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两周年反思】金锦萍：疫情揭示了真相，公益不可缺少公共性

我们专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

《社会创新家》：疫情发生至今两周年了，想到这一点，您是什么感觉？

金锦萍：两年了，时间过得飞快，总觉得2020年新冠疫情犹在眼前。两年里，疫情由凶险、不确定、似乎要平息、曙光在即、反复……

这次疫情是人类与病毒之间的一场赛跑。我们不用再去等待什么时候人类最终胜利，只会让人变得十分焦躁。事实上人可以战胜疾病，但人不可能战胜病毒。

新冠病毒很可能最后与人类社会共生存，我们不会再把它单列出来进行重点防控，只能接受并科学对待它，不将它视为工作、生活的暂停键，而当作一种新常态，尽力将身处其中的生活安排好。

《社会创新家》：在您看来，这次大疫情真正改变了什么？

金锦萍：整个人类发展历史，包括世界格局、全球化进程、世界政治与经济、文化与交流、人类社会走向等方方面面都被这次疫情彻底改变。即便疫情结束，我们也不可能再回到疫情之前的世界了。

人们总觉得这次疫情很罕见，其实，病毒与人类从来都是并存的。用历史的眼光拉长来看，人类历史上遭遇过很多次诸如此类的大型公共卫生危机。那些大疫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如河道拐弯一般，历史就这么被改变了。譬如，鼠疫与东罗马帝国的覆灭，一战后西班牙大流感与世界格局的变化等。

疫情让人类打破科技赋能的幻觉，重新审视所谓“大自然的主宰者”这一迷思，让人类改变傲慢的态度，重新思考自身与病毒的关系。

《社会创新家》：虽然已经两年，但回顾疫情，还是会让人忍不住惊诧。我们总会惯性觉得，一切向好的发展才是正常的、应该的，不好的才是反常的，让人无法接受。

金锦萍：人们承平日久，会以为人类社会本就该是和平与发展的，但事实上只是我们这几代人恰好赶上了这一和平与发展的阶段，世界并非必然或者一直如此。

回看世界发展史，战争、瘟疫、宗教迫害、饥饿、贫困……人类历史、社会不是一条直线性的发展道路，充满了不确定因素，也有不少至暗时刻，甚至我们现在奉行的公平与正义，在很长时期都被遮蔽。

没有说哪一种状态才是人类的常态，人类的常态就是在不断克服人性的阴暗、人类社会的负面力量、在正义与邪恶之间博弈。这个博弈过程是常态，疫情这样的所谓“非常态”反而是常态的一部分。

人类恰恰是在起伏跌宕中走过来的，而不是在和平、发展和富裕中过来，这些从来不是常态，只是我们这几代人的幸运。疫情让我们这些生活在波澜不惊中的人惊醒：原来习以为常的日子是何等珍贵，“当时只道是寻常”。

那么，我们需要反思：如果我们要想维持和平与发展，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能享有和平与发展，我们这代人要付出什么？

《社会创新家》：截至目前，新冠疫情已造成全球超500万人死亡。

金锦萍：这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背后都是鲜活的生命，很残酷。我只要一想到疫情里去世的人，尤其是最早那批，还是会心痛：那么突如其来，来不及与亲友告别便走了，甚至那时候还看不到曙光。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让我们警觉，他们用自己的死亡让我们意识到疫情是多么严重。

我们安逸太久了，疫情却将我们打回原形，我们自以为科技发展，自以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战胜疾病，但一个病毒就可以造成这么多人的牺牲。

如果将人类看作一个整体，如同蚂蚁为了躲避暴风雨，从河岸一边搬家到另一边，蚂蚁们抱团成球，滚入河流，激流将外层的蚂蚁冲掉，内核的蚂蚁安全抵达对岸。为了种族的繁衍与存续，那些死亡的蚂蚁做出了牺牲，尽管非常残酷，但这是一个种族生生不息的原因。

《社会创新家》：疫情对我们的公益慈善行业有什么影响？

金锦萍：就中国而言，每逢大灾年份，对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都是一个催化剂，募捐数量、慈善组织数量都会得到催化。近日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共接受境内外慈善捐赠2253.13亿元。可见，重大的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确实会相当程度上激发人们的捐赠热情。

按照以往的数据分析，一个规律是，往往大灾年份过后的慈善捐赠会出现断崖式下滑，因为慈善资源被透支了。2021年慈善捐赠因极端天气导致的灾情，相比2020年没有出现严重滑坡，但是担忧依然存在。

同时，疫情使得一些需要实地执行的公益项目停顿或延期。疫情也刺激慈善组织思考、反思各自在疫情防控中的角色和表现，也暴露出行业更多问题来。譬如，县域以下慈善生态的发展培育短板，社区慈善力量的匮乏与不完善，小型公益机构停摆甚至濒临终止，受疫情影响极大的弱势群体的慈善资源不足等。

《社会创新家》：以两年的时间维度来看，中国公益慈善界对疫情的应对，整体是在一个什么水平上？

金锦萍：很难笼统地概括整个慈善行业在疫情中的水平如何，因为慈善行主体多元，具有结构性特征，他们的疫情表现良莠不齐，喜忧参半。我在疫情发生不久之后有一个观察，得出以下观点：

1、公共卫生领域的公益慈善组织或者公益专项基金表现突出。譬如新阳光基金会、韩红基金会、微笑明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等。这些公益慈善组织或者公益项目长期关注公共卫生领域，专业性强，聚焦特定项目，及时公开信息，社会动员能力强。

2、行业性组织整体缺位。在早期疫情防控中，各个组织各自为政，造成信息孤岛，医疗物资等资源配置不见得合理，也无法在整个行业内部建构起协同机制。

3、专业性组织优于一般性组织。专业性组织面对疫情，能体现出人才、资源、技能、做事方面的专业优势，在关键时刻表现良好。

4、红十字会和慈善会的表现强于其他社会组织。他们社会动员能力强，体系性联动能力强，募集资金占据九成以上，同时也提升了信息公开能力。当然背后有很多原因，比如政府政策倾斜，路径依赖和过往有较为丰富的经验积累，近些年以来的技术赋能也为其弥补了短板。

5、人合性组织优于财合性组织。人合型组织以成员为基础，志愿者团体、校友会与行业协会为首的会员制组织表现抢眼，这类人合性组织动员社会能力强，满足了应急需要大量人力资源的需求，这不是仅募集资金就可以达到的。但财合性组织也并非毫无作为，只是它们在应急阶段发挥的作用，反而不如在疫情后阶段发挥的作用大。但困于当下审计制度和公众压力，难以进行持续性资助。

6、临时组织与常规组织各有千秋。疫情中，志愿者团队、饭圈、临时微信群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与常规组织相比，由于驱动机制不同，临时组织的规范约束力弱，自由度更大。

7、政策倡导性社会组织几乎毫无作为。资源动员型、公益服务型组织的表现明显优于政策倡导型组织。社会协调类组织勉为其难，但政策倡导型机构几乎未能发声。

结合这些因素，客观评价当前社会组织在疫情应对中的表现，方能找到当下社会组织存在的缺陷和弊端，有助于构建理想社会组织参与突发事件应对的机制和途径。

当然，疫情进入新常态之后，公益慈善组织的表现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常规组织逐渐胜出，临时组织有些转化为常规组织或者常规组织的常规项目。

同时，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考虑：

疫情成为新常态后，如何重新研判形势，根据工作对象、社会需求变化来调整社会组织的工作内容和方式；处于热命题里的公益慈善组织，相对资源比较充沛，比如乡村振兴、疫情防控等领域，其他相对不热门的领域，社会需求增大但供应额、资源不充沛的情况下，公益组织如何保证生存；疫情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心理问题、社区问题、失业问题、返贫问题等，公益慈善组织如何面向这些问题做解决路径的新研发等。这些都是需要社会组织深入关注、思考的社会议题。

《社会创新家》：您怎么看待疫情对我们公共精神和公共生活的影响？

金锦萍：疫情揭示了真相，公益不可缺少公共性。疫情前，可能很多人认为我们的生活没有公共性也可以在社会里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但疫情却如同棒喝般地告诉我们——不行，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疫情防控本身便是公共性事件，在未能形成集体免疫，又没有特效药的情形下，我们调集了几乎所有公共性措施来应对，特别是选择切断传染途径，这需要极强的公共性，否则这一路径显然无法实现。

疫情让我们清晰地意识到：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只要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疫情还在，就没有哪个角落是完全安全的。

《社会创新家》：社会组织在构建公共秩序和公共精神方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金锦萍：当我们讨论社会为什么需要公益慈善，我们可能从几个层面分析：

第一层面，给钱给物，这一层面的公益慈善组织仿佛是金钱和物资的搬运工。

第二层面，将资金、物资转化为服务，这一层面的公益慈善组织是弥补政府服务不足的服务供给者。

第三层面，提供服务，同时唤醒受益人的价值、尊严和内心的力量。

第四层面，深入社会治理，追溯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并对此进行社会倡导和政策倡导。

每个层面的公益慈善都体现出一定的公共性，但程度不一，第四层面的公益慈善力量，他们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建和政策倡导，在这个过程中，公益慈善的公共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疫情应对中，公益慈善在上述四个层面上均有表现：无论是在疫情应对紧急驰援中，从捐赠和购买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医疗物资，到组成志愿者团队提供志愿服务，还是慈善组织根据宗旨和业务范围发挥自身特长，组织人力物力，发现和及时解决疫情下残障人士、贫困户等弱势群体所面临的生活困境；无论是为一线医护人员提供后勤保障，还是在社区层面协助政府开展疫情防控措施并力尽所能解决群众各类生活问题；无论是筹集资金支持基础科研、疫苗研发和增设公共卫生学院，还是尝试构建慈善组织联动机制……都是不同层面不同剖面的公共性的折射。

还有更高的公共性要求。诚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所指出的那样，“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要对公共卫生环境进行彻底排查整治，补齐公共卫生短板。要加强市场监管，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要加强法治建设，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要系统梳理国家储备体系短板，提升储备效能，优化关键物资生产能力布局。”

可见疫情检验出来我国目前所存在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所应该完善的众多议题：从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健全和应急管理能力的提升、公共卫生法治保障、野生动物保护到国家储备体系和能力的提升等等，急需慈善组织从社会倡导和政策创新等方面进行梳理和研究（或者资助其他智库进行研究），并提出完善意见。

公益不可缺少公共性，甚至可以说，公共性是公益的正当性凭据之一。

《社会创新家》：疫情导致人们长期处于一种闭锁、隔绝的状态，很多人不得不长期独处，缺乏社交与人际关系，生活也空了很大一块，由此也出现一些心理问题或精神危机。您在这块有什么观察或体会？

金锦萍：人本质上都是孤独的，社交只能让人不寂寞，但不可能消除人的孤独感。人生中那些最重要、最艰巨的时刻，都需要一个人独自面对和承担，生老病死莫不如是。如果不学会与自己独处，你怎么面对人生那一个个重大关卡？疫情让我们提前演练一下。

人是不能一下子放空自我的。当疫情变成所有拖延症、自我放弃、自我原谅的借口，人难以消弭内心对自己的否定。相比他人的惩罚，这种自我否定更可怕，通常是抑郁的开始。要思考的是，我用什么来肯定我自己，我要怎么在疫情中依然保持生活的节奏，我究竟想要什么，为此我应该付出什么。

《社会创新家》：疫情也让人们感叹人生无常，重新审视生命和死亡，对此您有哪些思考？

金锦萍：我从来不觉得什么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比如生命，生命是馈赠，拥有生命是非常态，死亡才是常态。同样，困难是常态，顺利是非常态；失败是常态，成功是非常态；不如意是常态，如意是非常态……

人生脆弱又无常，每天都有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死去。要思考的是，我们究竟要活成什么样，以至于让你哪一天死，你都能了无遗憾，觉得挺满足，没有虚度和辜负。如此，我们便可以将每一天都当作一个糖果，脚踏实地把这一天过好，至于是否会发生什么意外之事，那就并非人力足以把控的了。

《社会创新家》：焦虑、无聊、无意义感成为现代人的情绪“病”，疫情更加重了这种精神危机，您怎么应对这些情绪？

金锦萍：我不知道别人的感受，但是我体察到每次我之所以会焦虑，是因为发现在某一些阶段自己的意志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而且总想着要逃避什么。

所以我想要破除焦虑，就要努力管理好自己的生活。而生活的目标假如过于单一，譬如为社会公认的一些客观的成功标准去疲于奔命，就会感到人生无趣和虚空。当我们设定了自己的目标，却急于扑向目标，将日常生活视为累赘，那人迟早要崩掉。

归根到底，人还是要找到自己的使命感，想明白自己于人世间走一遭所为何来。

面对这些情绪负担，不要只想着逃离，那只会恶性循环，不如面对、承认失控，告诉自己不能再继续颓废下去，将自己设立的看起来不可跨越的大困难、大目标切割成小块，每天实现一点点，在这个过程中肯定自我，内心逐渐变得丰盈，接着将这份丰盈外溢出去，能影响身边的人，挺好，影响不了，也挺好。

我不是书斋型的一心向学的人，但是我想找到一小块儿地，不求闻达乐自由，长期耕耘，融会贯通，有所洞察和创造，为后来者探点路，就觉得很知足。所以我的微信签名是：爱、责任、体验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