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张家康，文史作者。福建《党史月刊》特约作者。著有《新青年——时代巨变中的人与事》。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诸多文章。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
1927年，中国政治局势变幻莫测，是个多事之秋。以“四·一二 ”和“七·一 五”为标志，第一次国共合作走到末途，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承担了几乎所有责任，他的人生也被引至重大的拐点。回眸远眺那段惊心动魄的艰辛岁月，流逝的时光早已淘净历史长河中的混浊泥沙，渐渐还原一个清晰和透明。1926年9月1日，北伐军攻克汉口后，苏浙皖赣闽五省联防军总司令孙传芳为阻止北伐军东进，将大量兵力投入江西战场，上海的防务顿时空虚。于是，10月24日，中共上海区委误信北伐军攻克九江的传谣，贸然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刚举事便失败了。陈独秀对这种军事投机心理进行了批评。同时，他认为，第一次起义虽然失败了，却为后来的武装起义积累了经验和教训。北伐军攻克杭州的捷报传来，沪上工人喜笑颜开，奔走相告。1927年2月18日，上海总工会号召总同盟罢工，提出“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的口号。罢工虽然兴起了，可是，延迟至21日，上海区委才下达武装起义的指示，除闸北和南市的工人响应外，大部分地区尚未发动起来。第二次起义也因准备不充分而夭折。这天，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上海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以陈独秀为首，由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璋组成。陈独秀在特委会上指出，武装起义离不开军事行动，而“军事行动，目标要集中，不要散漫”。“要造成工人群众夺取武装的野心。”在与特委的讨论中，他分析了反动军阀在上海的集结情况，认为可以浦东为突破口，从这里夺取武装。他还就武装起义时，与国民党左派的联系、党务和工会工作阐述了详细的意见。上海档案馆保存的历史资料表明，特委会就第三次武装起义，总共召开三十一次会议，陈独秀共参加了三十次，而且，他每次出席会议都要发表指导性的意见。第一、二次武装起义时，他是以中央总书记的身份，仅仅实行间接的原则领导，但是，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则成为起义的最高决策者之一。上海武装起义名义上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但是，国民党的一些左派人士“病的病，走的走”，是中国共产党实际承担起主要的领导责任。陈独秀更是事无巨细，都要具体过问，诸如，“每天要出新闻式的宣传大纲，不过一百字的时事报告，……文字尤其要特别浅显。”不仅要文字宣传，还要口头传达、讲解党的武装起义的策略。为使武装起义得到北伐军的理解和支持，他还让工人代表去见北伐军负责人，征求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罢工告民众书和告工友书的意见。第三次起义的筹划距第二次起义间歇短，各方面的工作不免显得急促、紧张。他因此而在具体指导上，尤为注重实际效果，指示在起义开始时，不要急于去占领机关，而应设法夺取兵工厂。他认为北伐军是上海起义的坚强后盾，北伐军攻克松江后，上海总罢工便应全线举行。他还预料北伐军来上海后，将在市政府的组成问题上，与中共发生分歧。他在特委会上提醒：“我们要群众的，而他们必是领袖的（即委派制），此为重要争论点。我们应赶快做代表选举的工作。我意在名词上要改为民选市政府，使民众格外明了。” 他甚至为武装起义提出简洁、有力、实际的口号：“收回租界，民选政府，市民代表大会，拥护武汉国民政府。” 上海各级工会是武装起义的主力军。为充分发挥工会的组织凝聚力，他指示把全市的产业工会区划为十七个产业总工会，未经总工会允许，不得私自成立工会。他还告诉特委会，在北伐军将至上海之前，党领导的工会运动，既要注重政治宣传，又要提出维护工人切身利益的经济要求。他一再强调，起义胜利后的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工人应有一半以上的代表，在所产生的市政府中，共产党员应占有一定的比例。为此，他主持特委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决定罗亦农、汪寿华、顾顺章、侯绍裘等参加上海市政府。3月20日晚，北伐军兵临城下，占领上海近郊龙华镇，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次日中午12时，上海市总工会一声令下，全市总同盟罢工开始，参加罢工的工人达八十万，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了。此时，他在北四川路横滨桥南郑超麟家，通过交通员郑超麟和夏之栩，与在前线指挥的罗亦农、周恩来和赵世炎联系，指挥武装起义。深夜，他还亲自来到前线指挥部。仅仅两天，上海工人武装几乎遍布全市，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成功了。武装起义后，他注意到形势的逆转，担心国民党右派会搅乱国共联合战线，指示要有与右派军队“抵抗”和“决斗”的准备。中共上海区委讨论了他的讲话，区委书记罗亦农说：“独秀同志已告诉我们重要的话，我们要特别注意”“要尽量宣传。”区委同志还指出：“陈同志是我们中国革命领袖，”并“提议大家坚决拥护领袖。”
陈独秀（左）和彭述之在上海
北伐军进入上海，总司令蒋介石发表安民告示，信誓旦旦地许诺：“本人对沪租界绝无用武力收回之意。”“对于商业自有维护方法”“所有上海地方秩序与中外人民财产，自由鄙人完全负责。”而对工人纠察队，则不遮不掩，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在此军事期间，应该受军事当轴的节制”。面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反共倾向，陈独秀在中共上海区委会上指出：“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但是，当这种危险真的降临时，他又顾忌到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而在行动上瞻前顾后、踟蹰不前，以他倔犟刚烈的个性，决然不会如此犹豫、如此窝囊。然而，作为政治经历的个中人，他怎么也不能超然于置身其中的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他的言行举止都必然要受到其制约和规范。孙中山生前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是，国民党内很大一部分人对此却阳奉阴违，甚至公然抵制和反对。孙中山逝世后，这些人的活动尤为猖獗。无论出于什么样的政治动机，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曾追随过孙中山，赞成和执行过三大政策，并且顺应历史潮流，做过一些有益的事，甚至标榜过一些左的主张。他们曾以左派领袖和左派军人而炫耀于世，他们政治态度的逆转，是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如若不然，历史将何以解释，蒋介石竟充任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北伐军总司令，以至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都攻击蒋介石为“尊信共产党人”的“赤军首领”；历史又将何以解释，中共中央、共产国际和国民党左派对汪精卫寄予那么大的希望，甚至费尽心机，要“迎汪复职”，以建立一个文官政府，掣肘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上海武装起义前，共产党人和工人纠察队员，几乎都已公开自己的身份，此时，蒋介石所公开表明的政治态度，无疑是悬在中国共产党人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如何率领全党从这场灾难中突围，陈独秀为此冥思苦想，怎么也想不出妙计良策。恰在此时，汪精卫由法国回到上海。途中经过莫斯科时，斯大林予以会见，表示将完全支持汪精卫。斯大林还在莫斯科干部会上，表扬蒋介石是“遵守纪律”的。斯大林的态度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深刻地影响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俄驻华顾问的政治态度。况且，陈独秀也想借助汪精卫的影响，给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施加压力。当汪精卫来到上海时，他便采纳周恩来的意见，主张直接送汪精卫去汉口，以避免其与蒋介石等见面。但是，4月2日起，汪精卫和蒋介石、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连日在蒋宅聚会，主要讨论两件事，一是驱逐鲍罗廷，二是分共。汪精卫后来回忆道：“蒋同志等对这两件事，很坚决的，以为必须马上就做。而兄弟则以为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这样，蒋介石“必须马上就做”的反革命政变，总算延缓了一些时日。正是基于党权可以遏制军权的表面假象，4月3日，陈独秀和周恩来一同去见汪精卫，当汪精卫提出中共将要打倒国民党，冲入租界的质询时，他决然否认，并表示可以发表书面宣言，以解除不实舆论的误导，消除两党的误会，共同肩负起国民革命的使命。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简称《汪陈宣言》）在《时事新报》等报公开发表。这篇文件不足一千字，着重强调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性：“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 《汪陈宣言》发表后，苏联《真理报》立即发表文章，评论它“是在按照正确的方针办事。”中共上海区委立即召开会议，指出：“我们党部要发表宣言表示拥护”。中共江浙区委、中共江苏省委和沪西各工会联合会、浦东工会联合会等都发表宣言，拥护《汪陈宣言》。上海市临时市政府和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市党部也发表宣言：“数日来所积之疑虑，为之涣然冰释。”呼吁：“秉承两党领袖之宣言，协商切实进行办法，以收行动一致之效，而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这便是《汪陈宣言》在当时的最一般的反应，透过这种反应可以看出，社会群体和人民大众吁求和平、安定，企望团结、统一的普遍心情。陈独秀以为一纸宣言，开诚布公，取信义于天下，便可以约束所有妨害国共合作的越轨行为，化解笼罩在上海滩的剑拔弩张的黑色阴云。然而，事与愿违，他的坦诚却被蒋介石的虚伪、奸诈所蒙骗和耍弄。4月7日，蒋介石还笑嘻嘻地向工人纠察队赠送“共同奋斗”的锦旗，12日，便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向工人纠察队举起屠刀。接着，陈独秀、鲍罗廷、谭平山、林祖涵、徐谦等197名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受到通缉。距此三个月，汪精卫也举起反共的黑纛，国共两党终于分裂。至此，《汪陈宣言》已毫无积极作用可言，只能作为失败的教训，被永远记录在历史中。陈独秀秘密来到武汉，而此时中共中央却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多元领导。维经斯基、鲍罗廷、罗易以及后来的罗明纳兹等，他们各说各的理论，谁也不服谁，以至政出多门，号令不一。鲍罗廷主张继续北伐及向西北发展，以联络冯玉祥的国民军，并打通联接苏联的通道。陈独秀赞成鲍罗廷的主张，认为“革命不能在武汉等死”“目前迫切任务不是深入革命而是扩大革命”。如果深入革命，必然要以武汉为革命基地，支持两湖农民运动的彻底的土地要求，那样势必与武汉的国民政府闹僵。罗易强烈反对，说这是机会主义。他惯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压制不同意见，动辄以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堵塞言路。鲍罗廷和罗易的公开的表面化的矛盾，十分敏感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团结，也使陈独秀的领导作用和政治威信日见削弱和淡化。正如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说：“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行了。”其实，还在1926年12月，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维经斯基等，在与刚来中国的苏联代表那桑诺夫、福金、阿尔勃雷希脱等讨论中国问题时，那桑诺夫等便已对陈独秀的工作极不满意，认为陈独秀是贯彻莫斯科“新路线”的障碍，有意要撤换陈独秀，只是因为时机不成熟而作罢。陈独秀在党内，除了李大钊外，几乎无人能和他相俦并尊，党的中央委员会内，多是他的学生、翻译、秘书，而且又多是晚辈，党内同志多对他以“老先生”相称，他也因此而沾染上不良的“家长”作风。但是，中共五大后，他的话再也不是那么灵了，冲撞“老先生”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他作为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向有一种知难而进的品格，在碰壁撞头之后，痛定思痛，检讨所走过的思想旅程。他相信的深沉，怀疑的也深沉，价值评判和取向，从来不是一成不变。他对新的观念、新的事物总有探究的欲望，总有那么一般热情。这种独特的个性，既是成就他哲人和先驱者的素质基础，也是造成他悲剧人生的历史必然。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进一步怀疑共产国际的路线，又致信共产国际，重提退出国民党的主张。蓬勃兴起的两湖农民运动，确已成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但是，它也确有一些偏激过左的行为发生，如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捕人游斗，罚款打人，就地枪决，驱逐出境等，甚至侵犯商人、中农和小手工业者的经济利益。北伐军中的部分军官，不少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普遍没收土地的风潮，使这些军官产生莫可名状的恐惧，以至影响北伐，影响国共两党的关系。5月，左派军人唐生智的部属、第14师师长夏斗寅，第33团团长许克祥相继在武昌和长沙，发动反共的反革命的武装叛乱，形势变得异常险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鲍罗廷认为，为维护我们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必须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行动，否则，中国革命将难以继续下去。罗易却极力反对鲍罗廷的意见，大声疾呼推翻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他说，这样做只会使国民党更民主化，而决不会影响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他们之间喋喋不休的争论，使中国共产党很难统一思想，也自然而然地消解了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作用。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郑超麟在《怀旧集》中回忆，1927年，中央在武汉时，“不是陈独秀决定问题，而是三巨头（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决定问题。”中共五大前，“共产国际已有撤换陈独秀的计划，但一时找不到适当的接班人。” 瞿秋白是以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推行左倾盲动主义，而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后来，当共产国际还嫌他左的不够，让比他更左的李立三取代时，瞿秋白才从恍恍惚惚的梦中惊醒，不无感慨地说：“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适’”。 夏斗寅、许克祥叛变后，冯玉祥、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领袖们，一个个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已无法存身，纷纷被逐出国民党，国共合作彻底破裂。陈独秀又提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共产国际从维护苏联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从维护苏联在华利益的立场考虑，拒绝了陈独秀的请求，并对陈独秀越来越不满意。陈独秀自然是满腹牢骚，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他批评共产国际的出尔反尔、始终不一的路线，“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二十四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根据共产国际6月指示，7月12日，中共中央重新改组，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局兼常委。陈独秀被停职，他怅惘、疲惫地隐藏在工人住宅区内。在百无聊赖之中，他给临时中央去了一封信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从而辞去总书记职务。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 大革命失败了，共产国际很快作出了反应，7月14日，共产国际作出决议：“中国共产党的现领导犯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错误。”“党的个别领导人提出了明显的机会主义口号。”于是，右倾机会主义作为政治结论，涵括了陈独秀自中共一大至五大的整个历史过程。鲍罗廷在离开中国前，与瞿秋白来到庐山，他们讨论了大革命失败的问题，认为共产国际不能承担责任，那样会有损共产国际的形象；中央政治局也不能承担责任，那样也会使中央丧失威信。唯一的办法只有让陈独秀来承担，因为，他对国际路线一直持怀疑态度，而且，共产国际早就对他没有好感。更为便宜的是，陈独秀一人承担责任后，既可以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也可表明我们仍然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走了鲍罗廷，共产国际又派来新代表罗明纳兹，这位毛毛操操的年轻人，素以左倾著称。罗明纳兹下车伊始，便在长沙召开中共湖南临时省委会议，对陈独秀大加挞伐，要求到会者签名赞成“打倒陈独秀”。省委代理书记易礼容坚决反对，他说，陈独秀在社会上有声望，在党内有号召力，如果陈独秀被打倒，党内已不容易再找到人来领导。况且，大革命的失败，很难说是陈独秀一人的罪过，共产国际和驻华代表都有责任。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此时，陈独秀也在武汉，可是，罗明纳兹就是不让他参加会议。陈独秀真的闲置下来，无事可做，于是萌发重去上海，再作文化事业的思想。9月10日，他在黄文容、汪原放、陈啸青的陪同下，身着风衣，头戴毡帽，乘坐英国“公和”号轮船，放江而下，前往上海。这位被通缉的“共党首犯”，不能公开露面，只得装病躺在船舱内。这天正是中秋节，船至九江时，已是夜深人静，他让汪原放陪着自己踱到甲板上，望着月色朦胧的江面，喟然长叹：“中国人的革命，总得要中国人自己领导。” 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由武汉撤到上海。10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创刊，瞿秋白请他给中央机关刊物写文章，他接受约请，在《布尔塞维克》的“寸铁”栏内，以“撒翁”的笔名发表了一百五十一篇短文。他的文章不长，确如短小锐利的寸铁匕首。这一年，老友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长子陈延年被枪杀，党的许多优秀战士倒在蒋、汪的“清共”“分共”的血泊之中。他在文章中写道：“成百成千的共产党员被腰斩被杀头被枪决，而且有剥皮肢解火焚者，绅士们该称心了吧！可是，大家要记着，复仇是人类的天性。” 众目昭彰的客观事实是，中国革命已经转入低潮，可是，左倾盲动的全国“总罢工”“总暴动”的计划，还在党内盛行。他目睹此情，忧心如焚，不忍心初建的党遭受重创，承荷巨大的压力，不断地给中央去信，对左倾盲动主义提出质疑和批评，他说：“我见到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 他还对广州起义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认为，党的政治口号应有改变，不宜再提具有刺激性的“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而应提具有向心力的“工农兵平民代表会议政府”，主张“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他不赞成共产国际派人参加广州起义。他的忠告受到党内领导者的严厉批评，左倾盲动错误非但没有纠正，反而更加深了他与中央领导的意见分歧。他的向有主见，从不妥协的秉性，使他与中央的分歧越来越深。共产国际考虑到他在党内和中国的影响，曾让鲍罗廷、瞿秋白、李维汉等多次劝说，希望他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对此，他断然拒绝，一再表示中国人的革命，总得要中国人领导。并说，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他坚持认为：中央改组是错误的，党的现行路线是错误的。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时犯了错误，而为了挽回威信，采取牺牲中国同志的做法，这是他所坚决不能接受的。“中国人的革命，总得要中国人来领导”。这是在奉共产国际为神明，教条主义盛行的那个历史时代，所发出的最富有理性的呐喊，也是他在1927年的最为精髓的思想闪光点。
蜡像《新青年》杂志编委：李大钊、胡适、陈独秀、鲁迅等
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原载《福建党史月刊》2011年1期创党那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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