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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大智慧与学历无关,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智慧


刘道玉,1933年11月24日出生,湖北枣阳蔡阳镇刘坡村人,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1988年3月6日,刘道玉被国家教委干部局负责人奉命宣布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现任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出版有《刘道玉口述史》(2021年6月)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2015年4月29日。


教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教育理念又是教育文化的精髓。世界大学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种有代表性的教育理念。概括起来,主要有英国约翰·纽曼的理性大学理念、德国威廉·洪堡的文化大学理念和美国克拉克·克尔的多元化巨型大学理念。这些理念在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中,虽然曾经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云时代的到来,它们显得不适应了,需要以崭新的教育理念来升级。


中国近代大学是从欧美模式克隆过来的,民国时期的大学在借鉴西方教育经验的基础上,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学理念。可是,在1949年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学理念是缺失的。近一二十年,一些大学也不断在提出各自的办学理念,但基本上没触及教育的本质。绝大多数大学的校训,都是流于形式的对偶排比句。现在看来,教育理念必须与时俱进,从教育的本质上设计一种崭新的教育理念,这就是以开启智慧为宗旨的“大智慧之光”理念。



▍大智慧与学历高低无关


人类发展历史上,推动社会变革和前进的都是最富有智慧的人物。例如,在政治社会领域,先后发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的《独立宣言》等,都是一些思想前卫富有智慧的人物推动和写成的。


在科学技术领域,哥白尼的“日心说”,不仅证伪了托勒密的“地心说”,而且改变了人们的宇宙观。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质疑声音虽然一直不断,但宇宙中万事万物无不处于变化或进化之中,应该符合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除却变化,别无永恒之物”的至理名言。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本身就是大智慧的体现,它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对宇宙和自然的观念。


14世纪,从意大利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使伟大的思想光芒辐射到全欧洲。这是智慧的光芒,她孕育出了意大利文坛上的三杰:但丁、比特拉克和薄伽丘。在艺术领域,也出现了美术“三巨匠”: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他们的艺术成就达到了光辉灿烂的巅峰。达·芬奇被称为地球上最后一位通才,他不仅是绘画的巨匠,而且在物理学、天文学、建筑学、水利、机械、地质学等领域里都有重大建树。他设计了第一张汽车图纸,第一款直升机,甚至设计出了初级的机器人。他留下了七千多页的科学发明手稿,如果他的发明都得以实现,本可以使人类的文明至少提前一百多年。


其实,达·芬奇只受过初等教育,并没有高学历,他的学问都是自学而来。这说明,智慧基本上与学历、学位高低无关,甚至也与知识的多寡也无关。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智慧,没学历而有智慧的人,可以有效地获取知识,甚至创造出新知识。智慧是知识后的内心顿悟而产生的,只有当头脑、心灵和身体真正和谐时,智慧才存在。


应当说,生理发育正常的人,都有潜在的智慧,但需要通过悟性来开启智慧与创造是因果关系,因有智慧才导致创造活动智慧是知识与灵性的结合体,因此提高灵性是人们获得智慧的唯一途径。因此,智慧是不能教授的,而只能是在无焦虑、无恐惧和无贪婪的心境中,通过精神灵性的修炼而获得。遗憾的是,中国人绝大多数不懂精神灵性,也不鼓励冒险的品质,而执迷于物质的索取,这些是中国人缺乏创造力的主要原因。



▍只有智慧才是力量


17世纪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话流传了三百多年了。其实,知识不等于力量,只有智慧才是力量。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的教育理念已经过时了,重建教育理念势在必行。


人们惊奇地发现,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最具智慧的大师级人物和流芳百世的巨著越来越少了,不仅不能与天才的17世纪相比,也远远逊色于19世纪。原因何在?正是教育的保守性窒息了受教育者的智慧。


美国edx总裁Anant Agarwal评论道:“教育在过去500年中,实际上(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上一次变革,是印刷机和教科书。”中国近代大学的历史与欧洲中世纪诞生的大学相比,要晚了八百多年。要说保守性,我们的大学堪为世界之最,除了沿袭了欧美大学的老框框以外,还渗进了传统上某些保守、集权和功利的因素,泯灭了许多人的智慧。正如英国剧作家大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乔治·肖伯纳所说:“我生下时很聪明的——教育把我给毁了。”


美国X大奖创始人、奇点大学执行主席彼特·戴曼迪斯更尖锐地指出:“标准化是教育规则,统一性是教育预期结果。同一年龄的所有学生使用相同教材,参加相同的考试,教学效果也按同样的考核尺度评估。学校以工厂为效仿对象;每一天都被均匀地分割为若干时间段,每段时间的开始和结果都以敲钟为号。”大学僵化到如此地步,难怪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发出呼吁,大学到了彻底改革的时候了,甚至有人无奈地喊出了要“杀死学校”!


当今全球的大学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精神,它们的保守性主要表现在教育的“游戏规则”错了。大学数百年以来的游戏规则都是玩的“知识游戏”,一切以“知识为中心”,课堂上传授的是知识,考试是背诵知识,评价人才优劣也是以考试成绩高低来衡量。因此,我们必须以一种新“游戏规则”代替“知识游戏”。


因此我提出了“大智慧之光”(light of great wisdom)的教育理念。众所周知,灯塔是轮船航行的路标,没有灯塔亮光的指示,船只就会迷失方向。同样的,人类前行也需要亮光指引,这个亮光就是人类的智慧,特别是大智慧,它是人类的精神路标。


古希腊是一个充满创造的鼎盛时期,其诸多领域里的成就都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成为欧洲文明的源头。古希腊的创造黄金时代,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其创造取决于三个因素:“惊异、自由、闲暇”,实际上这也是哲学产生和发展的三条件。


哲学的英文词汇是philosophy,它是由希腊文的philia和sophia二字合成的,意思是“爱智—爱好智慧”之意。所以,哲学就是智慧科学,而教育则是传播智慧的学科,二者是天生的姊妹学科。西方最著名的教育家都是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洛克、斯宾塞、罗素和杜威等。然而,中国当代的哲学家是不研究教育学的,更不参与教育改革的实践,而研究教育学的人又没有深厚的哲学功底,所以中国没有世界级著名的教育家就不足为奇了。



▍理想大学应当是智慧型大学


大学怎样才能成为传播智慧的中心呢?英国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和神学家约翰·纽曼曾指出:“探寻真理需要离群索居,心无二用,这是人类的常识。最伟大的思想家对自己思考的对象极为专心致志,不许别人打断。他们行为怪癖,或多或少对课堂及公共学校退避三舍。‘大希腊之光’的毕达哥拉斯曾一度居住在洞穴里。‘伊奥尼亚之光’泰勒斯终生未娶,隐居一生,并多次拒绝王公贵族的邀请……”无论是“大希腊之光”“伊奥尼亚之光”,法国思想启蒙之光,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光等,实际上都是智慧之光。有鉴于此,大学应当成为一座“智慧的灯塔”,成为孕育大智慧人才的摇篮。


《智慧之光》是缅甸大禅师帕奥·西亚多的著作,他说在佛陀看来,佛眼是能够看到智慧的光明。但在我们普通人看来,智慧之光是个比喻,表示智慧照亮人生之路,智慧能够成就伟业。


很多出家人文化程度不高,有的甚至是目不识丁,但通过修行,不少人都成为佛学大师。例如,台湾星云(李国深)大师,他12岁出家,只读了四年私塾,但他经过潜心修行,创作了一百多部著作,独创了一笔字书法,他做的善事无数,获得的荣誉无数,这都是他的智慧所成就的。正如他所说:“我们的智慧是修来的。佛是智慧具足,多修多得,少修少得,不修不得。”


培养人才与出家人修行是一个道理,教育应当从佛教顿悟中得到启示。当今,教育的失败就在于背离了做学问所需要的“清静、淡泊和无欲”的境界,大学变得越来越功利和浮躁,越来越行政化和官僚化。世界级的艺术大师齐白石曾说:“画家的心是出家的僧。学画其实走的是一条艰辛的路。”广而言之,任何成功人士的心,又何尝不是出家的僧呢?如果没有出家人的执着、淡泊和无欲的精神,是不能获得智慧的,也是不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至少,以研究和传承终极真理的理想大学,应当借鉴佛教修行的经验。


我们面临大数据时代的挑战的形势,以“传授知识”为中心的教育已不能适应,必须彻底变革,核心是确立“大智慧之光”的教育理念,营造“阅读、静思、顿悟”的学习境界,设计“智慧教室”,培训“智慧型的教师”,编写智慧教材,开展智慧性的课题讨论,等等。


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培育具有大智慧的人才。引导大学走出盲目追求高分数、高学历、高学位、高职称、高待遇的误区。如果不摒弃“惟知识论”的僵化教育理念,像华罗庚、梁漱溟、钱穆、叶圣陶、陈寅恪、朱自清、沈从文、钱锺书等有智慧的那类人,很可能统统被扼杀。这绝非危言耸听。


在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期,富有大智慧的人始终是极少数,其他人不是不能成为有智慧的人,而是他们缺少了成为大智慧人所必需的理想和执着精神。同时,一个国家必须摒弃一刀切的平均主义思想。一个人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也有放弃教育的权利,教育的悲剧之一就在于对不愿或不适合学习的人施加压力而造成的。一个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万万不能强制。但是,一个民族必须在各学术领域滋养出一些大智慧的人物,以引领和提升全民族的智慧。这是穷究终极真理的需要,也是人类自我救赎的需要,理想大学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个使命。


天才的理论物理学家史提芬·霍金和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先后不断发出警告,人类生存处在危险之中。这绝非危言耸听,我们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以免遭遇不测。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确立“大智慧之光”教育理念,孕育出大智慧的人才,方可化解人类当前面临的诸多危机,也才能从根本上拯救人类未来。



刘道玉被誉为“武大永远的校长”,在他担任武大校长期间,“自由”二字正是他办校的宗旨;离任校长之职后,他仍奋力为中国的教育自由鼓与呼。在武大校友里,无人不知刘道玉;关注中国改革教育史的,同样无人不知刘道玉;但在相关的资料与档案中,他却被有意无意的隐去了。中国有刘道玉,乃天下学子之幸;史书无刘道玉,乃世道人心之哀。
作为改革家,他大胆创新、甘冒风险;作为教育家,他慧眼识珠、成就斐然;作为良师益友,他爱才如命、义薄云天;作为知识分子,他刚直不阿,不慕权位……
近年来,随着年岁渐长,他的耳朵已不太灵光,视力也在衰退,最麻烦的是他还患上一种书写痉挛症,右手提笔写字就颤抖,吃饭可以,拿刀可以,就是不能拿笔。即使在这种艰难条件下,他仍然完成了《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作为对中国教育的献礼。 刘道玉一生著述颇丰,但本书是他迄今为止最看重的一本书。这本自传,凝结了他大半辈子对教育的思考,又新增了他晚年的洞见——除了关心中国教育根本问题以外,他又在哲学层面,探讨有关教育之本质的基本观念:一个民族必须在各个领域培养出一些大智慧的人物,这是穷究真理的需要,也是人类自我救赎的需要。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本书是以下四类读者的必读书:曾受益于刘道玉校长的“武大人”、中国的教育工作者、焦虑的家长和莘莘学子、关注中国改革前景者。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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