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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王骥:嘘,野猪来了……

王骥 新三届 2020-09-03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王骥,1949年出生于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4年7月调回北京。做过医生、上过学、参加拳击训练、当过运动员、教练员;国家拳击队教练兼医务监督,奥运会医务仲裁,亚洲拳联医学委员会主席1994年到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担任制片主任、编导、节目统筹等,至今在做《谁是球王》系列。


原题
猪口夺粮





作者:王骥


2015年9月15日到10月15日,大儿子陪同我在意大利休假。

秋天对于生活在北半球的人来说,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季节,五谷丰登、猪肥牛壮,瓜果梨桃的清香弥散在空气中。意大利的秋天和我们中国北方的秋天是一样的,那不勒斯海岸对面苏莲托的柠檬和柑橘的清香味儿,唤醒了每一个来访者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以及对昔日平凡生活中点滴事件的回顾。

在意大利吃野猪


坐在著名的卡塞特皇宫后面山顶上的卡塞特维奇亚(Casertavecchia)小镇中有名的“野猪餐厅”用餐,不仅是我有生第一次品尝野猪肉,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真正的野猪。遗憾的是,见到的野猪只是个标本,它被摆放在一个靠墙的柜子上,灰黑色的皮毛,耳朵尖而小,鼻子和嘴巴突而长,四只脚比起家猪来明显的高而细,长长的獠牙尖锐而向上翘着,样子挺凶。


野猪餐厅的用餐面积150平方米,餐厅中摆放了37张完全一样的餐桌,每一张餐桌上都和所有意大利餐厅一样,铺着整洁的桌布,一个人或两个人用餐时,只需要一张餐桌,多人同时用餐,把两张或多张餐桌并在一起,就可以组合成连在一起的大餐桌。

儿子看了这家餐厅菜单的文字介绍后对我说:“老爸,您知道吗?意大利是整个欧洲最讲究吃、也最会吃的国家,当北欧人以动物脂肪为主要能量来源时,古罗马人早就用橄榄油拌蔬菜了。吃野猪肉是古罗马人饮食文化的传承。”他用手摸了一下桌布,告诉我:“没有整洁的桌布,就不是正宗意大利餐厅,这家野猪餐厅铺了两层桌布,还有洁白的大餐巾,说明这是一家中上档次的餐厅,起码是按中上档餐厅收费。”


那天晚上餐厅里用餐的人不多,三三两两的顾客分别围坐在四张餐桌等待用餐,所有的客人似乎都在谈论那个凶猛的野猪标本,好像担心它会随时冲下来袭击我们。

一位二十多岁的男服务员送来菜单,他是本地人,热心地向我们介绍这家山区餐厅用野猪肉烹制的传统特色菜肴。我们问他这里野猪多不多,有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危害。服务员英语不是很好,幸亏我的大儿子陪着我,他不仅英语水平很高,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也比较精通,他开始用意大利语和服务员交流,给我充当临时翻译。

原来,意大利境内的野猪数量庞大,目前至少有100万到130万头,日益壮大的野猪种群已经开始对人们的日常活动产生了威胁,近几年引起政府有关方面的关注,制定了一些措施,比如在动物保护组织支持下,尝试使用特殊疫苗让野猪绝育,同时欢迎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来意大利品尝野猪肉,帮助他们的国家控制野猪的数量。

“野猪的数量已经和欧洲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差不多,怎么会有这么多野猪?对野猪进行的计划生育是不是失败了?”我儿子问他。

“意大利丘陵山地很多,大面积的森林,还有农田为野猪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老板从收钱的柜台后面走过来做了更详细的解释,“野猪繁殖能力特别强,一年最少生产两次,一次最多能生八只小野猪。由于野猪繁殖能力太强了,用疫苗控制生育没有达到理想效果,又没有狮子、老虎、猎豹伤害它们,狼和猞猁也不是它们的天敌,野猪俨然已经成为‘山中之王’了。”

服务员一边记下我们点的菜,一边又补充了一句:“现在不仅是‘山中之王’,它们白天就敢进入城市了,已经影响到城市的交通了。”

我们点好了菜,服务员送来一大瓶带气泡的矿泉水,儿子又问他:“意大利政府允许猎杀野猪吗?法律允许吗?”服务员点点头,认真向我们解释意大利相关的法律规定:“我们的政府允许猎杀野猪,但是有严格规定,猎杀野猪的人必须持有狩猎执照,狩猎时间为每年的10月到下一年的1月,而且仅限于在规定的区域内猎杀,对猎杀野猪的数量也有限制。你们现在来意大利,正好是猎杀野猪的季节,你们将要享受到的野猪肉是今天早上天亮之前射杀的,肉很新鲜。”服务员的态度热情友好,十分周到。

我拿起餐刀切割盘子中的野猪肉块,餐厅屋顶吊灯的一束光穿透了装着当地生产的红葡萄酒的杯子,将光折射到野猪肉上,沾满酱汁的肉块肥瘦鲜明,纤维清晰,十分诱人。我抬头望了望挂在墙上的野猪头,思绪定格在四十多年前陕北那个叫史家岔的小山村,每年这个季节,村里的乡亲都要和野猪进行一番较量。
 
我抿了一口红酒,眯上一只眼,用另一只眼睛透过手中的玻璃酒杯,看着那个被光折射变了形的野猪标本,给儿子讲起当年我在陕北农村插队时,和野猪历时五年多的“恩恩怨怨”。

陕北山村的“护秋”


在咱们中国北方,秋天要守护长在地里即将成熟的庄稼,防止野兽的祸害,被人们称为“护秋”。在如今野生动物越来越稀少的年代,“护秋”这个词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很陌生了,就像我儿子,他说从来就没听说过汉语中有这个词。

我向野猪肉上撒了一些黑胡椒,用餐叉将一小块肉送进嘴里,慢慢感受那充满香料香气的肉汁在口中融化,开始我的讲述。

我们在陕北下乡插队那年月,秋天庄稼快成熟的时候,必须要有专人看护,要防范野兔、獾、羊鹿子(野鹿)和野猪等动物到地里偷吃庄稼,除了防止粮食的损失,还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种粮食为了吃饭,还有什么政治意义?”儿子不解地问道。

那时候,农民种粮要向国家纳税,也就是交公粮,又叫交战备粮,领导一级一级向下传达文件是这样说的,国家储备粮食主要是为了和苏修打仗,兵车未动,粮草先行啊。要彻底消灭修正主义,让毛泽东的旗帜飘扬在……的上空,就不能让解放军和百万民兵饿着肚子去消灭帝修反(这是那个时代常用的一个名词,包括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世界上的各国反动派)。

交战备粮是政治任务,任何一个村子都必须如实如数地上交。当然,可以超额交粮,这表示一个村的党支部和贫下中农的一片赤胆忠心。当时的报纸也是这样宣传的,“贫下中农们把最好的粮食交到了国家的仓库里,国家储存了大批的战备粮。”所以,每年到秋收的时候,从县城北的茶坊粮库到牛武公社,再从牛武公社到我们史家岔村七十里路,一路之上到处都可以看到“颗粒归仓,多交公粮”“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破坏秋收”“全民皆兵,准备打仗”等等与秋收有直接关系,或间接有关的指导性标语,这些标语有的是用墨汁写在墙上的,有的是用白灰水直接写在路旁山上的大块岩石上的。

史家岔村地多人少,一共有九百多亩耕地,除了沟里和山坡上种植杂粮,塬上有耕地种麦子,村中有一条由北向南潺潺流过的小河,小河边的耕地还种上了水稻,如此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让村里乡亲一年四季不会断粮,这在牛武公社、在富县,乃至整个延安地区都不多见。

我们知青点门前有块耕地,足有一百一十亩,乡亲们把这块耕地叫“大块地”。大块地种的全部都是玉米,种地的肥料是全村的猪粪和人畜粪,绝对环保。那玉米种下以后,每年最少要锄三遍地,到了秋后每棵玉米都能长到一米八高,每个玉米棒子长度都在二十五公分左右。掰开成熟的棒子,排列整齐的玉米粒在阳光的照射下,金灿灿的,好让人喜欢。这大块地上生产的玉米,是我们全村人的基本口粮,给国家上交公粮的任务,就落在“大芋子滩”一百三十亩的玉米地上了。

大芋子滩是村里人不断伐木开荒开垦出来的庄稼地,在村子正北那条崎岖的沟道里,根据地理位置我们更习惯叫它“后沟”。后沟里种的全是玉米,那玉米的高度,几乎没有一棵超过一米六,那玉米棒子的长度也就十来公分,最小的棒子,那长度用老乡的话来说,还不如好汉的毬长。不管长短大小,这都是要交公粮的,是给政府交的战备粮。

村里大块地种的玉米不需要人专门护秋,因为这块地就在我们知青点的大门口,又是河滩地,站在知青灶房的台阶上就可以一览全貌。何况这儿种的玉米都是我们的口粮,即便损失一点儿半点儿的,也不能算是政治问题。而村外后沟里的玉米地就不同了,种的是必须上交的公粮、战备粮,是严肃的政治任务,要做到颗粒归仓,因此必须要看好那里的庄稼。

后沟那片地种的玉米,完全是靠天吃饭,收成好坏全看一年是否风调雨顺。后沟里比较潮湿,按老乡的话就是“阴”,日照时间短,玉米相对长得比较慢,村里大块地的玉米全部收完了之后,要等上一段时间,才去村外收后沟里的玉米。后沟那边三面都是山,灌木茂密,常有各种不同的野生动物出没在玉米地里。偷吃玉米的有田鼠,当地老百姓叫它“瞎老鼠”,还有獾、羊鹿子(野鹿),而破坏力最强的,要算是野猪。

听老乡讲,野猪这种动物都是群体性活动,白天不出来,藏在山林里养精蓄锐,晚上成群结队,一家子一家子的蹿到玉米地里夜宵美餐,盗食战备粮。为了保证战备粮不受损失,全村的男劳力每天晚上要有两个人去后沟看玉米防野猪,村里人把这个工作叫做“看野猪”。

为了把这事做好,保护好战备粮,村里专门开了会,还请来附近兰州军区西北林建师赶大车的老滕介绍看野猪的经验。老滕是东北人,从大兴安岭林场调到林建师当林业工人,听他说野猪,那叫一个邪乎。

“常言说一猪二熊三老虎,在俺们东北老林子里,野猪是山里大王,把那些个伤害人的猛兽排排队,野猪是老大,黑瞎子(东北话,熊)排老二,大老虎才能排上老三。听说过大清国有一个开国的皇上叫努尔哈赤吗?这'努尔哈赤'是满族话,就是野猪皮,你想啊,一个皇上不叫龙皮、虎皮、豹子皮、熊皮,叫野猪皮,可见这野猪有多厉害!”副队长杨新友接过话茬:“这野猪再厉害,就是吃人,咱们也得去看好了战备粮,去的时候大伙儿都带上点家伙(武器)。”

卧洞“看野猪”


我们男知青和村里的男劳力一样,被安排轮流去看野猪,看一个晚上的野猪,生产队给记两个工分。队上担心我们知青去了光睡觉不看野猪,所以安排知青去看野猪的时候,总是派一个老乡和一个知青结伴,一同前往。副队长杨新友再三叮嘱我们知青:“千万不能睡觉啊,咱看好战备粮,为的是让他老人家睡好觉,你们要是睡了觉,战备粮被野猪糟蹋了,老人家可就睡不着觉了。”

我第一次去看野猪是和生产组长程海荣一起去的。

那天吃完了晚饭,我刷了牙、喝足了水,背上自己的铺盖卷,在腰间挎上一把以前去青海带回来的藏刀,拿了一把“登山镐”,那是我们村张铁匠锻打的改良小镢,跟着他摸黑去了后沟。小镢是陕北老乡进山常带的一种工具,多是平头镢,既能砍断拦路的荆棘又能防范野兽攻击。根据我们的要求,张铁匠把镢头改造成一头是平头镢,另一头是尖尖的镐,我们称其为登山镐。

从知青点到后沟,要走上六七里地,天黑了,高一脚低一脚的,路上的情况根本看不清楚,全凭自己脚下的感觉了。我拄着登山镐,跟着程海荣走,倒也不怕,乡亲们对山里每一条路的熟悉程度,就像老针灸医师对于人体经络,闭着眼睛都能准确地找到穴位一样,绝对不会走错。

一路上程海荣给我讲野猪是怎么祸害庄稼的。他说:“别看野猪个头矮胖,跑起来可是健步如飞,活动范围特别大,一群野猪能在几条沟里占山为王。偷吃玉米时,野猪个矮够不着上面的玉米棒子,它就咬玉米杆儿,从根那儿咬,玉米杆断了倒在地上,它再过去吃玉米棒子,这样连吃带拱和打滚,把一片玉米彻底祸害掉。”

我说:“这野猪也够聪明的!”程海荣说:“山里的动物都聪明着呢,为了自个儿活命,不聪明就得饿死。”我告诉他:“这叫自然淘汰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知青也是一样,聪明的,有路子的,家庭有背景的都会分配好工作,像我这样实心眼儿,又没路子,只能跟这野猪一样,在这儿呆一辈子。”说着走着,没过一会儿,程海荣领着我轻车熟路地在山沟中一片很大的玉米地旁停了下来。

玉米地旁边的山坡上有一个小窑洞,那个窑洞大约一米五宽,一米三高,窑洞的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谷草用来防寒、隔潮、保温。窑洞进深两米左右,我们两个看野猪的男劳力把铺盖打开,正好铺满那个窑洞的地面。程海荣让我去撒尿,并且要求我到离窑洞远一点的地方去撒,防止一刮风,顺着风把尿的味道吹到我们的窑洞里,他说:“野猪一闻到人的尿味,就不敢过来嘞。”说完,他先到窑洞外边撒了一泡尿。

我刚要出去撒尿,程海荣又叮嘱:“别走得太远了。”我说:“你不是刚说让我走远一点,怕闻到我的尿味吗?”程海荣回答:“让你走得远一点儿,可不能太远了,太远的地方可能埋有猎夹,就是夹那些偷吃玉米的野猪的。”“既然有猎夹还要咱们俩干什么?”我有点不明白。

程海荣说:“埋了几个猎夹不够用,那野猪的鼻子特别灵,能闻到猎夹埋在什么地方,比洋鹿子(野鹿)的鼻子灵多了。”我不相信,嘟囔着:“猪长得那么傻,那么笨,它的嗅觉怎么会那么好?”程海荣说:“你没养过猪你不知道,猪的鼻子长得长,那长鼻子闻味儿的本事比狗都强。狗能闻到的味儿都是明面儿上的,猪能闻到地底下,等秋粮收了,各家的猪就可以放出来自己找食儿了,那些猪的鼻子可灵呢,光靠鼻子闻,就能知道地底下哪儿有能吃的东西,拱出来给吃了。这野猪的鼻子比家养猪的鼻子还长,闻东西的本事就更大了,都能闻见那猎夹的味道。咱村的人用猎夹什么野兽都打过,就是没夹住过野猪。你去撒尿小心点儿,别走太远了,让猎夹把你给夹住那可就麻烦嘞,非得给我治一个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

撒完尿回来,我们俩在小窑洞里坐着聊天儿,程海荣问我见过野猪没有,我说只在画报上见过。一听说我没见过野猪,他马上就来了情绪。他说:“野猪有两个牙特别长,还是反着向上长,勾勾着就像镰刀。你说它那牙,不能吃馍又不能吃菜的,为啥长成那样?”我摇了摇头。

程海荣说:“为了保护鼻子呀!它的鼻子那么重要,闻味的本事那么强,没有俩勾勾牙护着,能行吗?”“你说的那个勾勾牙应该叫獠牙。你知道青面獠牙这个成语吗?形容鬼的长相……”“你千万别说鬼,一听到鬼我就害怕。”程海荣打断我的话,还一个劲儿用手拉我的衣裳。

我不说鬼了,继续说牙,我反问他说:“大象的牙为什么那么长,也是为了保护鼻子的,对不对?”“我没见过大象,不敢妄语。”程海荣的底气有点不足了。我问他:“你什么时候见过真的野猪?”他说:“民兵训练那会儿,从公社武装部领来的快枪,用快枪打的。”程海荣说他不仅见到过野猪,还吃过野猪肉,“那野猪的皮可厚,可硬,可不好煮呢。”听他说的绘声绘色,我连忙问他:“野猪肉香不香?”“美地太(陕北话,特别好)!”这时候的程海荣,嗓门立刻又高了八度。

我忽然想起了那个“守株待兔”的故事,我多么希望今天晚上“守株待猪”的奇迹会出现在真实的生活中,而且希望那头撞到树上的野猪临死之前大声惨叫,因为这沟里半坡上的树太多了,它不叫唤,还真不知道它撞死在哪儿了呢!

我们在铺盖上躺下,把脚伸到窑洞的最里面,盖上了被子。窑洞口没有窗户没有门,就是一个敞开的洞口,一阵阵冷风吹到脸上,感觉皮肤都绷紧了,脑门儿上凉飕飕的。地里的玉米随着风来回晃动,半干的叶子相互摩擦发出“唰、唰、唰……”的声响,令人毛骨悚然,鸡皮疙瘩骤起,顿时觉得像是一种恐怖小说开头的描写。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写恐怖小说,一定要把黑夜中玉米叶子相互摩擦,发出瘆人声音的这个细节写进去。

程海荣白天干了一天的农活,可能太累了,他说:“咱们睡吧。”我说:“我不困,咱俩躺着,我给你讲故事吧。”我给他讲聊斋里的《画皮》,当我讲到,只见那书生见到恶鬼原型时“啊”的惨叫一声,顺手拍了一下程海荣的大腿,吓得他猛地坐了起来,睡意全无。他盘腿坐在地上,把两只手抱在一起,一边给我作揖一边说:“别再讲了,你是真要把我吓死?”

故事讲不成了,我躺在那里久久不能入睡,秋夜的天空繁星点点,一颗流星从天边倏然划过,看着满天的星星,我试着通过天上星星的位置,来判断我们睡觉的这个窑洞的位置和方向。很快,程海荣打起了呼噜,吵得我更睡不着了,索性躺在那儿睁着眼睛数星星,迷迷糊糊地不知道过了多久才睡着。

野猪来了!


坐在餐桌对面的儿子听得津津有味。我停下来,往盘子里的野猪肉上挤了一些柠檬汁。“野猪来了吗?”儿子急切地问到。

我切下一块肉送入嘴中,不紧不慢地继续讲述我和野猪的故事。

刚睡着不久,我被程海荣的大声惊叫吵醒了,只见他趴在窑洞的地上,脸朝外,把两只手做成一个喇叭筒状放在嘴前,“欧嗤、欧嗤”地大声喊叫着,像是在学什么动物的叫声,他扭过脸压低声音对我说:“野猪来了。”

说话间他坐了起来,冲着玉米地又喊叫了起来。我也听到了玉米地里一片噪杂声,看到程海荣大声吼叫,我也扯着嗓子“嗷、嗷”地喊了起来。程海荣说:“你这喊声不对呀,你别再把狼给招来,你得这样喊‘欧嗤、欧嗤’。”我照着他的叫法“欧嗤、欧嗤”地大声喊,玉米地里的噪杂声愈来愈大,一阵紧似一阵。

我左手拿起登山镐,右手拔出藏刀,想走出窑洞和野猪大干一场,程海荣一把揪住了我,说道:“千万不能出去,这群野猪数量不少,你看这动静,可能有大家伙,万一向咱们冲过来,咱俩可就没命了!咱们就在这儿吓唬它们……”

他顺手拿走了我的登山镐,用它使劲敲着他手中的那把小镢,两个硬家伙互相敲击,发出一阵阵金属碰撞声,回荡在寂静的山谷,显得格外清脆而响亮。我右手握紧藏刀,左手卷成一个筒状继续“欧嗤、欧嗤”地喊着,玉米地里的噪杂声时高时低,时远时近,慢慢地,开始变小了。可能刚才喊的声音太大了,嗓子还真有点儿干,想喝口水没地方找去,秋天的玉米杆儿也是干的,里边没有水份了,只能忍着了。程海荣看到我口干舌燥的模样,鼓励我说:“再忍一下,天快亮了。”

村里人的经验,野猪总是在后半夜出现。我们俩使劲又喊了一阵,那片窸窣作响的嘈杂声渐渐远去,程海荣走出窑洞伸着脖子四下里观望了一会儿,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告诉我野猪已经走了。这时我忽然想到,要是X修特务夜里偷袭过来,如果他们不开枪的话,也应该是这种动静。一种莫名的恐惧缠绕着我,再也睡不着了,睁着眼一直捱到天麻麻亮,收拾起被褥回知青点了。

儿子给我的杯子中添了一些矿泉水,“爸,您多喝点水,把您当年缺的水给补回来。”“五十年前缺的水,现在怎么能补得回来呀,水喝多了,这肉不就得少吃了?”我和儿子开着玩笑。儿子又要了一瓶带气的矿泉水,“您多吃肉,也多喝水,把插队时的损失补回来。”我喝了两口水,润润喉咙,继续讲我们和野猪的战斗。

后来我又跟着苏明江,还有村里其他的老乡一起去看过野猪,除了感受黑夜、冷风、玉米叶子相互摩擦的声响、一同睡觉老乡的鼻鼾声,有时还能听到山里野狼的嚎叫和其它动物的叫声,其中有一种最常听到的叫声,一起去看野猪的老乡都说那是“呲怪子”(陕北话,猫头鹰)。

小时候在北京生活,北京人称猫头鹰为“夜猫子”,还常听人说“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现在不是夜猫子进宅,是我们为了守护战备粮,闯入猫头鹰的领地了。猫头鹰这“夜猫子”的名号虽然不雅,其实它专吃偷玉米的瞎老鼠(陕北话,田鼠),是保护庄稼的“功臣”,它白天在树上睡觉,夜里值更抓瞎老鼠,和我们一样,也在守卫毛主席的战备粮。

连着去后沟看了几次野猪,逐渐失去了新鲜感,有时候一直躺到天亮,有时候半夜冻醒坐等天明。虽然是秋末冬初,候鸟已经开始迁徙去南方过冬了,当东边的山顶露出第一缕光亮时,仍然有留在林子中的各种小鸟,伴随着黎明的到来开始鸣叫高歌,这时,孤独、恐惧和寒冷顿时散去,阳光和鸟鸣又带给我温暖和喜悦的心情。

餐厅很安静,用餐人语言交流发出的音频,几乎是耳语的频率和振幅,就连将红酒倒入酒杯中,酒撞击玻璃杯发出的声音,自己也能听到。再次拿起酒杯时,我发现在餐厅的一面墙上挂着一支猎枪的照片,可能是上个世纪,一百年前的猎枪。我用手指了一下挂在墙上的猎枪照片,告诉儿子,当年在陕北,村里要是有这样一支猎枪,四十年多前我们就吃上野猪肉了。

当年看野猪的方法确实太过于原始,我们知青曾多次向生产队建议,还是应该用枪猎杀野猪,这样不仅可以一劳永逸,打到野猪大家还可以改善生活。村里虽然有个民兵连,乔君芝是连长,但是这个民兵连徒有虚名,没有武器装备,连个手榴弹都没有,如果有个手榴弹,幸运的话也能炸死几头野猪。

村里唯一的一支枪,就是张铁匠的那支老枪,一支可能是大清年代留下来的抬枪。张铁匠用那支枪打过山鸡,打过野鸽子,但是在我们看野猪的地方,用这枪几次射杀野猪都未能成功,关键是打不准。野猪的皮厚,那散弹枪打出来的是铁砂,打野鸽子、打山鸡没问题,打在野猪身上,打不透它的皮肤。野猪很聪明,好像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对付它,也就越发肆无忌惮,几乎每天夜里都来光顾,和我们争夺为老人家准备的战备粮。

背枪上山打野猪


我们村里的知青褚永琦和公社治安干事郝志荣的私交不错。一天下午,郝志荣骑着一辆破旧的28型飞鸽牌加重自行车来到我们村,背上还背着一支很旧的79式步枪,是褚永琦约他来打野猪的。

从公社到史家岔村三十里山路,一路都是上坡,在这坑坑洼洼满是马车、架子车压过留下车辙的路上,骑自行车也只能骑一段儿推一段儿,比步行快不了多少。郝志荣以前来过史家岔,作为公社治安干部来检查部署工作,也曾经背着枪来这里打过猎,打过山鸡和野兔。

那时乡亲们的生活不富裕,公社和县里的干部来了,都是到老乡家里吃派饭。我们这个小山村从来没有杀猪宰羊宴请上级领导干部的习惯,再加上道儿远,所以来这里调研和检查工作的干部不多,甚至连打猎都不愿意到我们村子来歇脚,而喜欢到公社附近的山林里去打猎,郝志荣是专程到史家岔打猎为数不多的两三个公社干部之一。

我们村驻队的北京干部老韩热情地接待了郝志荣,他从自己的箱子里拿出了一个茶叶罐,茶叶罐里装着的是他从北京带来的一种叫作“高沫”的茶叶,据说是属于花茶类。老韩用自己喝水的搪瓷把缸子(北京话:带把的搪瓷水杯)给郝志荣沏上了一杯高沫,老郝接过搪瓷把缸子,吹了吹漂在水面上的茶叶沫,喝了两口,连连点头称赞说:“真香,真香,北京的茶叶就是香!咱们的伟大领袖喝的也是这茶吧?”

平日里老韩一直是在老乡家里吃派饭,每顿饭都要交钱和粮票。这天为了接待郝志荣,我们知青邀请老韩和郝志荣在知青灶上吃饭,我们想着,郝志荣一枪下去打死一头野猪,分一条猪腿给我们,我们能吃上好几天,生活可以得到极大的改善,好好招待他也理所应当。

晚饭,灶上多加了两个菜,褚永琦还和老乡换了一些鸡蛋,专门炒了一盘具有北京特色的葱花炒鸡蛋。老韩拿出了珍藏很长时间、喝剩下的半瓶北京红星牌二锅头白酒,和郝志荣喝了两盅。郝志荣喝的高兴,微醺之下说道:“不管打下的野猪是大是小,我都给你们知青留下一半。”

有人背着枪进村,这消息很快在乡亲们中传开了,村里的民兵连长乔君芝听说公社有人背着枪上来了。史家岔村的地势高于牛武公社和富县县城,凡是来史家岔,都习惯说“上”史家岔,去公社、县城,反倒说“下去”了。凭他的基本觉悟和政治敏感性,老乔猜想着可能有重大军事行动,于是没顾得上吃饭,三步并作两步,一路小跑儿地就来到了我们知青点,一看是公社治安干事郝志荣,两个人还真认识。

郝志荣说:“没大事儿,阶级斗争没啥新动向,中苏边界的军事冲突一时半会儿打不到咱们延安,我上来就是和知青们一起打野猪。”老乔说:“没事儿就好,就是啥毬事没有,阶级斗争这根弦也不能松。”虽然他嘴上说着没事儿就好,我们却感觉他好像有一种失落感,作为民兵连长,这个复员军人总觉得自己难有用武之地。这不,没扯上两句闲话,马上又进入了他的正题。老乔说:“以前咱们训练民兵的时候都发枪啊。”老郝说:“那时候给你们发枪是上级指示,全民皆兵嘛,是让你们随时准备保卫伟大领袖。”

老乔又问:“那为什么把枪收走了?这中苏关系是越来越玄乎了,现在怎么不发枪了呢?咱们的民兵组织不是还在吗?都说民兵要组织、政治、军事三落实,这枪怎么不发了呢?难道伟大领袖不需要咱们保卫了?”

老郝欲言又止,用手指甲挠挠头皮,笑着给老乔解释:“发给你们枪是为了防范苏修入侵,现在把你们的枪收了,也是为了更好地保卫文化大革命,让主席他老人家睡个囫囵觉。”老乔听了此话,愣了半天没回过味儿来,在一旁听闲话的我们,也是一头雾水。后来我们才知道,文革中群众性的武斗自上海开始后,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并不断升级,从棍棒刀戟到真枪实弹,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动乱的局面难以控制。为了及时制止全国性的武斗,解放军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工矿学校,群众组织被解散,武器一律被收缴,民兵训练也不再发枪了。

郝志荣带来的那支79式步枪很旧,比当初我们在学校上体育课,进行军事训练时用的那种步枪还要旧。老郝怕枪走火打伤人,把枪里的子弹退出来拿在手里,把退了子弹的枪交给我们知青,我们像得了一件大玩具,轮流摆弄着这支老枪。

这时,老郝问老乔有没有钢锉,我们很奇怪,你拿枪打野猪要钢锉干什么,莫非是想把野猪的獠牙锉下一节儿?老乔去铁匠炉那里找来了一把钢锉交给郝志荣,老郝掏出来一颗子弹,用那钢锉在子弹头上细心地锉出了一条小沟。他说锉出这条沟,子弹打出去之后成了“炸子”,“炸子”不是直接穿过野猪的身体,而是在它体内翻滚,野猪就会疼死。老乔也用手指在空中比划着,做了一个子弹进入野猪身体内翻滚的路线示意。

知青葛家璐问老乔:“你不是海军吗?海军也用步枪?”老乔兴奋地说:“陆军会用枪,不会开军舰,我们海军会开军舰,也会用枪。”说着,他用手做出摆弄方向盘的动作,紧接着又改成举枪瞄准射击。老郝一乐,说:“你这是开汽车,不像是开军舰……”大家哈哈一笑,老乔也笑了,由衷的自豪感顿时让他精神焕发。


谁敢吃战备粮
就吃谁的肉!



褚永琦拿着79式步枪,带着郝志荣准备出发,我们知青和村里的年轻人也想跟着去,亲眼看看如何用快枪猎杀野猪,希望能帮忙他们多打几头野猪。郝志荣说:“人不能多了,多了怕惊着野猪,又是夜里,视线不好容易伤着人。你们在家等着听消息,打着野猪了请大家吃肉。”他让褚永琦通知村干部,晚上不再安排其他人去看野猪,以免撞在一起发生误会,把看野猪的人当野猪,一枪给打死可就麻烦了。站在一边的生产组长程海荣说:“早就通知了,今天晚上看野猪、打野猪,就由褚永琦和老郝两个人负责。”

天黑以后,郝志荣推上自行车,褚永琪背上枪,抱着被褥坐在自行车的后架子上,大家簇拥着他俩,一直送到路边。忽然,刚刚还在与他们告别的老乔,将挥着的手攥成了拳头,向郝志荣大声说道:“老郝,打准了,一枪毙命,谁敢吃战备粮,就吃谁的肉!”郝志荣连连点头,对我们说道:“老乔说的对,谁敢吃战备粮就吃谁的肉。”说完,登上自行车奔着后沟出发了。

我们前脚刚把人送走,五分钟不到他们又回来了,那路太颠簸、太难走,骑车还不如自己走着快呢。他们两人放下自行车改成步行,向猎杀野猪的地方——大芋子滩走去。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们就起床了,劈好了木柴、烧开了烫猪毛的水,切好了大葱、剥好了大蒜、泡好了酱油膏,万事俱备,就等着炖野猪肉了。

话分两头,褚永琦和郝志荣藏到我们看野猪的窑洞里“守株待猪”,说来也怪,枪都上膛了,一个晚上大眼瞪小眼,不敢说话,也不敢咳嗽,溜溜地等了大半夜,野猪愣是没出现。

两个人正想爬出窑洞痛痛快快撒上一泡尿,忽然传来一阵玉米叶子窸窸窣窣的摩擦声,由远而近,动静越来越大,一头公野猪带着全家来吃午夜宴了。




猪口脱险


月光下,一头非常强壮、长着獠牙的大野猪,带着三妻四妾和一群儿女,出现在老郝的79式步枪枪口前大约五十米的地方,说时迟那时快,老郝瞄准领头的大野猪,扣动扳机,只听到“啪”一声轻轻的金属碰撞声,子弹没有打响!可能是一颗臭子,退出这颗子弹,第二颗子弹上膛,又没有打响,换了几次子弹依然无济于事,玉米地里一片混乱。

面对成群的野猪,枪打不响了,二人心急如焚,眼看长着獠牙的野猪随时会冲过来,郝志荣也是“急中生智”,趴在地上用枪托使劲砸地面,只见一砸一个坑,并没发出多大声响。情急之下,褚永琦猛然想起了几天前跟着老乡看野猪学会的吆喝声,趴在地上,立刻“欧嗤、欧嗤”地大声叫了起来,同时冲着老郝嚷着:“别愣着,快喊呀!”这时候,郝志荣如梦初醒,一手握着那支打不着火的枪,一手卷成筒也跟着叫了起来。俩人一阵狂喊之后,玉米地里的动静渐渐小了,野猪群主动战略转移了。

他们两个人回到知青点,灶上的小米粥熬好了,没打到野猪,大家一起喝小米粥,就着咸菜吃窝头,多少有点沮丧。我问褚永琦:“冲过去拿枪把砸在野猪头上,说不定也能打死一只野猪?”褚永琦说“我那那么傻,往野猪群里冲,找死啊……”

郝志荣说:“这支枪的撞针有点短,够不上子弹的底火,没有打响,要是真打响了,可能还麻烦了。开枪的时候一着急,忘了打野猪必须从侧面打的规矩了,从正面打,射击目标面积太小,万一一枪没打死,野猪冲过来把人撞死,那咱就为保卫毛主席的战备粮牺牲了。”

好嘛,真够险的!这一夜从猎杀野猪变成“猪口脱险”了。老郝说,过几天他还要上来,带一支新枪,一定要打到一头野猪。

一个月之后,褚永琦分配到西安工作,郝志荣再没有来过我们史家岔村,山里的野猪度过了一段平稳日子,野猪的队伍在不断地壮大。

用步枪猎杀野猪没有成功的我们村知青褚永琦

在陕北插队五年半的时间里,每年都有看野猪的经历,但我从来也没有见过野猪。回北京工作后更见不到野猪了,日后结婚生子,带着孩子去过动物园,可每次去总是看大象、猴子、老虎、熊猫……从来没想着要去看野猪,北京的动物园是否有野猪,我也搞不清楚。

最近几年回过史家岔村两次,包茂高速从村中穿过,把史家岔村一分为二,野猪几乎绝迹,村里的乡亲们也已经好多年不喂养家猪了。如果不来野猪餐厅,可能此生再没有亲眼看到野猪的机会,更别说吃野猪肉了。


古罗马与野猪肉



吃完最后一块野猪肉,和儿子碰杯饮完杯中红酒,我对他说:“今晚咱们在野猪餐厅不仅亲眼看到野猪,还吃了新鲜的野猪肉,以后你可以把我和野猪的故事讲给你儿子听。”儿子一脸坏笑,说:“老爸,当年你在陕北农村插队时,是中国的野猪偷吃战备粮,和意大利的野猪没关系,你对付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野猪,到意大利来吃资本主义野猪肉,让意大利野猪替中国野猪受罚,不合情理。”说完,我俩都开心地笑了起来。“爸,你应该把这个故事写出来,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让更多的人了解你们知青当年的生活。”

饭后我问野猪餐厅的老板:“这里的野猪经常偷吃农作物吗?”老板回答说:“山上种的是橄榄和柠檬,都是非常好的经济作物,野猪的个子太矮了,够不到树上的果实。不过,它们会毁坏葡萄园和其它农作物。”他接着告诉我们:“吃野猪肉是我们这个山城小镇的传统,从古罗马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居住在这山上,猎杀野猪吃野猪肉,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了。”他抬起手朝餐厅门外指了指,“这条街道两边的房子都是我们家族的,开这个餐厅的房子也是,我们的祖先就住在这房子里。现在不能随意滥杀野猪了,每年的猎杀是有计划和数量限制的,主要是为了防止野猪太多了,跑到城市里找食物伤到人,跑到马路上造成交通事故。”

听着老板介绍意大利近几十年,为抑制野猪数量增加过快,而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想到了野猪在史家岔村的销声匿迹,心中不知该是喜还是忧。目前,我国已将野猪作为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列入《野生动物保护法》,不允许随便猎杀。日益深入人心的生态平衡意识,退耕还林还草,恢复森林植被的措施,也一定会让野猪生存繁衍的环境越来越好,陕北山林里的野猪种群不会完全灭绝吧?应该给它们一个生息繁衍的空间,让它们在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后记


2019年10月2日我又来到意大利休假,两周以后,再次光顾野猪餐厅,除了菜单有了变化,一切如故。公路边悬挂着新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从野猪餐厅向北沿山路开车一个多小时,另一个山村正在举行一个足够容纳几百人聚餐的“野猪节”庆祝活动,前来的游客同享一种美食,共沐欢乐友好气氛。这些民间节庆,不仅为了猎杀野猪减少其数量而举行,同时也对促进当地饮食文化的传播,为意大利古老民族传统习俗的传承延续起到了推动作用。





本文中提到的我们村里的北京知青褚永琦分到汉中100号信箱(原北京机械学院,搬迁到汉中),后又搬迁到西安,现更名为西安理工大学,1997年,褚永琦又调到北京联合大学经管办工作,于2010年退休,在北京居住。

文章中提到的牛武公社治安干事郝志荣,与在牛武供销社工作的北京知青邱燕青结婚,结婚后夫妻二人调到咸阳工作,郝志荣在烟草公司工作,现已退休。

北京支援延安干部老韩,名字叫韩玉祥,是北京支援延安干部中,一心一意为我们知青出路操心操劳的好干部。在去支援延安之前是北京市海淀区干部,在我们史家岔村坚持基层工作三年后,返回北京海淀区原单位工作。于2010年11月9日在北京病逝。

史家岔大队副队长杨新友于2006年病逝,民兵连长乔均芝于2004年病逝,二人分别埋葬于史家岔村的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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