆出圈的贵州台盘村BA，曾引发诸多人的困惑。何以一个苗族聚居的村落，会持续八十多年热衷于篮球？何以一个村级的球场，每逢一年一度的六月六吃新节，会吸引两万人左右的球迷来观看？各村组队参赛，赛事晨昏相接不辍，人声鼎沸，声震云外，今年更是吸引了NBA球员到场竞技。我也有幸躬逢其盛，震惊之余，亦复感叹：

山谷深藏逾八十，尔今燃爆彻云端。

去现场感受一下，介入台盘村的欢乐，就能理解他们痴迷篮球的原因了。学术的方法与生活的方法，其实真可以贯通无碍的。

2023年第5期编后记

从此湖山我主人

本期含“名家特稿”“法国旧制度时期的日常与治理”等专题专栏，专题导语之外，刊文凡17篇。

美国学者安乐哲（Roger T. Ames）目前就职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衍诸万端，大要落在对“人”的探讨上。作为一个自在自适的群体，人类的含义兼具明晰性和模糊性，其明晰性容或会再度模糊，而从模糊走向明晰的旅程则往往十分艰难。哲学探究的无止境，给人的思考本身确实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人是自足的存在，人也是关系的存在，前者可谓之“人”，而后者可谓之“成人”，似乎很难在这两者之中做出一种永恒不变的选择，因为这既涉及学术史上层层叠叠的纠葛，也体现在相关观念在其他观念中的受容与兼容情况。主体性总是令人动容的概念，但如何契合作为关系性存在的人的观念，就颇费思量了。这大概是一般人虽然生活在哲学之中，却难以靠近哲学的原因所在。安乐哲《重思关系构成的“成人”的主体性》一文展现了他最新的思考，值得一读。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而“为仁之本”则在于孝。孔子说诗歌的作用“迩之事父”还在“远之事君”之前，可见“孝”更具有基础意义。传统的看法是“仁”具有发散性，可以指向广泛，而“孝”则更偏向血缘的内摄性。这一看法无需颠覆，但确实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从生生和万物一体的角度来说，把仁和孝截然二分，倒是局限了思维的空间。“四海之内皆兄弟”，情感的张力有时并没有生硬的边界感，所以恻隐何尝不能包容亲亲？这种同体连贯的特性更契合儒家思想的本然。赵金刚朝花夕拾，旧题新论，读来别有意味。

大凡学术研究，总以守正为第一，而创新为第二，不以守正为前提的创新，很可能如过眼云烟，稍纵即逝。故青春锐气之文，关合多方，意趣横生，自可一时玩赏；而老辈作文，则往往如老僧入定，多是一心探本，而不管身边风云，可知老境例多趋正者。今年八月初，曾与诸生同游肇庆七星岩、鼎湖山，正可谓“山水之间有清契；林亭以外无世情”，因感赋一绝，或可对应文章新境与老境之关系，录以为小记之煞尾。诗云：

平生万物作芳邻，从此湖山我主人。

往事皆从心上过，周旋自在自由身。

2023年第6期编后记

一水安流日落时

本期含“经史传统与中国智慧”“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亚欧文化研究”“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研究：资本市场治理”等专题专栏，“导语”之外，刊文凡20篇。

民国时期，上海的哈同花园一时兴起，曾经创办过一所颇有异端色彩的“仓圣明智大学”，校名中的“仓圣”便是仓颉圣人。传说仓颉是黄帝时期的左史官，天生异相，有双瞳四眼，造出了最早的象形文字。哈同花园为了壮大声势，驰函敦请当时寓居日本京都、声名颇著的王国维主编以字学和经学为核心的《学术丛编》，兼在大学授经学课。这是一所相当任性的“大学”，任性的结果便是无法对接教育制度，故不数年即匆匆关门，因为要将传说落到实处，总是千难万难，甚至难免有异想天开的成分的。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则是许多学人的案头必备之书，在查寻古音、字源与字义等方面，厥功甚伟。但在东汉经学大一统的背景之下，把《说文解字》简单视为一部字书，可能遮蔽了许慎更深层的用心。汉代经学往往从声训正名发端，此检《白虎通》《五经异义》等，率从此义，在声训正名的基础上，再裁断经学诸说，并以此整合为天人统系。这一思维方式的又一证据便是《说文解字》，细绎此书，可证陈寅恪所谓“一个字就是一部文化史”，并非虚谈妄论。然而以文化史视角来看待《说文解字》，可能也稍嫌笼统，因为其中的经学思想散在各处，而统其端绪，则小学与经学庶几融通为一，相当彻底地呼应着《白虎通》的义理方向。孟琢《正名、裁断与统系：东汉经学一统大势中的许慎经学》深入这一议题，带来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思考。

▲《说文解字》宋刻元修本

魏晋玄学继两汉经学而来，思想形态有异，而彼此实可贯通。盖玄学之“易”与经学之“易”，既秉承同一文本，则即便阐释方向不同，而义理或多殊途同归，乃是意料中事，只是分合之处，尚需精细辨析而已。如两汉经学中伦理纲常的核心议题，在魏晋则衍为名教与自然之义，两者实可对勘。简单来说，从史学的角度证成名教，重塑经史之关系，就是东晋玄学的一个基本特点，而袁宏堪称代表。本期“经史传统与中国智慧”专题诸文，率多别张一途者，因统为一组，贡献于学术界。

贬谪文学在古代尤其在唐宋文学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贬谪看上去是个人命运的转折，其实这种转折背后是一时代政治风云的激荡所致。唐宋时期各种形态的政治斗争频繁，而不间断的斗争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大体就是赢者在朝激扬天下，输者外任隐忍其劳。从文学一面而言，贬谪则为文学家提供了深刻观察社会和反思自己的机会，往往为文学创造的成熟、转型或提升提供了条件。苏轼在“乌台诗案”后责授黄州，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他的一批文学经典如《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等，便是自称为独行者、边缘人和幽居客的苏轼换了一副眼光和心境而创作出来的。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在苏辙看来，贬谪是苏轼文学发生质变的重要契机。唐代韩愈在贞元、元和相距十六年间两度南贬：一贬阳山，一贬潮州。在韩愈看来，被贬阳山是朝中群小作恶所致，而被贬潮州则是直接得罪了唐宪宗。这种对被贬原因的自我分析和定位，一方面导致了贬谪生涯中生存态度的不同，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文学风格的差异。这种精微之处，非全面了解，仔细辨别，难以有此体会。尚永亮精研唐代贬谪文学多年，成果丰硕。本期刊发其专论韩愈贬地、心性与文风关系研究之文，乃进一步深化并细化了此前的研究。

▲韩愈像，南薰殿旧藏《唐名臣像册》

古代文人对花卉往往各有偏嗜，如陶潜之于菊花，苏轼之于海棠等皆是其例，而为诸多文人共同喜爱者，或以梅花居首。元丰三年（1080）正月二十日，苏轼在从京城贬谪黄州途中，路经麻城城东春风岭，见数枝梅花孤寂落寞，感赋《梅花》二首，其第二首云：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

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梅花成为苏轼寂寞行程中难得的安慰，当然苏轼与梅花是双向奔赴，彼此安慰了。“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珑地”，李清照对月下梅花的清赏，也是如在眼前。梅花之幽韵冷香，自来为素心人赏爱不置，当然是有原因的。如林逋之“梅妻鹤子”更是一时之佳话。南宋范成大在《范村梅谱》自序中说：“梅，天下之尤物，无问智愚、贤不肖，莫敢有异议。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有无、多少，皆不系轻重。”民国词人谢玉岑既与诸子立梅花吟社，复言：“仆平生爱梅，以为梅冷且秀，其佳处自在软红之外，不当与尘俗同论。”称赏梅花之冷秀有不同凡俗之致。而南宋陆游在78岁高龄在家乡山阴作《梅花绝句》，其三云：

闻道梅花坼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

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

在中国学术谱系中，汉学与宋学长期争锋，难分高下。其实汉学与宋学之间，不是一定要分高下的问题，而是他们如何互补，助力中国学术谱系建立基本架构的问题。凡一学之形成，总有一个从模糊到清晰、从范围较广到内涵明确的过程。在新宋学的建立过程中，陈寅恪当然是不可忽略的人物，他曾把中国学术的未来与新宋学的建立直接对应起来，可见新宋学不只是“新”的“宋学”，而是从整个中国学术史着眼来试图建构的新学说，从本质上说，与传统宋学的旨趣还是有着一定的区别。他兼重义理与史事的特点，实际上包含着部分对传统汉学精神的汲取。但换个角度来说，陈寅恪虽然说过“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的话，但他自身的学术研究还是大致在汉魏六朝与隋唐这一时期，不遑去究心他认为值得付出心力的宋史、宋学。由此带来的问题是：陈寅恪为何基本不研究宋学而却郑重提出建立新宋学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陈寅恪未暇研究宋史宋学是事实，但他研究唐史，便已然感到唐代学术的不够完备和成熟之处。衡诸中国学术史，宋代学术的多方并进、明融通透，确似高峰凸起，令他起敬仰之思。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亦正如王国维所说“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宋代学术对宋以后一直到民国年间的学术产生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张凯结合新发现陈寅恪关于“李翱思想起源”的课程笔记，大致梳理了陈寅恪关于建立新宋学的观念演进，弥补了其中若干重要的环节。

1917年，王国维先后完成三篇鸿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和《殷周制度论》，以新发现甲骨文为基础，考订殷商之礼与殷周制度，有力推动了上古史的研究。道器之辨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话题，如果简而化之，此甲骨便是“器”，此数文考订者则为“道”。正如阮元所说“器者所以藏礼”，本期“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专栏以“礼藏于器，诗礼兴邦”为主旨刊出三篇文章，正大致呼应着这一话题。文章虽以考释为主，但能部分导向义理，这便是本刊鼓励的方向。

本期“亚欧文化研究”专栏，继续着以往跨学科、跨地域和跨文化的风格，虽大体指向文学，但承载的学术内涵相当丰富。2019年，法国索邦大学弗朗索瓦·穆罗教授曾应邀来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演讲，本期刊发的《恐惧感与早期欧洲旅行文学》一文便是在其当年演讲稿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他立足文本文献和图像文献，探索旅行文学中的人学特征和意义。香港雷晋豪关注的是《穆天子传》中周穆王的西行之旅，揭示其神异中不失理性的特点。这两篇关乎“旅行”的研究，所采题材、地域颇为悬殊，但不妨互鉴其优长。法国弗朗什—孔泰大学史学教授埃玛纽埃尔·卡尼亚尔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博士程方毅分别关注大熊猫和章鱼，他们的研究兼有历史、生态与文学的多重意义，一新耳目。

资本市场治理是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融资、公司治理与精神激励，都离不开这一基石。本期由戴亦一主持专栏，就中国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外资股权监督以及经典审计质量度量指标等主题展开讨论，相信具有一定的探索意义。

今冬不同往时，南北气温普遍较低，竟然让我格外想念刚刚过去的爽朗秋日。犹记宋代朱熹《入瑞岩道间得四绝句呈彦集充父二兄》之三云：

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秋。

隔断红尘三十里，白云黄叶共悠悠。

联想总是无端而来，无端而去。由朱子之“清溪”，又让我联想起十多年前夏访韩国首尔，黄昏时刻踏访清溪川，忽然有感，曾赋《鹧鸪天》词云：

首尔初行岂乏诗。只因未至夜清溪。两边银树花开尽，一水安流日落时。

灯隐隐，草萋萋。佳人绰约足参差。可怜今夕温情意，枉入临津东复西。

杜门读稿，以夏秋之温热略驱寒气，便觉自在了很多。人自在，方能文自在，读书人应该感觉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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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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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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