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军：为了儿子就业，他决定再生一个“孩子”｜桂馨基金会樊英：解决乡村教育真问题，做有根的乡村公益｜观察｜女权主义者在表达什么？｜小红花捐赠超1.82亿朵，99公益日促行业迈入“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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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女权主义者在表达什么？｜小红花捐赠超1.82亿朵，99公益日促行业迈入“高质量发展”｜99公益日观察｜专访贾西津：走向深度、常规化、行业化｜99公益日观察|

—｜小红花捐赠超1.82亿朵，99公益日促行业迈入“高质量发展”｜99公益日观察｜专访贾西津：走向深度、常规化、行业化｜99公益日观察|

梁海光：草根公益组织筹款应回归公益本身｜99公益日观察｜金锦萍：公共性平台发展的最高目标是“无我”｜耿向顺：一个大凉山斜杠青年的公益路

贾西津：公益股东人大会是为了帮助公众在公益参与深度上实现递进。“股东”这个概念源自于企业，天然带有“权利”的含义，提出“股东人”的观念，就是希望捐赠人不仅仅是出了钱，还要体现他的参与、他的权利。

《社会创新家》：2015年腾讯开始发起“99公益日”,满天星公益在参与过程中是什么样的感受与体验？许多草根组织反映越来越难筹款，你们的感受是什么？

《社会创新家》：在经济下行、疫情持续冲击之下，很多公益组织把“99公益日”当作是筹款的救命稻草，过度依赖“99公益日”，对于公益组织来说，应该把“99公益日”放在什么样的位置相对合适？

▏招聘|《社会创新家》找人▏公益十年，项先冬：相比改变世界，公益更是改变自己▏关掉公司转做公益，清华人骆斌：激发孩子自主学习，破解乡村教育死局

▏招聘|《社会创新家》找人▏公益十年，项先冬：相比改变世界，公益更是改变自己▏关掉公司转做公益，清华人骆斌：激发孩子自主学习，破解乡村教育死局▏腾讯公益数字人才开放计划启动第一期报名

招聘记者《社会创新家》找人《社会创新家》秉持“创新力，建设力”的价值理念，致力于报道社会创新的行动者和思想者，让公众看到坚守解决社会问题、让社会更美好的多元力量，推动社会创新在解决社会问题中发挥更大作用。我们始终坚持做社会创新家的同道者、伴行者和支持者。01岗位职责01负责公益与社会创新人物的报道。02负责选题的策划、采访与撰稿。03参与专题文集与书籍的策划创作。02任职条件01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人物写作者，阅读过一定数量的人物特稿及传记作品。02对公益与社会创新有热情，阅读过《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等专业书籍。03文笔好，有作品。03联系方式01工作地点为北京市朝阳区。02有意者请发简历至：hywh06@163.com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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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骆斌在乡村的教育创新探索，距离影响主流乡村教育还差得远。他深感教育公益之“难”，“单靠自己的力量肯定不行”，骆斌期望有更多人能投身乡村教育的改革和创新中，“真正解决乡村教育落后的问题。”

—▏何嫄：女性困境背后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失灵▏用合唱点亮乡村，李克梅：公益是做正确的事，让社会更公正▏大爱清尘秘书长窦璐：公益是志业，投入了我对社会的理想与抱负▏汤敏：相向而行——商业向善与善业向商

6日晚，诗人余秀华在直播时与男友杨槠策激烈争吵，疑似遭遇暴力对待，随后余秀华发微博称被杨槠策“抽了上百个耳光”，表示并不是第一次被家暴，此前曾被杨储策掐脖子、打骂。7日上午，余秀华在采访中表示，杨槠策经常对自己施暴，目前两人已分居，她很担心会遭到伴侣报复。7日下午，杨槠策最新回应家暴余秀华，“能把爱她的人逼着打人，是我的错吗？”经由余秀华被家暴事件，家暴议题再次引发公众讨论。不少网友疑惑，余秀华不只被家暴一次，为何不早就离开？当家暴受害者终于鼓起勇气，打破沉默，谈论自己被家暴时，总有一个问题反复砸向受害者，人们疑惑：为什么家暴受害者不离开？疑惑之下，似乎暗含受害者并不无辜，也在与家暴者合谋，共同造成自己的不幸。然而，这种暗自责备受害者的言论，正源于对家庭暴力的无知。家庭暴力区别其他暴力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家庭暴力循环（domestic

撰文/浮琪琪今日，唐山多名男子在烧烤店暴打多名女子事件引发热议，目前唐山警方通报已锁定嫌疑人，公安部门正抓捕嫌疑人。这一事件在社会共愤中将女性的安全与权益问题再次提到社会公共议程中。人们还没有忘记2022年开年引爆舆论的“徐州八孩母亲事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事件如此轰动背后，与近些年发酵已久的女性主义思潮不无相关。回看过去几年，每年都有激起舆论热议的以女性为主体的社会事件。比如2021年脱口秀女演员杨笠调侃男性被网暴恐吓；2020年网红博主拉姆遭前夫纵火去世；2019年仿妆艺人宇芽公开控诉男友家暴；2018年席卷中国抗议性骚扰的“MeToo”运动等等，还有许多引起社会关注女性权益的公共事件。身处其中可以感受到，女性主义已经出圈，从中国女权主义者群体走向广大范围的互联网大众。越来越多人性别意识觉醒，开始关注女性，从女性角度审视、反思周遭的一切，为受到不公待遇的女性发声，积极捍卫女性权益。女性主义思潮涌动，但也产生很多误解、分歧与矛盾，女性群体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也在不断撕裂，性别对立成为人人避之不及的雷区。何为理想的女性主义？从女性主义角度如何思考女性的处境？女性主义又如何弥合群体之间的裂缝？《社会创新家》专访了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全球繁荣研究中心副讲师何嫄。她曾就读于南京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并于2018年获得剑桥大学发展研究博士学位，近年来因感受到社会议题的迫切需求，将性别也纳入研究重点，以个人身份参与社会性别议题的推动。（何嫄，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全球繁荣研究中心副讲师）1简单说“女性崛起”忽略了女性生命的复杂性《社会创新家》：近几年很多人感受到一个明显的不同，即女权主义思潮涌动，一些人称之为中国女权主义崛起。什么是中国女权主义?或者说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女权主义？为什么这几年会有这么明显的一个思潮变化？甚至不仅是中国，全球范围内都能感受到女权主义思潮的涌动。何嫄：中国女权主义有自己的发展脉络。董一格老师曾梳理过几个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像秋瑾、何殷震、梁启超那样的一批社会改良家最早将女性权利作为国家现代化的一部分提出来；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自由倾向的女权主义占主流，一些女性走出家庭，有自己的社会角色；1949年共产革命之后，自由倾向的女权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出现妇联这样的体制内机构；1980年代之后，社会上出现女记者、女教师、女律师等，女性形成广泛的社会连接，甚至参与建立NGO。1995年北京世妇会召开，关心女性权利的非政府组织正式被国家官方认可，可以在体制以外有一定的活动空间。此后，女权主义开始积极推动反家暴、生育权利、农村女性权利、国际合作等议题。而在西方，女权主义也经历了几波浪潮：19世纪末，西方女性发起了以争取政治权利，尤其是投票权和受教育权为主要目标的第一波女权运动；二战以后，第二波女权主义将女性的平等诉求拓展到了文化层面，随着避孕手段的普及，女性终于能将性和生育分开，掀起了一次性解放运动，很多人将这个年代称为“the

撰文/浮琪琪中国合唱童话县，从推动到实现，李克梅用了十年。湖南省安仁县，它曾是省级贫困县，如今得了这一颇具梦幻色彩的名字。这个地处湘东罗霄山脉的小县城，以校园合唱艺术为名，山城童声起伏，不再沉寂。带来改变的是北京德清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德清基金会”）发起人李克梅。在安仁县，几乎没有教师、校长不认识李克梅，她在这里推动合唱教育普及十年，见证了合唱给乡村、学校、孩子带来的深刻变化。合唱教育不仅是艺术教育的一个形式，更是一个具有重要社会属性和社会价值的社会工程。“合唱本质上是为培养一个有素质的公民，帮助社会变得更公正美好。”李克梅对《社会创新家》说。李克梅,北京德清公益基金会发起人1合唱教育下沉村小尽管被称为“创一代”，先生是三一集团总裁，李克梅与大众眼里的“企业家夫人”形象相距甚远，反而对公益、乡村情有独钟。早在2004年，李克梅与先生唐修国发起德清公益，面向乡村学生从事资助公益。浸润乡村十多年，2016年，夫妻二人又发起成立北京德清公益基金会，公益方向从学生资助转向合唱教育。以合唱为公益切入点，这一转向在公益领域独树一帜。以合唱为媒，源于李克梅个人的独特眼光与志趣。妹妹李卫英还记得，从小家里歌声萦绕，“姐姐们一边洗衣服一边唱‘洪湖水’，唱京剧，爸爸锻炼身体时也会唱歌……家里气氛非常快乐。”李卫英是李克梅的胞妹，也是德清基金会的副秘书长，长期参与一线执行工作。越贴近乡村，她越体会到，乡村缺的不是物质，而是向内心注入快乐与力量的美的教育。在一次校长座谈会上，有校长直言当下学校最大问题是死气沉沉。孩子们闷闷的，连读书都不想大声。在乡村，孩子们大多属于留守儿童，性格内敛，怕见生人。溆浦县校长座谈会看重艺术陶冶人心的力量，李克梅希望音乐可以培养孩子的感知力与表达力。在她主导下，德清基金会联合发起“快乐合唱3+1”项目，将合唱教育引进18个县/区的学校课堂上。“让每一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有质量的音乐教育，这是我们亏欠他们的。”李克梅对《社会创新家

撰文/汤敏近期总能听到校友们、朋友们提到关于商业向善的话题，大家也都知道我在善业这个领域有不短的实践，也有不少企业界的朋友，想听听我的看法。当然，我从五六年前在商学院上课时就听到了商业向善的概念，这几年概念和实践都更加深入。比如企业如何通过生产方式的改变去践行无纸化办公，实现低碳环保；如何在采购原材料时倾斜给绿色环保的企业；在企业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减少对社会贫富差距、增加绿色环保。因此，从实操层面看，商业向善的主体更多是企业家，企业家除了纳税、提供就业等传统形式回馈社会之外，又深入到了生产经营活动中去了。但客观说，企业的商业向善行为仍旧是在企业生产经营力所能及的领域，对于企业而言仍旧是一个边角料的工作。企业的核心使命，仍旧是活下去创造利润，如果某一天企业活不下去了，同时给予企业向恶但能活下去的合法渠道，绝大企业会选择向恶而活。虽然听起来很残忍，但现实的确如此，企业的核心使命是有利润才能活下去，商业向善是他们的额外使命。当活下去和向善发生冲突时，企业的理性选择是抛弃向善。当然，我们不希望社会给企业家制造这样艰难的抉择，让他们很好地活着，才能力所能及游刃有余地向善。因此，我们不能指望商业向善能解决非常深刻或全局的善业问题，毕竟是力所能及、毕竟是边缘使命，所以商业向善解决的社会问题通常呈现出局部性、片断性和表面性。比如减排了多少二氧化碳、比如吸纳了多少残疾人就业，但很难形成社会问题解决制度性解决方案或者模式性解决方案，形成具有根除性的意义。那这个时候需要思考另一个角度的互补，那就是善业向商，如果说商业向善的主体是企业家，那么，善业向商的主体应该是公益家。如果说广大商学院培养学员广泛寻找商业向善的路径，那么不多的公益学院应该培养的是善业向商的路径，而不是跟随商学院去搞商业向善，这是丢了本位的。为什么说善业向商的本位这么稀缺和重要呢？原因在于公益家们的存在获得比企业家们更多的社会支持，不管是杯水车薪的社会捐助，还是因公益家占领道德制高点所获得企业家难以企及的荣誉，公益家的善业内核是对社会的承诺。而这一点企业家们是不需要向社会标榜，同时企业家们也不可能获得社会的无偿支持甚至捐助。我想这一点，企业家和公益家的使命内核和社会承诺差异讲得差不多了。尽管有善业内核的公益家有使命、有承诺要去解决制度性地、全局性地、模式性地解决些深刻的社会问题，比如如何构建体系全局性地缓解城乡教育落差、如何体系性地缓解农村留守老人的互助网络、如何推动基层治理结构中的自治能力，这些社会议题就充满了全局性，甚至很难直观地发现市场价值。这也就导致大量公益家只能抱着自己的远大社会理想，靠着偶然几个政府或者捐赠人的慷慨，艰难并不可持续地熬着，用句通俗的话讲，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操着卖白粉的心干着卖白菜的事。发自内心讲，倾佩这种志存高远的公益家情怀，也正是有这种不完全从世俗驱动的内因，最终成就了千古留名的佳话与成就，只是这样的几率的确异常之小，也蔚为艰难。所以，我想提的是这些志存高远、怀揣远大社会抱负的公益家们，多一些向商的思维和能力，这也正是我提出善业向商的原因。客观说，商业向善一墙之隔，但善业向商却是千难万阻。首先，善业向商想形成有效的商业模式就非常困难，正因为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领域没钱可挣，才让他成为了大家遗弃下来的社会问题，公益家要从找到微薄商机活下来，的确非常困难。市场问题的商业模式自然会诱发市场的供需双方自动撮合为交易，社会问题的商业模式则很难让某个主体站出来主动买单，不论是政府还是慈善家甚至弱势群体，他们在为社会问题买单时的意愿大都是不积极的。因此，善业向商要如何开发出买单模式，激发买单积极性显得非常重要，也非常困难，这正是善业向商特别艰难的地方。我这些年的探索，让我有些微心得来这里交流点善业向商的体会。首先，认识到一个社会问题溃烂到社会灾难，受害最大的群体仍是社会，就是由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组织起来的社会，化解社会问题的主体责任仍旧该回到社会，我个人为，既不是政府、也不是企业，而是由政府、企业和广大个人共同构成的社会是主体责任，因为一旦社会崩溃，受害最大同样是社会。回到最基层的一个小的社会细胞，比如一所小学，大家觉得，如果这个学校的教育越来越烂、越来越不出人才，最大的损失是谁？是当地的教育局局长么？是该村的书记么？最大的损失是住在这个村里每一个人，不管他有孩子还是没孩子，这个村不出人才，这个村的命运就只有堕落，所以解决这个村教育困境的社会问题的责任主体是这些村民，不是马云，不是政府，也不是乡贤。明白了这个逻辑，就能找到如何让社会团结起来为社会问题买单的逻辑，有了可持续的买单模式，善业向商的可持续路径才行得通。怎么把不同级别的社会组织起来形成购买主体呢？那就是互联网带来的模式：众筹。其实，众筹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传统社会里收人头费修路搭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工分修水库就是典型意义的众筹，这些事件中，政府、乡贤起的作用仍旧也只是组织和牵头作用，而不是主体作用，主体作用是社会成员众筹完成的。早些年，当互联网众筹在国内开始实践时，在市场经济的浪潮里，大家更多把他用在了商业领域的众筹活动，比如股权众筹、消费众筹等等。但大大忽略一个领域就是面向解决社会问题的公益众筹，即便有像水滴筹这样针对大病社会问题的众筹平台，但面向社会更多深刻问题、持久问题的众筹平台仍是空白，比如面向基础教育振兴的公益众筹平台，面向乡村养老的公益众筹平台等等。只有不同社会主体的力量汇聚起来，才能持续深刻地解决某个社会问题，就好像只有把某所学校的校友会建立起来，才能持续地缓解基础教育的关爱问题，只有把广大群众的工分收集起来，政府才能把水库修好。只有通过公益众筹把社会主体关心的社会问题的合力汇聚起来，成为主体买单方，政府、慈善家们才会成为跟随买单方，这样善业向商的路子才会越走越广。总结起来，商业向善更多针对的是企业家内部生产经营的向善改良，力争尽善尽美，但相对不会超出企业生产经营边界，保持力所能及的心态。善业向商更多针对公益家们向外公益众筹社会成员的合力，进而带动政府、慈善家们，成为善业向商的付费者、买单方，形成不同垂直领域的善业向商机会，比如基础教育领域、养老领域、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等各个领域的垂直善业向商平台。商业向善与善业向商本质上无高下之分，从不同的角度、使命和商业模式，来实现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平衡，这都是企业家和公益家想长久发展必须兼顾的两个维度。一阴一阳谓之道，这种互补的意义更符合世间的规律。（作者系古村之友&爱乡宝科技创始人）

撰文/叶正猛（叶正猛，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公益基金会的运行模式，一直以来有一个标准和通行的“二分法”，分为运作型和资助型两种。2011年中国资助型基金会刚刚兴起之时，《中国慈善家》杂志发表醒目的文章《基金会的运作方式，运作型还是资助型?》。“一手筹钱一手运作项目，被称为运作型基金会；筹完钱后长并非自己直接运作项目，而是资助基层组织或草根组织去运作的，被称为资助型基金会。“我们新湖公益，运行27年，对此似乎很难“对号入座”。新湖自公司成立之初的1995年开始慈善公益，2018年成立新湖慈善基金会，前后人员、理念、方法基本是一脉相承的。前期我们尚没有“入道”，并不知有运作型和资助型的运行模式；之后，以我们的实践，感到现成的鞋子并不适足。我们既不是纯运作型，也不是纯资助型。多年实施公益项目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合作”。在善达网作的“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访谈”中，我曾说，我们是“合作中有运作，运作中有合作。”先举个例子，2010年青海玉树发生特大地震，新湖出资5000万，在刚成立的中华儿慈会设立“玉树地震孤儿救助基金”，重点实施“百名地震孤儿成长救助行动”，将102名2到17岁的孤儿安置在北京抚养，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如果全部自己运行，我们没有足够人手；如果说是资助，我们也不是一捐了之，而是带着我们的意愿和思路，与儿慈会紧密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实施项目。前期，一起设计项目，我们也参与孩子的抚养、教育工作；中期，第一批孩子考入大学，学习、生活费用全无着落，我们决定对项目作延伸，在新湖公司内发起“爱心接力”行动，员工“一对一”、“多对一”与孩子结对，资助他们完成大学学业；后期，针对之后将有大批孩子集中上大学，我们发动员工一次性捐款，并与光大信托合作，研究、设立富于创新的专项慈善信托，保证其后所有孩子的大学费用。这个项目已经实施十二年，待最后一批孩子大学毕业，将长达十六年。在跨成长周期我们全程介入，出资、出智也出力，与儿慈会一路配合默契，持续推进。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以效果为重。运作型基金会所有项目都需要亲力亲为，全程自力策划、运营、管理；资助型基金会，要对申请资助的团队和项目进行全面的遴选，并对点多面广的项目施行全方位监管。而我们作为单一企业设立的基金会，人员十分精简，这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的人力难以全部承受的。同时如乡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陆波所说“纯粹的资助型基金会，很多时候，无法做到与社会现实合拍，因为不在一线，会有‘隔靴搔痒’之感。”我们希望能直接参与，要有实际“作”、“为”。我们不拘一格去试用自己的运行形式，致力于联合在专门领域有能力优势、具有创新精神的公益伙伴，以高效协作为手段，尝试公益慈善资源配置的新途径，从而逐步形成了自己运行风格。我们姑名之为“合作型”。概要地说，“合作型基金会”基本特征是，以“资”以本，以“智”加持，与“优”合作。大体上，资金主要由基金会支出安排，项目实施以基金会的思路为主，保持基金会工作的系统性，体现基金会及其发起企业的价值理念；寻找优秀公益组织、团队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放大成功概率；自身始终参与运行、实践。总之，吸收了运作型、资助型两种模式的长处，既身体力行，保持主导性；又聚合优势公益资源，讲求高效性。把“合作型”基金会做好，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第一，自身实力是“合作型”的基础。基金会需要有一定的自身资金实力、发起企业的经济实力和二者的文化实力。实力是成事基础，实力是合作要件。“合作型”讲求优势互补，实力是基金会一方用以“互补”的主要化合元素。第二，统筹协调是“合作型”的核心。基金会需要贯彻自身的公益理念，实施自己的主打公益项目，着力进行项目统筹、协调。坚持成效与价值导向，以“智”加持，统筹方案，协调分工，把握进程，管控资金，取得政府支持，引入监测评估，借助外部宣传，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等等。基金会的项目总体上要拿在自己手里，恒大集团扶贫项目被层层转包，一些资助型项目因鞭长莫及疏于管理而变味，其后果都是很不堪的。第三，优势互补是“合作型”关键。基金会需要寻找项目涉及领域的优秀组织、团队，不仅仅解决自身“人头、人手”问题，更是借力“人才、人物”，与他们差异性经验合作，与他们运作力合作，与他们执行力合作，合力促进公益项目升级提档，做实创优。第四，灵活多样是“合作型”的捷径。基金会需要着眼于最终成效，切合实际，在合作对象、方法、途径、比重、时限各方面，因地因时因项目性质，不拘一格，灵活多样，便利有效。

撰文/浮琪琪“戴上眼镜后，她一下子靠在椅背上，整个人放松了，眼泪就流下来了”，北京亮亮视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亮亮视野”）创始人兼CEO吴斐如此形容清华大学一位听障学生戴上AR字幕眼镜的反应。字幕眼镜利用双目光波导AR技术和智能AI语音技术，将声音实时转为镜片上的字幕，听障者戴上眼镜，用阅读字幕的方式提升交流体验。这款字幕眼镜是AR（增强现实）科技在无障碍领域的一次创新应用，也是亮亮视野八年来的“集大成之作”，彰显了这家AR行业拓荒公司的“看家本领”，也凝结了吴斐创业八年的心血与“科技向善”的理念。“科技的发心是止于至善，是让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吴斐对《社会创新家》说。北京亮亮视野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吴斐1从“拓荒”到“头部”和许多科技领域的创业者一样，吴斐是典型的理工男，喜好钻研技术。技术于他，如同足球于巴西平民窟孩子，是发自内心的快乐源泉，是人生的礼物。自然而然地，经历英国留学、多家技术公司任职后，37岁那一年，吴斐离开前东家联想，投身2014年正火热的AR潮流。“创业的初衷是对技术的热爱，不创业我一定会有遗憾。”吴斐回忆。那一年，创业成功、出任猎豹移动公司CEO的傅盛将当年自己的创业之地，位于东大桥的旧办公室让与吴斐。在这里，吴斐组建了几十个人的初创团队，每天只做两件事——思考和讨论，反复论证AR的可应用场景和公司的商业模式，“状态特别嗨。”每天下午四点，这群理工男中断讨论，一起比赛平板支撑，第一名从5分钟延至20分钟。吴斐便是那位20分钟选手，“考验的不是能力，而是意志力。”只用了五个月，团队便生产出第一款AR眼镜。然而真正的难点在于，火热的AR更多停留在技术概念层面，具体可落地的场景与市场并不清晰。这一点劝退了不少AR追逐者，面对这一挑战，吴斐的应对显得有些笨拙。吴斐每天都要外出拜访各行各业的客户，不分大小企业，与客户深度聊天，研究其所处行业的场景与需求。这极度消耗体力脑力，吴斐累得每天灌两瓶红牛勉力支撑。看似笨拙的方法却卓有成效，吴斐深聊了上千个客户，经过大量行业调研和场景研究，团队找准了AR眼镜可以应用的方向：面向B端，面向公安、海关、制造业、航空、工业能源、汽车、园区等场景。本质上，AR眼镜不只是一副眼镜，而是第一视角交互产品，是一套信息智能辅助工具，在融入场景与流程的过程中为人赋能。譬如，亮亮视野生产的AR眼镜被应用于警务安防、飞机巡检、制造业运维等场景，辅助提升工作效能。从2017年第四季度开始，面向B端的AR眼镜进入规模商业化阶段，每月迎来大批量商务采购。如今，亮亮视野已从行业拓荒者成为行业头部公司，为国内多个行业提供基于场景的产品与软硬件解决方案。2021年11月，在疫情以来资本愈发谨慎、标的愈发稀少的氛围下，亮亮视野获得C1轮1亿元战略投资。疫情反而凸显了亮亮视野的价值，“疫情一来都要远程，更多人知道AR真的解决问题。”融资之后，吴斐将继续在产品研发上发力。2成于“本分”互联网流传一个“飞猪理论”——“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AR曾是众人追逐的风口。几年过去，讲故事的泡沫不少，持续深耕并有所产出的并不多。蓝驰创投投资董事总经理曹巍一直在寻找AR行业的好公司。在做行业研究过程中，他筛掉很多讲故事的公司，最终选择投资亮亮视野。“整个团队在底层技术方面有非常扎实的积累，不断深挖用户需求和场景痛点，特别务实。”在曹巍看来，这是亮亮视野秀于同行的价值所在。吴斐心知肚明，他很清楚何为亮亮视野的立身之本。在他看来，公司价值背后的生命线，是做对了一件事——本分。相比科技、互联网行业常见的各种华丽“心经”，这一回答显得尤其不性感。“天雨虽宽不润无根草，佛法无边只渡有缘人。机会来临时不会给你准备的时间，你必须提前扎稳底盘。”吴斐要做一家坚守本分的公司，他所理解的本分是深度扎入场景，敏锐捕捉需求，实现AR的价值和技术突破。而所谓价值，意味着解决场景的刚需问题，“不是泡沫不是噱头，这样你心里才有底。”

“不要害怕全新的领域。”灵感是一种风险。这意味着你要走出你的舒适区，去探索那些从未涉足过的地方。作为一种练习，我每天至少要找出一件超出我舒适区的事情。有一次我和Noah

—▏中国还有多少个“小花梅”？▏夺冠女足&徐州八孩母亲：她们就是我们▏律师：反思徐州“八孩母亲事件”，首要打击“买方市场”▏刘思达：“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时代已经分崩离析

撰文/浮琪琪21世纪已过去两个十年。回溯1999年年末全球庆祝千禧年的光景，人们对即将到来的经济高速发展、信息爆炸开放的时代充满憧憬，期盼新时代一切都是崭新、有光的。然而，我们看到，过去的两个十年，并非预期般向好。经济增长逐渐放缓，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潮，国际政治变幻莫测，贫富差距不断增大，创新遭遇瓶颈，文化割裂对立，疫情绵延不绝，战争猝然爆发……大变局、不确定性成为时代特征，复杂多元的社会情绪、社会思潮裹挟人前进，身处其中的我们焦虑、冲突、撕裂、抑郁……这个社会怎么了？这些变化寓意着什么？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寻求定力和方向？《社会创新家》专访了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思达。他是北京大学法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兼任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理论、法律社会学、职业社会学等。刘思达,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1分崩离析的世界与梦想《社会创新家》：疫情两年多了，你觉得这场疫情对现代世界及生活其中的人们，真正的影响和改变是什么?刘思达：我2020年底给《读书》杂志写过一篇文章《流不动的现代性》，认为曾经流动的现代性在这个病毒肆虐、政治两极分化、排外情绪高涨的年代流不动了。如今来看，当时自己还是过于乐观了，这次疫情所带来的并不只是短暂的停滞。我们每天都在讨论疫情，最常见的是讨论感染、死亡的数字，讨论疫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这些问题当然很重要，但疫情对人的影响却没有被充分讨论。过去两年多的疫情深刻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方式。人是社会性动物，天生有与他人交流、互动的需求，这种面对面的情感交流、肢体语言和在互动中所建立的信任和联结是无法被网络取代的。我在加拿大上了近两年的网课，前段时间才慢慢恢复线下授课。我第一次当面见到已经在视频上认识很久的学生时，居然会不由自主地怀疑，虚拟世界里看到的那些名字都是真实存在的吗？疫情将人们封闭起来，缺乏社群的联结和相互支持，对我们的心理健康都产生了很大影响。除此之外，疫情还打破了现代人对日常生活的基本预期。按福柯的说法，现代人的生活是被“规训”的，每个人每天的日程都很忙，对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很确定，现代人的生活高度依赖这种预期性，这对整个现代社会的运转都非常重要。而疫情期间，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不知道能不能出门，能不能买到菜，甚至不知道何时身边的世界就不运转了。人对自己的生活和所处社会的基本预期没有了，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次疫情也让我很深刻地体会到，没有什么能磨灭人对自由的向往。疫情是一次公共卫生危机，我们每个人的个体自由都受到了许多限制，为了公共利益和健康被迫做一些必须要做的事，被迫放弃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是愿意接受这些限制的，但守规矩并不代表你不渴望更自由的生活。在空间和时间上，对个体自由的限制总是有度的，如果到了让人觉得没法生活下去的限度，即使再强大的国家、再严格的社区执行力，人也是会受不了的。在守规矩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也必须尊重每个人对个体自由的向往。《社会创新家》：提到规训，疫情期间确实感到身处各种规训中，觉得很不自由。刘思达：福柯在《规训与惩罚》里提到的规训，是人被规训了，变得很听话，但不知道是谁规训的你，也看不见权力到底在哪里。这种规训与传统社会学意义上的权力不一样，不是韦伯或马克思所谓的强制压迫的概念，而是一种弥散的、看不见的规训。比如现在的人工智能、健康码，就更像是这种弥散性的规训，权力隐藏在技术后面，从而实现对人的控制。疫情前期加拿大政府花费几千万开发了一个类似健康码的App，但不强制使用，实际上用的人很少，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后来又出台了一个疫苗护照来进行管制，但只持续了几个月，疫情缓解后疫苗护照也马上被取消了。类似这样的管控措施，应该是疫情期间的一个临时性的东西，是所谓“紧急性权力”（emergency

撰文/浮琪琪没有人料到，入职不到四年，窦璐就被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大爱清尘）理事会任命为秘书长。大爱清尘创始人王克勤专任理事长，走向幕后。1994年出生的窦璐，从大爱清尘政策研究员迅速成长为公益界少有的年轻女性领导者。为什么是她？“有坚定的人道主义信仰，能力非常突出，工作拼命。”王克勤对《社会创新家》说。窦璐忙于应对新身份带来的挑战与压力，思考的是如何推动政策以提高尘肺病农民工群体的福祉。尘肺病问题并不新鲜，更不贴近现代都市生活。在旁观者看来，窦璐似乎正站在一艘慢慢下沉的大船上。“即便如此，只要有我在，这船就不能沉。”窦璐说。窦璐，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秘书长1“社会大舞台”与大爱清尘的很多同事一样，窦璐是被王克勤“鼓动”过来的。2014年，一次讲座中，正在香港浸会大学学习电影的窦璐，被王克勤的演说打动，报名成为大爱清尘的志愿者。2015年暑期，她跟随王克勤前往湖南清塘铺镇入户调研，第一次闯进尘肺病笼罩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那些患病的家庭，如同吸引苦难的容器，一个接一个，“麻绳专挑细处断”。在清塘铺镇待了十几天，返程路上，听到收音机正播报热闹的都市日常，窦璐感到恍惚，“这两个世界差距这么大吗”？第二年，窦路毕业，回到家乡天津，入职大剧院成为一名戏剧制作人，每天忙着与各方接洽，淹没在成堆的Excel表格里。王克勤不时向她发出工作邀请。窦璐还记得，大爱清尘的工作人员在香港做调研时，每天住宿是五六十元的标准，“完全符合公益人穷苦的形象”。剧院的工作令窦璐感到意志消磨，逐渐丧失对社会的感知，她开始怀念大学那个关心社会、思考形而上问题的自己。犹疑之际，王克勤游说她，“你想做一个真正的戏剧导演，那社会就是最大的舞台啊。”怀着体验“社会大舞台”的心情，窦璐不顾家人反对，辞职加入大爱清尘。因为学习能力突出，窦璐被安排负责尘肺病的政策研究与推动，这是大爱清尘最核心的事项。在具体的尘肺病救援与预防之外，大爱清尘的终极目标是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尘肺病农民工如何获得医疗与生活保障。由于与用人单位没有劳动合同，尘肺病病发后，农民工无法获得合同工享有的职业病认定和工伤保障待遇。这意味着，尘肺病农民工无法享受全额医疗和伤残津贴，他们不得不独自承担高额医疗费，逐渐丧失劳动力，将自己与整个家庭一同拖入深渊。据窦璐调研，在尘肺病救治方面，香港有成熟的参照体例，政府设置尘肺病救助专项基金委员会来扶助尘肺病患者生活。这也是大爱清尘努力的方向，推动政府出台专项保障制度，保障尘肺病农民工基本的医疗与生活。每次入村调研，看到窦璐和同事穿着大爱清尘的马甲，村里人乌央地涌过来，向他们倾诉困难，询问政策。窦璐还记得一位尘肺病农民工的叹息，“他说，人家都是劳动致富，我是劳动致贫。”这些尘肺病农民工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社会经济腾飞做出大量贡献的人，现在却要他们独自背负代价，“像时代和社会的牺牲品”。从志愿者算起，窦璐参与了大爱清尘八年来的尘肺病政策研究和推动，撰写了五本研究白皮书，多次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操刀尘肺病建议案。王克勤称她为“国内尘肺病社会问题研究专家”，“没有人比她更了解的，她比我更权威，上到全国政协副主席邵鸿也说‘小窦是我的智囊啊，在尘肺病问题研究方面很全面很深刻’。”2从有人负责托底，到一切自己扛出任秘书长，窦璐面对的挑战，比想象得更大。她全盘负责筹款、项目与管理。王克勤曾形容窦璐“一看就不是能做筹款的”。她不擅长推介，一度排斥谈钱。面对短板，窦璐找不同的人请教，花时间补课。她告诉《社会创新家》：“我必须做好很多不是喜欢但是需要做的事，只要服务于最终的理想，我是有干劲儿的。”大爱清尘负责志愿服务的同事形容她“处女座追求完美，对自己下得去手”，加班到凌晨三四点是常态。在大爱清尘参与抗疫期间，窦璐犯了腰间盘突出，无法久坐。业务“上道儿”后，窦璐意识到，秘书长不只是单纯的称呼变化或业务变化，更多是整个人的状态变化：从有人负责托底，到一切自己扛。执掌机构后，窦璐更理解王克勤身上那些显得“固执”甚至“独断”的部分。她不再奢求每个决策都完全正确，而是有意识提高自己的“确定性”。“过强的不确定性对机构伤害更大，大家没法儿跟你一起干。”增强确定性不可避免地对机构造成多方位的改变。窦璐调整了机构的管理制度，管理风格不再是纯粹的“和和气气”，她更就事论事，也更直言不讳，比以往与同事打成一片的窦璐更“冷酷”“强硬”甚至“不近人情”。她再也无法打“王克勤牌”来推托异议与不满，也无法面面俱到，照顾每个人的感受。2021年，窦璐在大爱清尘内部首次搭建信息化系统，开创性地引进互联网公司盛行的OKR制度。她提醒自己，要坚定，被人喜欢没那么重要，机构好了大家才能好。尽管如此，在处理意见分歧时，窦璐还是比较“怂”，不像王克勤说一不二，更倾向“聊”出一致性。为保证大爱清尘的多元民主氛围，窦璐在会议室设置一个“吐槽箱”，任何人都可以匿名投纸条，就机构事项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同事们眼里，窦璐与王克勤相辅相成，关系既充满张力又动态平衡。王克勤具备作为机构开创者的领袖气质，在同事们看来，正是他的“独断”“冒进”“激愤”，才带领大爱清尘存续至今。而窦璐，作为接班人，既在核心理念上与创始人一脉相承，同时又具备新生代与众不同的鲜明特质。窦璐记不清与王克勤吵过多少次，他们时常在一间小办公室吵到外间的同事们鸦雀无声。“他出生于1964年，我出生于1994年，没有分歧才见鬼了！”窦璐形容王克勤是仗剑走天涯的人，为社会不公而激愤，而她则更为谨慎。很多时候，窦璐有意“拦”着王克勤讲话，唯恐言论为机构带来风险。而在联系政府部门、向特定对象募款时，窦璐对王克勤从“往回拉”变成“往外推”，“这些事儿上他比较‘怵’”。谈到与窦璐的分歧与争吵，王克勤对《社会创新家》笑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一点脾气和性格，还能有作为吗？”在与王克勤互动的过程中，窦璐学会了如何“向上管理”，“软硬兼施

“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备受瞩目，罪恶令人触目惊心。无数人期盼真相与正义的到来。该事件引发了关于拐卖妇女的深入讨论。在国际认知中，人口拐卖、拐骗、收买、运送等等，均视为人口贩运。这是一个古老又罪恶的社会现象，新中国成立后，人口拐卖被打击削弱，但1970年代、1980年代初以后，以拐卖妇女儿童为重点的人口买卖问题日益突出，成为1990年代的一大社会问题。关于人口拐卖，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所王金玲所长曾出版专著《中国拐卖拐骗人口问题研究》，对30余年来中国的人口拐卖拐骗重点流出和流出地、流经和流经地、流入和流入地背景与特征等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以下为书中部分研究结论。1被拐卖者从哪儿来？01

安妮安妮，北京仰信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海淀区律师协会巾帼律师团成员近日，徐州丰县“八孩母亲事件”，引发社会极大关注。从法律上来说，是否应当修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

撰文：马金芳马金芳，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法学博士，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理事如果你感受到痛苦，那么你还活着。如果你感受到他人的痛苦，那么，你才是人。

2021年对我冲击最大的事2021年一年，全美国或者全世界都被瘟疫所困，尤其是瘟疫好像起伏不定，总是产生出来新的疫情，所以这一年，大概依然是瘟疫非常严重的时期。学校停课，公司停班，大家不来往，每个人都要蒙着口罩，这是生活上很大的一个改变，而且阴影极大，到今天还是没完没了的样子。2021年让我最有成就感的事最有成就感的事就是居然可以不疼痛了。这个是了不起的大事情，居然可以逐渐过比较正常的日子。当然也不是很正常，我上床下床还要用吊索吊来吊去，我必须要配合别人的时间，否则我上了床就下不来，下了就上不去。这个是成就，就是逐渐习惯于这种状态。我习惯于我内人来喂我吃饭，因为我不能自己拿勺子拿筷子了。我的身体一直不好，1989年的一个大手术以后就一天天坏下去，去年一下子跌到底了，今年稍好一点，就习惯了。这个世界，没有哪天“西线无战事”我本来是在战乱里长大，我一辈子没有觉得哪个地方可以真正给我们安定、哪一天会真正给我们安定。世界总是哪里出现问题，没有一天是全世界什么问题都没有的，没有说哪一天“西线无战事”，今年叫我们更感觉到不定，感觉到惶恐。全球性的经济已经走了10年，一直走得还可以，可忽然，因为美国发现自己不能做头了，要把全球性的经济打下来，变成回到美国独占的经济。这个也叫我们都很惶恐，以至于我们常常感觉到我们的物资不够用了，比如说生产物资进来时，都发生了种种的刁难，种种的拦阻。到最后，所有的货柜停留在港里面，没法卸了，货柜拥挤到无法卸载。所以这也使得我们感觉到任何号称是最进步的制度、最进步的设备，到了一个人为不畅的时候，都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要重新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制度，还有我们每个人要做什么样的准备。2022年，我想对年轻朋友说的话我要跟年轻人讲，世界永远在变，今年是提醒我们世界没有一天是安静的。全世界这里动乱，那里动乱，全世界像一锅熬成的粥，都在动乱，我们不能完全安于说“我的日子好，就够了”，我们每个人要想想未来该怎么做，要想想现在该怎么做，我们不能单单说“我是自了汉”，这个世界不让你做自了汉了，每个人都会被牵扯到漩涡里，眼看着漩涡愈来愈大。天然的灾害、疾病，人为的错误，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国与国之间的不和，都使我觉得是不祥之兆，所以为了面对这种将来不可知之未来，年轻人请大家自己准备。世界如同过去一样，永远有许多难测的风云要来，你时时刻刻要准备自己面临风云，不要乱，不要慌。所以养成这个态度，你要常常想起来，要培养自己，你的欲望是不是完全能够实现？你的希望是不是可能在那里，还是你的欲望根本不能实现？或者希望不在那里？要在这方面常常想，到灾难来的时候，我该怎么处理？我能自了而不顾旁人吗？如果说我一个人要自了，不管旁人，是不是一个大的缺口会出来，而这个缺口可能正好在我离开的地方。洪水泛滥过来，把别人淹死了吗？这都是我们从年轻时候心里要准备，不要单单地说“我这里是安全的，我是一生是安全的。我的储蓄够了，我的家庭是稳定的。”不要单单这么乐观，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要能够面临祸福。福来，要想我配不配这个福；祸来，要想一下我能不能挡得住这个祸。风云变幻，是暂时的，也是永久的，我自己有没有作为其中的一份子促成了这个风云变换？要常常自省，养成一个自省、自己戒备的心情。大难来，你可以挡得住，没有大难最好，也幸运，我们过去了；有大难来，我心里有准备。真要没顶的巨浪来了，世界毁灭了，我到走的那个时刻，也该自己想，我是不是愧对别人，有愧于世，有愧于他人？就像苏格拉底，毒药喝下去了，还在想，我欠人家一只鸡没有还。大家都知道，苏格拉底被暴民的暴政以民主的方式处死了，原因是他要提醒别人常常要自己思考，常常要自己反省，就像我现在跟大家说的一样，但雅典的暴民说他在搅乱人心。我不配做真正的苏格拉底，我佩服他的精神。（本文字稿由赵欣整理）—

撰文/浮琪琪2019年12月，“不明肺炎”爆发，2020年1月7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判定“不明肺炎”为新型冠状病毒。随后1月23日，武汉“封城”，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构成“全球大流行”。谁都未能料到，这场全球疫情竟然绵延两年，造成全球505万人死亡。疫情给全人类带来的，在消逝的生命之外，多的是更隐蔽、更多层次的影响，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心理上，无论是在环境、行业还是家庭、个人上。疫情究竟改变了什么？如果说一年前我们还身处其中，茫茫然未觉其味，对疫情盲目乐观以至于无法思考疫情的深远影响。而今，疫情爆发两周年之际，是时候重新审视这场始料未及、波及全球的疫情。具体到公益领域，两年的疫情对公益机构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改变？面对当前环境和形势，公益行业又该如何应对？我们专访了三位公益从业者。张伯驹，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张伯驹银杏基金会作为面向具有社会创业家精神的青年行动者的资助型基金会，疫情以来支持了银杏伙伴及其他一线行动者围绕疫情的应急与后续行动。比如2020年，在敦和基金会与南都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下，我们迅速成立了“抗疫快速反应基金”，在信任和快速研判的基础上，对抗疫一线行动者给予支持。我们在抗疫行动中支持的公益机构，有的是原本机构所在的工作领域、地域的人群受疫情波及，机构直接面向受影响对象开展服务，比如王奕鸥所在的病痛挑战基金会（ICF），为疫情中受影响的罕见病患者提供了关键药品的通途保障。还有王莹发起的从事临终关怀的“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李红负责的服务心智障碍家庭的“融合中国”等，他们都在疫情中迅速调整工作方向，服务于受疫情影响的目标人群。还有一些机构将机构自身的资源、能力平移到抗疫急需的领域。比如从送书到送抗疫物资的“担当者行动教育基金会”，从支教到提供抗疫志愿者服务的“麦田教育基金会”等。此外，还有近20位银杏伙伴，大家超越所在地域、机构领域，在疫情爆发初期就迅速组成了“武汉银杏在行动”联合团队，并得到了众多志愿者、机构和捐赠人的支持，向湖北省疫情最紧急的地区第一时间发放了2321台制氧机和3731台血氧仪。在紧急救助期告一段落后，他们还成立了“新冠肺炎国际救助小组”，

撰文/浮琪琪2019年12月，“不明肺炎”爆发，2020年1月7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判定“不明肺炎”为新型冠状病毒。随后1月23日，武汉“封城”，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构成“全球大流行”。谁都未能料到，这场全球疫情竟然绵延两年，造成全球超500万人死亡。疫情给全人类带来的，在消逝的生命之外，多的是更隐蔽、更多层次的影响，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心理上，无论是在环境、行业还是家庭、个人上。疫情究竟改变了什么？如果说一年前我们还身处其中，茫茫然未觉其味，对疫情盲目乐观以至于无法思考疫情的深远影响。而今，疫情爆发两周年之际，是时候重新审视这场始料未及、波及全球的疫情，它到底改变了什么？带来了什么？我们采访了身处疫情中的普通人，他们分享了各自在疫情中具体而鲜活的生活。王思蒙，20岁

撰文/浮琪琪2019年12月，“不明肺炎”爆发，2020年1月7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判定“不明肺炎”为新型冠状病毒。随后1月23日，武汉“封城”，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构成“全球大流行”。谁都未能料到，这场全球疫情竟然绵延两年，造成全球超500万人死亡。疫情给全人类带来的，在消逝的生命之外，多的是更隐蔽、更多层次的影响，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心理上，无论是在环境、行业还是家庭、个人上。疫情究竟改变了什么？如果说一年前我们还身处其中，茫茫然未觉其味，对疫情盲目乐观以至于无法思考疫情的深远影响。而今，疫情爆发两周年之际，是时候重新审视这场始料未及、波及全球的疫情，它到底改变了什么？带来了什么？我们专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金锦萍，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1疫情改变了整个人类发展史《社会创新家》：疫情发生至今两周年了，想到这一点，您是什么感觉？金锦萍：两年了，时间过得飞快，总觉得2020年新冠疫情犹在眼前。两年里，疫情由凶险、不确定、似乎要平息、曙光在即、反复……这次疫情是人类与病毒之间的一场赛跑。我们不用再去等待什么时候人类最终胜利，只会让人变得十分焦躁。事实上人可以战胜疾病，但人不可能战胜病毒。新冠病毒很可能最后与人类社会共生存，我们不会再把它单列出来进行重点防控，只能接受并科学对待它，不将它视为工作、生活的暂停键，而当作一种新常态，尽力将身处其中的生活安排好。《社会创新家》：在您看来，这次大疫情真正改变了什么？金锦萍：整个人类发展历史，包括世界格局、全球化进程、世界政治与经济、文化与交流、人类社会走向等方方面面都被这次疫情彻底改变。即便疫情结束，我们也不可能再回到疫情之前的世界了。人们总觉得这次疫情很罕见，其实，病毒与人类从来都是并存的。用历史的眼光拉长来看，人类历史上遭遇过很多次诸如此类的大型公共卫生危机。那些大疫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如河道拐弯一般，历史就这么被改变了。譬如，鼠疫与东罗马帝国的覆灭，一战后西班牙大流感与世界格局的变化等。疫情让人类打破科技赋能的幻觉，重新审视所谓“大自然的主宰者”这一迷思，让人类改变傲慢的态度，重新思考自身与病毒的关系。《社会创新家》：虽然已经两年，但回顾疫情，还是会让人忍不住惊诧。我们总会惯性觉得，一切向好的发展才是正常的、应该的，不好的才是反常的，让人无法接受。金锦萍：人们承平日久，会以为人类社会本就该是和平与发展的，但事实上只是我们这几代人恰好赶上了这一和平与发展的阶段，世界并非必然或者一直如此。回看世界发展史，战争、瘟疫、宗教迫害、饥饿、贫困……人类历史、社会不是一条直线性的发展道路，充满了不确定因素，也有不少至暗时刻，甚至我们现在奉行的公平与正义，在很长时期都被遮蔽。没有说哪一种状态才是人类的常态，人类的常态就是在不断克服人性的阴暗、人类社会的负面力量、在正义与邪恶之间博弈。这个博弈过程是常态，疫情这样的所谓“非常态”反而是常态的一部分。人类恰恰是在起伏跌宕中走过来的，而不是在和平、发展和富裕中过来，这些从来不是常态，只是我们这几代人的幸运。疫情让我们这些生活在波澜不惊中的人惊醒：原来习以为常的日子是何等珍贵，“当时只道是寻常”。那么，我们需要反思：如果我们要想维持和平与发展，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能享有和平与发展，我们这代人要付出什么？《社会创新家》：截至目前，新冠疫情已造成全球超500万人死亡。金锦萍：这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背后都是鲜活的生命，很残酷。我只要一想到疫情里去世的人，尤其是最早那批，还是会心痛：那么突如其来，来不及与亲友告别便走了，甚至那时候还看不到曙光。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让我们警觉，他们用自己的死亡让我们意识到疫情是多么严重。我们安逸太久了，疫情却将我们打回原形，我们自以为科技发展，自以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战胜疾病，但一个病毒就可以造成这么多人的牺牲。如果将人类看作一个整体，如同蚂蚁为了躲避暴风雨，从河岸一边搬家到另一边，蚂蚁们抱团成球，滚入河流，激流将外层的蚂蚁冲掉，内核的蚂蚁安全抵达对岸。为了种族的繁衍与存续，那些死亡的蚂蚁做出了牺牲，尽管非常残酷，但这是一个种族生生不息的原因。2公益慈善行业呈现“结构性”特征《社会创新家》：疫情对我们的公益慈善行业有什么影响？金锦萍：就中国而言，每逢大灾年份，对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都是一个催化剂，募捐数量、慈善组织数量都会得到催化。近日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共接受境内外慈善捐赠2253.13亿元。可见，重大的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确实会相当程度上激发人们的捐赠热情。按照以往的数据分析，一个规律是，往往大灾年份过后的慈善捐赠会出现断崖式下滑，因为慈善资源被透支了。2021年慈善捐赠因极端天气导致的灾情，相比2020年没有出现严重滑坡，但是担忧依然存在。同时，疫情使得一些需要实地执行的公益项目停顿或延期。疫情也刺激慈善组织思考、反思各自在疫情防控中的角色和表现，也暴露出行业更多问题来。譬如，县域以下慈善生态的发展培育短板，社区慈善力量的匮乏与不完善，小型公益机构停摆甚至濒临终止，受疫情影响极大的弱势群体的慈善资源不足等。《社会创新家》：以两年的时间维度来看，中国公益慈善界对疫情的应对，整体是在一个什么水平上？金锦萍：很难笼统地概括整个慈善行业在疫情中的水平如何，因为慈善行主体多元，具有结构性特征，他们的疫情表现良莠不齐，喜忧参半。我在疫情发生不久之后有一个观察，得出以下观点：1、公共卫生领域的公益慈善组织或者公益专项基金表现突出。譬如新阳光基金会、韩红基金会、微笑明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等。这些公益慈善组织或者公益项目长期关注公共卫生领域，专业性强，聚焦特定项目，及时公开信息，社会动员能力强。2、行业性组织整体缺位。在早期疫情防控中，各个组织各自为政，造成信息孤岛，医疗物资等资源配置不见得合理，也无法在整个行业内部建构起协同机制。3、专业性组织优于一般性组织。专业性组织面对疫情，能体现出人才、资源、技能、做事方面的专业优势，在关键时刻表现良好。4、红十字会和慈善会的表现强于其他社会组织。他们社会动员能力强，体系性联动能力强，募集资金占据九成以上，同时也提升了信息公开能力。当然背后有很多原因，比如政府政策倾斜，路径依赖和过往有较为丰富的经验积累，近些年以来的技术赋能也为其弥补了短板。5、人合性组织优于财合性组织。人合型组织以成员为基础，志愿者团体、校友会与行业协会为首的会员制组织表现抢眼，这类人合性组织动员社会能力强，满足了应急需要大量人力资源的需求，这不是仅募集资金就可以达到的。但财合性组织也并非毫无作为，只是它们在应急阶段发挥的作用，反而不如在疫情后阶段发挥的作用大。但困于当下审计制度和公众压力，难以进行持续性资助。6、临时组织与常规组织各有千秋。疫情中，志愿者团队、饭圈、临时微信群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与常规组织相比，由于驱动机制不同，临时组织的规范约束力弱，自由度更大。7、政策倡导性社会组织几乎毫无作为。资源动员型、公益服务型组织的表现明显优于政策倡导型组织。社会协调类组织勉为其难，但政策倡导型机构几乎未能发声。结合这些因素，客观评价当前社会组织在疫情应对中的表现，方能找到当下社会组织存在的缺陷和弊端，有助于构建理想社会组织参与突发事件应对的机制和途径。当然，疫情进入新常态之后，公益慈善组织的表现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常规组织逐渐胜出，临时组织有些转化为常规组织或者常规组织的常规项目。同时，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考虑：疫情成为新常态后，如何重新研判形势，根据工作对象、社会需求变化来调整社会组织的工作内容和方式；处于热命题里的公益慈善组织，相对资源比较充沛，比如乡村振兴、疫情防控等领域，其他相对不热门的领域，社会需求增大但供应额、资源不充沛的情况下，公益组织如何保证生存；疫情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心理问题、社区问题、失业问题、返贫问题等，公益慈善组织如何面向这些问题做解决路径的新研发等。这些都是需要社会组织深入关注、思考的社会议题。3疫情揭示了真相，公益不可缺少公共性《社会创新家》：您怎么看待疫情对我们公共精神和公共生活的影响？金锦萍：疫情揭示了真相，公益不可缺少公共性。疫情前，可能很多人认为我们的生活没有公共性也可以在社会里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但疫情却如同棒喝般地告诉我们——不行，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疫情防控本身便是公共性事件，在未能形成集体免疫，又没有特效药的情形下，我们调集了几乎所有公共性措施来应对，特别是选择切断传染途径，这需要极强的公共性，否则这一路径显然无法实现。疫情让我们清晰地意识到：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只要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疫情还在，就没有哪个角落是完全安全的。《社会创新家》：社会组织在构建公共秩序和公共精神方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金锦萍：当我们讨论社会为什么需要公益慈善，我们可能从几个层面分析：第一层面，给钱给物，这一层面的公益慈善组织仿佛是金钱和物资的搬运工。第二层面，将资金、物资转化为服务，这一层面的公益慈善组织是弥补政府服务不足的服务供给者。第三层面，提供服务，同时唤醒受益人的价值、尊严和内心的力量。第四层面，深入社会治理，追溯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并对此进行社会倡导和政策倡导。每个层面的公益慈善都体现出一定的公共性，但程度不一，第四层面的公益慈善力量，他们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建和政策倡导，在这个过程中，公益慈善的公共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疫情应对中，公益慈善在上述四个层面上均有表现：无论是在疫情应对紧急驰援中，从捐赠和购买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医疗物资，到组成志愿者团队提供志愿服务，还是慈善组织根据宗旨和业务范围发挥自身特长，组织人力物力，发现和及时解决疫情下残障人士、贫困户等弱势群体所面临的生活困境；无论是为一线医护人员提供后勤保障，还是在社区层面协助政府开展疫情防控措施并力尽所能解决群众各类生活问题；无论是筹集资金支持基础科研、疫苗研发和增设公共卫生学院，还是尝试构建慈善组织联动机制……都是不同层面不同剖面的公共性的折射。还有更高的公共性要求。诚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所指出的那样，“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要对公共卫生环境进行彻底排查整治，补齐公共卫生短板。要加强市场监管，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要加强法治建设，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要系统梳理国家储备体系短板，提升储备效能，优化关键物资生产能力布局。”可见疫情检验出来我国目前所存在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所应该完善的众多议题：从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健全和应急管理能力的提升、公共卫生法治保障、野生动物保护到国家储备体系和能力的提升等等，急需慈善组织从社会倡导和政策创新等方面进行梳理和研究（或者资助其他智库进行研究），并提出完善意见。公益不可缺少公共性，甚至可以说，公共性是公益的正当性凭据之一。4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社会创新家》：疫情导致人们长期处于一种闭锁、隔绝的状态，很多人不得不长期独处，缺乏社交与人际关系，生活也空了很大一块，由此也出现一些心理问题或精神危机。您在这块有什么观察或体会？金锦萍：人本质上都是孤独的，社交只能让人不寂寞，但不可能消除人的孤独感。人生中那些最重要、最艰巨的时刻，都需要一个人独自面对和承担，生老病死莫不如是。如果不学会与自己独处，你怎么面对人生那一个个重大关卡？疫情让我们提前演练一下。人是不能一下子放空自我的。当疫情变成所有拖延症、自我放弃、自我原谅的借口，人难以消弭内心对自己的否定。相比他人的惩罚，这种自我否定更可怕，通常是抑郁的开始。要思考的是，我用什么来肯定我自己，我要怎么在疫情中依然保持生活的节奏，我究竟想要什么，为此我应该付出什么。《社会创新家》：疫情也让人们感叹人生无常，重新审视生命和死亡，对此您有哪些思考？金锦萍：我从来不觉得什么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比如生命，生命是馈赠，拥有生命是非常态，死亡才是常态。同样，困难是常态，顺利是非常态；失败是常态，成功是非常态；不如意是常态，如意是非常态……人生脆弱又无常，每天都有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死去。要思考的是，我们究竟要活成什么样，以至于让你哪一天死，你都能了无遗憾，觉得挺满足，没有虚度和辜负。如此，我们便可以将每一天都当作一个糖果，脚踏实地把这一天过好，至于是否会发生什么意外之事，那就并非人力足以把控的了。《社会创新家》：焦虑、无聊、无意义感成为现代人的情绪“病”，疫情更加重了这种精神危机，您怎么应对这些情绪？金锦萍：我不知道别人的感受，但是我体察到每次我之所以会焦虑，是因为发现在某一些阶段自己的意志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而且总想着要逃避什么。所以我想要破除焦虑，就要努力管理好自己的生活。而生活的目标假如过于单一，譬如为社会公认的一些客观的成功标准去疲于奔命，就会感到人生无趣和虚空。当我们设定了自己的目标，却急于扑向目标，将日常生活视为累赘，那人迟早要崩掉。归根到底，人还是要找到自己的使命感，想明白自己于人世间走一遭所为何来。面对这些情绪负担，不要只想着逃离，那只会恶性循环，不如面对、承认失控，告诉自己不能再继续颓废下去，将自己设立的看起来不可跨越的大困难、大目标切割成小块，每天实现一点点，在这个过程中肯定自我，内心逐渐变得丰盈，接着将这份丰盈外溢出去，能影响身边的人，挺好，影响不了，也挺好。我不是书斋型的一心向学的人，但是我想找到一小块儿地，不求闻达乐自由，长期耕耘，融会贯通，有所洞察和创造，为后来者探点路，就觉得很知足。所以我的微信签名是：爱、责任、体验与创造。—

撰文/浮琪琪2019年12月初，武汉爆发“不明肺炎”，2020年1月7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判定“不明肺炎”为新型冠状病毒。随后1月23日，武汉“封城”，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构成“全球大流行”。谁都未能料到，这场全球疫情竟然绵延两年，造成全球505万人死亡。疫情给全人类带来的，在消逝的生命之外，多的是更隐蔽、更多层次的影响，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心理上，无论是在环境、行业还是家庭、个人上。疫情究竟改变了什么？如果说一年前我们还身处其中，茫茫然未觉其味，对疫情盲目乐观以至于无法思考疫情的深远影响。而今，疫情爆发两周年之际，是时候重新审视这场始料未及、波及全球的疫情，它到底改变了什么？带来了什么？我们采访了诗人陈年喜，他生于1970年，陕西省丹凤县桃坪镇金湾村人，曾从事矿山爆破工作十六年，创作诗集《炸裂志》，和非虚构《微尘》、《活着就是冲天一喊》等文集，曾获首届中国工人诗人桂冠奖，2020年确诊尘肺，现为自由职业者。陈年喜1疫情像一只手，揭开了“虚妄”与“隐蔽”《社会创新家》：疫情两周年了，您怎么理解这场大疫情？陈年喜：疫情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从每个个体到世界格局，像是一只手，揭开了世界原本隐蔽的许多东西：政治的、经济的、人性的各种本质、矛盾、问题和虚妄。《社会创新家》：还记得疫情刚起来时，当时您在哪里？在做什么？何时认识到疫情比想象中严重？陈年喜：疫情出现时，我还在贵州一家企业做文案工作，因为地方偏僻，没有太多人注意到疫情，日子还算平静，企业和个人还有许多企划。一个月后的2020年2月，疫情加剧，武汉疫情大爆发，这时我才真正感觉到了疫情的严重。《社会创新家》：疫情这两年，您的生活日常是一种什么样的节奏和状态？身处疫情的心境经历了哪些变化？陈年喜：疫情两年来，我除了住在老家，也去全国各地做过多场文学活动，但每次都来去匆匆。总之，我的生活节奏是迟滞的，但很平静，对疫情再焦虑也无能为力。当然，疫情也浇灭了我的很多想法，比如出行和生活计划。心境要说有变化，那就是多了敬畏之心，人真的并不强大，很渺小脆弱，人们需要彼此善待。当然我也会感到焦虑，焦虑大多与疫情无关，是来自身体、生活方面的焦虑。《社会创新家》：身体方面，您指的是2020年确诊尘肺病么？现在身体状况和心绪怎么样？陈年喜：现在身体情况不太好，尘肺病不可逆，没有治疗终期，也没有治疗方法，医学的发展一直是顾此失彼的。我担心家人和孩子，孩子待在学校，更加封闭，与生活脱轨。但我并不怎么悲观，因为悲观也没有用。《社会创新家》：通常焦虑的时候，您怎么缓解？陈年喜：我缓解焦虑的方式很多，比如刷抖音。抖音是个大型社会现场，里面充斥各种生活场景和信息，是一个好窗口。这两年，我写得特别少，感觉无话可说。空余时间，我读了三本杜甫的传记，从诗歌和诗人来了解唐朝，感觉比很多史料靠谱。《社会创新家》：在疫情这个特殊时期，会想到自己以往写过的哪些诗句吗？陈年喜：写诗就是呈现自己的思考、情感与生活的细节。人都有一片自己的家园，也应该让每个人有一片自己的家园，独立经营不被侵犯。我想到很多写过的诗，比如《京西记》里的一节：京西之幽/无疑是富有的/有足够的现代可供挥霍/无数条道路从这里出发/而出发者并不清楚要去向哪里。年轻时的思绪还是开阔的/而思想随年龄日渐消磨。《社会创新家》：谈及疫情的影响，您能体会到的疫情的改变、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陈年喜：疫情影响最大的是经济，而经济又影响了很多方面。最生动的影响是，人都不敢乱花钱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疫情还会怎么样发展，大家心里都很恐惧。疫情打击了很多信心，比如人对医疗科技的信心。我个人的心情也一样，没有了很多信心，总是很无奈。从消费上，都压缩了，生活变得节俭。我一直不反对爱人在老家种地，那是最后的退路。2原本就存在的问题被疫情“背锅”《社会创新家》：您所处的环境及环境里的人，他们受疫情影响大吗？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陈年喜：我所处的环境里，疫情之下，人们并没有很夸张，还是照常生活。不过，许多矿山停产了，尤其是国外不能去了，或者滞留国外不能回来。这些人见惯生活，没有那么矫情，不过他们确实是受疫情影响最大的群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为了控制疫情，我们采取的“一刀切”的做法。当时我所在的地方，周围药店都不能卖消炎药、感冒药，这影响了很多人。比如我儿子放假在家，阑尾炎发炎，到药店不给消炎药，拖了一天，化浓了，只有手术。有些规定很矛盾，互不信任，比如有时测体温是依据，有时测核酸是依据，但有时这些什么用都没有。很多方面很幼稚。《社会创新家》：您会感到愤怒吗？如何消解自己的不理解或抑郁的情绪。陈年喜：很多事让人愤怒，但又很无力。凡事退一步就过去了，让自己麻木。人生就是激动到麻木的过程。我做的最多的还是读点书，写些东西，本来我的生活也是这样。其实，可能很多社会和生活造成的心理问题，被推卸到疫情上，很多原本就存在的问题被疫情掩盖和背锅了。《社会创新家》：您的意思是，疫情其实某种程度，是起到麻醉剂的效果？陈年喜：事有不顺，不找内因找外因，这是人性使然，大到社会、政治亦然，这是人类的致命弱点。人的非神性决定了人类不可能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最好，所以就有了不断改革或者革命。这样说有点远了。总之，当苦难来临，我们对此无力时，总需要一些理由。《社会创新家》：国外心理学家做过一个调研，讲到疫情期间人心理问题高发，被限制在某个特定的地方或条件，会让人有一种时间的扭曲感，“每一天都像是新鲜的永恒。”您的体会是怎么样的？陈年喜：不是每个人都很敏感，敏感某种程度是一种矫情吧。我的同行在矿山，他们在一座山上一住半年、一年，下山都难，形同围城，也没听说谁心理怎么样了。敏感也要资本。我觉得很多东西都被放大了，今天躺平的不仅是身体，包括年轻人，也能逆来顺受了。《社会创新家》：您怎么看待这种逆来顺受的姿态？陈年喜：逆来顺受也是一种生存智慧吧，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但也需要有一个底线。我希望我的孩子能有自己的内心坚持。3疫情让人少一些“膨胀”《社会创新家》：疫情让人慢下来，有时间思考一些以往没有机会思考的问题。您这两年有在思考哪些问题或议题吗？陈年喜：我思考的还是如何在生存的夹缝中活下来。其实，大家都一样。思考太遥远的东西，没有用，也危险。一点点去做，不要想太多，人的判断有时候是很幼稚的，特别是与事实之间。知识与知识之间并不互通。《社会创新家》：疫情让很多人开始惜命，觉得生命无常应当珍惜。陈年喜：生死无常，生活具体。彼此相近又相离。平常心，平常生，我不喜欢一惊一乍的人生和态度。《社会创新家》：疫情放大了人性的很多个侧面，这点您有哪些体会？陈年喜：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的人性是如此分化、撕裂的。今天是一个非常缺乏常识的时期，因为没有一个常识的基准，人们钻进各自的牛角尖。“进化”其实用在人性和思维方面是不太成立的，只能叫“分化”，因为让其分化的条件太充分了。《社会创新家》：很少有人谈到疫情的积极面向，您有从疫情中感到什么比较难得的、积极性的东西吗？陈年喜：疫情唯一的积极面，可能是让人少一些膨胀吧。这个世界太膨胀了。《社会创新家》：假如没有疫情，您会与现在有什么不一样？会在做什么?陈年喜：没有疫情，我还是原来的生活。疫情结束了，我还是该干嘛干嘛，能干嘛干嘛。所有人都一样。—

撰文/浮琪琪2019年12月初，武汉爆发“不明肺炎”，2020年1月7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判定“不明肺炎”为新型冠状病毒。随后1月23日，武汉“封城”，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构成“全球大流行”。谁都未能料到，这场全球疫情竟然绵延两年，造成全球505万人死亡。疫情给全人类带来的，在消逝的生命之外，多的是更隐蔽、更多层次的影响，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心理上，无论是在环境、行业还是家庭、个人上。疫情究竟改变了什么？如果说一年前我们还身处其中，茫茫然未觉其味，对疫情盲目乐观以至于无法思考疫情的深远影响。而今，疫情爆发两周年之际，是时候重新审视这场始料未及、波及全球的疫情，它到底改变了什么？带来了什么？我们采访了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他出生于新中国第一代铁路建设者家庭，父亲王镇中曾任原铁道部第二铁路工程局机电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参与建设了成渝铁路、宝成铁路、成昆铁路和坦赞铁路。王辉耀早期在国家经贸部工作，随后赴北美留学，曾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也长期担任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多年来创办企业、社团、智库，在经济、文化和公共外交上促进中国与国际开展交流。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1全球治理体系落后全球治理实践《社会创新家》：从2019年12月初疫情爆发，至今马上两年了，很难想象疫情这种非常规状态居然持续了这么久。想到疫情两周年，您对此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王辉耀：想到疫情暴发快两年了，会有一种丧失时间感的体会。当代的我们没有经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我们经历了疫情，如同经历了一次新的世界大战。疫情造成全球超过500万人死亡，让人直面生命的宝贵与脆弱。疫情对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方方面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和冲击，让我们失去了很多机会和时间，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心理压力，这些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新冠疫情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一次深刻审视和反思的契机。当然，疫情也带来新的变革，比如数字经济、虚拟经济得到极大发展。《社会创新家》：谈及疫情的影响，就您研究的国际政治方面，疫情是如何影响国际政治格局的？为何一个病毒能让整个世界“人仰马翻”，创伤甚至比战争还甚，这暴露出哪些问题？为何面对威胁，各个国家都显得十分被动。王辉耀：疫情造成史无前例的全球大闭锁，国家之间隔离、疏远，缺乏交流，只能隔空舆论战，国际关系变得更复杂，地缘政治更紧张。别说贸易战这样的冷战，甚至疫情大战导致军事热战也有可能，而核武器时代的军事大战甚至可能造成人类毁灭。

伴随着公益行业的快速发展，公益学学科的建设日益凸显重要性。为完善公益学的学科定位和理论建构，进而持续推动公益创新与公益形成更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特举办“公益经济学”研讨会。诚邀各单位专家学者参会交流，包括青年学者、在读研究生等不吝投稿参与。现将研讨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会议主题公益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分议题1，经济学中的公益行为2，公益行为的成本与收益分析3，公益行为与行为经济学4，公益经济学的方法论会议组织倡议人：徐永光、符钢战主办方：南都公益基金会、上海市展望发展学院承办方：北京止于至善文化院、《社会创新家》会议时间与地点时间：2021年12月28日地点：腾讯会议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12月25日联系方式会务邮箱：hywh06@163.com联系人：韩莎莎，13303666790附录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创始人、名誉理事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创始人，著有《公益向右

—▏教育大变革？专访北大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我们对教育的理解太狭隘！▏许纪霖：感到深度的无聊，因为我们总是生活在表层▏许纪霖：身处大时代，却不得不以小时代的方式活着▏“消除对妇女暴力日”，专访冯媛

—▏社会创新家（公益领导者）课程｜陈浩武：公益事业与人类文明▏许纪霖：感到深度的无聊，因为我们总是生活在表层▏许纪霖：身处大时代，却不得不以小时代的方式活着▏“消除对妇女暴力日”，专访冯媛

—▏纵横正有凌云笔——李小云教授《公益的元问题》评点▏许纪霖：感到深度的无聊，因为我们总是生活在表层▏许纪霖：身处大时代，却不得不以小时代的方式活着▏“消除对妇女暴力日”，专访冯媛

撰文/叶正猛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叶正猛亦师亦友、公益学家李小云教授的《公益的元问题》出版了！作为联袂推荐人之一，我最早读到了这本书的word文档，出版之后我又第一时间购得纸质书阅读，受益匪浅。深以为是慈善公益人、社会思考者的“精神盛宴”，很值得推介一读！徐永光老师为该书作序，标题很高大上——“解慈善文化，释公益文明”，给予很高评价。序言开篇便说：“知道这位跨界闯入公益的‘云教授’思想高耸入云”（一次聚会大家称李小云教授为“云教授”）。我的脑海里顿时跳出了古代诗人元好问的一句诗：“纵横正有凌云笔。”

撰文/陈嘉俊（陈嘉俊，“拜客绿色出行”创始人，曾担任顺德创新创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北京益行者基金会秘书长等）1高高拿起与轻轻放下的纠结我与李小云（著名发展学家，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老师在真实世界相遇（不算网络上和论坛上的交集），应该是在北大光华益行者的课堂上。当时我对小云老师对公益的纠结是十分不满——我心想，我们是要来学习的，不是来听你吐槽的。多年以后，我在“社会创新家（公益领导者）”课程上再次听到小云老师的讲课，对小云老师内心的那种纠结，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同情和共情。没有付出那样的心力，又怎么会有这样的哀叹呢？没有深刻的思考，又怎么会有无可奈可呢？没有对中国公益现状的批判，又怎么会有这般纠结呢？在基金会行业多年，我才逐渐体会到那种用力地拿起的使命感，以及又自动自觉轻轻放下的无力感。正因为小云老师的真诚与自我的表达方式，读小云老师的大作《公益的元问题》，如能如他同理，我想会看到书本背后的星辰大海吧。2公益的元问题有唯一答案吗？公益的元问题有唯一答案吗？如果把公益上升到一种哲学层面而不是一个行业层面，我想这是一个多元的开放题。“公益”这个词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它不仅仅指一个行业、职业，以及一种社会关系的构成，它在部分人来说，就是一种接近宗教信仰的存在（或者是替代了宗教信仰的存在）。正因为我们的社会有很多缺失的信仰以及公共乃至政治参与的空间，反过来公益则是有泛化的倾向。经济上谈善经济，社会服务领域谈公共情怀。不是说不应该，而是从侧面反映了我们在其他领域的空间之有限。也正因如此，当我们去谈论公益的概念和话题的时候，大部分的情况下是容易“鸡同鸭讲”的。公益市场化也好，公益原教旨主义也好，争吵皆因大家的“公益”不一样。所以，小云老师其实也没有给读者一个下定义的句式来回答“公益的元问题”是什么（本来书名就不是“公益的本质问题是什么”），而是透过讲述自己所看到的公益的方方面面，给读者呈现了一个多元世界的公益。3公益的不变是什么？这么多主义，这么多问题，恐怕单单一本《公益的元问题》是没办法完全囊括的。但如果你想知道最直观和“不变”的因子，这本书已经讲了很大一部分。小云老师从捐赠到公益的困惑、再到公益与资本等板块逐渐展开，以价值观和设问开始，又以具体的事件和案例注脚，不像教科书却胜似教科书。只是，小云老师的书非常克制，并不像灌输太多个人的倾向。因此，你得尝试读完第一遍之后，重新去看看他提出的问题（或者纠结），可能你的“不变”就隐藏其中。小云老师也非常谦虚地说，他真正从公益的行外人变成行内人是从2015年参与河边村的实践开始的。所以我斗胆说一句：公益的答案在每个人的心中，而小云老师的答案在河边村。4商业向善与公益向商的困局《公益的元问题》书中多次提到徐永光老师提出的“公益向右，商业向左”的观点，小云老师也提出了深刻的担忧和疑惑。我个人非常同意小云老师提到的“如果把一般意义上的解决社会问题作为公益的核心价值，就有可能丧失公益作为调节财富分配这个隐形社会契约的功能，同时，也有可能让公益失去其特有的社会价值。”这几年，尽管我们一边大力倡导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但在中国这种公益慈善发育不良，行业生态不健全，核心价值观、共识还不牢固的情况下，很容易让中国的公益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直接进入公益资本的时代。但我想追问的是：请问我们的社会、政府、舆论环境，包括最基本的慈善服务和公共伦理，准备好了吗？恐怕，公益资本很容易沦为新瓶装旧酒的困境。—

撰文/浮琪琪1999年12月1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指定11月25日为“国际消除对女性使用暴力日”。近几年，女性议题屡次成为社会热议的重心。2020年被媒体称为“女性主义元年”，女性被看见，与女性有关的话题、新闻引发讨论和争议。遗憾的是，这些热门话题正反映了女性当下面临的问题与困境：月经贫困、月经羞耻、家庭暴力、PUA、女性被杀害、性骚扰、性侵害……暴力是近些年女性热门话题、事件的共同特征，区别在于不同的形式与表象。林林总总的针对女性的暴力，令人困惑：为何相似的暴力总在不断重复发生？为何女性总是性别暴力的受害者？我们的社会何以成为性别暴力的温床？性别暴力该如何被消除？就这些问题，我们访谈了"雅芳-为平妇女支持热线“（15117905157）负责人冯媛女士。她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亲历者，曾参与发起过多家促进性别平等的民间机构，担任过原“反对家庭暴力网络“/“北京帆葆”负责人，曾任汕头大学妇女研究中心教授，二十多年来致力于性别平等、性别权益推动工作，参与反家暴法出台、众多反性别暴力的公共事件，是目前国内公共领域最活跃的女权主义者之一。冯媛，"雅芳-为平妇女支持热线“（15117905157）负责人1性别暴力源于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社会创新家》：性别暴力成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一个话题，您怎么定义性别暴力？性别暴力的本质和原因是什么？冯媛：性别暴力是指因为性别的规范、性别的分工和性别的权力关系导致的身体、心理、性和经济等方面的暴力行为，或者威胁采取暴力行为。性别暴力根源于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并进一步强化这种关系，性别暴力可能会涉及男女老少，但通常是针对女性，所以性别暴力常与“针对女性的暴力”一词交替使用。这个定义是联合国相关文件、国际社会的共识。《社会创新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您长期从事女性权益工作，这么长周期观察、参与下来，针对女性的暴力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冯媛：针对女性的暴力，是从无名到有名，总体发展趋势是逐渐被命名、被放在性别暴力框架下看待。就像人近视，以前没有配眼镜，很多东西看不到，就以为不存在，后面配了眼镜，才看得清楚。针对女性的暴力表现形式多样，以往的名称有调戏妇女、揩油、吃豆腐、打老婆、溺杀女婴、虐待家庭成员，其表现还包括强迫怀孕、强迫流产、经济剥削和控制等等，但之前从来没有被命名为“针对女性的暴力”。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在妇女运动推动下，联合国通过宣言，将林林总总的暴力行为命名为“针对妇女的暴力”。有命名后就有了更多的倡导，以及后续对受害者的一系列法律政策和服务。我国上世纪80年代就有妇女热线，当时主要关注婚姻家庭问题，没有特别涉及暴力这块，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民间和政府的反家暴热线。针对女性的暴力的总体趋势是，从无名到有名，从法律不完整、不系统到法律逐渐健全，从基本没有服务到逐渐建立对暴力受害者的服务。《社会创新家》：2014年您和伙伴们成立“为平”妇女机构，开设了中国首条全年无休、专门服务遭性别暴力妇女的热线。几年下来，您对中国女性的真实处境，总体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观感？呈现出哪些变化或特点？冯媛：我们热线今年得到雅芳支持，冠名为“雅芳-为平妇女支持热线”。拨打热线的主要是中青年女性，有时也有男性。地域上，全国各地都有，还有一些在国外的。偶尔遇到老年女性，暴露出热线覆盖范围很难顾及这些少上网的老年群体。最早，中央电视台的反家暴专题片播了我们热线号码，农村女性来电比较多，后来我们没有什么机会在主流媒体上打出号码，主要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流传，于是城市女性逐渐占了多数。因为信息壁垒，我们还接触不到更多的农村女性。大部分求助者都是有工作的，也有主持家务的，职业多种多样，也接到过女警察、女法官的来电，她们也同样会遇到家暴问题。这些年热线能体现出几个变化：2018年前，几乎全是家庭暴力求助，性骚扰、性侵害的相关求助很少，2018年后，性骚扰、性侵害求助增多。比如2021年截至10月中旬的统计显示，家暴求助占70%左右，而遭遇性骚扰、性侵害的求助占20%左右。前来求助的人，也从多年前只是哭诉，变得有清晰明确的诉求，比如她们会想搞清楚如何申请保护令、如何申请离婚等。她们也会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被家暴了、被性侵了，能说出来，因为知道不是自己的错。《社会创新家》：与世界范围内女性普遍遇到的问题相比，中国女性面临的问题有什么特殊性吗？某些问题会表现得更突出吗？冯媛：中国女性面临的绝大多数问题不是独一无二的，在其他国家也存在，人类社会还是有相当的共通性。另外，当我们说“中国女性”的时候，要注意中国幅员辽阔，中国女性人口众多，不是只有一张面孔，而是很多张面孔，女性面临的问题也因为所处的地域、阶层、受教育程度、户口所在地、民族和其他人文背景等差异而有所不同。但一般来说，在性别暴力方面，中国女性面临的问题也有一定的特殊性：比如，性别选择性流产。本质上这是一种强迫性流产，所谓“强迫”，不是只有用拳头、凶器的叫强迫，还有其他很多形式，比如不流产女胎或没有生男孩会影响婚姻、家庭关系，甚至被施暴、被离婚等。性别选择性流产在城市、农村、很多民族中都存在，持续范围广、时间长，包含了很多妇女权益和性别平等议题，最受媒体关注的结果是当下中国多出3000多万适龄男性，他们的择偶难广为人知。比如，彩礼问题。联合国有关法律建议文件将彩礼列为有害习俗，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目标中要杜绝的现象，因为彩礼是将女性物化、商品化。不管我们用多么美妙的说辞，认为彩礼是对女方父母的补偿、小家庭的启动金、新娘婚后的保险等等，不管彩礼怎么使用，但彩礼本身的存在，乃至彩礼还会和女方头婚、二婚、学历、样貌挂钩，本质上就是物化女性，“按质论价”，把针对女性的暴力包装为给女性的一种甜头。比如，逼婚逼嫁逼生。父母支配子女的恋爱婚姻生育，成年子女支配老年父母的恋爱婚姻，都是中国常见的性别暴力形式。这与我们强调家庭本位、父权制家庭的儒家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社会创新家》：谈及彩礼，也是近些年被热议的话题，人们辩论现代独立女性应不应该要彩礼，一方面觉得被物化不应该，但很多人也赞成彩礼是对女性因为结婚带来的各种损失的经济补偿，是对婚内女性生存权益的经济保障，好像彩礼也并非一无是处。冯媛：从微观的角度，从纯粹交换的角度，好像要彩礼言之有理，但站在性别平等角度，将妇女看作一个有主体性的人的角度，彩礼是男性中心社会对女性的明码标价，看上去是给女性或她们的原生家庭的一点补偿，其实相当于是胡萝卜加大棒，对男性中心结构不仅毫发无损，甚至还是在巩固男主女从的结构。无论彩礼有多高价，都是低估了女性，因为每个女性原本应该是无价的，不是可以放到货架上的活商品。至于要不要彩礼，这个问题不应该甩给女性来解决，要每个女性表态说不要彩礼，似乎彩礼的问题是女性造成的一样。联合国关于侵害妇女的立法手册及其补编中明确提到，无论是民法、普通法、宗教法或习惯法都不能授意为了完婚而支付新娘彩礼或嫁妆。立法应当：•

在这个空间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纯粹。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里面，不该有“系统世界”中的金钱、权力的主宰与支配，作为一种理想状态，人与人之间没有利益纠葛，是情感与伦理的互动。

许纪霖：年轻人把爱情和婚姻分得清清楚楚，爱情是爱情，婚姻是婚姻。对这种计算，我持一种有条件的同情和有限度的支持，因为婚姻不仅靠感情维系，还需要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是多重考量的结果。

▏公益数字化是“无依之地”？郝南：数字化的前提是行业基础建设

“你怎么什么都不说了？”偶有朋友问询，问那个从前挥斥方遒、敢怒敢言的王克勤缘何变了。他只扯起嘴角挤出一个笑便是回应。王克勤有了新的角色——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他的一言一行与“大爱清尘”捆绑。

数字化要建设好，公益领域没有100个高质量的团体标准是做不到的。想在每个领域单独造一个指标体系，很耗费时间、精力和金钱，需要一个3-5年的长期规划，分阶段走，坚决执行，不能第一年看不到效果就不做了。

9月5日，2021“99公益日”的第五天，腾讯公益平台出现一起涉嫌套捐事件，引起关注。很快，腾讯公益于9月6日通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下的“不要烫伤我的童年”项目涉嫌违反《2021年99公益日规则》。

所以，整体而言，不能孤立地看待第三次分配，甚至认为第三次分配要承担非常大的责任，这是偏颇的。只有系统地看待三次分配，并且意识到三次分配的不同机制，才可能客观地看待这次会议精神对于我国公益领域的影响。

王振耀："99公益日"背后演变的逻辑，不是简单的捐赠盛宴，而是把捐赠变成一个普及慈善意识的过程，鼓励公众积极地、有组织地、理性且深入地捐赠，是一个企业、公益行业、公众与整个国家、社会深入融合的过程。

而中国哲学家则显得更为实用主义，其所讨论的问题多是形而下的，譬如建立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尽管道家提出“道生万物”，墨家提出“天志”，但究其本质为自然主义观念。春秋战国哲学总体呈现一元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