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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丨沈宁:​饥饿岁月,那个恐怖的高价饭店

新三届 2024-04-25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秀州公子沈宁 Author 沈宁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沈宁,南京出生,上海长大,北京读书,陕北插队。西北大学77级毕业,1983年赴美留学,获衣阿华大学硕士、教育学院博士班深造。历任大学助教、中学老师、小学校长等。业余写作,著述甚丰,出版书籍17部。陶希圣外孙,沈钧儒堂侄。

原题

饥饿的岁月



作者:沈宁


乾坤倒转,乐极生悲,火红的年代之后,紧跟饥饿的岁月。
1958年秋,国家机关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下放劳动热潮,外文出版社自然也不能落后。像父亲一样的知识分子们,心里愿意不愿意,却都纷纷报名,父亲为了表现积极改造,跟着报名下放到江苏北部的高邮农村。
祖母不懂什么叫做劳动改造,也想不出来,为什么读书人要到乡下去种地。父亲解释:毛主席说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读书人不晓得庄家是怎么长出来的,所以必须要到乡下去,向农民们学习。祖母说:无稽之谈,乡下人种地,读书人读书,自古如此,天经地义。难道现在世事颠倒,要读书人种地,乡下人读书么?父亲知道,祖母没有办法懂得眼下的各种政策,也就不多做解释,只管默默地收拾行装。1959年一月份,父亲跟着机关下放苏北了。
高邮全县,下放的中央机关干部有数百人。父亲所在的编辑部下放四人,由一个党员干部任组长。父亲住在车逻乡,房东姓徐,老婆早死了,单身一个,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1959年底,人民公社大锅饭食堂热闹一阵,偃旗息鼓,农村实行计工分,按分分粮,家家户户生活都更苦了。老徐家务重,工分少,分值又低,只好借贷度日,结果年年辛劳,年年欠债。父亲住他家,每月伙食费九元和粮票三十斤,成为老徐家唯一的收入,大小三人对父亲感激得不得了。
父亲每次写信回来,总是感叹万分。于是每次母亲在北京买东西寄给父亲的同时,也要多买些点心等食品,让父亲送给老徐家的孩子们。但是杯水车薪,怎么够,母亲常常跟我们唠叨,老徐家的孩子真是可怜。立芳阿姨是苏北人,听母亲念叨,便说:苏北本来是个穷地方,所以她十几岁,离家远行,到上海去讨口饭吃。但立芳阿姨讲的那是解放前的旧社会,而父亲信中写的老徐家,却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九年了,怎不令人伤心。
过了不久,上级安排父亲创办车逻乡农业中学,他要求仍旧住在老徐家里,这样老徐每月还能拿到九元钱,买些灯油杂物。父亲领导农民们,把一座破庙改成课堂,动手制造课桌座椅,然后父亲自己书写各种标语,装扮教室,做得像模像样。教书本是父亲之所好,而且在中学教书,也可不下地背着太阳做农活,父亲总算熬到年底,下放结束,返回京城。
因为是出版机关,有社里的其他下放干部,把父亲教课的情况拍了照片,而且放大,送到给文化部下放干部汇报展览会,居然被选中展出。母亲看来,落下泪来,照片上父亲瘦骨伶仃,像一根火柴。可父亲觉得那是他的光荣革命史,一直津津乐道,好像下放也成了一桩美差。
然而饥饿并不仅限于苏北农村,大城市里依然照样,包括北京。为了分配极为有限的生活用品,政府发放各种票证,限制人民的消费。特别是限制粮食,大人小孩每月口粮最多二十几斤,食油每户每月三市两。家家的大人都尽量让出自己的口粮,匀给孩子们,希望孩子能够吃饱些。
祖母和舅婆婆整天饿肚子,还能忍受,他们可以坐在屋子里不动,减少消化。父亲和母亲可不行,他们每天要上班。所以母亲不许父亲饿肚子,总是想方设法逼父亲吃多些,而她自己总是想出各种理由少吃,很多时候一顿饭就是一碗高汤。久而久之,母亲因为营养不良,患了浮肿,四肢肿大,皮肤缺乏弹性,手指按下去,指窝很久不会复原。
那些年,北京城里所有人的一切活动,都只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吃。舅婆婆在马路上买来田鸡,烧了端上桌。父亲说在江南地方,田鸡是很好的下酒菜。我听说田鸡就是青蛙,便无论如何咽不下去,怎么可能吃青蛙呢。
所有人都吃不饱,中直机关里的干部也未能全部躲过。于是北京各部门纷纷自寻途径,千方百计地帮助员工果腹。全国总工会有许多退伍军人,机关便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打羊队,荷枪实弹,奔赴内蒙古草原,开着大卡车,追杀黄羊。打了一个多月,满载而归,供应机关食堂之外,还有剩余,分给员工,母亲也得到若干,带回家里,改善伙食,人人喜笑颜开。我家人从不吃羊肉,现在饥不择食了。幸亏新鲜黄羊肉,还不怎么膻,可以吃下去。
而外文出版社,则向部分干部发放一批特殊购货证,说是从国务院发下来的,专供高级知识分子使用,父亲拿到一本。因为祖母和舅婆婆都不会讲北京话,拿着这个本也用不成,所以每个月拿父亲这个特别购货证买东西,就是我的任务。
我家附近的西四副食店,是周围居民的蔬菜食品供应站。三开的大门走进去,四壁空空,几个售货员站着聊天,不见一个顾客,因为无物可买。这个大门旁边,还有一个小门,没有招牌,通常都关着,不见人进人出,普通顾客注意不到,我每次去西四副食店,就是奔这个小门而去。小门实际不锁,推开走进,是个小过道,当中坐个中年大汉,记得他永远歪戴个便帽,盯着进门之人。我拿出父亲的特别购货证,被那大汉验过,放我再进另一小门。
里面是一个特殊商店,跟外面的商店相比,可以说是共产主义,货架上虽然并不丰满,但总算是放了些货品。凭着父亲的高知购货本,我按月可以买到定量的白糖、大豆、食油、豆腐干、恒大牌香烟,有时候碰见有核桃、皮蛋等等,买回家改善全家伙食。
因为这个特殊购货证,我真的相信当时的坊间传说:东单八面槽有个不挂牌的特别商店,供应多少级以上的高干们来买东西。这商店门口,经常会开来各种牌子的小汽车,下来勤务兵或者阔太太,走进店去,然后拿出来一筐一筐的新鲜食品,海鲜鸡鸭,装到车上,轰隆隆地开走。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这些高干们家里,其实什么都不缺,哪里会了解到普通民众过日子的艰辛呢。
不过就算是有父亲这个特殊购货证,有这个特殊小商店,有这些有限的特供食品,也还是要花钱来买。越是贫穷,东西就越昂贵,好像在另一个层面解释物以稀为贵的道理。所以天灾人祸的那几年,也是父亲母亲最繁忙的时候。他们到处接散活,白天上班,晚上熬夜,赚些外快,填补家用。
幸亏父亲母亲是英文科班出身,翻译能力强,只要他们肯做,不愁没人给活计。我记得最清楚,那段时间里,父亲母亲没日没夜地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完成之后,拿到一笔相当的稿费,父亲甚至带领我们,到莫斯科餐厅去吃了一顿俄国大餐,烤牛排罗宋汤。但是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严寒夜晚,他们披着毛毯加班,双腿受冻,毁坏了母亲的身体,导致她罹患类非风湿性关节炎,最终夺去了母亲的生命。
那些年,每个市民主副食品都有定额,习以为常。米有米票,面有面票,粗粮有粗粮票,细粮有细粮票,一斤的,一两的。在粮站买粮要粮本和粮票,在机关食堂吃饭要粮票,到饭馆吃饭也照样要收粮票。一个馒头收二两细粮票,一碗棒子面粥收一两粗粮票。没有粮票,全中国,走哪儿也买不到吃的。上海买一根油条,也要收半两的粮票。
不过北京有些著名大饭店,享有特别政策,像离颁赏胡同西口不远的砂锅居,北京四大居之一。砂锅居始建于清朝乾隆六年,砂锅居开业之初叫和顺居,因当年用一口据传是明代年间的特大砂锅,专煮上好猪肉,白肉肥美不腻,味道极佳。天长日久,人们便以砂锅居替代原名和顺居。
为了满足一些居民的要求,北京政府统筹安排,允许砂锅居这样的高级饭店,做一些饭菜,不收粮票,高价出售给顾客。于是为了补充一家老少的不足,母亲想出一个办法,到沙锅居买一桌高价饭菜,拿回家重新搭配,添加其它材料,每晚一顿,全家人可以改善一星期的伙食。
说是高价,一点不假,至少贵三四倍的价。普通饭馆,收粮票的,两三毛钱一个的菜,这里不收粮票,要卖一块多钱。普通饭馆四五毛钱一个的肉菜,砂锅居要卖一两块钱。平常饭馆一顿饭,只要一两元就够了,砂锅居要六七元。母亲每次都卡着十元钱,仔细计算,设法买回六个菜一个汤。一段时期,凡遇寒暑假,母亲和我组成一个团队,为在砂锅居买高价饭菜而奋斗。
每到买餐那天,早上天不亮,母亲就起床,到砂锅居门口去排队领号。她五点钟去排队,有人比她早。她四点钟去,还是有人比她早。母亲总也想不通,比她早到的人会是几点钟去的。这样排两三个钟头,七点钟砂锅居还没开门,店里出来一个人发号牌,按排队先后发号。九点钟砂锅居开门以后,领到号牌的人,在门口排队听叫号,凭号牌进店,坐下点菜吃饭。
夏天天亮得早,又暖和,在这里排两个钟头,还忍得过去。冬天放寒假的时候,有一天母亲天不亮去砂锅居排队领号。等她拿了号牌回到家,一头栽倒,爬不起来。我们几个人帮忙,都解不开纽扣,脱不下她的大衣。她整个身子,从里到外,冻成一团冰。从那以后,我们宁可不吃,再也不许母亲冬天早上去砂锅居排队领号了。
母亲早上七点钟领来号牌,查看当日菜牌,在一张纸上写好那天要点的菜名。回到家,把菜单和十元钱一起,放在桌上,留给我。她自己又跑着,赶电车去上班。
我起床以后,按母亲写好的菜单,准备好七个饭盒,大大小小,以及一个大口玻璃瓶,放在一个布袋里。我有经验,母亲点了六个菜,一个砂锅。一个饭盒装米饭,需要七个饭盒。砂锅的汤,要玻璃瓶装。都弄好,九点钟出门,到砂锅居门前去等开门。砂锅居很近,出胡同西口,几步就到。门口已有不少人,有的手里什么都不拿,那是真的来大吃一顿。有的手里提筐子或袋子,跟我一样,来买高价饭菜,拿回家去改善家庭伙食。
店门开了,所有手里拿着号牌的人,顺次走进门,在门廊里,坐在靠墙的椅子上,等里面叫号。听到叫号的人,走进二道门,才到餐厅,坐到桌子边。先前几次都很顺利,后来忽然之间,市政府又冒出一个新规定,不收粮票的饭店,只准吃,不准带,麻烦就多了。可是我下定决心,就是跟饭店的人打一架,头破血流,那七菜一汤,非拿回家不可。饭菜拿回家以后,就算公安局说我犯了王法,抓我坐牢,我也认了。
听到叫我的号,我先把手里的布袋塞在椅子下面,站起来,走进去,递过我的号牌。服务员上下打量我一下,问:就你一人?我不理,不说话,也不看他。他拿手朝一个墙角一指,说那边那张桌子。
我走过去,坐到一张圆桌前,假模假样看菜单。其实菜单早就背在我脑子里了。服务员走过来,我不容他说话,一口气背出母亲早上写出的六个菜加一砂锅,然后把十元一张钞票递给他。
这不是我头一次来此赴任,每年夏天放暑假,我总要来好几次。十二三岁的孩子,独自一人,点六菜一汤,实不多见,恐怕来过一次,人家也就都记住了。没有只准吃不准带的新规定之前,饭菜一到,我就站起来,在饭桌上排出大小饭盒,大模大样的把盘里饭菜倒进饭盒,然后大摇大摆走了。可是这天,市里有了新规定,墙上挂出来一条大红标语:饭菜一律不得携带出店。我问服务员:吃不下,剩的呢?
他没想到这个问题,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没有说话。我说:放心,我吃,我肚子大。或许他看我一个小孩子,不忍心多说我。或许当时家家户户都饥肠碌碌,相互同情,宁可网开一面,放我一马,服务员拿着我点的菜和钱走了。
我转头看,几个桌上,人人都闷头吃饭,好像肚子空了一个月。一个白发老人,戴着金丝眼镜,很有学者风度,独自一个,坐在窗前,闷声不响,一边吃,一边哭,眼泪一串串流进饭碗,又随着米饭,扒进他自己的嘴里。另外两桌的人,刚好坐在那个不准带菜出店的大标语下面,带来的布袋和筐筐都放在脚边,自己在桌上大吃。反正不能带走了,乐得自己独吞。
没有人注意我,得个空,我站起来,走出门,到我刚才坐的那张椅子边,蹲下身从椅子底下拉出带来的布袋,又走进二道门,回到我的桌边。门口那个收号的人,瞪着眼,看着我,没话可说。如果刚才我进来交号的时候,见我一个小孩子拿个布袋,根本不会让我进。现在我点了菜,交了钱,他也没办法。
坐下不久,点的饭菜来了,一盆米饭,一碗红烧肉,一碗东坡肉,一碗香酥闷肉,一碗红烧鱼块,一只旱蒸全鸡,一只扒烧全鸡。母亲专拣用油多的菜,全鸡大肉,不买清蒸或素淡的,不买蔬菜。还有这家饭店的招牌菜,砂锅白肉,白颜色大宽肉条,坐在砂锅里,连汤带肉,冒着热汽。拿回去之后,母亲和祖母舅婆婆,会把每个肉菜一分二三,全鸡拆碎,在这些肉菜里加进青菜土豆,重新烧过。
服务员在桌上摆完菜盘子,对我说:这么多,看你怎么吃。我看也不看他,说:你管得着吗?服务员说:你吃不完,我可以再端回去几个菜,给你退钱。我不理他,拿起饭碗来,给自己盛了一碗饭,然后抓起筷子,把米饭往嘴里刨。看着那些香喷喷的肉呀鸡呀,我实在很馋。排了一个多钟头的队,肚子也饿了。可我顶多只敢吃几口米饭,肉菜砂锅一丁一点都要带回家去,老老小小六个人都等着这点东西呢。
那服务员不走,站在边上看。我斜他一眼,把自己嘴里嚼过的筷子,在每个盘子碗里都戳几下,每样拣一片,放进我的饭碗里。这下子,服务员没办法了,叹口气,知道没法子再把我筷子戳过的菜盘子端回去给别人,只好走开。他一走,我赶紧又从饭碗里把各盘碗拣出来的那片肉都拣过去,放回原来盘碗。肉菜我一口不能吃,只能装着吃几口米饭而已。
我一边假装吃,眼睛一边东溜西看,心通通地跳,好像作贼一样感觉。发现所有服务员都忙着招呼客人,背过身去,没有一个面朝我这边。我立刻从桌下布袋里掏出一个饭盒,飞快拿起桌上一个碗盘,把菜倒进去,随即盖上盖,放回脚下。那些碗盘很烫,捏在手里像抓着一把火,可我得快,忍着疼,不敢放松手。
一个角落里忽然起了一阵喧哗,我抬起眼,望过去。离得远,听不清他们吵什么。但猜得出,一个客人把饭菜倒在饭盒里要带走,服务员看到,上前制止,吵起来。那个年轻些的客人在胸前死命抱住一个布袋,面红耳赤地争吵。旁边一个老些的,可能是他的母亲,摇着两手呼喊,然后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向服务员磕头。
那边争吵还在继续,所有的服务员都围过去,客人们也都扭过头看热闹。正是好机会,我赶紧拿出饭盒,一个菜一个菜,快速倒菜。铅皮饭盒像着了火,烫得我几次差点失手丢开。我忍住眼泪,忍住喊叫,忍住手痛,死命抓住饭盒,放到桌下,才缩回手来,放在嘴边吹,火辣辣的钻心疼。
你小子倒会钻空子。从你一进门,我就看出来。知道不知道,饭菜只准吃,不准带出去,一个粗野的声音在我头后响起来。我一手捏着另一个烫伤了的手,抬起头,看过去,是个穿制服的干部,饭店党委书记之类,瞪眼对我吼叫。我指指自己面前的饭碗,说:我在吃。
那书记嚷:你吃什么?我亲眼看见你往饭盒里倒菜。这下子我找不出话来说,小孩子的一点小聪明,哪里躲得过大人的眼睛。那书记伸手到桌上来端菜盘子,一边说:你不吃,我收走了。我一看,不得了,他没看见我刚才用筷子搅过菜碗盘,桌上还剩两个菜一个砂锅,他要端走。
我也顾不得手疼,来不及抓筷子,两个手伸过去,把我的手指头戳进那些菜碗砂锅,随便抓起一块什么,掏出来就塞进嘴里。两只手六个手指头,在菜油汤汁里,烫得刺心疼,好像能听见油炸皮肉发出的丝丝声音,我也不管,强忍眼泪。
可能我这举动,近乎发疯,倒把那书记惊呆了。等他缓解过来,我的手指已经在桌上三个菜盘砂锅里都搅过了,他再也没法子端回去。我嘴里塞着菜,扬着头,忍着泪,对着那书记看。那书记一时气得火冒三丈,大喊:我今天就站在这儿,看着你把这一桌吃完,反正你别想带出去。
我满嘴饭菜,说不出话。旁边的客人们刚看见那边老太太给服务员下跪,心里已觉难过,听见这边又吵,转过头来,看见书记对我这么个小孩子喊叫,更过意不去,纷纷打起抱不平来。
我不理会,在桌边坐着,努力转动腮帮子,咀嚼嘴里的食物。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咀嚼食物竟会如此艰难,如此痛苦。眼泪一个劲涌上来,我憋着,不让流出眼眶,所以泪水都从鼻腔流进嘴里,跟食物混在一起,咽进肚去。
那书记终于让旁人议论吵得烦了,恨恨地走开。我继续坐着,假装吃,瞅空倒进饭盒。终于六个菜都倒完了,最后倒那沙锅白肉,没办法快。我只好站起来,拿起大口玻璃瓶,拿筷子拨着,一点一点把汤和肉条倒进玻璃瓶里。
服务员走过来,站在桌边说:就知道你要带走。我边继续倒汤,边说:吃不下了,都扔了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不能浪费的。那服务员便伸出手,要到桌上来收倒空了的盘子。我叫起来:等等,等等,还没弄完呢,别收。服务员说:都空了,怎么还没完?
我把沙锅里最后一滴汤汁都控进瓶子,放下沙锅,拿瓶盖盖严了瓶子。然后再次坐下来,把盆里米饭,分成六份,每份拨进一个空盘子,拿筷子在盘子里搅那团米饭,直到米饭把空盘底的每一滴油星都沾干了,才又把那团米饭拨进一个饭盒。我这样把六个盘子都沾干了,才让服务员把空盘子收走。
那服务员眼睛睁得跟铃一样大,张着口,说不出话。我知道,他看我像要饭的,或者一年没吃过饭,居然会这样舍不得一滴油星子。他不知道,这一饭盒沾了盘底油汤的白米饭,就是母亲的几顿饭。她为了把菜省给我们吃,自己经常只吃菜汤拌饭。
我把七个饭盒装进布袋子,提在右手里。左手捧着那个装了沙锅白肉的玻璃瓶,朝外走。到店门边,碰见那书记,对我瞪眼,吼叫:下次再看见你,不让你进,贼小子。
我不说话,默默走出店门。那是我最后一次去买高价饭菜,所以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进过那个恐怖的砂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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