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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 | ​陈章明:我的“右派”父亲,少年得志、中年遭难、晚年得意

陈章明 新三届 2022-12-28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陈章明,1948年出生,中学高级教师,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泰州市名教师。退休前先后担任江苏省姜堰中学教科处主任、督导处主任。

原题
书生本色
——我的父亲陈弢




作者:陈章明



我的父亲陈弢,已逝世四年有余,清明时节,我却远在千里之遥的南国边陲,不能亲临墓地拜扫,愿以此文化为心香一瓣,遥祭亡灵。



父亲四十年代末就读于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在校期间,与中共地下党员已有所接触,受其影响,积极追求进步,经常从香港邮购进步书刊,暗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父亲陈弢青年时期

一次假期回乡,携带有关书籍过江时,受到国民党的宪兵检查,因书籍放在箱子的夹层里,未被发现,当年生活书店所出版的介绍马列主义的系列书刊至今仍保留家中。每当他向我谈起此类事,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解放后,父亲即参加革命工作,担任如皋县团委干事,后调至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任团总支书记(当时该校尚未成立团委),并教授语文、政治课。

如皋师范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是全国最早的公办中等师范学校之一,师资力量雄厚。父亲当时也不过二十多岁,可谓青年才俊。他的老朋友溱潼中学教导主任李节之对他此时的评价是:一表人才,少年得志。(文革中,李曾因此话受到批判,说他吹捧右派分子陈某,此大字报我亲眼所见。)

1957年,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写大字报向学校领导提意见,被“引蛇出洞”,因“认罪”态度不好,1958年被定为极右,开除公职,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下,被发配到滨海县东直农场劳动教养。

此时正值三年饥荒期间。父亲每日在饥饿中从事繁重劳动,受着非人的虐待。幸亏祖母、母亲几次带着大量的炒面等食品去农场探视,以补充食物之不足,才免于饿死。

1962年从农场释放回到家乡溱潼,次年,因表现好,摘去右派帽子。我记得那天去开会前,祖母特地为他做了汤圆,以图吉利 (因为事前不知能否摘去帽子)。回家后,得知喜讯,全家沉浸在喜庆之中,他更是“漫卷诗书喜欲狂”,以为从此得到新生。其实他高兴得过早,在极左的年代,摘帽右派仍是右派,政治待遇并未有所改变。

说父亲是右派,实在是天大的冤枉。我小时印象最深的是,我家客厅正中的墙壁上,父亲虔诚地张贴了马恩列斯毛五张革命导师像。幼年的我,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胸前的领带,感到好奇,心想,这些人怎么脖子上还挂着布娃娃。这种布置的家庭在解放初期封闭、落后的小镇,我敢说是绝无仅有,从中也可看出父亲对马列主义的笃信与追求进步的热忱。

一次我翻看他的藏书,有一本《革命烈士诗抄》,是他农场一位难友赠送。在扉页上写了这样的赠言:“让我们踏着烈士的足迹,继承烈士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赠言时间是1961年,正是他们在农场遭受非人虐待之时。见此题字,我心中涌出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楚。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太天真,已被视为无产阶级的敌人,而自己仍以“革命者”自居,但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了他们对革命“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定信念。

即使到晚年,父亲对共产党的感情仍“痴心未改”。

一次午餐时,他突然对我和我妹妹说,许多共产党的干部,宁可自己挨饿,也要让群众吃饱,想到这里他心里就很难受,说到此处还流下了眼泪。听到这番话,我和妹妹不禁哑然失笑,过后思量,又不禁肃然起敬。须知,父亲此时已是一位老年痴呆症患者,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认识,说出这样的话绝不是作秀。也许是他年轻时的坚定信仰,在他几乎丧失记忆功能的大脑中灵光一现。

父亲为何被打成右派,在整风中提了哪些意见,对此,他一直讳莫如深。也许往事不堪回首,或伤心人别有怀抱。不过,他曾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在残酷的批斗中,他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曾用一条围巾勒自己的脖子,试图以此了结自己的生命,可见他当时的痛苦、委屈之深。父亲被定为右派,正是而立之年,如按照人生的轨迹正常发展,无论仕途或专业应是一片光明。正因为其“一失足”而成为“千古恨”,不仅他遭受二十年磨难,整个家族也深受其害,受尽屈辱。


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是一所私立大学,云集了一批像唐文治、朱东润、王遽常这样的国学大师。所培养的学生,不少已成为当今一代大家,如冯其庸(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楼梦研究会名誉会长)、陈征(曾任福建师范大学校长,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周振甫(著名学者)及我的老师吴文治(教授,著名韩柳研究专家)等。

一所私立大学,培养出如此众多的国学大家,九十年代有研究者认为,这是教育史上的奇迹。

父亲考入无锡国专前,只有小学毕业文凭,完全靠刻苦自学考入大学。据他讲,当年祖父让他到恒泰布店学徒,他十分不愿,经常躲到堆放布匹的楼上读书,为此常受到祖父的训斥。他的藏书中有几本民国时期的中学国学课本及文史常识读本,我估计就是他那时的自学材料。

进入国专后,自觉基础差,学习更为刻苦,由于自身的勤勉,学习成绩优异,并担任学生会编辑干事,每学期还能获得奖学金。在如皋师范工作期间,更有一番抱负,想在学业上有所成就。每月七十多元的工资不少钱用来购书,我家千余册的藏书大多是那时所购。

据他讲,他每日五时便起身读书,白天除工作外就是读书,直至深夜,可谓“三更灯火五更鸡”。后来到农场劳动教养,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仍利用空闲时间读书。有时实在无书可读,便背成语词典。

七十年代,在我当教师时,他送我一本成语词典,说他用不着,里面成语的意思他都熟知。劳教释放回家不久,便从新华书店买回一大捧书,还悄悄对我说,不要告诉你祖父。

父亲读书十分认真,喜欢在书上画画扛扛,并写些批语。一部《红楼梦》上面写了密密麻麻的眉批,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我上中学读此书时,得以借助其中的批语对书中复杂的人事关系及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写法有了一定的理解,便由此入门,培养了我进入文学殿堂的兴趣。这套书经历了文革查抄,虽已破损,我仍珍藏至今。

父亲爱买书、爱看书,对书籍也十分爱惜。他认为的好书都用牛皮纸包好妥为保管。未看完的书,页面从不折叠,总是放一书签作标志。他订购的《文史知识》从1981年创刊号订起,一直订购到患老年痴呆症之前的2009年第342期。

其中不知何因,有几期缺失,他和编辑部多次联系,补齐后方才安心。他对这套书推崇备至,说里面不少是大学者写的小文章,既有深度,又通俗易懂。各栏目又自成体系,对历史上的疑难问题,可作为工具书查阅。还说将来这部书留给我,其实这部书我也订了几年,后来去南京上学就停止订购。

父亲同时订购的还有《作家文摘》报,每期他都按照页码顺序装订好。此报我也十分爱读,常去借阅,但必须如数奉还,有时晚了,他还催着索要。有时自己粗心,少了几份,想要糊弄他还真不易,因为他按照期刊的顺序整齐地叠放在一起,免不了受他一顿训斥:读书人不爱书,何为读书人!

书,已成为父亲生命的一部分。这便是他为什么在戴着沉重的右派帽子、受着非人磨难的二十年后,一旦让他重执教鞭,仍能胜任大专函授教学的缘故。


父亲虽说终身从事教育工作,在被打成右派的二十年中,却有十年左右的时间,由于政治原因被剥夺了教学的权利。一是四年在农场劳动教养,二是释放后随着政治形势的紧张而失业在家。其余十年左右时间则在各处代课,教过小学、中学、职校,工作极不稳定,随时有被辞退的可能。一旦失业,只能靠摇草绳、编汪箔维持生活。一个满腹诗书的知识分子不能从事他所热爱的教育事业,只能干着不需任何知识的简单重复的劳作,他当时的痛苦可想而知。

一位曾担任溱潼党委书记后成为父亲朋友的离休干部曾对父亲说,当年经过我家门口,看到父亲在家编汪箔,心中不胜感慨 :这是浪费人才啊!但当时那位书记虽有同情之心,也无能为力,大形势使然耳。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右派改正、恢复原工资,调至姜堰进修学校,喜事接踵而至。他曾在进修学校教师大会上讲,要把荒废的二十年时间补回来,这句话也曾对我说过。

我想,谈何容易,二十年啦,七千多个日日夜夜。刚到进修学校,就让他担任高师函授班课程,讲授“文学概论”,没有任何过渡期,一下子就把他推到一个至高顶上。这对一位荒废二十年学业、年过半百的人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但同时也激发了他当年的豪气,犹如蓄积了大量能量的火山,一旦找到突破口,岩浆便喷涌而出。

那段时间,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查资料、写教案,全身心地投入。我去看他时,竟没有时间接待我。我想,这哪是工作,简直是玩命。

在他辛勤努力下,较好地完成了教学任务,得到了领导和学员的首肯。1987年被首批评为“高级讲师(副教授级)”当年教师进修学校仅他一人。后又聘为扬州市高级职称评委、泰县政协委员,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为春风得意之时。

父亲的右派改正后,摄于姜堰教师进修学校

退休后,他被老年大学聘为教师,教授古代汉语与《资治通鉴》课程,进入了生命中最后的辉煌阶段。

在老年大学教课,对一般人而言,都是业余式的,以保养身体为重。但一向工作严谨的父亲却是全身心地投入,尤其是教授《资治通鉴》这门课程更是付出了全部精力。因为这门新开设的课程,一无教学参考资料,二是教学对象水平参差不齐。要教好这门课确实不易。

为写此文,我翻阅了他编写的《资治通鉴》教学参考资料,竟有厚厚十几本。由于《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书,不像纪传体的《史记》那样以人物为中心独立成篇,故而某一纪年的内容颇为繁杂。

为方便学员清晰地了解文章内容,他按照页数,将文中内容提炼概括。如“894—895页,班超上疏,欲平西域”,如此等等。就这一项工作,就得花费多少时间与精力。

他也十分讲究教学方法,在教学措施中写道:“1、继续抓住老同志认同的正音、句读、释义、鉴今四个教学环节。2、历史是人的行为,重点研究分析历史人物,努力把《资治通鉴》讲活。”

在他的学员中,其中不乏有一定资历,水平较高的离退休干部,对老师的教学要求颇高,但对父亲的教学却赞赏有加。父亲曾与我说过这样一件事:有某一学员,曾担任溱潼镇主要领导(父亲那时是他治下的贱民),现在他上课迟到,照样规规矩矩喊一声“报告”,说到此处,不禁哈哈大笑。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可爱,需求并不高,只要你给他一份尊重,他便会付出十分努力。

1997年,父亲70岁。县政协主席周良等领导去我家为父亲祝寿,父亲感慨万分,提笔写下七绝一首,抄录如下:

七十抒怀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日,政协周良、曹金元、王忠裕诸同志枉顾为寿,感甚,草成一绝致谢。

二十余载是与非,
水复山重百事隳;
老牯欣逢臻盛世,
扬蹄奋进献余晖。

在他75岁那年,老年大学校长打电话给我,说父亲身体不适,要我去接他。原来父亲讲课时,头脑突然一片空白,呆立在讲台上,学员发现不对劲,将他搀扶到办公室。这便是父亲的“最后一课”,在上演了五十多年悲喜剧的杏坛上,缓缓地落下了帷幕。

少年得志,中年遭难,晚年得意,这便是父亲的人生三部曲。

父亲逝世火化当日,我随手写下一段文字,发往朋友圈,现转录如下,以此作为本文的结语:

2019年1月8日4点03分,父亲陈弢安祥地离开了人世,享年91岁。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父亲虽历经磨难,但不忘初心,矢志不渝,终于浴火重生,破茧化蝶。父亲一生可用“书生本色”四字加以概括:因读书而得志,因信书而构罪,因教书而辉煌。父亲一生与书结缘,爱书成癖,在书海中沉浮,岂非“书生本色”乎?


2022年4月10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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