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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丨刘继琼:“燎兵”欺负“飙兵”,重庆中学武斗的惊恐片断

刘继琼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刘继琼,重庆人,1952年生。曾下过乡,当过兵,做过工。1977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现西南大学),毕业后留在学校干过资料、行政工作,尔后转入教学。现已退休。

原题

文革亲历的点滴




作者:刘继琼



咚咚咚,一阵急促剧烈的打门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


我们,指的是同住一屋的同班同学,她跟我一样,家在离学校较远的重庆北碚,也是当年的铁姐妹。我们,也指同层楼另两间房的仨俩高年级同学。这擂得山响的打门声势必惊醒了大家。


紧接着一声凶巴巴的“开门”,来者不善,我们两迅速穿好外衣,坐在床上,并没有应声下床去开门,时间估摸夜里一两点钟。房间里摆放着四张上下木床,分列在房间两侧,房间中间与床同向,靠窗放着一张长条形的写字桌,有时桌子成了我们上床的台阶,我们都睡在靠窗的上铺。


我头天才回到学校就赶上了这趟,巧不巧?我们俩没有言语交流,只有双目对视,惊恐中保持着镇静。心里早猜到是邻近石桥铺中学“燎兵”所为。(石桥铺中学燎原红卫兵团)


心有不安伴随着些许恐惧。仍然心存天真:我们与“燎兵”也没啥大的过节,应该不会有太大为难,要把谁打伤打残的可能性不大。这骚扰发生在文革武斗初级阶段的尾声,眼见着暴风雨就要来临!


“噹” 一声,门被一脚踹开,门锁掉进屋来1米多远的地上。进来一蒙脸男,1米7多,身体壮硕。他环视了房间,就两女生,他见房里没多少东西,几乎空空如也。依稀记得我们的铺盖已打好包,放着旁边的上铺上,准备明早就离校回家的。


他问这背包卷谁的?我们一一作答,问盖的是谁的?不知道谁的,不知是同学没拿走的,还是从学校别的什么地方拿来的?这一问一答缓解了心里的恐惧与不安:他们不会伤害我们,只是要弄点东西,“抢”字太刺激。一床头上挂着件军用雨衣,有张床上有条军用毛毯,屋角有个篮球,水桶脸盆之类的杂物,只要声明不属于我们俩的,不由分说席卷而去。他们带着“战利品”洋洋走了。


大家等了会,三个房间的同学不约而同下床,冲到走廊尽头的窗户去看,“燎兵”们手里拿着木棒,拖着铁棍,钢钎,带着“战利品”已蹿至校门口了。这是本人“文革”时期亲历的面对面有惊无险的一个事件,好在只是虚惊一场。


“文革”宣称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革命,结果不仅触及灵魂,也要触及皮肉、伤及筋骨的。有人不仅触及别人的皮肉,甚而至于把人家命都触及没了,还有些人只能被动地接受别人的触及。


“文革”对于一个十三四岁的懵懂学生,不知灵魂为何物?仅有一次被人用小石子触及过皮肉。那是石桥铺中学的两派争斗,同属我们一派的学生处于劣势,我们跑去声援。所谓声援,其实啥也没做,只是喊喊口号壮壮声威。混乱中一粒小小的弹弓石打在我小腿上,距离远,石子小,弹在腿上已没有什么“杀伤力”,这是仅有的一次皮肉触及。“文革”中我百分之百地不曾触及过任何人的皮肉。


记下这件往事,它是重庆“文革”进程的重要时间节点:1967年7月几号。第二天早上,天上飘着雾状般麻麻小雨,我没吃早饭毅然决然背起背包逃离了学校,走后全市交通瘫痪,武斗升级,真枪真炮的干开了。


石桥铺中学跟我们学校是近邻,“文革”前从学校层面还是个人之间想必都没啥交往联系。“文革”特殊年代,非常时期,该校燎原兵团和我们红卫兵狂飙纵队结下梁子,引起一些冲突。这种冲突碰撞,其实是“燎兵”单方面的意愿,我方被迫接受。


我校也有分属于不同观点的两个红卫兵团,运动初期口水战不断,大家始终坚守着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准则,一直相安无事,和平共处。“文革”情势所迫,都得选边站队。


我加入狂飙纵队纯属随机从众的心理使然,不含半点深思熟虑。


记得吃过饭,走出食堂,食堂门口就是唇枪舌战的战场。高年级的同学们就某一问题,某一观点展开辩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本人站在外围听,按现如今说法就一吃瓜群众。


正是这些辩论,让我觉得狂飙纵队的头头们都很能干,个个能说会道的,大都是学校团委、学生会的干部。相对的红卫兵团稍显逊色,虽里面也有学校团委,学生会的头头脑脑。


我年幼无知,许多问题弄不清楚,但有那些能人弄得清楚想得明白就行。尽管两派观点尖锐对立,双方一致表白是紧跟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大方向一致的。


话又说回燎原兵团,他们见我们学校两派和气相处,他们不乐意了,总想挑事,似乎要为他们同派兄弟姐妹撑腰出气,人家也没有委屈,没啥气受,谁请你们来为他们出头啦?


大规模武斗已经停止了,再不停止,国将不国,家将不家。那些亲历缴枪的同学还绘声绘色地描述过缴枪的场面,都开着大卡车。车上架着各种枪炮,声势浩大,得意洋洋,绕城里游行一圈后再到警备区缴枪。枪是交了,冷兵器还在,局部的地区仍有零星的冲突武斗。


我在家躲过了大规模武斗回到学校,学校换了一番景象。另一派的红卫兵几乎瘫痪,已经离校去逍遥了。在校的教职员工少,仅剩下狂飙纵队,它独占了整栋教学楼,教学楼左边上楼的台阶封死了,右边的楼道用桌椅木板也封住仅留下一人道,平日里有人轮流把守,楼顶上安排观察哨,俨然军队打仗似的。


运动发展到这个进程,不写不抄大字报,不刻钢板,不印传单。课本没有,课也没得上。大家转为自己看书学习。别人带什么书,我就“抢”来看,大都是小说类的闲书,管它什么书,开卷有益,读闲书同样不无裨益。


就这样一日复一日的过着。午饭时间到了,准备下楼打饭,这时楼顶观察哨报告,电车保养场后面的一条小道上, 三三两两的青年人前前后后 分几拨朝着学校方向走来,走着走着就不见了踪影。


记得是5月吧,地里玉米杆子长很高了,人没有走上来,势必躲进了青纱帐里了。我们学校是新建的校舍,基建工程没完工,围墙没砌,操场没硬化,对着校门口是一大大的水塘,水塘里鸭子们自由自在嘻戏游动,似乎一片祥宁。


周边都是农民的庄稼地,东西南北四通八达。学校是石桥铺地区的一个制高点,站在楼顶可以看到通往杨家坪的4路电车道,解放碑到沙坪坝的2路电车道也尽收眼底。


下面有石桥铺一条街,右边是电车保养场,左边是四川省团校(那时川渝是一家)。大家等着,分析着,是真有情况,还是过度紧张,太过敏感。


等了会,校园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动静,就决定分批去打饭,楼顶和楼道口加强戒备。先前打饭的都顺利回到教学楼了。我几乎最后一批去打饭,师傅刚把饭菜舀起倒进我的搪瓷盆里,眼睛余光瞄到有人拿着木棍、木板从食堂侧门冲进来,我大喊一声:跑!我从食堂烧火通道的侧门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教学楼跑去,后面没有追兵,我得以成功跑到楼梯口。


先于我们打饭的部分同学以为没有事,慢慢悠悠的边吃边走,“燎兵”从正门冲出去追赶他们,我和另几个同学进楼梯口后通道就封了,没赶得及的同学就都往省团校跑去,奔跑中有个别的同学被“燎兵”的木板敲中,但没击到要害处。楼上的同学们向“燎兵”扔石块,他们也不敢贸然攻打楼梯口。


很幸运的是,往省团校跑的几位同学靠着翻墙的功夫脱逃到团校里,边跑边喊解放军救命,那里驻扎有警备区的少量部队。我佩服的很,围墙至少也有1米3,人在紧急的时候,潜能都调动起来,居然一跃而过了。这就是急中生智,超常发挥!后来驻军代表来到学校查看了一下,哪有其它学校的学生?当年驻军是偏向保守派的,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事情不了了之。


这事以后,“燎兵”没再来滋扰了。红卫兵的狂热度在衰减,被“文革”耽误的初、高中6届学生的前途在哪里?继续读书不可能,安排就业也不可能,折腾几年,国民经济倒退,各行各业萎靡凋敝,哪有地方安排就业?唯一出路就是,响应毛主席的指示,去农村接受再教育。


红卫兵的历史使命结束了,“燎兵”与我们的“恩怨”也随之一笔勾销。那些曾视我们为眼中钉,肉中刺的“燎兵”们开始醒悟,追悔莫及。记得不少同学主动向我们学校狂飙纵队示好和解,以前的对手“仇敌”握手言和,有位劳姓同学还跟我校的同学成了朋友。


大家的共识,“文革”是我们这些幼稚学生娃说不清、道不明的一场历史误会,对那些被打伤打残打死的,这误会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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