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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1967年，成都132厂武斗亲历记
蔡坤一，四川成都人。1953年出生。1972年初中毕业下乡四川雅安地区天全县。1976年回城。2002年退休。现就读四川省老年大学散文写作班。
文革武斗第一枪
（外一篇）
近来见好几篇文章回忆文革成都132厂武斗，其实那天我也去了现场。
挤住在母亲仅有的一间十一平方宿舍，我从农场回城，我妹妹也从农村回来了，只得到朋友杨忠全家借住。杨忠全家住市中心人民南路旁的叠弯巷，他家里有兄弟姐妹五个，但有两间小房。
1967年的5月6日早饭后，我们自然快速溜出门到人民南路广场。前天看了川棉厂的武斗，今天……
“132厂打起来了，快去支援！”两辆木箱版的解放牌汽车装满人向西南郊的132厂开出，正想着怎么去又开来三辆。“快点上！”“快点上！”我和杨忠全爬上了其中一辆。人很快装满，甚至车门踏板和车头上都是人。
这些天来，由于派别不同，街坊邻居打架的，一家人吵架的，还有两夫妻半夜不能行房被踢下床的。武斗以来喊着打“老产”，产业军的势力已经从市中心退到郊外，成都贫下中农战斗军所在地。“老产”全称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与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对立。老产保皇不造走资派的反，走资派即当时的各级领导。
前天我和杨忠全坐茶铺，听说川棉厂打老产已是攻打最后据点，再不去看就看不到了。同几个不认识的青年一道我们匆匆赶去，一路上有人指路，到了川棉厂听人指着方向喊，快，快，在那里！
一座铁框架桥很宽，两派最前面的人抬着两米高的毛泽东像，从两边桥头向中间进发。两派穿着同样的蓝灰黑衣裤，同样左手举语录本右手拿棍棒或捏石块，同样背着装石块的帆布包，同样脚蹬解放鞋，同样呼喊革命口号，同样高唱语录歌，只是左臂戴的红袖箍上字不同。他们到了桥中间对峙，谁也不敢把石头扔向对方的毛泽东像，从两侧扔石头打棍棒互攻。
听说XX大楼那边打得凶，我们又赶快跑向那里。前方的人层层叠叠遮住了视线，我和杨忠全挤进去爬上了一棵树。一座方方正正五层的大楼，周边空出一大圈，外围密密匝匝围一层又一层人。产业军已退入大楼内，透过打坏的窗玻璃洞，传出里面的打杀声和看见打斗的人影。
造反派在组织人马进攻，指挥的、后勤的、救护的在楼下，战斗队员冲进去，很快一层被攻下，产业军退到了二楼。大约经过一个多小时，楼层全部拿下，那些抵抗的产业军作了俘虏，从人墙留的缺口押走。
还有十几个产业军从顶楼洞口上了没有护栏，没有女儿墙的屋顶平台，用障碍物堵住了洞口，作最后的顽抗。顶楼的窗玻璃全部打烂，有人蹬窗格作梯，欲攀爬翻上平台，窗台上站有人保护，下方地面铺着棉絮，六七个年纪大的男女扯着被盖接，喊着：抓稳，抓稳！平台上一看见手和冒出的头，就或打或踢，把人打下去掉落被盖，不止四五个人从空中摔下被接住，人群中发出“哎呀——哎呀——”的惊呼声。
几乎每个窗口都有人爬，下面人都牵着被盖。有人说：“老产太黑了，弄下来把他们打死。”死字是咬牙切齿发出的。时间一分一分过去，平台上那十几个老产疲惫得动作迟钝，脚步开始踉跄。洞口的障碍物终于被拆除，平台失守，老产们被打翻在地。
混乱中有几个产业军逃跑跳入河中，两岸都有拿竹竿的青年和学生穷追，不断用竹竿打、往河里戳。顺水流有的脑袋还在沉浮，游得快的爬上了岸，有脑袋再也没能冒出来。
古代守城墙的攻防战就是如此，不过是真刀真剑更血腥，或为君王或为百姓。现今两派为何仇深孽重厮打？我非哪一派，我是看热闹不怕事大，从他家人口中挤出的晚餐并未填饱肚子，放下碗对杨忠全说，今天的热闹真好看！
今又坐上汽车往132厂赶去看热闹，我们实在像一群绿头苍蝇。
沿途不停有人递上竹竿和细得可怜的木棍。往城外走，递来的木棍变粗。还有不少人骑着28大杠自行车，后座上载小一点的或女生。沿途骑车的、走路的，也有装满人的汽车，队伍浩浩荡荡。
汽车一路超前看见厂房，车停在了路边：“你们各自去找点武器。”师傅说着。库房门已被撬开，里面一摞一摞整齐的铁皮灯罩，还有一根根待安装、连接巴掌大方形铁座、50公分长的铁管。我把手里的木棒丢掉，将灯罩戴头顶，手里各拿一根铁管，找来电工皮带拴腰杆再别上两根。漏斗形灯罩恰是很好的头盔，嫌一个太薄，我戴了五六个。我觉得自己已经武装起来，可以去参加战斗了。
路上不断有人要我的“武装”，我指指仓库，后来只留下一个头盔和一根铁管。听得“呼”的一声，抬头黑影一闪，一颗鸡蛋大石头打我面前水泥地连跳几下，这石头灯罩头盔是挡不住的。我哪派都不是，遭打死了连收尸的都没有。这里是保密军事单位，是生产军用飞机的，神秘威严，之前要靠近都不行。冲击保密单位打死活该。我们躲稍远一个煤堆上观战。
四五层高楼顶平台上，两个高大戴藤帽穿工作服的人，身边堆好些选过的鹅卵石。他们手执两端各有一根带子的蛋形布兜，一根固定在手腕，一根捏手心。卵石装布兜里后抡圆几圈，松带子丢出去可以甩得很远，对厂门口围堵进攻的人是莫大的威胁。
人越来越多，有去砸铁门的，搭人梯翻墙的，还有人拿着十字镐挖墙。不时打来棍棒或飞来石块。门内护卫队员前两排手执钢钎戴钢盔穿褪色军装，后两排戴藤帽穿蓝色工作服执木棒。其它几道门锁得死死的。
这时有人推来翻斗手推车靠墙边支起，躲在车斗里拿十字镐挖墙。挖墙沉闷的嘭嘭声，和石块落在翻斗车上乒乒砰砰声交互。多年以后闲谈中说起这事，我的童年玩伴古继光说，那天藏翻斗车里挖墙的就有他一个。
随着墙缺口扩大，在缺口处产生了攻防战。进攻方的指挥车高喊：“老产们快出来投降!”守方哨声指挥嚁嚁不断。搭人梯爬墙的越来越多。随着几声哨响，守护人员撤退，人们从掀倒的大门和缺口一涌而入。
我跟着人流涌进去，楼上仍然在扔石块，石块两次明显朝我打来，一场石头棍棒的原始战斗。我想我不过看热闹，又不是来攻打，猛然想起我头上戴着灯罩头盔，腰上拴电工皮带，手里还拿着铁管。周围好些人赤手空拳，我显然不是旁观者属于进攻者了，我已经参与进去。
几个学生模样的人捧抬着一个年轻人，年轻人紧闭双眼，脸色苍白，浑身瘫软。两个女学生喊着“让一下”“让一下”。有人问，抬的哪个？女学生答：“老产的俘虏。”一拨人吼着“打老产”，扑上去对着那瘫软的身体拳打脚踢，用石头、土块往身体砸。没有叫唤声，没有求饶声。
前面过不去堵住了，这里已挨近机场，有解放军严密守卫。听说丢出了毒瓦斯。机场是不能进攻的，人群退后又来到厂大门左边的38号楼，那里聚集黑压压上万人。有人说，美蒋特务想混进去偷机密文件，不能去冲保密室，军代表拿枪守到的。老产有枪，老产要开枪。武斗以来还没有真正开过枪，我以为这只是摆摆样子。
一阵丝丝声，楼上窗户冒出白烟，旁边立即喊：“放毒瓦斯了！”
开枪是下午两点左右。
一声枪响“砰”，划破了僵持的沉闷，我感到我的胆被划破。这是中国文革武斗以来的第一声枪响，从此武斗升级。人们惊得还没有回过神来，随后枪声一片，传出打死人了！大家开始不要命地奔逃，如山崩塌像潮水退潮。我跑了两步，感到头盔显眼赶紧丢掉，扔掉累赘铁管皮带。子弹在头上飞，我们被子弹赶着跑，我嫌自己逃跑得太慢，只恨爹妈少生了两条腿！路边长龙似的自行车，人们砸开骑上、砸不开丟倒，自行车掀翻一大片。
见一辆开得缓慢的解放牌汽车，我赶紧往上爬，甚至朝哪儿开都没看。两个戴红袖箍的年轻人说：我们是救护车，不能上，把正在爬车的两人推了下去。我当知青很会爬车搭车，飞身上车说我来帮你们，和你们一起救护。我爬上了车一回身，还把正爬的一人推了下去。
上车我就跟着喊：“我们是救护车，有伤员快上！”心中还惊魂未定。一辆解放牌迎面向我们开来，上面有几个伤员，中间担架上直挺挺躺着一个男学生，后脑勺没有了。我立刻感到我与死亡擦肩而过的巨大恐惧和死得不值的悲伤。
车上接到四个伤员，头缠纱布，臂缠纱布。高中模样的女学生，绑了纱布的手臂不断渗血。随车的两位医务人员忙碌，三个帮忙的吆喝和赶爬车的人，车开不快，又接到两个小学生。
离开厂区，一路上一片杂乱溃逃。穿了一身洗得发白军装的短头发青年，人群中有人说了一句“他是产业军”，一拨人就上去围殴。这人高喊“我不是，我真的不是”，没有人听他的。他被打得口鼻流血，一会儿被打翻在地，一会儿又爬起来奔跑，最后跳进了水田，连滚带爬坐到了对面田埂上，扯烂了的旧军装满是泥水，坐不住歪歪斜斜。有人从两边的田埂上绕过去打他，还试图把他头摁进水田。
一位三十几岁中小个子妇女，被点水“她是老产的联络员，去报信的”。男青年们“哄”地围上去，外层压内层里三层外三层，人堆里听得女人喊叫，完全看不到人。不打白不打。都尽量把手往里面伸去抓一把。
十多年前在成都鹤鸣茶社喝茶，说起那个被围殴的女人，邻桌一人接口说，他当年是红卫兵，打那个女人他也去了。“看到围打我也上去，爬前面人背上伸手朝里抓，我背上又爬上来人。我摸到前面人的手背就抓，很快我的手背被抓烂，我退了出来，连那女人的衣服都没有摸到。后来看女人躺地上衣裤被抓烂，胸脯上全是血痕。”
路上还看到几起追打和围殴。
驶离了这段混乱的路，车到了川医。两个医务人员把四个伤员送了进去。司机还要接伤员，我和那两个青年又跟了去。
开出不远看见抬尸游行，有好几具尸体，队伍不断呼喊口号。
一辆解放牌汽车车厢搭起的台面上，停放着那个没有后脑勺的小青年。他脸是完整的，残存的颅骨看得出来里面是个空洞，死亡的脸上带着稚气。这是谁家的孩子？
路边有人提着开水和馒头，司机停了下来，我才想起从早饭到现在，我还没有喝过一口水，吃过一点东西，也没有尿意。人在应激状态下，忘记了饥渴和排泄。
车继续开，到了38号楼附近，上来两个轻伤员，其中一个到市区就下了车。到川医已经很晚，两青年回家吃饭，司机说还想拉一趟，我再次跟了去。指挥车不知什么时候开走，天已经黑尽。没有拉到伤员，顺便搭上几个小青年。黉门街口子处，司机说他不走了，下车后我专门看了他一眼，极其普通，未带红袖套。
几十年来，那裂胆的第一声枪响，那没有后脑勺的脸——从未淡去。
2023.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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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篇
那年青训班
口述：朱四维
整理：蔡坤一
1964年，《人民日报》开始辟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专栏，天津的邢燕子、北京侯隽、江苏董加耕等下乡、回乡而“大有作为”的事迹正在广泛宣传报道。两个到凉山插队的姑娘巫方安、孙传祺，作为四川青年的榜样，也在大力宣传。
同时，在城市升学中被淘汰的初、高中生，大部分是由于“阶级路线”被贯彻下来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升学拒之门外，就业中也无法通过政审关，成为城市失学青年中最没有出路的群体。“当共青团成都市委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的大旗一举，迅疾投到麾下的便首先是这些年轻的末路人（唐龙潜《曾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
1964年开办的“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简称青训班），由共青团成都市委直接领导，先后共办了四期。我们第四期学员1965年7、8月进入，共一千多人，是青训班的最后学员。
那时，家庭出身不好都有种压抑感、罪恶感。终于从有原罪的家庭里逃出来，背上铺盖卷来到这里，大家吃住在一起，走革命化的道路。与家庭划清界限。哪怕知识分子家庭都是不革命的，商人摊贩也不行，革命的只有工农和革干。
一间间寝室的地铺上，大家席地而坐靠得很近。不认识的学生们，组成了一个革命的大家庭，兄弟姊妹家庭般温暖的大家庭。
这里随时响亮口号和歌声，一扫阴郁昏暗之气。“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勇敢，我们坚强，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
这里每个人都有归宿感，中队下以寝室为单位分组。某人遇到了困难，同组的人都会真诚热情相助，包括排解思想顾虑、家庭阻扰等。
这里作息非常规律，像兵营一样服从有序。排列、操练、整齐、划一，兵营严酷，这里严肃而喜悦。
这里都能找到发挥的位置，几乎每个人都担任一项职务，都感到自己职责的重要。不太活跃的人当上守卫，直至中队长都听候其安排戴个红袖套轮值。执勤者可以拦下任何闲散人员盘问。
这里饭随便舀，菜也够吃。每天至少有一顿肉。炒的蔬菜放够了油。吃饱无忧的情况下大谈革命。找不到工作，在家里吃闲饭的青年互相介绍踊跃到这里来，极有诱惑力的说辞便是“饭可以随便吃”！
这里文艺生活丰富，除了教唱，还组织演出。那些革命歌曲既能激发豪情，又使精神产生幻觉。每到演出台上台下热烈互动，进入兴奋狂热痴迷。“请到我们西昌来，来哟呵，攀枝花儿向你开。”“从宁南到木里，欢迎的酒杯高高举，汉族彝族傈僳族，各族人民欢迎你。”一句生活化语言更是亲切：“俺家的狗儿不咬你。”激情的节目台上扭着，台下唱着，恨不得快快去到那美丽浪漫的地方，革命、光荣、有所作为马上就要实现。
一个叫赵秀兰的女生，长得像电影演员，二胡拉得特好，每次上台演出都是现调音。我们听她拉二胡是难得的放松。
学员官秉仁编了个说唱《秀兰下乡》：
这个节目语言风趣幽默，很受学员欢迎。30年后一次西昌知青大聚会，官秉仁再次演出，知青们感慨唏嘘，说他演得和当年一样好。有人调侃，当年就是你这个（节目）把老子喝（哄骗）下乡的！
时不时组织忆苦思甜会，请来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人作报告。冷月英说，在地主刘文彩的水牢里一脚踩到人脑壳……说的人声泪俱下，听的人抽泣唏嘘。哭不出来的人悄悄埋下头。我和杨忠全偷偷互相看了一眼，装出一副哭丧脸看向中队长饶克诲，他是二期留下的骨干，一脸严肃。
出身不好批判自己的家庭，特别是国民党军政特出身的学员，咬牙切齿骂自己父母，好像父母犯下了把他生在那样家庭的错，只有脱离家庭上山下乡才能把黑骨头洗白。把上山下乡提到了奔赴延安，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高度。咒骂父母越厉害，表明批判家庭越深入，与家庭决裂的决心越大，也才有望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走上革命的下乡之路。
小组会上暴露思想，再错都不要紧，有了深刻认识绝不再追究。如向神父忏悔般。17岁的缪崇义暴露自己崇拜希特勒想当希特勒，组内对他进行了帮助性批判。操场里见到又矮又黑又瘦的他，带着几分孩子气。我问：
“你是缪崇义哇？”
“啊！”他回答得简短音尾朝上。
“你要想当希特勒吗？”
“啊！”
“现在呢？”
“经过大家帮助我不当了。”
批判好逸恶劳，清除私心杂念。学霸们还着重批判自己走白专道路。普遍的私心杂念就是想在城市找个工作，留在城市过舒适生活。当然还有检查1961、1962年跑差价，小偷小摸，涂改饭菜票，如此等等。经过自我批判和组内批判帮助，人人卸下包袱可以轻装奔赴农村了。
初中女生李某地主出身，命运多舛。她在小组会上哭诉，自己十一二岁（历史上的1960年）时被卖到西安，吃剩食，挨打受骂，背上背个娃娃还要推磨。组内人很同情她，随时让她感受到进入了一个温暖的家庭。
一天下午她母亲到训练班拉她回去，一位小个子泼辣妇人在那里跳脚骂人。组内同伴围上去护着她，同她母亲辩论，这位妇人最后悻悻而去。
有的是回家后被关又逃出，回到训练班。家长来到训练班，小组成员如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保护自己的革命同志，围攻不革命的家长，最终取得胜利，无一例外。那时并没有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但逃离充满政治压力和贫穷苦涩的家庭是共同的。寄望到农村找一条出路是共同的。
民中高中同过学的女生刚彦琪，是家中的独女，管制分子家庭。父母没有工作，唯有靠街道办事处安排一点其他人不愿意干的临时活路，报酬极低。办事处重点动员她下乡，在政治经济双重压力下她到了青训班，随同三期学员三千多人到盐源插队当了农民。涉水过河，她走在前面牵着年纪小点的同户知青，不幸遇险溺亡，未找到尸体。父母得知独女死后伤心不已，到办事处请求照顾一个工作。办事处说：管制分子有啥子工作？
三面架机枪，只能走一方，但还有情愿与不情愿。政治引导，向往革命的热情互相影响，牵着人们的思维按规定的去想。特别训练出更加听话，服从。在这种集体里面，智商降低，认知降低，情愿不情愿都变成了情愿。这里面如果还有一个人清醒，那就是饶大哥饶克诲。他有两本日记本，一本抒发革命豪情摆在枕头边，一本诉说苦闷怀疑藏在席子底下。
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纪念章，我们人手一枚，都别着它到相馆照相。统一发到我们手里的还有白毛巾，黄草帽。
经过两个月学习的学员，已经训练得像军人一样。前面三批已经顺利奔赴农村。1965年国庆，青训班四期学员经过排练，迈着整齐划一有力的步伐，经过人民南路小天安门接受检阅，台上领导无不感到赞叹。市建局正缺人，局长看了要求招收这批学员。
我们被调往市建局各个公司。当建筑工人那时也是相当艰苦的，但总算在城里安排上终生铁饭碗，这可是这批人梦寐以求求之不得的啊。
珍藏着16岁哥哥青训班纪念章的妹妹回忆说，正要上山下乡的哥哥分配工作了，就在成都，每月有工资可以帮补家里，每天可以看见他了，12岁的我从心底里欢喜。可好景不长，三个月后我的哥哥咋就又下乡了呢？
多年以后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
这批学员中有一小部分人坚决不留城。他们上书、重写申请、翻墙找市委领导，坚决要求下乡。他们说，我们要的是艰苦奋斗，不在城里享福，认为市委的决定中断了他们走革命化的道路，给市委扣上修正主义帽子，说市委破环毛主席上山下乡革命路线，破坏培养革命接班人大计。他们拦住市委领导小车表态、递交决心书，甚至递出血书。市委受到极大的压力，派出工作组进行调查问询，一对一了解。
我与好友们私下互相交换过意见，他们都愿意留城工作，加入工人阶级队伍也是干革命，也是光荣的。大家都不愿意再下乡，奇怪的是在市建局工作三个月后，却喊我们背上被卷重新回到训练班。大家感到气愤与不理解，但拗不过户口政策，逃不掉统一分配，只得重新接受教育，再次鼓起革命热忱。
重回青训班，有几个人不来了，当了“逃兵”，当了“叛徒”。这被认为是可耻的，这需要勇气。初中学生戴万能，得知又要回青训班，找到我说他真的不想再回训练班，咋个办嘛？我大他几岁，教他千万要躲避，不要让组上的人找到他。有的小组就是几次三番去到人家里，连劝带拖把人拉回来。
戴问你呢？我回答我母亲单位上压力很大，其实我自己更抵不住压力。我读中师退学当过一次社青，又回家赖起，对母亲和妹妹都没法交代。再读的民中动员时，我在同学当中积极表态，还动员同学下乡。我心中有个侥幸，自己熟悉多种修理技术，无线电电子技术掌握超过同龄人，奢望到农村能找到出路。可是这些特长却在以后成为我的罪名
小组长杨义瑶几次上戴万能家里都扑了空，得到报信戴马上溜出后门，没有再回训练班。
会拉二胡的赵秀兰，组上的人去找到她，她表示坚决不再回来。叫她不要当逃兵、当叛徒，赵秀兰不吃这一套。后来她跑西安倒货物，或在家里卖艺，许多年轻小伙子慕名找她，给少量的钱听她拉二胡。政策宽松时她办起了二胡培训班。
1965年底，《文汇报》突然发表姚文元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各报连篇累牍转载，过来人“迷迷糊糊感到要出什么大事了”！迷茫于前途的我们送走一批批到西昌的学友，最后的分配来了。
1966年2月，两百多人坐上大卡车从成都梁家巷原党校地址出发，开到人民南路小天安门，一路人马向东到龙泉驿插队，这批人中有几个被钦定为市委接班人，一路人马向西，到郫县农场耕作。
历史的吊诡是，文革来了，那批革命得不食人间烟火的左派，最终没有当上接班人。我们怀着的美好理想，在底层也一触即破。我们从郫县辗转到凉山当农民，吃尽苦头。几年后，才慢慢调到当地矿山，少数到企业，基本解决个人生存。这条革命化之路太难走，绕的圈子太大。宣传的乌托邦幻相，全部化为泡影。
饶克诲多才多艺，连体育都很好，在知青中很有威望。下到农村终竟逃不脱20年牢狱之灾的命运，平反回城后多次组织成都西昌知青大聚会——包专列回西昌，成都毛家湾盛聚，影展《梦落大凉山》轰动市民，光碟图册为知青们留下了久远的纪念。他比其他人更关心这个群体。知青有困难找到他，他会倾囊相助。他生了病，我们都盼望，这么好的人应会好起来的。可是天并不遂人意。
我们大都回城养老，好歹由于良好的家庭影响未曾沦落，到今天没有危害社会。
一个甲子晃晃悠悠过去，每逢说起那年青训班，总像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2023.08.04
蔡坤一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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