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辖是诉讼程序的门槛，马虎不得！
2023年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祥栋兄邀我去他的“论案说法”聊一聊。我们在平时辩护案件的过程中，对刑事案件管辖环节存在的问题均感触颇多，于是一拍即合，就聊刑案的管辖。他的节奏更快，转瞬作出了海报，主题《刑事案件管辖乱象——斩不断，理还乱》。
忙里偷闲，我在对谈之前准备了一个提纲。现场发言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脉络展开的。当然，对谈的特点是在把握主题的前提下，既认真倾听对方的观点，也随机提炼自我表达的语句。以下是我当天发言的主要内容。
一 关于侦查机关的管辖
目前我国立法中只有审判管辖的条款，没有侦查管辖、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管辖的内容，这是立法上的缺失，应该有一个衔接的。
《刑事诉讼法》第25条，“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这里只规定了审判管辖，没有规定侦查管辖。
至于侦查管辖，依据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公安部的其他文件中。这些文件虽然具有解释法律、执行法律的性质，但同时存在自我赋权过多、规则不甚清晰的问题，比如就犯罪地的理解，不仅衍生出犯罪行为地、犯罪结果地的概念，还对犯罪行为地、犯罪结果地分别作出了诸多解释和说明。
法定的侦查管辖规则不清晰，在实践中起到的负作用之一便是跨省抓捕。这些跨省抓捕的背后，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选择性执法、趋利性执法因素。比如谭秦东医生案是触动了某某药酒的利益、刘成昆记者案的背景是维护某某奶业，等等。
涉嫌诈骗罪的案件中存在的侦查管辖问题，可以单独分析一下。这类案件中，犯罪结果地规则被滥用。公安部有一个专门的文件，认为嫌疑人取得财产的地点为犯罪结果地，但是实践中被害人的住所地、被害人交付财产的地点，却被许多侦查机关认定为犯罪结果地。
比如芜湖谢留卿等人涉嫌诈骗罪一案，芜湖公安远赴郑州的中金公司，见人就抓，来上班的就有事，没来上班的就无事。抓的人太多，一辆大巴车不够，就临时再去租。好似抓的人越多、办的案件就越大、功劳也就越大似的。结果，该案侦查机关抓了将近200人，实际起诉到法院的仅60多人，一审判决又宣告其中的42人无罪。由此可见，侦查机关立案管辖此案的初心，值得反思！
实践中还有一种情况是，案件到了法院后，辩护人坚持主张管辖异议，然后案件从法院退到检察院，又从检察院退到侦查机关。此时，侦查机关当然对案件没有管辖权了，但侦查机关往往不愿意撒手，一是因为案件本身存在不构成犯罪的硬伤，原侦查机关很难找到愿意接受其移送管辖的办案单位；二是因为既然已经立案了，原侦查机关很难否定自己当初的立案决定。于是案件便僵持在那儿了，嫌疑人要么被继续关押在看守所，比如徐昕教授团队辩护的武汉远成公司案（后侦查机关最终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要么被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被限制在某酒店，比如我正在西安市雁塔区辩护的吕某案，当事人从去年11月下旬被监视居住，一直持续至今。
对此，我希望我们的立法中确立一个原则，即已经被法院、检察院确认过没有管辖权的侦查机关，不得对犯罪嫌疑人长期、持续地采取任何刑事强制措施。理由很简单，采取刑事强措施的目的是为了完成侦查，一旦对人都没有侦查的职权了，当然也就失去了对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职权，尤其是不得长期、持续地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里不存在可能串供、放纵犯罪的问题，因为如果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件，24小时内就可以完成移送管辖，如果需要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也应该由新的侦查机关去实施。
再谈一个因为侦查机关应当回避而引起的侦查管辖权变更的问题。以李庄条款为例，《刑事诉讼法》第44条第2款，“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辩护人在履行辩护职责的过程中，势必会与侦查机关形成职务上的对立关系，若该机关被允许继续侦查辩护人的案件，难免会有报复、泄愤之动机。该条款具有立法上的进步意义。去年下半年发生的周筱赟、聂敏律师案中，两位律师就是该条款的受益者。
我重点要谈的是李庄律师条款应该扩容的问题。以淮南朱玉珍案为例，如果A公民通过控告、举报、诉讼等方式，与B侦查机关之间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对立关系，B侦查机关本来就是A公民的控告对象、举报对象、行政诉讼的被告，那么再由B侦查机关对A公民因控告、举报等行为涉嫌的寻衅滋事案进行侦查，就非常不合适了。其原理与李庄条款是一致的。
二 关于检察机关的管辖
检察机关的管辖，主要包括审查逮捕程序的管辖、审查起诉程序的管辖，也包括检察机关作为侦查机关时的侦查管辖。如前所述，这里也没有相关的立法，存在立法上的缺失。《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法》的理解和适用。
首先要讲的是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进行立案监督时，缺乏应有的积极性。还是以我在西安市雁塔区辩护的吕某案为例，法院、检察院都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将案件退回了侦查机关，对于侦查机关而言，就已经存在“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问题了。道理很简单，对于管辖权的判断，公、检、法三司的认定标准是一致的，既然检、法两家都认为对吕某案没有管辖权，那么侦查机关当然也没有管辖权。并且，侦查机关当初就应该认识到自己对吕某案没有管辖权。但是，我就此向西安市两级检察机关申请立案监督时，却被推诿，检察机关拒不对侦查机关的管辖错误进行法律监督。
还要谈一下检察机关在实践中，与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协商管辖权的问题。其依据主要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2条第2款，“对前款案件的审查起诉指定管辖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与相应的人民法院协商一致。对前款第三项案件的审查逮捕指定管辖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与相应的公安机关协商一致。”我要说的是：一，指定管辖不得滥用，尤其是不得在管辖明确的案件中滥用；二，这个《规则》不是法律，管辖属于诉讼制度的一部分，《立法法》第8条第10项规定，诉讼制度只能制定法律，法律只能由全国人大制定。
总之，对于公、检、法三司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应过多地谈及甚至可以不去谈什么“相互配合”，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相互监督”，我们要强调他们应该“各司其职”。
三 关于审判机关的管辖
还是要谈一下指定管辖的滥用问题。《刑事诉讼法》第27条，“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也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法条规定得很清楚，只有管辖不明的案件，才可以被上级法院指定管辖。但实践中，上级法院对审判管辖非常明确的案件也进行指定管辖。并且这里也存在一个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协商管辖”的问题，对此，我的观点仍然是《立法法》第8条第10项。
然后谈一下因法院的整体回避而影响管辖权变更的问题。还是在李庄律师案中，有一位潘教授曾经公开宣讲，“我国没有法院‘整体回避’的制度”。这个观点被清华大学的易延友教授否定掉了，“任何整体都由个体组成，如果一个整体的所有成员都具备回避的条件，这个整体理所当然应当回避。”既然发生了某一法院的整体回避，实际上也就是发生了个案中的管辖权变更。比较典型的案件有辽源王成忠法官案、齐齐哈尔曹氏夫妇敲诈政府案。
最后说一下高级法院对一审诉讼案件的管辖问题。我们的《刑事诉讼法》第22条在司法实践中仿佛沉睡一般，该条款的原文是“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是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性的重大刑事案件。”我们辩护的一些案件，比如玉林斑美拉传销案、福清林氏父子涉黑案，因涉案人员较多、涉案金额巨大等原因，办案机关早在案件的侦查阶段就在省级电视、报刊等媒体上进行宣传，甚至定案，这类案件应该是“全省性的重大刑事案件”了，但却仍然由基层法院管辖一审诉讼。司法实践中，鲜见省级法院管辖刑事案件一审诉讼程序的案例。
▲某省高级人民法院
谈及上述刑案管辖的乱象，问题好像是全方位、立体式、无死角一般地存在。辩护律师在办案过程中遇到管辖乱象问题，该如何抉择？我的意见是，我们在发现问题之后，要敢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辩护律师认为自己所承办的案件存在管辖错误，不管在哪个诉讼阶段，都可以正式提出来。管辖是诉讼的门槛，应当坚决保持其严肃性。门槛不严，后患无穷。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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