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 | 高峰：戴近视眼镜的“临时工”秦木匠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2-12-28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90年代的作者

高峰，1956年生于北京，高中毕业先后做过下乡知青、食堂厨师、印刷工人。1978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后做儿科医生6年。1989年辞职经商，担任过外国公司驻华首席代表，民营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现已退休。

原题

往事拾遗

秦木匠

作者：高峰

秦木匠，高身量儿，挺直的腰杆儿，精瘦的身材，见棱见角的脸庞，浓眉大眼，高鼻梁，不薄不厚的双唇老是紧闭着，两边的嘴角微微向上翘起，带着几分诡异的笑。

秦木匠给人的印象是怪。你乍一看他像个下苦力的，可却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棕色宽边；无冬立夏的永远穿着厂里发的工作服，就是下了班也舍不得脱，好像是特喜欢这套工人阶级的标志，其实他算不算工人阶级的一份子还真不好说，因为他只是厂里的临时工。他一开口天南海北世间万事无一不知无所不晓，你无论如何也没法把眼前的这个博学多识的人和木匠联系到一起。

秦木匠算得上是心灵手巧，多才多艺，仿佛世上的事情没有他不会的。据说他以前在大学里当过教员，后来在家里糊纸盒，现在在我们工厂里做木匠，临时工木匠，可是机修班有事叫他，他也能搭上手。教员？糊纸盒？木匠？机修工？

秦木匠给人的最深刻印象是有点儿反动，什么话从他嘴里说出来，老带着几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味道。比如他会把加班加点大干社会主义批评是“违反人道”，把给科长点烟倒茶说成是“狗事巴结趋炎附势”，把乱搞男女关系说成是“正当生理需要”……

我认识秦木匠纯属因为地理位置近的关系，工厂食堂和木工房是隔壁，他是木匠，我是炊事员，出来进去抬头不见低头见。

彼此熟络起来，源自一起“偷盗事件”。工厂里最不值钱的就是锤子、钳子、扳手这类工具，因为这些东西哪个班组都有，用旧了、不顺手了、找不着了就报废，去仓库领新的就是了。所以如果有谁顺手从机修班拿走一把锉刀放到了电工室，用过还回来就是，忘了就忘了，机修班自然会去领新的回来，绝对不会追着电工室去要，更不会说电工室偷了什么。可秦木匠不同，他是临时工，干活的家伙什儿是自己带来的，如果丢了，他不能去领一个免费的补上，只能自掏腰包买新的，所以他对那些个工具就格外上心。

一天，他的扳手找不到了，先是翻遍了木工房的每一个角落，没有！问遍了木工班的每一位工友，不知道！秦木匠急眼了，“一把扳手两三块钱，顶我两天的薪水，这属于重大盗窃案，谁偷的？偷的不是我秦木匠，是工厂，是打社会主义治安的脸，这还了得，报保卫科！报派出所！”保卫科干部虽然觉得秦木匠是小题大做，可既然他不能为丢东西的人领一把免费的回来，就有责任破案。查线索自然是捋着左右邻居和曾经出入过木工房的人，并且具有“偷窃工具”的需要。

食堂具备综上所有的可能性和动机。当保卫科干部走访到食堂时，我直截了当地回答：“是我拿的”。

“你摊上事了知道吗？”保卫干部严肃地对我说。

“什么事？”我一头雾水。

“你拿木工房的扳手干什么？”

“装煤气罐，食堂的找不到了。”我回答得理直气壮。

“可秦木匠报了案，说是盗窃。”

“他那是放屁！我为公家干活，借用厂里的工具，算哪门子盗窃，他还报案，吃多了撑的吧？”

保卫干部笑了：“我也觉得他是在放屁，是吃多了撑的！可我不能拦着失主报案，现在东西找到了，案子算是破了，剩下的事情我不管了，你把东西送还，怎么尽释前嫌消除屁的余毒是你俩自己的事。”

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暗自发笑：“还尽释前嫌，就为这么一个破扳手？他老秦也忒小家子气了吧？”

东西送还，秦木匠倒也没说什么，还特意解释：“不是存心恶心你，我不闹腾一下，兴许就真找不回来了，自己掏钱补上，两天上班的汗就白流了，疼得慌。”他说的挺实在。

“在厂里丢了东西，去仓库领一个补上不就得了，肉烂在锅里都是国家的，木工班那么多师傅，谁都会帮你这个忙。”我说的也不见外。

“得，打住，我宁可花钱买一个也不会让人帮这个忙，社会主义就是座金山银山，我也不敢沾，也没有我老秦的份！”说着，他把一张领袖像贴在墙上，口中念念有词：“斯大林同志，请您老人家给我看着家伙什儿，看谁还敢拿。” 瞧，说着说着，他的反动气焰又上来了，我不再搭理他。

我在食堂当伙夫，还被派了一个兼职，就是给一个半瘫痪的工友送饭。工友姓穆，就住在木工房旁边。穆工友的宿舍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几层砖铺在地上，一层木板加上稻草就是床，一摞砖头算是床头柜，一个运机器的包装箱就是衣柜，里面放着穆工友的衣服鞋帽，整间屋里唯一的木器家具是一只小板凳。我天天进出他的屋，每一次都是止不住的难过。我打算给他添几件东西，至少有一张椅子，让穆师傅可以直起腰坐坐。

我郑重其事地写了一个申请，呈送给总务科长，递交时的恭敬虔诚如同申请加入党组织。科长表扬了我，“小高同志你一直在照顾穆师傅，这是革命同志关心革命同志，做得好！现在你为他申请添加几件家具，更是对阶级兄弟火一样的爱护，更好！”我虽然遭到了这么大的表扬，却并没有十分的高兴，因为时隔多日，也没有看见老穆的屋子里添了一草一木，于是我决定自己去求人。

木工班的师傅我都认识，先去找班长。班长姓赵，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一直在积极要求入党，觉悟很高，对阶级兄弟的感情也应该最深，我猜。

可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如果这个工作是组织上指派给我的，我就是晚上不睡觉，也给赶出来，可惜，小高你不代表组织。”

“为工人阶级兄弟做好事一定要组织批准吗？”我问。

“为工人阶级兄弟做好事当然不需要组织批准，可姓穆的能算阶级兄弟吗？他骂科长、拦截书记的汽车、往汽车挡风玻璃窗上泼粪，这是工人阶级对党的感情吗？他就是一个泼皮无赖滚刀肉！”赵班长一句不让。

“老穆他不是贫农出身吗？他有病以前没为社会主义工厂干活吗？国家现在没给他发放工人应有的福利劳保吗？至于他拦书记的车，连书记自己都没追究，你像条舔屁股狗似的在这里打什么横？！”我实在是气不过，一口气说了好多。

“打这些桌椅板凳不需要材料吗？这些材料不是国家的吗？没有科长点头，我敢动用这些东西吗？再说，做家具不需要时间吗？我上班的时间可是厂里付工资，我为谁干活，不得科长同意吗？”赵班长说得义正辞严，我无话可说，被噎得只剩下了翻白眼儿。

“我给你打！”秦木匠在一旁发话了。

我有些不相信似地盯着他，似乎在问“你敢？”

“我给你打！给工人阶级兄弟做件好事！”他又重复了一遍。

“您不用请示一下组织？”我担心秦木匠的临时工身份，做这件事会不会……

“工厂的材料，上班的时间，做的东西又给了生病的工友，党还能怪罪我？！组织上还能为这事开除了我？！”他说得也蛮有道理。

“科长不待见老穆，这谁都能看明白；书记怎么想的也不好说，别看他表面上对穆师傅做了些照顾，兴许他心里也认为老穆是个泼皮无赖？”我提醒他。

“你知道，过去好多年，别人也叫我泼皮无赖。因为我坐公交车从来是蹭车，多少回了，被售票员轰下车，还被拉去过公交总站。我就这么想，我反正一分钱没有，你愿意把我拉到哪儿就拉到哪儿，你把我轰下车，我就再上下一辆；送去派出所也没关系，正好有人管饭，关上几天也不打紧，还能借机会体验一下人民公安的专政氛围。坐火车，我永远不买票，怎么混出火车站呢？穿一身油腻麻花的工作服，腰上系上一条破皮带，别着一把锤子，冒充扳道工。并不是我好逸恶劳，而是那些个运动让我丢了工作，没了饭碗，所以我有权享受社会低保福利！我原本也是个懂规矩的谦谦君子，是穷把我变成了不要脸的无赖，青皮滚刀肉是穷人给自己裹上的最后一层本能。”他一口气说了好多，虽然正和我的心思，可要是让旁人听了去肯定算是反动，我没再搭腔。

几天的功夫，一只箱子、一个床头柜、一张小桌、两把椅子摆放在了老穆的屋子里。特别有意思的是，秦木匠还给老穆做了一个肥皂盒，木质的，巴掌大小，连底带帮加上盖，六块小木板，木板彼此间榫卯连结，没有一枚钉子，打磨的细腻光滑，如同一方端砚。

秦木匠悄声告诉我：“这可是好木料做的。”

我捧着这个小匣匣赞叹不已：“这么精美，赶得上工艺品了！”

“别看这么个小东西，用的功夫比那两把椅子不少。”秦木匠说。

“拿到外交部礼宾司当礼物送外国总统都够格儿，给老穆那个粗拉人有点儿可惜了，他使不出好来。再说他一个乡下人，哪里懂得什么好材质？”我实话实说，秦木匠没再说话。

当我把肥皂盒送给老穆时，没想到，他捧着这个小匣匣，竟然流了泪：“用心了，秦师傅用心了，多少年了，没有人对我这么用过心！”

看着满屋的新桌椅板凳，我乐，老穆更开心。赵班长把这事汇报给科长，科长还真没把秦木匠怎么着。

“有些事你不试试，怎么就知道不成？”秦木匠如是说。他像是随口一说，可这句话在我心里翻腾了几十年——有些事你不试试，怎么就知道不成？

这事儿之后，我和秦木匠成了好朋友，时不时地凑到一起谈天说地，我慢慢知道了一些有关他的过去。秦木匠真不是一般人，念过大学，还是政法大学，毕业后留在学校里做教员，反右派的时候犯了错误，被开除公职，大学老师当不成了，在家里糊纸盒。

“那时节有好多人被发配去了外地，我其实糊纸盒也没什么过不去的，至少每个月还多少有几个进项、有饭吃、有屋子住。虽然苦点儿累点儿，但比起那些坐牢的右派不知道强着多少倍。”

“我知道那些人遭的罪。”我说，因为我们家也有右派。

“就这么混着，可到了三年困难时期，真是熬不下去了，没吃的，别说粮食，连野菜草根都被挖绝了。好人都没饭吃，哪里有粮食给坏人糟蹋，根本就是断炊了，你知道我是怎么熬过那年月的吗？”

“怎么过来的？”

“逮田鼠。”

“逮田鼠？”

“就是庄稼地里的耗子，田鼠肉可以吃，洞里的粮食更是宝贝。”

“哪有那么容易挖到田鼠窝？”我在乡下生活过，知道挖田鼠洞不是人人都能干的。

“当然是不容易，所以才说明我能耐啊！田鼠打洞多在高地势，洞口喜欢开在向阳的坡面……”

“你说的这些在乡下连小孩子都知道。”我打断他的话，带着几分不屑。

“光知道这些小儿科的知识当然不够，你还得搞明白田鼠的习性。”

“什么习性？”

“它的狼性。”秦木匠像大知识分子那样往上推了推眼镜。

“不是鼠吗？怎么又来了狼性？”我头一回听说。

“对，就是狼性，鼠要是成了大群，几个头鼠就会相互咬杀，弱一些的会被咬死，由强者留下来统领地盘。所以只要你在荒野里找到田鼠的残尸，这附近就一准有鼠窝。一大家子田鼠的窝，粮食少得了吗？我最多的一次，从洞里掏出来二十多斤。”说到这些他掩饰不住的得意。

“这些荒僻的学问，你是打哪儿淘换来的？”我好奇。

“看书啊，中国的书上没有，还有外国书那！外国有那种野外求生的杂志，专讲这些事。”

“你还认得外国字？”我更加惊讶。

他迟疑了一下点点头，“不过你不要对别人讲。”

“怎么混过来的呢？这麽多年？”我问，几乎怀疑他是流窜在京的在逃犯。

“大学肯定是回不去了，但是下力气挣饭吃还可以，扛大个儿、混铁路、打短工、当木匠，就这么一晃混了好多年。”

“你知道我最佩服你什么吗？就是干什么都能成。还记得你给老穆做的那个肥皂盒吧，多精美！当时我就想，以后你可以靠做骨灰盒挣饭吃。”我半开玩笑地说。

“回头我做一个送你，早晚用得着，贴上你的小照片儿，在八宝山的骨灰堂里保准与众不同！”他的嘴也不饶人。

“去你妈的！”

他告诉我，他还有家室，太太和三个孩子。我近乎是惊愕，“就凭你，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还结婚生子？！”

“哪天请你到家里坐坐。”他邀请我。

秦木匠的家在南城的一个大杂院里，三进深的院子至少住着有二十户人家，秦家住着两间南房，家里虽然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可收拾得挺干净。秦太太是个不大爱讲话的人，她给我们炒了菜，记得是摊鸡蛋和小白菜豆腐炖粉条。我和秦木匠在外间屋里喝酒，秦太太和三个孩子在屋外台阶上吃晚饭，窝头、面片儿汤、腌老咸菜。看着几个孩子蹲在台阶上啃窝窝头，我心里不是滋味，“怎么就没想到给他们带些吃食来，那怕只是几块点心，一包糖呢！”好多年以后，我都能清晰地记起那三个孩子蹲在地上吃饭的样子，每次想起来，心里都疼。

那天，秦木匠和我讲了好多的话。他告诉我，外面那三个孩子都不是他的。

“我们是半路夫妻，三个孩子是她和前一个丈夫的。那男人是文革的时候被挖出来的，据说是犯下了滔天的大罪，所以进了监牢。好不容易熬到从监狱里出来了，可是没了工作，为了养家糊口，掏厕所扫街道什么脏活苦活都干过，他的心思太重，做不到像我这样没皮没脸地活着，到了没撑住还是走了，是自绝于人民那种走的。孩子们的妈是小学老师，一个月才挣三十几块钱，三十几块钱，四口人怎么活？一开始，我只能是尽着力帮衬着她们娘几个，后来，后来就在一块过了。两个人搭帮总比一个人强弩着好些，饶是这么着，孩子们也是苦哈哈的，连件整齐衣裳都穿不上。没法儿，都是苦命的人，一块儿苦熬吧。”秦木匠说这话时，眼里含着泪。

“慢慢就好了，孩子们都会长大不是？”我宽慰他。

“我只盼着，能有个稳当点儿的工作，多挣几块钱，让孩子们吃得好些，穿得像个样子，也让他们地底下的爸爸放心。”

“会的，你有一身的本事，还认得外国字，总有出头的那一天。”

“后悔啊，年轻的时候，空想太多，自以为要以天下为己任，自以为要铁肩担道义，现在想想真是一个笑话啊！”他端着酒杯，把目光投到窗外，放到很远很远的天空中。天宇间，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模模糊糊的星，在遥远的天边闪着微微的光。

停电了，屋里黑黢黢的，他燃起了一只蜡烛，烛火在他的瞳仁里跳跃着，闪着光，很亮很亮。

“你到底是犯的啥错误呢？”我试探着问。

“乱讲话呗，我年轻的时候可进步呐，是先进教师，作为青年代表净去区上开会——参政议政的意思，还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心里想着维护党，嘴上给党提意见。”

“讲了啥？”

“我说，政协就是要兼听则明。”

“政协当然要兼听则明，难道不是吗？”我没懂。

“你懂什么叫政治协商吗？”

“知道一点点吧，不就是各党派出人，大家坐在一起商量国家大事吗？”

“既然是在一起商量事，就要知无不言，就免不住有个你对我错，就免不住有个你争我吵，就不能一刀切出来个谁左谁右，不是吗？”他问我。

“倒，倒也是。”我支支吾吾地回答。

“英语里有个词挺有意思，right, 翻译过来有三个意思——正确，权力，右侧。顾名思义，谁能保护民生？权力！保护民生又如何？正确！所以我为民生说几句话，给有权力的党提几条意见，怎么就成了坏人了呢？还结成了一个派？还是右派？”他说得振振有词，我无以对答。

“你不会是想给自己翻案吧？”我战战兢兢地问。

“绝不敢！可我还是盼望着一切都right!”他坚定地说。

“你是够反动的！”我说。

几杯酒下肚，我告诉他我的身世。

“据说我家祖上曾有不少实业，当然那肯定是靠剥削和压榨劳苦大众得来的！到了解放前已经完全破产，钱财归零。可是后来划分阶级成分的时候，还是被冠上了资本家。当我知道自己属于资本家的狗崽子一类时，心中很是迷惑，如果连我们这种家徒四壁的人家也算作资本家的话，那资本家阶级的含金量一定不怎么高。反右的时候，我的爸爸又很荣幸地被评为了右派。资本家加右派，文革的时候无可置疑地会被革命洪流荡涤，于是红卫兵小将访问了我家，相信在给我家每一个角落都做完内勤后，他们一定是失望至极，世上还有这么穷的资本家？！从小到大，我过的都是穷日子，可这不等于我是无产阶级，资本家出身、右派子女这些黑标签贴满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永远比旁人矮着一头。后来我下乡当了知青，想努力摆脱这些，我拼命求上进，我想入党，我想改变自己的人生，也没得结果。后来，后来你都知道了，分配回城在食堂里当伙夫，一天混吃三顿饭，在这里和你喝酒，听你说反动话。”

“像你我这样的人，算是被贴上了一辈子抹不去的黑标签，只盼着咱们的下一辈别再继续黑着。不说别的，我只求别再来那些个运动，那些个革命，社会不再毁人，让人人循着一个合理的道儿走下去。”他如是说，说得有点儿深奥，我这回没判断出来他说的话是不是反动。

“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老百姓日子过得是不是舒心，不一定全是看他们是不是住楼房开汽车喝牛奶吃面包，而是看他们是不是按照自己想要的活法儿活着，活得明明白白的。就好比眼前这蜡烛吧，点着了亮着，到将燃尽了，还是亮着，我就盼望着自己这一辈子能活得从头到尾都是亮的……”他慢悠悠地继续说着。

“你这些个歪道理都是从哪里听来的？和报纸上说的可不一样啊！”我惊诧不已。

“你知道的，我听得懂外国话，外面有一些电台……”他毫不掩饰。

“你偷听敌台！那里面放的都是反动言论！”我紧张得失声叫了出来。

“有些声音，不是你听不到，它就没有；有些道理，不是没印在报纸上，它就不存在。”他似乎是说累了，不再开口，只是喝酒，我也不再讲话。我们俩就这么静静地坐着，那天晚上，可是喝了不少的酒。

分手时，我央求他，“你教我学外语吧！”

日子照常一天天地过去，后面发生了一件事，让秦木匠露了一回脸。

北京虽然地处北方，可夏天要是热起来，也照样能要人的命。那一年的夏季，北京热得邪门儿，天上仿佛挂着九个太阳，正午的时候，院子里的温度能上到40度。那年月，可还没有空调机，电扇都是稀罕玩意儿。可无论怎样热，工人们还是得照样上班干活，全厂够得上享受高温补贴的只有3个部门：食堂、司机班、铸字车间，每人每月4块钱。木工不算高温作业，尽管我们厂的木工车间在木板房里，那里比在烈日下暴晒更多着些闷热，屋里的高温能憋得人喘不过气来，可他们却领不到那4块钱。

木工班有8个人，他们闹情绪，他们发牢骚，他们向领导提要求——改善工作条件。班长赵师傅正在积极要求入党，他当然不准许班组里吹出来这样的歪风，“全厂的工人不都战斗在酷暑中吗？厂长、书记办公室里也没有电扇啊！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还能讲条件吗？！”赵班长义正辞严满身正气。工人阶级就是表里如一，人家不但嘴上说，还以身作则地干，抡锤凿榫砍锯刨挫样样干在前面，当他晕倒在工作台上时，脑袋距离那个飞转的电锯只有10公分远。所有人都吓得魂飞魄散，总务科长赶到现场时，吓得几乎尿了裤子，“好家伙，这要是出了工伤事故，别说今年的先进科室吹了，给我当科长的来个党内警告处分也是可能的！”

木匠师傅们提出抗议：“这个工棚里太热了，我们没法干活！”科长搔着头皮想不出办法，“这屋里满世界是锯末刨花，没办法安电风扇啊？再说木工不算高温作业，我也没有理由给你们的工棚实施降温改造啊！”

秦木匠二话没说，拿着温度计到各个车间班组转了一圈，呈上测温结果：铸字车间36度，食堂38度，太阳直照下的汽车驾驶室40度，木工房42度。他问科长：“这还不够吗？”

科长摇摇头说：“我按条例办事。”

秦木匠朝地上啐了一口吐沫，狠狠地说：“我操他妈条例！”

那天整个下午，秦木匠没干活儿，他在厂里前前后后地转，晚上又在木工房里忙活了半宿。第二天一早，他把一张图纸交给了总务科长，那是个简陋无比的降温改造方案。木工房距离配电室不远，那里有一套冷却装置，用过的废水流进储水槽，再排入下水道。秦木匠的方案是在木工房的上方屋顶横纵架上几根塑料管，管子钻孔，再把储水槽里面的水扬程到屋顶，水进入塑料管，再从小孔里喷洒出来，给木板房顶来一个喷淋！并不多浪费一滴水，只是让水多走了几十米的路、扬了几米高的程。所有这些流水动力，一台小马达就可以带动，马达一天工作10小时，折合电费只有不到三毛钱。他特别在图纸上端标注了一个题目——三毛钱救工人阶级兄弟于水火中。

只花几毛钱给8个工人解决暑天降温，科长批准了。而且马上想到，要把这个成功的改革写进年末的工作总结中。作为有证明力的原始资料，他把图纸收进文件夹里，没忘把那个刺眼的标题用墨水涂黑。

总务科随后在木工房各处贴上了醒目的标语：

“安全生产！”

“与天斗其乐无穷！”

“人定胜天！”

秦木匠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段毛主席语录，贴在墙上以示声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这回你没写反动话！”我逗他。

“那个按条例办事的科长整天除了喝茶看报纸说官话，他干过正经事吗？他怎么能代表组织呢？要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还活着，知道他的党里有这样的人做科长，还不得气坏了？那个差点儿丢了性命的傻冒儿赵班长要是加入了党，能为工人弟兄说话吗？”秦木匠感慨。“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真正懂得咱平民百姓的疾苦！”他用手指着贴在墙上的毛主席语录，又找补了一句。

“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啊！”我点点头。

“光有革命热情没有用，瞎嚷嚷也没有用，有用的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秦木匠如是说。

那个简陋得可怜的降温装置以后用了好多年，直到我离开了工厂，它还在。

国家开放考大学了，我用尽了所有的精力去温书，有好长一段时间，没去找秦木匠拉呱。

但是，我隐约间发现，他好像在偷偷摸摸地鼓捣着什么。下班后，他不着急回家，而是把自己关在木板房里，还搜罗来无数大瓶小罐的，我感觉，他有事！

这天傍晚，我推开了木工房的门，只见屋里天上地下的摆满了瓶瓶罐罐，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化学药水气味。

“你在干什么？”我问。

“秘密！”他煞有介事地回答。

“秘密？跟我还有秘密？”我拿话撩他。

“不是对你保密，是跟你说了，你也不懂。”他一副大人对小孩子说话的口吻。

“你不说怎么知道我不懂？”我不服。

“你知道前几天机修车间气焊加班赶活儿的事吗？”

“当然知道，食堂给做了加班饭。”

“他们人手不够，把我也拉去帮忙，我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

“什么蹊跷事？”

“他们的焊条缺货。”

“这有什么新鲜，焊条是紧缺产品，归国家统一调拨，咱厂经常断货。”

“你早就知道？”他有点儿诧异。

“全厂人都知道，可是谁都没辙。”

“我有辙。”他又派头十足地推了推眼镜。

“你有辙？”我不信。

“对，我有辙，焊条这玩意可以自己造，它的学问全在药皮的配方，几种原材料市面上都能买得着，只要搞明白了材料的比例，就能兑出来那种药水。”

“咱厂那么多八级工想不到，偏偏你聪明？”我不屑。

“不是想不到，是他们不想去想，有没有焊条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那和你有什么关系？你从什么时候起，爱起这个厂子来了？”我挖苦他。

“傻小子，商机，商机，懂吗？咱们这是国营大厂都缺货，那些街道小厂呢？乡镇企业呢？一根焊条市场上卖一块钱，可成本估摸着只需要一毛钱，要是我把它搞出来，不就发财了吗？”他的眼睛瞬间贼亮。

“发财？说梦吧？就算你搞出来配方，做出来焊条，你卖给谁去？谁敢买你的？你这算投机倒把！”我毫不留情地给他泼冷水。

“现在算投机倒把，以后也许就不算了。”他话里有话。

“怎么可能？都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不信。

“我问你，你现在黑天白日的忙什么？”

“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

“以前你怎么没动这个心思？”

“以前上大学是工农兵保送，没我的份，现在是凭成绩录取，机会平等。”

“同在共产党领导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怎么会？”我没想过。

“这个社会要变，像你说的，变得机会平等。”

“你怎么知道的，从敌台广播偷听来的？”我揶揄他。

“你慢慢等着瞧吧。”他诡异地笑着说，“别老敌台敌台的，没准儿以后哪一天人民电台也播放美国之音了呢！”他又找补了一句。

他从怀里掏出来一本《毛主席语录》，在我眼前晃动了几下，“这就是我的秘密，你是唯一一个看见过它的人。”

我接过来打开一看，红皮皮里原来裹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计算公式、药物配方，对我来说，像是天书。我随便翻看了几页，丢还给他。

“你别看不上这些个东西，可全是宝贝，兴许以后有一天就会变成钱，它就是我的变天账。”他说。

“拿《毛主席语录》的红书皮包你的变天账，你这反动本性一辈子都改不了！”我笑着说。

“红色思想与金钱财富并不是仇家！”他说的话绝对是反动的，可又让人觉得挺哲理。

“要是你以后真的研究出了这个配方，你会把它捐给那些有需要的穷人吗？”我问。

“这辈子，我总得给自己留下点儿什么吧……”他如是说，没直接回答我的话。

“你是个鬼，无论是在黑暗与夹缝中，还是在阳光与官道上，都能够给自己找到活下去的理由和方法！”我说。

“不然，又如何呢？”他问。

此后，我们各忙各的，他继续埋头实验，我继续温书备考。

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大学，要离开工厂了，去和秦木匠告别。

“好好念书，咱们的好日子兴许快来了。”他说，把目光投向了很远处。

“一定，毕业后我还回到咱们厂子里，当厂长，头一件事就是把那个按条例办事的总务科长撤了！”我嬉笑着说。

“回不回咱厂的另说，当厂长就算了，你听过京剧《铡美案》吗？”他突然转了话题。

“啥意思？”我有些云里雾里。

“那里有段戏词不错，是包老爷唱给秦香莲的，‘赠你纹银三百两，带回家去度饥寒，教儿寒窗苦读书，千万读书莫做官。’这几句戏文算是我送给你上大学的礼物。”他说得挺认真。

“千万读书莫做官？”我带着十二分的不理解，与秦木匠告别，与工厂告别，与那个懵懵懂懂的自己告别。

几十年过来，我走过了许多的路，跨过了许多座桥，看过了许多的风景，经历了许多的事，见识了许多的人。其中悟明白了的一个道理就是，做官须谨慎！因为做官就必须清廉，否则就涂炭了那个位置。可世上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是普通人就一定带有人性的弱点，谁也不能保证一辈子不受诱惑，不踏进泥潭。就算抵住了诱惑，就算没有踏进泥潭，德不配位的也大有人在，做一个像总务科长那样按条例办事的庸官，又有什么意义呢？

好多年以后，我回到城南那个大杂院去看望秦木匠，没见着人。街坊大妈告诉我：“秦师傅一家早就搬走了，住进好房子里去了，听说他研究出来一种什么化学药水儿，发了大财。”

90年代的作者

2022年1月20日完成初稿

2022年6月22日修改完成

高峰专辑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文字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