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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森林|华语是华社的粘合剂

张森林 华语HUAYU
202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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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是华社的粘合剂

张森林

今年3月10日和4月18日，《联合早报•言论》先后发表胡林生的《方言的消失是历史必然吗？》和拙文《方言与华语之辩》，随即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热烈讨论，至7月29日为止，参与讨论的17位作者总共在《联合早报》的“言论”版和“想法”版共发表27篇议论文。他们包括教育部华文专科前视学、退休报人、写作人、义工、商人、编辑、记者、会计师、工程师、语言学学生、语文工作者、童书创作者、翻译员等；其中，退休报人庄永康发表了五篇。在这些议论文中，有者从文化情感的层面上拥抱、支持方言。作者认为，方言是母亲的语言，承载着传统的中华文化，包括内容丰富的地方戏曲；他们写下亲身经历，这种深厚的文化情感是不能割舍的，例如沈璧浩的《从亲身学习经验看方言与华语论争》、卢丽珊的《方言，被轻估的文化密码》、区如柏的《我不愿看到方言躺平清零》。第二类的方言支持者是从理论和技术或宏观历史层面，来分析方言对华语学习的助力，方言的文化传承能力，认为人的大脑是可以同时承受多语学习的，从而质疑当局的方言政策，例如胡林生的《理论和实践的验证——论华语和方言》、徐李颖的《方言华语之争与语言特性》、沈嘉恩的《华语与方言的推广不应互相排斥》。其中，徐李颖的质疑尖锐而典型：“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身份认同，一定要通过一种统一语言来实现吗？母语非得是单一的语言或方言吗？”这段话让我想起2019年，郭振羽教授在华族文化中心举行的一场演讲中，指出在“郭”的汉语拼音“ɡuō”之外，总共有36种由英文字母拼写的方言发音，包括“Gerk”“Kay”“Keh”等等。以此类推，如果没有统一的汉语拼音，百家姓就应该有数千种英文拼音。这种紊乱的局面难道就有利于族群团结和身份认同？反观支持华语作为华人共同语的国策者，从国家层面上认为华语比方言更能够团结华族，在文化传承上不会比方言逊色，更是国情所需，例如庄永康的《华语华文的传承大任》《纠正“偏颇”改善华文教学》《再为华语说几句打气话》等。今年5月底，推广华语运动委员会第一任主席欧进福在接受早报记者蓝云舟釆访时的谈话，以及7月27日前国会议员吴俊刚的《华社应继续协力推广华语》一文，具有指标意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新加坡曾发生不同籍贯的华社帮派之间，为了族群利益而冲突争斗的不幸事件。欧进福强调：“我们应该记得历史上，方言族群之间的隔离、分化和对抗。华语是除了英语外，团结华社的共同语言。”庄永康在《纠正“偏颇”改善华文教学》中也指出：“从社会层面看，1993年华社最高代表——中华总商会，废除帮派选举制度，确定华文华语地位的章程修改，说明了一切。”我隐隐感觉到，1979年当局推行推广讲华语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以华语打破不同籍贯之间的方言隔阂，作为华社一体化的粘合剂。2022年7月，在郭振羽与罗福腾合著的《多元和统一——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一书中，两个图表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第一个是1957年新加坡的人口普査，在当时144万5929的总人口基数中，使用福建话（厦门、泉州、漳州和台湾四地的闽南话之本土统称）者占30%，几乎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使用华语者仅占0.1%。第二个图表是1979年4月，环境发展部在九个市场和熟食中心调查顾客和华族摊贩之间的用语，“发现在大约53%至55%的情况下，顾客与华族摊贩之间以福建话交谈。这个比率远超过福建方言群人口在华族人口中的比例，足见有许多不是以福建话为母语的人也都以福建话为公共场合中的通用语”。这项调査，是时任李光耀总理要求进行的几项调查之一,看看人们在巴士上和小贩中心讲的是什么语言。调查结果，坚定了李光耀展开推广华语运动的决心。我对这两个图表的解读是，如果当时政府对民间语言的使用继续采取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态度，福建话很可能在新千福年之前，发展成为华社的共同语。吴俊刚表达了他对华人“把英语当作母语，在学校学华语感觉和白人一样困难”的现象的担忧，并认为“对这样的语文发展趋势，华社理应有一定的危机感才对，也应及时集思广益，继续协力推广华语，更应设法扭转华语在家庭和社会上的颓势”。他批评目前“有些团体和会馆反而更重视方言，每年花大钱落力搞起方言文化活动”，民间团体如宗乡会馆是文化生态链的重要一环，在文化传承上有一定的推动意识和维护力量。例如，新加坡福州会馆在1999年成立小作家学会，在《新加坡福州会馆成立“小作家学会”计划书》中，我真切地听到会馆领导人的忧思：“我们极担忧在注重英语以面向世界的当儿，将造成华语华文失去扮演母语的角色。语文是民族的根本，缺乏对母语的掌握，也将导致文化断层。”从1995年迄今，在数任会长领导下，福州会馆已与新加坡华文教师总会、新加坡作家协会等文教组织联办多届全国小学现场华文写作比赛，并设有非华族学生赛组，具有跨族文化传播的交流意义。作为文化团体的新加坡作协，很早就表态支持推广华语运动。在1979年12月出版的《文学》半年刊第4期，编委在《我们支持“推广华语”运动》一文中写道：“第一、正如大家所说的，华语是华人共同的语言；有了这样一种语言，不但可以加强华人之间的联系，使他们摒除过去狭隘的乡亲观念，同时也可以使他们在日常的接触上，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不便。第二、把我们日常所应用的语言，减少到只剩下四种官方语言，对于培养爱国意识，也有间接的帮助和作用。以华人来说，他们可以慢慢地不再注意到自己是福建人、广东人、潮州人、琼州人或者是客家人等等，反正他们说的是华语，他们便统统都是华人。他们的国家是新加坡，他们彼此便毫无差别，都是光荣的新加坡人。”虽然当局鼓励华社多讲华语，少讲方言，但诚如欧进福所说：“方言是各方言族群的文化遗产，对自己的方言有感情在情理之中。语言能力强者多做保留方言的努力，这属于个人的选择。”再如吴俊刚所言：“任何人绝对有自由学习任何一种或多种语言（包括方言）”。在新加坡，方言的学习与研究自由，新跃社科大学中文部在2022年7月学段，开办由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阮桂君授课的《方言与中华文化》副修课，就是一例。谈课程旨在“增加学员对方言的认识，尤其是方言的功能与价值，并帮助学员了解中国方言的种类、基本特点、地理分布和各方言的历史形成过程，知道哪个地方的人讲什么方言，这不仅对提高学员的语言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可为学员以后从事与方言相关的工作、活动或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课程开发者阮桂君也希望借此帮助学员培养自身对母语的情感，树立语言平等的观念，珍视自己的方言，并有意识地记录自己的方言。由于国情所需，“华人讲华语”是国家既定语言政策。欧进福指出，本地华社在探讨语文课题时，应以更宽广和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吴俊刚也认为，若不能着眼于大局，看不到华语所面对的新挑战，而只是纠缠于枝节问题，将会损害全局利益。总的来说，方言从大众场域走向小众研究、学习与记录的空间；华语是新加坡华族的最大公约数，华社的粘合剂，这是大趋势，也是难以逆转的事实。END

策划|刘   慧

编辑|郭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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