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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学生背后的“骆驼祥子之问”

张明扬 中国慈善家杂志 2024-04-01

骆驼祥子到死都认为,过得不好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


2020年,黄灯《我的二本学生》出版,在国内出版界乃至知识界掀起一阵“二本学生热”。

近四年过去了,这一热潮仍方兴未艾:2022年9月,黑龙江绥化学院教师艾苓出版《我教过的苦孩子》;2023年12月,鲁东大学文学院教师黄修志与2018级1班全体42名中文系本科生共同出版《班史:一个大学班级的日常生活(2018-2022)》。

可见,黄灯发掘出了一个真问题,否则无以解释“二本学生热”之历久弥新。

2024年2月,黄灯出版了《我的二本学生》之续篇《去家访》,将这个讨论又推进到了一个新层次。

在中国现实语境内,“家访”是中小学教师的日常工作,似乎绝缘于大学老师。也因此,黄灯的“家访”更像是一种田野调查,如她自己所说,“这种贴近大地、回到起点的走访,让我在生活细密的皱褶处,从另一个视角获得了讲台之外的更多观察”。

从2017年暑假开始的五年时间里,黄灯利用周末或者寒暑假, 跟随学生回家的路线,一路换乘高铁、长途客车、中巴车,电动车、摩托车来到腾冲、郁南、阳春、台山、怀宁、东莞、陆丰、普宁、佛山、深圳、饶平、湛江、遂溪、廉江、韶关、孝感等地,“看到了一个开阔、丰富、绵密而又纠结的世界,这个世界链接了学生背后成长的村庄、小镇、山坡和街巷,也召唤了他们的父母、祖辈、兄弟、同学和其他亲人的出场”。 

作为读者,我跟着黄灯的家访脚步,看到了二本学生个体的竭尽全力,看到了二本学生及其家庭的困厄悲泣,看到了个人努力之外的时代转型困境。



作为一个社会议题,二本学生为何引起如此大的关注?

除了黄灯有开创性意义的写作之外,最重要的原因自然是:这个议题足够重要。

截至2020年6月,全国有3005所高等学府,其中本科院校1258所,人们熟知的985和211院校只占100多席。可以说,就大学生这个群体而言,二本学生及境遇相似的非重点高校学生是“沉默的大多数”。

所谓“沉默”,是指二本学生在舆论上和就业市场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在社交媒体上,二本学生往往被认为是综合素质不高,一进校就只知道埋头准备考研。在就业市场上,二本学生往往在简历筛选这个阶段就早早落败,被一些“唯985、211论”的用人单位视为缺乏基本的入场券,当这些二本学生在社交媒体上抱怨不公时,又会遭到类似“菜是原罪”的新一轮群嘲。

二本学生热,可能还有一个意外的催化原因:迎头撞上了经济下行期。

这两年,每逢就业季,大学生就业难都是抢占热搜前列的常客。大学生就业难自然是一个普遍现象,985、211毕业生也无法自外于大趋势,往年毕业即高薪、毕业即大厂已成传说,但作为毕业生中的天然弱势群体,二本学生在就业难中无疑被波及最深。如果说在经济上行期,二本学生的痛点主要是找不到好工作,那么他们在当下面临的则是能否找到工作的终极考验。

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天选之子”,时代让二本学生这个群体不再隐入尘烟,成为无法回避的社会议题。



社交媒体上有一句流行语:骆驼祥子到死都认为,过得不好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

这句话有其褊狭之处,尤其是当网民将其用作批判资本时。但是,在二本学生这个议题上,这句话却具有穿透性的解释力。

《去家访》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悟是:讨论二本学生这个群体时,必须慎之又慎地采用“他们不够努力”这个断语。借用另一句有年头的网络流行语就是:“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尤其是,当二本学生普遍经历着升学难、就业难等人生困厄时,有人轻描淡写地将“他们不够努力”视作问题根源,这不仅荒腔走板,更有轻浮冷血之嫌。

二十年前,在教育领域,“他们不够努力”或许还有一部分解释力。但当“寒门再难出贵子”已经日益成为一个系统性问题时,再用个体是否努力、个体是否优秀来说事,就有刻意偷换概念之嫌了。

无论是《我的二本学生》《去家访》,还是《我教过的苦孩子》《班史》,作者们都没有回避“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系统性问题,这些书中二本学生们的群像也以寒门子弟尤其是农村子弟为主。

在这个问题上,黄灯因为有《去家访》中的田野调查体验,因此更有理由说出这句话:

我越来越意识到,在很多人眼中普通的二本大学,对任何一个农村孩子而言,都需要走过长长的路,需要历经更多看不见的偶然和必然。 

《去家访》中的二本学生及其家庭,几乎集中了中国乡村社会和底层社会的一切痼疾与创伤。

我想,在这些痼疾与创伤的映照中,任何人也不忍心将责任推给个体的不努力。

比如,买卖婚姻。

张正敏的妈妈是越南新娘,“正敏年幼时,很早就留意到,平时和妈妈一起来往的面孔熟悉的越南女子,生下孩子回家探亲后,过一段时间,总会有些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害怕失去妈妈,害怕变成村里无妈孩子中的一员,整个童年,她都在担心妈妈离开小水村,这是她无法言说的心结,也是她无法想象的噩梦”。 

在黄灯的鼓励下,张正敏以家人为观照对象,写过三篇作品:《我的妈妈,是两千八百元买来的越南新娘》《忘记我名字的父亲,终于与我和解了》《无所事事的乡镇年轻人》,“在她笔下,一个没有合法身份、只能躲起来四处打工的妈妈,一个封闭、古板、固执的爸爸,一个初中辍学无所事事的哥哥,构成了她生命的底色和肌理,也锚定了她艰难求学的起点”。

在张正敏身上,还有乡村社会蔓延的重男轻女问题。黄灯在家访时,曾当面问张正敏爸爸,是否去广州看望过女儿? 得到的回答是,“没有时间”。直到今天,张正敏都无法确认爸爸是否爱自己,“从小到大,我不能理解他的很多举动,而他可能连我的名字是哪几个字都说不清,更不知道我在哪所大学念书”。 

比如农村基础教育的坠落。

魏华初中时跟随父母从东莞回到家乡兴宁,目睹就读的南亭中学,“不少学生染头发、喝酒、抽烟、打架、迟到、逃课、偷东西,甚至有女生早孕,这些孩子,父母在外打工,身边无人管教,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与校园乱象丛生相对应,学校的教学质量非常差,据魏华回忆,“它烂到什么程度呢? 老师可以不上课,很多老师不上课。我的物理课,你知道怎么上的吗? 老师一来,写完公式就走人,十分钟二十分钟就走人,剩下的时间就是放羊,学生该干嘛干嘛,根本不讲解” 。

比如生病对底层家庭的重击。

何健的父母外出打工第一年,父亲胃出血,花了七八千元,为了养病,父亲折回老家,“算起来,外出第一年,根本没有挣到钱”;几年后,何健的母亲意外骨折,没去大医院,就找了镇上一位医生看病,医生调配了一种药酒让她喝,喝到第十天,骨折还没好,却引发了坏死性胰腺炎,第二天就下了病危通知书,何健的二舅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做生意的老乡、亲戚,家里只要有余钱的,都很爽快地将钱拿出来,才帮助何健的母亲脱难。



还有更普遍的留守儿童问题。

《去家访》中的大部分大学生,年少时都曾被迫成为过留守儿童。很多年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忆起这段时光仍然难以释怀。

但这是父母的责任么?显然不是:家乡没有就业机会,不出外打工则无以维持生计;带着孩子出外,不仅面临着无力照顾的问题,在大城市读书的学籍更是隐秘的伤痛。

从某种程度上,《去家访》中的学生们甚至是幸运的。书中隐隐预约提到,他们的很多同龄人都有着“初中辍学——外出打工”的人生轨迹。尤其对农村女孩而言,“教育机会的获得,如此重要,又如此偶然”。 

在《去家访》中,这些二本学生的父母大多都是尽责的,有的父母为了孩子中途放弃了外出打工,有的父母顶住经济压力让孩子读书,正如黄灯所说,“能够将孩子送往大学的父母,就算活得再卑微,都有来自生命经验的见识和底线,都能在养育孩子过程中,将对教育的理解、重视,落实在平凡的日常中”。 

黄灯在书中还有一句话说得透彻且痛彻心扉:

对更多年轻人而言,哪怕进入二本院校,除了自身的竭尽全力,同样离不开家庭奋不顾身的托举。 

是的,这些学生和他们的家庭已经很努力很努力了。正是这种努力,让他们进入了大学校园。

他们在人生际遇上的困境,更是系统性的问题。

《去家访》是一本底色悲凉的书,但黄灯也给了希望:

无论社会的缝隙怎样狭小,年轻的个体终究在不同的处境中,显示出了各自的主动性和力量感,并由此散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很可能,如果有一个更合理的大环境,这些年轻的个体们迸发出的生机和活力将难以估量。

(作者系作家,著有《弃长安》《入关》等)

作者: 黄灯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4年2月


作者:张明扬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杨永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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