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蒋国辉，1969年上山下乡，1972年到重庆打通煤矿当矿工，1977年考入大学，198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居德国。著有学术专著《语言和语言相对论》。乡村三“照”
当知青那几年，自己的东西真是没有什么可照的，除了棉袄和毛衣，衣服就那么几件，叠起来放在枕头下边，枕头也高不了多少。有钱也不过就是几张角票；知青分的谷子，大都存在生产队的仓库里。屋里唯一可能让人起意的，就是米柜子里的那十几斤碾好的米。入室又能窃到什么呢？家家户户最宝贵的，也就是那点粮食。况且，一个生产队的每个人，几乎都在所有人、甚至所有狗的视线内。外来的贼娃子是无处藏身的：一有陌生人接近生产队最边上的院子，那里的狗不仅马上就会恶狠狠地扑上来，而且会以接力的形式，用叫声将不速之客的信息传递给每个农家院的看家狗。没有主人的招呼，外来者就只能侧着身子，绕开每一个院子那些威风凛凛且忠心耿耿的狗卫士。所以，私人的东西几乎不用担心失窃。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每年秋天家家户户自留地里那满园子肥嘟嘟的南瓜。瓜菜半年粮，白天夜里堆在地里的那半年粮，对饥寒起盗心的人未免不是一种诱惑，于是这些南瓜就成了贼娃子下手的首选，或许也是唯一的目标。那些时候，间或就有农妇坐在自家菜园边上，整天不歇气，而且从头到尾抑扬顿挫有板有眼地骂街。人们于是知道：昨天晚上这家人的南瓜被偷了。菜园里半年粮被盗，虽然心疼，却也没有谁整日整夜蹲在菜园子里照看自己的南瓜。一、照山
山有什么可守护的呢？你照不照，它都不会挪动分毫。山上的树木，其实也不需要照看。当年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加上办食堂，人烟稀少的川北山区那本来近乎原始森林的茂密植被几乎被糟蹋殆尽，碗口粗的、水桶粗的乃至一人合抱的树木，都被砍伐，送进了“炼钢炉”和大食堂的灶膛。我们下乡那些年，除了在大巴深处那些偏远乡村可能还有一些幸存的山林，我所在的公社，几乎就没有还藏得住人的林子。一个生产队就那么些数也数得过来的树，那是生产队社员的共同财产，谁家需要用木料，要全队社员讨论通过，砍哪一棵、什么时候砍、树桩留多高、可不可以挖树兜、谁有资格挖，都绝不含糊。哪里少了一棵树，社员们眼睛一瞄就一清二楚，哪里随随便便就能被偷砍了？山上最需要看的，其实是那也长得稀稀疏疏的灌木丛。山林被毁后，没有再植树，于是灌木和草就在空地上生长起来。灌木和所剩不多的树上的枝丫一起，成为全队人家的“柴源”。苍溪农村山区的灌木，当地人称为“毛毛柴” ，主要是黄荆条、哔啦枝(烧的时候会哔哔啵啵的响)和臭柴(烧的时候会发出一股特别的臭味)。 听上去很奇怪：怎么这里的植物都以它们在灶膛里的表现来起名字？
当年我下乡的浙水公社一处山村，可以看到后边山上只有稀稀疏疏的树木，那时大多数山上的植被就是这样
50多年后山林好像并没有什么变化
山上的树不容易偷，要偷割这些毛毛柴，对于农妇们就是小菜一碟。上山放牛或者打猪草，背一个大号背篼，手执一把锋利的砍刀，顺手就可以搂几把柴火，放进大背篼，割几把草一盖，煮一顿把饭的柴火就到手了。没有人看见的时候，爬到树上剔一些易燃且经烧的柏树枝，也不过是农妇们的举手之劳。生产队每年要分两次柴火。到那一天，家家户户的劳动力齐上阵，将指定地段里能烧的植物一扫而空。特别让人刮目相看的是那些平时走路都拖拖沓沓的半老农妇，来到高大的柏树下，砍刀往腰里一别，挽起衣袖裤腿，噌噌地几下，爬到树上两三人高的地方，你都看不清楚她们是怎么一手搂着树干，一手挥刀，刷刷一阵响，一棵柏树上她们够得着的枝桠就被剔得干干净净。所以，照山的任务，就是看住那些身手敏捷动作麻利的本队和外队的妇女，叫她们没有机会在山上捞一把。其实，知青来之前，照山也不过就是说说而已，谁也没有把这真当回事，生产队也不派人专门干这个活。原因很简单：一个生产队乃至一面山的若干个生产队，不外乎就是几个大姓人家，而且不同姓的人户，拐来拐去，即使出了五福，不是表亲就是姻亲。况且哪家的女人不上山、上了山不瞅个机会捞一把柴火？派谁去照山，碰上的都是沾亲带故的婶子嫂子、堂姐姨妹，能下得手去抓？直到知青出现，照山才斗了硬。原因也同样简单：知青是外来人，跟生产队里谁也不沾亲带故，抓偷柴的人不会手软。不过，许多生产队派知青去照山，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无奈。那些山林比较茂密的生产队，因为确实需要守住山上的树木柴火，就认真安排没有人际关系负担的知青，担负起了照山的任务，而且还按全劳动力记工分。知青一上手，效果立马显现：再没有人敢在白天上山捞一把了。照山的知青倒也没有真正抓到几个偷柴火的大婶大嫂，就凭照山的人是知青，有心像以往那样山上捞一把的农妇们，也就知难而退了。更何况农民们都知道，从城里来的知青都是从真刀真枪的“革命斗争”中过来的，打起架来绝不手软。所以，照山这个活路对于知青，真是太轻松，坐在家里，威慑的力量也会镇住一面山。不过，这乍看卓有成效的举措，很快就产生出负面的效果。干着照山活路的知青们，自然是沾沾自喜，不仅在干活的同时窜到邻近的生产队去眼气那些老老实实在地里干活的同学，赶场的时候也忘不了向一场一聚在乡场小饭店里的同学们炫耀。他们当然不是要带动知青们都在自己的生产队照山，但是榜样的力量的确无穷。我们公社真正有山林的生产队并不多，然而没有像样山林的生产队，知青倒是不少。看到有那种每天拿着一根棍子在山坡上“闲逛”，早上没有人催起床出工，半下午就收工回家，还要记满工分的美差，好多男知青都坐不住了，纷纷在自己的生产队主动提出要承揽照山的活路。没有山林的生产队就有些懵懂：我们这里的山上连个兔子也藏不住，有人在山上干什么，老远就能看见，用得着照？知青也不甘心：你不要我照山，我就不出工，反正刚下乡那半年，有国家供应，到打了谷子，再不济你也少不了我的基本口粮！这样耗着，大多数时候是生产队让步。闲着也是闲着，让知青把山上的柴火看管起来，到分柴火的时候，每户能多分几斤十几斤，也算是好事吧。就这样，一些无山可照的生产队的知青，也揽到了照山的活路。在这股照山热中，我倒是安分守己、没有跟风。其实也不是因为我这个人生来本分，况且经过文革，男知青多少都有那么一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匪气。只是我们这个生产队真的没有什么山可照。山上别说树木，灌木丛都稀稀拉拉，手脚麻利的农妇想捞毛毛柴，一把下去都搂不到几根。我们这个生产队的妇女们，倒是经常在别队的山林里捞柴火的好手，要说照山，也是其他队的人来防守自己的柴火不被我们队的女快手们顺手牵了羊。我们生产队不照山，但是免不了其他生产队照山的知青时不时拿着一根打狗棍，悠闲地从我们生产队的地界逛过。这时，一起在地里出工的社员就会对我说，老蒋，你们二书记来了。有“二书记”当然就有“大书记”，这是指我们这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这个大书记不是我们这个生产队的，却经常出现在我们队的田坎上。他当然不是来干农活，却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叫“检查生产”。但他毕竟还是没有脱产的农业人口，不能天天“检查”生产，按照规定，他每个月大多数的时间须要出工干农活。这位书记倒也有他的办法，每天扛着一把锄头转悠大队的各个生产队，意思是他走到哪里，就和哪个队的社员同工，也算得上是出工，自己的生产队当然要给他记工分。不过，只需看看这位书记的锄头，就可以猜到他怎样干活了。他的锄头，锄把立起来只有齐腰高，锄头片只有巴掌大，比那些十来岁的娃儿在地里干活拿的锄头还要小巧。这样的锄头，抗在肩上倒是轻巧，和照山的知青拿的打狗棍有一比。书记当然不会扛着锄头整天游走。他一来到地头，人们就喊“吃烟了”。有书记在，烟也吃得长。不一会到了吃晌午的时候，总有人把他拉到自己家里吃一顿。虽然不是摆席，书记来了最少要“炕馍馍 (就是烙面饼)”，再切一碗腊肉。这样的晌午饭自然也吃得长。吃完饭，书记一天的工作也就基本完成了。二、照船
嘉陵江蜿蜒由北往南、从西部流经苍溪县的大约5、6个乡 ，我们下乡时叫公社。每个公社沿江的那些生产队，大多都有一条大约能装载10到20吨货物的木船，在公路运输尚不发达、又没有铁路运输的南充地区担负着从广元到南充的货物运输，主要是把经铁路运到广元的各种散货运送到下游的南充地区各个县和乡，偶尔甚至运送货物到重庆。其实，当时的公路交通不发达，可能还主要不是偏远地方不通公路。比如在苍溪县，公路已经通到区一级的镇、甚至不少乡场。只是那时汽车确实很少，可能运费相对就贵。而农村的木船运输，比起来费用可能就微不足道了。拉船的农民没有工资，从生产队得到的就是每天半斤米的补助。至于跑一趟船生产队能够收入多少钱，不得而知，好像全队的社员也没有人关心这件事。有条船，年底能多分一点现钱，大家就心满意足了。一条这样的木船，说它是一个生产队的钱袋子，可能太夸张，但是它确实能把沿江有船的生产队的工分值提高一两角钱。一天多挣一两角钱，在当今农民工的眼里都显得可笑，然而在那个年代，在贫穷的川北农村的许多生产队，一个全劳力一天的劳动就只值一两角钱。比如我们生产队，就算有一条船，工分值也只有四角多不到五角，没有船的话，一年辛苦下来，可能连买盐打煤油的钱也落不下。于是，一条木船，装载着一个生产队老小百把口人的油盐酱醋茶，全队人自然把它当成钱袋子来爱惜。说爱惜，当然不是像如今人们保养自己的车、或者呵护自己的宠物那样。其实，除了男全劳力，生产队的其他人和那条木船基本上沾不到边。农妇们就只是在自家男人轮到出去拉船的时候，为男人收拾一下行李，准备路上吃的米。再就是每次开船前，生产队专门派一个妇女为船工们碾一次米， 是生产队发的拉船补助粮。
嘉陵江上的木船，当年苍溪农村生产队的木船，就是这样的
不过，钱袋子上了路，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运输工具，在惊涛骇浪中听天由命。听天由命，是因为船工、包括驾长，都是普通农民。驾长可能还经过了一些培训，船工们除了力气和些许经验，基本上没有江河水上运输的知识和技能。能够顺顺当当把船拉到货物集散地，装上货物运到目的地，再平平安安地把船拉回家，靠的全是运气和力气。要是在路上遇到什么灾祸，比如船被撞烂，船工们能够侥幸逃生，就算是老天保佑。至于那钱袋子，也就只好忍痛看它变成一堆木板，顺水漂流而去。不过，毕竟不是专业的木船运输社，业余的驾长和基本上只会出蛮力的船工，只能在大致风平浪静的春秋天跑船。到了夏天洪水季节，生产队的木船就只有歇业了。大洪水的时候，水流湍急，像我们生产队这种木船，凭六个人的力量根本斗不过洪流。而且，洪水淹没了熟悉的纤路，拉船的人无路可走；洪水中航道也变了，业余驾长们都不敢贸然在不熟悉的洪流中驾船。更要命的是，遇到需要抛河的地方，凭六个人划桨，敌不过汹涌的河水，船会被激流往下游冲出很远，根本找不到熟悉的停靠点。冬天停船，原因倒是单纯：冬季枯水，河滩变得十分陡峭，拉上这样的滩，就像开汽车上陡峭的梯坎。特别是像御马池那样的险滩，业余船夫的技能和体能，不论上水下水，都无法同它硬碰硬。
嘉陵江流经我们生产队那一段，现在已经在亭子口水库的水下了，河对岸沙滩再往上游那一片河岸，就是我们生产队停船的地方，生产队在那山的半山腰
停航时泊在河里的船，就上了全队人的心头：一个钱袋子放在荒郊野外，主人能睡得着觉吗？其实，这么大的一条木船，小偷是没法下手的。不过，偷一条船不能得手，抗走船上的桅杆或者桡桨这些船上的“动产”，有两三个人也就能应付了。这些都是好木料，做木工派得上用场。像我们这样没有山林的生产队，做桅杆的木料都是花大价钱买的，而且还要十来个全劳力到深山老林去抬回来。那活路虽然可能几年才遇到一次，遇到一次就几乎是挣命。再说，船停在河里，插上插杠，再用一根纤滕拴在岸边的大石头上，想来是应该稳妥了。但是谁能料到夜里会出什么事，特别是夏季洪峰那几天，插杠和纤滕可能都不管用，船会被突如其来的激流冲走，在某处的石头上撞得粉碎。所以，钱袋子回家后，不论是正常歇船的一两天，还是为躲开夏季洪峰，都不能让它暴露在可能的危险中。于是，有船的生产队，男劳力们就多了一个活路：照船。好在冬天枯水季节不用照船，因为停航时间长，冬天的河水水流缓慢，船停在岸边基本上稳当，所以生产队总是把桅杆和桡桨抬到离河边较近的农户家里，船就靠插杠和纤滕停在河里了。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冬天也照船，躺在两头通风的船舱里，一床草垫，再加上油腻得发硬的被子，河上那从不停息的风贯通而来，冷得死人啊。照船这活倒是不累，不过就是在船上睡觉而已。但是这样睡觉，即使对于在贫穷乡村当知青的我，也很难安稳。也正因为不过是睡觉，而且一晚上还可以计两个工分，所以对于社员，这并不是像拉船那样必须强派人们才肯去干的苦活，大家都干得没有怨言。而且因为照船是两个人作伴，一个大人搭一个半大娃儿也就行了，这让我得到的好处是，即使我不去，也不会让其他人不满。所以，在农村三年，我就只照过一次船。不过就是这一次，让我实实在在体会到现在被时髦地叫做“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那种感觉，彻底失去了干这活的愿望。那是在第一次拉船回来后的那一夜。记得那一次好像船在河边停了两三天。当时想的是，反正也在船上睡了十多天，再多睡一觉，也不过就当晚回家一天，于是主动提出了照船。在家里吃过晚饭，天已经黑了。是一个没有月亮的阴天。我背着回家还没来得及打开的铺盖卷，打着手电筒，带着给我搭伴的半大娃儿，沿着田坎和山间小路，摸索着下了山，来到河边。中午船到岸的时候，驾长和船工们倒是很仔细地把船上的各种家什收拾得清清爽爽，用插杠和纤滕牢牢地把船固定好。我现在只需要用手电筒晃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妥，剩下的事就是睡觉。现在想起来，照船可真是一个顾头不顾尾的防护措施，那最多也就是防着船上的东西不被盗，至于夜晚的河里是不是会有什么突发事件，照船的人和全生产队的人，其实根本没有想。如果半夜真有什么事，一个大人和一个半大娃儿能救得了船吗？一个晚上基本上没有睡觉。倒不是担心船会出什么事，而是另一种压抑。那一夜，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两个东西：黑和静。乡村夜里的荒郊野外那个黑，生活在城市的人，可能是根本无法想象的。特别是在这样没有月亮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还真不是一种比喻：不把手移近到鼻尖，你确确实实就是看不见它。四周望去，天地黑成一团穿不透的浓墨，根本没有远处近处的农舍可能透出的点点灯光；大河两边都是矗立的重山，但是在这样的黑暗中，山的轮廓要仔细盯好一阵，才依稀可辨。野径倒是云俱黑，却并没有江船的火独明。甚至就在身边的那一条大河，也完全隐匿在一丝缝隙也没有的厚重的黑暗中，只是凭着擦过船舷悄然流淌的江水，才能感觉到这一大片水域的存在。给人的感觉，天地之间，似乎就只有这条船和我们两个睡在船舱里的人。乡村夜晚的静，也仿佛被这浓得穿不透的黑暗放大了。那是一种在城市里最安静的夜晚也经历不到的静。城市的夜里那些总也不会停止、甚至在睡梦中也伴随着人的听觉的各种声音，远处近处汽车驶过车轮摩擦路面的沙沙声和马达声、街上过路人的说话声、清风略过窗前树梢的簌簌声、邻居婴儿的哭闹声、楼上楼下的脚步声、墙上挂钟的滴答声、甚至老旧电冰箱那白天根本听不见的嗡嗡声， 在这乡村夜晚的河滩上，亘古以来就从未存在过。只是这种蛮荒一般的寂静，带给我的并不是心灵的宁静，反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慌乱，仿佛这是某种前兆，让人的心随着这蛮荒的寂静不停地往下沉，就等一声石破天惊的巨响，把人震得肝胆俱裂。就是在那一夜，我好像突然领悟到，人的眼睛不可能适应绝对的黑暗，人的耳朵也不可能适应绝对的无声。如果睁开眼睛和闭上眼睛，能够看到的都只是一片同样黑暗，也听不到一丝音响，大概躺在坟墓里就是这个感觉吧。那撕不开的黑暗和穿不透的寂静，让我彻底失去了在荒凉的野外独自面对它们的心气。这成了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照船的经历。三、照苞谷
我下乡的苍溪农村，苞谷并不是主要的农作物。这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山坡上的旱地多用来种产量高、而且能填肚子的红苕；另一方面，苞谷是一种非常耗费地力的作物，种一季苞谷，下一季需要种豆类作物，才能恢复地力。只不过大面积种植豆类作物(我们那里主要是绿豆)，要影响小麦的种植面积，而小麦是交公粮必不可少的项目，也是农民小春分配的主要口粮。这样，种苞谷的面积就很有限了。虽然有限，但也必须要种，虽然不能充公粮，不过磨成面，加在米粒都能数得过来的清汤寡水的酸菜稀饭中，可以增加稀饭的稠度，吃到肚子里不至于两泡尿就什么也没有了。也正因为有限，而且基本上集中在几块地里。才使得照苞谷这个活路不至于需要太多的劳动力。照苞谷，是为了防一种被当地农民称作“猪猥子”的动物。它平时吃什么，不知道，只知道灌了浆的嫩苞谷是它们不能抵挡的诱惑。每到苞谷成熟的季节，它们就会夜间出动，钻进苞谷地里偷吃。光是偷吃也还罢了，猪猥子来过的地里，真正被它吃掉的苞谷，比起被它一路的糟践，几乎可以忽略：它到过的地方，总会倒下一片已经背了娃娃的苞谷杆，让人看得心痛不已。
猪猥子可能就是这个样。我在农村从来没有见过，只是现在才在网上看到，有人说是果子狸，有人说叫獾猪
好在这样的事并不经常发生。农民们祖祖辈辈已经摸索出了一套防止猪猥子祸害的办法。说是办法，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只好夜里派人在苞谷地四周不停地走动。有了人气，猪猥子就不敢来了。或许现在有了什么更好的办法，比如有什么可以驱赶猪猥子的自动装置，也未可知。不过更可能的是，苍溪这些年工业和房地产业也在大发展，不少地方的山林又一次被损毁，猪猥子可能也没有藏身之地了。照苞谷其实是比照船辛苦：照船不过是睡一觉， 照苞谷却几乎不能睡觉，必须不时地在田坎上来回走动，嘴里还要大声吆喝。不过，虽然“按理”应该这样照苞谷，实际上也就只是在前半夜。到了后半夜，人们都顶不住了，特别是那些照苞谷的主力军半大娃儿。照苞谷一般都是一个大人带一个半大娃儿，生产队里可以干这活的半大娃儿也就那么三四个，全劳动力轮一转，半大娃儿就轮三、四次了。农村没有夜班一说，晚上照苞谷计两个工分，但是白天还得照常出工，不会给你半天的时间补一觉。猪猥子一般只要天边有了光亮，就不会再出来，这样，照苞谷的人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可以回家眯上个把时辰，跟着就要下地。全劳动力白天在地里干活，都是人顶人，没有办法梭边边。半大娃儿不一样，他们在地里干活，一般都混在妇女堆里。妇女干农活，只要不是农忙时分，差不多都是有一搭没一搭，锄头动几下，就拄着锄把东家长西家短地闲聊，或者一会儿回家给娃娃喂奶，给猪喂食、照料一下院坝里晒的粮食，等等，总是可以找到怠工的借口。不是农忙，人们对妇女出工总是比较宽容：谁家还没有个杂七杂八的家务需要操持呢。半大娃儿跟她们在一起混，出工不出力，有时拄着锄把就能打个盹，或者歇气的时候就歪在草丛里睡着了，也没有人叫醒他们起来干活。这样，生产队那些半大娃儿，连续几天照苞谷也没事，更何况每到后半夜，他们基本上就是在石板上或田坎上睡觉，也就是前半夜还蹦跶一阵。爹妈都乐得让他们去：半大娃儿一天才挣五个工分，照苞谷一晚上两个工分，还是很划算的。照苞谷最大的困扰，就是成群结队的蚊子。农村蚊子可不是城里的小打小闹。城里的蚊子，好像都是单干的个体户，熄灯睡下后，蚊子在耳边嗡嗡地飞，除了干扰睡眠，还不时地引诱人打自己的耳光。对付这些蚊子，一床蚊帐严严实实地扎在蓆子边下，也就基本能够应付。实在不行，飞进蚊帐的个把漏网分子，也很容易对付。比较起来，农村的蚊子就是实实在在的大兵团：天黑收工回到家里，一打开门，屋里漆黑一片，还没有看见什么，就听见一片沉闷的嗡嗡声，然后感觉到脸上和手脚上没有被衣服遮住的地方，不时被轻轻地撞击。来不及挥赶的话，几秒钟就会感觉到皮肤被刺。我住的农民腾出来的堂屋被隔成两间，外间煮饭堆杂物，里间睡觉。好在里间只有不到外间三分之一，不然蚊香根本不抵用。下午出工前，在里间点上一盘，晚上收工回来，外间的蚊子军团攻势凶猛，里间里倒是相对安静，虽然那里实际上活动的蚊子，远远多于在城里人的房间。里间和外间之间，虽然只隔着一道没有门板的门，蚊香倒真是显示出它的威力。一床从家里带去的蚊帐，一到夏天根本不敢撩开。就算这样，如果哪一天忘了点蚊香，晚上一吹灯，蚊子军团就会呼啸而至，大有突破蚊帐把人吸干的架势。在野外照苞谷，蚊子军团的进攻就势不可挡了，在田边地头照苞谷的人，无处躲藏。四处走动吆喝猪猥子时，人在不停地活动，驱赶和拍打蚊子的动作只要不停，皮肤还可以消停一下。但是总不能整晚不停地在地里转悠吧。一坐下来或者躺下来，蚊群就发疯似地扑上来，让你一刻也静不下来。照苞谷的人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拢一堆湿柏树枝、黄荆条之类，沤出浓烟来驱赶蚊子。但是要驱赶蚊子，就得把自己也熏在烟里。这可真是两难啊：为了不被叮咬，就要忍受烟熏。在我看来，照苞谷的苦莫过于此了。不过，就是这样的苦活，半大娃儿们却乐此不疲。倒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皮糙肉厚不怕蚊子，而是有另一种诱惑，那就是香甜的火烧嫩包谷。每天晚上，在包谷地周围吆喝上几圈后，两个人就坐下来，把熏蚊子的柴火吹旺。等烧出一堆红碳后，就近的地里掰几穗饱满的苞谷，连皮埋到炭火里。等到火堆里飘出嫩苞谷烧熟的香味，就扒开炭火，掏出已经被烧光了皮、苞谷粒烤得焦黄的嫩苞谷，唏唏嘘嘘，边吹边啃。那叫一个香，感觉绝不亚于今天面对一桌山珍海味。啃完嫩包谷，半大娃儿似乎完成了一夜的任务，倒头就睡，管他什么猪猥子不猪猥子。剩下的大人只好面对大团的浓烟独坐，不时起身到地里转悠、驱赶其实基本上看不到的猪猥子……就这样，每天晚上，地里的苞谷都会有几只进到照苞谷的人肚子里。一季下来，很难说猪猥子比驱赶它们的人糟蹋了更多的苞谷。照苞谷的人们，从生产队长到普通社员，都心安理得地啃火烧嫩包谷，大概都把这个“损耗”计入了照苞谷的成本吧。蒋国辉读本
我苦苦追求"诗和远方”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部分图片由作者选自网络
版权事务可联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