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辩律师的基本功之二，当事人和辩护律师之间应形成合力
冯延强律师按：2022年7月23日，应法律名家讲堂·大案刑辩论坛之邀，我以《刑辩律师的五项基本功》为主题作了一期讲座。这五项基本功包括：一个分析报告、两股辩护力量、三大实用理论、四个辩护角度、五个庭前提纲。上篇中，我讲解了五项基本功之一，刑辩律师如何写作案件分析报告；本篇内容为五项基本功之二，分析刑事辩护中的两股辩护力量，当事人和辩护律师。
▲刑辩律师五项基本功的关系图
刑事辩护的两股力量，当事人和律师
先对“当事人”这个称谓作个说明。中国的刑事法律将不同诉讼阶段的涉案人员作出不同的称谓：检察院决定起诉以前，称犯罪嫌疑人；检察院决定起诉以后，称被告人；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称被不起诉人；法院判决有罪的，称罪犯；法院判决无罪的，当然就是无罪的公民了。为行文方便，我将刑辩律师在接受委托后承担辩护职责的对象，即某一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统称为当事人。
当事人的作用无可替代。当事人很可能就在案发现场，他/她最了解案件事实，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最有发言权；或者当事人根本就不在案发现场，这个也得由其自己予以澄清，其最能说清楚自己不在现场的具体理由。律师无法代替当事人直接发表关于案件事实的意见，比如字迹的真伪、文书的真假，等等。如果当事人还没有对案件的事实表达自己的意见，而辩护律师却抢先说了，万一说错了，你让法官怎么想？
辩护律师有其天然的职业优势。比如辩护律师可以查阅、复制卷宗，法律规定了辩护人的阅卷权，而没有规定当事人的阅卷权；比如对法律知识的掌握，辩护律师可以检索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司法解释等等，穷尽一切途径去检索、解读、质疑；比如准备辩护的时间，律师的阅卷时间一般应当是公诉人的许多倍，这是职业特点决定，也是案件性质决定。在所接手的每个案件中，律师都要花费相应的时间，下功夫深入研究。
辩护律师和当事人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双方应该是相互成就的。合作得当，各尽其力，辩护效果会是1+1>2；其中一方不给力，或者不默契，辩护效果可能就会是1+1<1。
绝境中，是吕本朝鼓舞了我。我曾在《聊城记》中提过，我曾经的当事人吕本朝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这让我备受打击。但吕本朝并未因此而丧失信念，他对一审判决坚决不服、表示坚决上诉；他对二审法院充满信心，甚至有些毫无根据地信心满满；他对我前期的辩护工作非常理解和尊重，表示无论如何都要请我继续担任他的辩护人。来自当事人的这股力量鼓舞了我，激发了我继续为其辩护的热情。在二审中我们邀请刘金滨律师与我共同担任吕本朝的辩护人，吕本朝在法庭上自我辩护的气场也非常之足。我们后来从二审打回重审、从重审又打了一次二审，最终帮助其减刑10年。
一度黯淡的刘成昆，后来非常感谢我。2018年，我曾为媒体人刘成昆辩护。当时，他被呼和浩特公安机关跨省抓捕，在高强度的审讯中，他对案件事实、法律的认知受到了很大影响。我会见他时，明显感到他本人信心不足，甚至有些萎靡。他曾亲口告诉我，他已经准备好坐四到五年的大牢了。于是，我跟他梳理案件的事实、分析法律的规定、传达他家属和亲友们的鼓励、说明案件的社会意义……终于使他重燃无罪辩护的斗志。后来，由于庭审时间冲突，我最终没能参加庭审，由我的业界好友燕薪律师和王飞律师走入法庭为其辩护，据说刘成昆在法庭上的自我辩护能力也很强，庭审中控辩双方之间的对抗非常激烈。最终，法院虽然没有判决刘成昆完全无罪，但判决的刑期远远低于他被恐吓的、他曾经准备接受的有期徒刑四年至五年，而是八个月。目前刘成昆还在申诉，继续争取完全无罪的结果。
当事人和律师互不配合的事例。一种情形是，当事人在法庭上站着受审、身戴戒具受审、被限制发言、被不停地打断发言，辩护律师无动于衷，任由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被侵害；另一种情形，辩护律师为当事人的法定权利极力争取，与公诉人辩论，与法庭争论，甚至被法庭警告、训诫、强行带出法庭，当事人却没有半点反应。这样的当事人和辩护律师各自为战，没有形成合力，很难取得积极的辩护效果。
当然，一个案件的结果还离不开其他方面的力量，比如当事人近亲属的竭力争取、媒体的有效监督、社会公众的关注和支持、以及必要的运气成分。但当事人和辩护律师是其中最重要的两股力量。公平正义需要当事人和辩护律师的共同争取，不能仅靠其中一方冲锋陷阵，也不要指望公平正义从天而降。
律师和当事人应该如何配合？
这是我在7月份的讲座中没有提及的一个话题，也是我在近期刚刚思考到的问题，现写入本讲稿文字版中，待有合适的机会再与各位现场或视频分享。对于律师和当事人如何配合的问题，目前我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保证必要的会见次数。法律对律师会见当事人的次数不加限制，这就为律师与在押嫌疑人充分沟通提供了时间基础。当事人没有在押的，当然更容易与辩护律师充分沟通。黄佳德律师对于会见当事人的次数掌握一个原则，叫做“非必要不会见”，说的是每次会见都要有一定的主题，而不是泛泛而谈、东拉西扯。确实没有会见的必要，就不去会见；但是，确实有需要尽快跟当事人核对案件事实、核实案件证据等情况，有必要会见的，必须立即安排会见。
尊重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本身的主张。控方指控的事实是否存在，律师应当以尊重当事人自己的陈述为原则，不要凡事想当然。我在辩护某起涉黑案的过程中，通过阅卷认为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起聚众斗殴的事实是存在的，大量证人笔录、嫌疑人笔录、书证摆在那里，同案辩护人也认为这起事件是板上钉钉的，但我的当事人却多次矢口否认。当时，我认为是当事人自己太不诚实了。然而，我后来让其他辩护人对于该问题专门问了第二嫌疑人，没想到，第二嫌疑人确认起诉书指控的这起事实确实存在错误，时间上完全错误。根据第一、第二嫌疑人的陈述，我再回头看检方提供的那些笔录和书证，发现其中关于事实具体细节的描述矛盾点重重，完全无法吻合，于是我与当事人对起诉书指控的该起事件坚决作无罪辩护。
概括而言，律师不是当事人，不要贸然地、想当然地代替当事人陈述案件事实，这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职业伦理，甚至会让辩护律师陷入进退维谷之境。
保障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准确表达。我去年在知鸦app所作的《我的执业故事》讲座中谈过这个问题，律师经过认真分析、研读证据之后，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的属性，要负起责任、敢于担当，帮助当事人在法庭上或者庭前辩护时，陈述对自己有利的事实。比如，李四认为从张三手里接收的那笔钱是赠与，但我通过分析，认为那笔钱包括两个性质，一个是赠与合同的赠与，一个是委托合同的报酬，于是说给当事人听，当事人瞬间接受了我的分析意见；比如我的当事人李效海一直纠缠的那个难题——他们公司确实没有完成合同约定，没有给对方完成10个压力容罐。我说，这是对方违约在先，没有按期提供施工图纸、施工场地、支付进度款，你们公司享有先履行抗辩权，他才恍然大悟。
在这方面，辩护律师有时需要一点气场，我有时会跟自己的当事人争个剑拔弩张、面红耳赤。我认为自己没有任何恶意，只是坚持辩护律师根据案件事实、证据得出的辩护观点，此时，当事人一般都能予以理解。在类似关键的问题上，辩护律师不能当老好人，不能过于迁就当事人。
保证当事人充分地阅卷。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即律师从检察院、法院复制的卷宗，是否可以给当事人看。印象中有一位河南律师曾撰文，认为律师不可以给当事人看卷宗证据。他甚至还讲了一个自己的切身体会，某案中，由于他没有在开庭前让当事人阅卷，导致当事人在法庭上长时间阅读证据材料，影响了庭审效率，致使审判长当庭对其进行训诫。但他竟然回怼了审判长，说律师就是不能给当事人看卷。他的这个观点抛出后，整个法庭一片沉寂。
我认为这位律师过于呆板，回怼审判长的那一段“引经据典”，也是“歪经”。道理很简单，当事人对检方的证据享有质证权，检方指控当事人构成犯罪，当事人最有权利看到证据的内容。我国法庭审理一般是公开的，连普通的旁听公众都可以在庭审过程中获悉证据的内容，当事人更有权看到证据的内容。那么，让当事人在庭审前和庭审中看到证据，有什么实质区别吗？当事人在庭审前看到案卷，不是更有利于准备质证意见吗？不是更有利于提高庭审效率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一个辩护律师协作群中进行过讨论，群友们没有任何异议。杨学林、郝亚超、李长青等律师和我的观点一致，辩护律师不仅可以给当事人看卷宗证据，甚至应当给当事人看卷宗证据。我对此也曾经专门撰文，见文末超链接。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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