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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公益日”第一起违规通报,陶传进:规则无法解决所有问题,重在行业治理

浮琪琪 社会创新家 2021-10-28


撰文/浮琪琪



9月5日,2021“99公益日”的第五天,腾讯公益平台出现一起涉嫌套捐事件,引起关注。很快,腾讯公益于9月6日通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下的“不要烫伤我的童年”项目涉嫌违反《2021年99公益日规则》。


对此,腾讯公益平台做出以下处理措施:暂停该项目在腾讯公益平台上筹款;冻结该项目在“99公益日”期间获得的由腾讯基金会提供的配捐和激励。目前,腾讯公益平台已通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对涉事项目进行核查,将尽快公示核查结果。


七年来,作为公益行业、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公益盛事,“99公益日”的规则逐年迭代,然而套捐行为仍无法杜绝。背后暴露了公益领域的哪些问题?公募机构与腾讯平台应该厘清什么样的权责关系?规则之外,公益行业治理该从何入手?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公益理念?


围绕这些问题,《社会创新家》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陶传进。



1规则无法解决所有问题,重在行业治理


《社会创新家》:你如何看待新近发生的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下的“不要烫伤我的童年”项目涉嫌套捐事件及相关方的应对?


陶传进:套捐不新鲜,腾讯这次应对倒是非常及时,非常有效,给到行业一个清晰的态度和决心。但也反映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何腾讯年年更新规则、约束套捐,但套捐还没有杜绝?这说明,很多问题已经不是规则可以解决的了。


《社会创新家》:如果不是规则的问题,那是什么的问题?


陶传进:是行业治理的问题,不是单一的平台规则问题。


“99公益日”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利益分配过程,众口难调,对规则的要求很高。然而规则可以解决一大半问题,无法解决所有问题,还是要着力从规则之外,从行业治理入手。


《社会创新家》:从行业治理入手,具体怎么理解?


陶传进:涉嫌套捐事件的背后,其实是腾讯99公益平台与在平台上募款的公募机构之间的权责关系出了问题。


涉嫌套捐的是公募机构带上平台的项目。每年99公益平台上有大量项目,那谁来承担约束、保障它们保持规范性的责任呢?


带项目募款的公募机构是不是得承担责任?腾讯与公募机构之间是否可以形成一个责任闭环,将权责划分清晰。公募机构在99公益活动中,既享受权利,也要履行责任,特别是对联合搭载的项目、小组织、甚至志愿者都负好管理责任。


举个例子,也许腾讯可以与公募机构签订协议,明确权责,如果不遵守会怎么办,包括后续的追踪、评估等,这些都规定清楚。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腾讯公益是一个第三方筹款信息平台,对社会组织的责成处罚等还需要相关主管部门的授权。


《社会创新家》:腾讯公益平台已有很多规则,公益机构参加“99公益日”就默认遵守游戏规则。也有声音强调要行业自律,呼吁各方遵守99公约。


陶传进:自律和爱惜羽毛这种说法都是没用的,因为有的人就不想自律,也没有羽毛可言。


所谓自律,通常是在法律法规等基本性规范完备之后,还剩下一些无法触及的,则需要靠自律。现在最基本的法律、治理体系、契约都没有完成,靠行业自律是不痛不痒。


但腾讯可以做的十分有限,真正需要的是多方参与行业治理,构建一个比较硬性的治理结构或契约体系。



《社会创新家》:每年“99公益日”都会谈到行业治理这块,但迟迟无法有质的改变,到底难在哪里?


陶传进:腾讯迈进到一个新的领域——互联网平台募款,其间涉及一个包括捐赠人、公益组织、公益项目等各参与主体的体系化运作。要想做好,腾讯需要进一步调动多方主体有意识且有能力参与行业治理,承担各自的责任,但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意识到该怎么做,都是一个时间问题。


公益行业要想收获“99公益日”给的红利,就得暂且忍受这些不规范现象,快速意识到问题出在哪儿,快速合作共同改进,但再快速,都存在一个时间差。



《社会创新家》:公益行业里现在有这个明确的意识吗?


陶传进:行业里大家其实都意识到了,但都是从各自角度出发,每个人只看到从自己角度能看到的东西,不一定能构成一个整体,各自意识统合的过程是很难的。这就是为何很多事情由政府来管,因为各方很难站到一个超脱自身的高度上看问题做事。


但只依靠政府也不行,政府放手给社会,想要政府管更多的话,容易变成管控。现在政府管也不行,不管也不行,怎么办呢?关键是需要社会慢慢发展起来,社会公众具备理性、契约精神与公共精神,有责任有能力做一份公共的事业。



《社会创新家》:这一套治理结构或契约体系,该怎么落实呢?


陶传进:腾讯公益是互联网公益的开创者,当然是第一责任主体,大型公募机构、小型公益组织、专业第三方等多主体都要参与进来,构建一个行业治理体系,可以是组织化的体系,也可以是契约化的体系,契约化的体系就要求腾讯与公募机构之间的责任关系要明确。


总之,还是要大家一起参与建设行业治理体系,是参与,不只是参加。参与是每个人都是主体,是行业治理的一分子,也是维护99公益平台的一分子。


《社会创新家》:这样会不会导致“99公益日”人气、热度下降?毕竟参与各方责任、担子重了很多。


陶传进:慢慢来,从每年规则都有进一步明确就能看出,权责分明,带动参与方成为主体,多付出一些,多承担责任,大家反而会更认真地参与“99公益日”。


不然,如果参与方没什么责任,就是下场薅羊毛,捞一把就走,完全是“玩家心态”——不捞白不捞,捞了不白捞。这样容易滋生投机心态,反而不认真参与。



299“主题日”加深公众卷入度


《社会创新家》:今年“99公益日”,你对哪些方面的变化印象最深刻?


陶传进: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今年“99公益日”试图把一些好公益、好机构和好项目分选出来,给予它们更好的待遇,包括在资源、流量方面予以倾斜。


《社会创新家》:好机构和好项目,你怎么理解“好”的标准?


陶传进:标准大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机构的社会动员能力,考察机构的捐款人、志愿者等参与者的数量和持久性。因为“99公益日”本身就是为了撬动、激活捐赠人,而捐赠人看重的是公益机构及其项目,那么更有社会动员能力的机构和项目相对而言是好项目。


另一个是看公益项目本身,根据以往平台各方面数据、维度,评估出项目优劣。当腾讯为好机构、好项目倾斜资源时,就会发展出一种优胜劣汰,公益机构追求好的力度就更明确、更大一些。



《社会创新家》:这里说的社会动员能力,很多人关心可能出现行政动员。


陶传进:行政动员不叫真的社会动员,是假的社会动员。任何规则、制度在实施阶段都会混入一些杂音,出现一些问题,这是无法避免的。社会往前走就是这么走的,关键要下功夫辨别。


《社会创新家》:今年“99公益日”增设“主题日”、“行动日”和“感恩日”,三天变十天,你怎么理解这个变化?


陶传进:原来三天是为了帮助公益机构筹钱,但现在腾讯不仅是这个目的,还是为了让社会公众更高程度地卷入进来,那么卷入形式、卷入时间、卷入程度及卷入持续性都会被考量,“99公益日”从三天扩至十天,还是为了把影响力、参与度做大。


《社会创新家》:也有声音认为,战线拉太长反而让人疲惫。


陶传进:是否感到疲惫就看双方的认知误差有多大。腾讯做出规则改变我想就是不希望把99看作一个抢钱、分钱的过程,而是看作激活公众参与捐赠、感受捐赠的美妙,培养长期捐赠人的过程。如果公益机构视“99公益日”为一个突击式的抢钱、分钱过程,从短平快的三天拉长到十天,是会感到疲惫。但如果公益机构原本就将调动公众参与作为平日工作的常态目标,那么“99公益日”拉长也自然而然,不会令人感到疲惫。


腾讯要考虑到双方这种认知误差有多大,这次改变可以作为一个探索,事后观察看看效果。


《社会创新家》:现实中可能很多公益机构更注重“99公益日”的筹款和配捐。


陶传进:腾讯的构想很好,预期大家共同参与,将公益做起来,但最终效果与预期完全一致的难度要大得多。不是所有机构都信奉公益理念,有的是将“99公益日”视为完善发展自我的机会,有的就是单纯当作一个抢钱的机会,也有的是两者目的都有。


不过即使当作抢钱,也不能怪这些机构,因为腾讯提供了这么一个激励结构,有抢钱的机会是都会抢的,而且抢来的钱用于公益,只要不违规不违法,就没什么可指摘的。整个过程中不存在道德可以介入的空间,这里没有道德的问题,只要合法合规即可。



3在“弱”中区分“小而美”和“小而丑”


《社会创新家》:你认为“99公益日”的规则的演化,背后是遵循一种什么样的逻辑,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观?


陶传进:99的逻辑是构建一个互联网公益平台,大家参与进来,激活捐赠,培养公益捐赠的习惯,改变我们国家主要由企业大户捐赠,个人捐赠比例非常低的弊端,本质上还是普及人人公益。



《社会创新家》:大家经常认为“99公益日”可能造成马太效应,你怎么看?


陶传进:这是一个令人纠结的地方,优秀的机构与项目本身就会吸引捐赠人,它们既有专业性又有动员能力,能发动更多人捐赠,如此马太效应就会出来,这是一个必然存在的内在趋势。那些小的公益组就被忽略了,这是一个矛盾,但解决办法不是谁弱帮谁,而是在弱中分出“小而美”和“小而丑”。


不能单纯地同情“小”,“小而丑”自然不用帮助,但“小而美”一定要得到帮助,至于以什么样的方式帮,那就是腾讯的选择问题。



《社会创新家》:面对“99公益日”,大中型公益机构与小微型公益机构如何更好地合作?


陶传进:有公募资格的大型公益机构,目前只是把小公益机构搭载上去联合劝募,似乎把“99公益日”当作一个薅羊毛的机会。实际上,大型公募应该担当核心和枢纽的角色,把大家聚拢起来,在筹款之外给大家做信用和能力建设,之后再一起以高能力、高信用的方式搭载到腾讯平台上筹款。



《社会创新家》:慈善文化的培育方面,“99公益日”的作用如何?是一个好的方式吗?


陶传进 :“99公益日”是在玩、热闹中培育慈善文化,这也是培育。不要随便去拷问人家,特别是用——他不是谁、他怎么不做——来拷问人家,而是要注意人家是谁,在做什么,贡献量大不大, 边界在哪里,把这些搞清楚。


不要人家明明在某个领域做得非常闪亮,还非用其他事项来要求他,有些事情不是腾讯计划做或者可以做的。不要因为人家闪亮,就让人家“高大全”,什么东西都要做,这种思维方式很不好,是以“全道德”或“全人”为中心的道德绑架。


《社会创新家》:有声音认为“99公益日”号召大家捐款,没有纳入捐时间、志愿服务等,这种只要钱只看钱的募捐显得很功利,你怎么看?


陶传进 :钱本身就是最珍贵的,只要这些数量庞大的资金没有做假,用于公益,那就是真公益。这和我们生活领域里说的“只认钱”不是一个意思。公益组织本来就非常需要钱,即便是大而美的组织也没解决钱的问题,更何况那些小公益组织,所以资金本身就是一份稀缺价值。


此外,“99公益日”有自己的发展脉络,非金钱公益也许会发展出来,也许不会,都有可能,这也取决于腾讯的选择。大家可以给腾讯建议,但不能是挑错儿的思维方式,不能不尊重平台的发展规律和企业的自主意愿,把人家当作救苦救难的全能者。



《社会创新家》: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陶传进 :事物长得越大,捅破了一个新领域,自然风险也越大,这个风险没有人帮忙承担,需要它自己承担。为了减轻风险,可以将领域中的其他主体拉过来,共同创建一个治理结构,同时也要对得起所获的资源和荣誉,那相应也有了责任。


但如果人家贡献了0.5,之后又要让人家纳入0.5,一定要贡献出一个1来,这就是纯粹的无赖。人家的基本义务是法律规定的,在法律之外,人家做,那是情分,不是被绑架的目标。



4解决互联网公益新难题


《社会创新家》:你怎么看待互联网公益,有哪些让您感到忧虑的地方?


陶传进 :像“99公益日”这样的互联网公益,给行业带来那么多资金,这些资金用于正当的地方,这就是真公益,就足够好了。之所以感到忧虑,因为你没有能力去改变一些问题,当你有能力改变,就不要忧虑,去行动。


《社会创新家》:哪些事你觉得现在可能还没办法改变?


陶传进 :行业治理是最重要的。治理不是管制、管控,治理是沿着事物的发展脉络、发展势头把它理顺,可能往前走不动了,把路再开出来。


腾讯公益重在发展往前走的内生力量,政府要三分规范、七分引导,第三方机构要发挥专业力量,把公益项目与捐赠人供需两端的信息对称化,腾讯平台、捐赠人与大小公益组织,则要共同将责任自洽化。


《社会创新家》:有一种声音认为互联网公益虽有众多好处,但总体资源配置可能不够科学合理,你怎么看?


陶传进 :这种说法我历来听到就反感。问题分为两种,一种是problem(P问题),一种是question(Q问题)。


P问题总是站在制高点上,无论是道德的制高点,还是标准答案的制高点,像导师训学生一样,心中揣着一个标准答案,质疑学生怎么只考了80分而不是100分。这种问题谁都能看到,更像是一种指责,对行业建设没有任何实质作用,只能显示自己心态有问题。


而Q问题是沿着问题的发展脉络上下梳理,厘清到底存在哪些实际问题,该如何一步步解决,这种贡献对行业来说更加珍贵,看问题的心态也更加健康。



《社会创新家》:你如何看待“99公益日”与第三次分配之间的关系?


陶传进 :“99公益日”本身是非常典型的第三次分配,首先分配的量很可观,每年都有数十亿元资金;其次,分配的方式很纯粹,完全是自觉自愿。再者,分配的质量十分优质,不是盯着富人钱包劫富济贫,而是撬动我们最稀缺的个人捐赠,这才是我们的短板。


《社会创新家》:如何评价过去7年来“99公益日”对整个中国公益进步与发展的价值与意义?


陶传进 :“99公益日”增加了公益的热度,公益从纯公益也延伸到生活化公益领域,让很多人学会了将捐赠与生活联系在一起。也提供了不少资金量,同时也帮助那些新生的公益组织以较低门槛进入并存活下来。


腾讯公益是互联网公益的开创者,在这个新领域里一边往前走一边暴露很多往前走的问题,带来了创新,也把自己暴露在风险中。此后腾讯可以在规则更新之外,带动多方主体参与行业治理,促进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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