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一民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晓罕 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1903年，当初曾力劝德雷福斯暂时接受“特赦”的饶勒斯再次发起了要求重审的运动。在饶勒斯等人的努力下，1906年7月12日，高等上诉法院的三个分庭又进行了一次会审，会审的结果是，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任何不利于被审判者的证据，德雷福斯是被“错误地和冤屈地”判罪的，故宣布雷恩审判的判决无效。与此同时，会审法庭还提出，不得对德雷福斯再进行任何审讯。会审结束后不久，议会还通过一项政府的议案，恢复德雷福斯和皮卡尔的军籍。德雷福斯被提升为少校，并被授予荣誉勋章，皮卡尔则晋升为准将，并有权得到优先提拔。后者在1908年还出任了克雷孟梭政府的陆军部长。至此，近12年的沉冤终于得以昭雪，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遗憾的是，左拉没能看到这一天，1902年9月29日，他在巴黎去世。10月6日，法朗士在《震旦报》上发表了名为“赞颂左拉”的悼文，最后结尾这样写道：“让我们羡慕他，他以多产的著作和高贵的行为为祖国带来荣誉。让我们羡慕他：他的使命和善心给了他伟大无比的命运，他是人类良心的一刹那。”1908年，左拉的灵柩被移入先贤祠，这是对法兰西做出非凡贡献的人才能享有的殊荣。“人类良心的一刹那”成了法国知识分子乃至整个法国集体记忆中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围绕着德雷福斯事件所展开的斗争及其结局在法国政治史上的意义是重新端正了共和国的方向，使法国政治向左转，那么，它在法国知识分子史上的意义是抑制住了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在法国知识界的影响，使法国知识界出现了向左转的倾向。自布朗热运动以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治舞台呈现出日益右倾的状况。其突出的表现是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一种唯一能够在当时把原先各自为政的反动保守势力，即军国主义、君主主义、教权主义与反犹主义整合在一起的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力日渐扩大。与此相应，法国的社会文化界亦日趋右倾。其最突出的表现是一个具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迅速地崛起。这一知识分子群体最初的特征主要是军国主义的狂热、教权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倾向，以及对议会制共和国的软弱无能的憎恶。其具体表现又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这些对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耿耿于怀的民族主义分子为了对德报仇雪耻，对军队充满深深的敬仰之情。只要能维护军队的利益，他们甚至不惜牺牲一切（包括牺牲政治原则），由此，他们身上已被深深地打上了军国主义的烙印。第二，这些知识分子早就对议会制度极度厌恶。早在布朗热运动期间，一些反动文人就多次对议会制共和国发起进攻，如德律蒙及其领导的小团体“爱国者同盟”就是如此。德雷福斯事件为他们提供了新机会。通过各种蛊惑性极强的宣传，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从中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中获得了不少支持者，使自己的运动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城市运动。这一富于大众性与战斗性的知识分子群体，通过自己控制的组织“爱国者同盟”“法兰西同盟”“法兰西行动同盟”等，在大街上不断制造骚乱，同时，其控制的各种报刊则日复一日、连篇累牍地谴责议会里的“骗子”。也正是在反议会制共和国这一点上，法国原有的反动保守势力在这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身上找到了共同点。由此，复辟之心未绝的君主主义者、顽固保守的天主教徒与他们纠集在了一起。当然，这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本身的政治目标也不是全然一致的。如巴雷斯主张建立专制集权的共和国，而莫拉斯则认为还是君主政体才能拯救法国。第三，这些知识分子开始与歇斯底里的排犹、反犹思潮结合在一起。19世纪晚期，由于犹太人在法国的经济界，尤其是金融界拥有相当大的势力，犹太资本家与法国资本家集团经常发生尖锐的冲突；又由于不少犹太人在普法战争中英勇地为捍卫自己的新祖国——法国而战，法国军队中出现了不少犹太籍军官，这又招致了很多法国军官的妒忌与不满；而19世纪最大的舞弊案“巴拿马丑闻”的爆发，更使一场新的反犹浪潮蔓延全国。反犹主义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德律蒙耸人听闻地提出，种族上低劣并信奉原始宗教的犹太人已控制了法国。1886年，他先是抛出了小册子《犹太人的法国》，继而又创办了副标题是“为法国人的法国”的《自由言论报》，将法国社会所有的弊端统统归罪于犹太人，呼吁将犹太人赶出法国。而莫拉斯则多次宣称，法国有“四个外来的毒害者”，即新教徒、犹太人、共济会会员和归化为法国籍的外国人。巴雷斯则断言，法国自大革命以来发生的坏事都和犹太思想、新教思想以及外来思想有关。更有甚者，出于对犹太人的极度厌恶，巴雷斯后来甚至宣称，根据德雷福斯的种族和他的鼻子的形状，就可断定他是有罪的。毋庸讳言，在德雷福斯事件爆发前夕，这些具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文人在法国知识界的影响不容低估。事实上，他们在当时的影响力甚至要超过后来加入德雷福斯派阵营的那些文人学者。因而，当时的法国知识界就整体而言已日趋右倾。也正是这一原因，在德雷福斯事件爆发之初，向来被认为执法国知识界之牛耳的法兰西学士院的几乎所有院士都是反德雷福斯派。然而，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的英勇斗争及其胜利的结局不仅有效地阻止了法国知识界向右滑的趋势，而且还成功地使其向左转。更有甚者，德雷福斯事件还使一大批法国知识分子进一步走上为社会主义或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而奋斗的道路。这方面以饶勒斯和法朗士最为突出。饶勒斯是一位集演说家、政治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于一身的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他出身于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1876年进入著名的路易十四中学就读，1878年考入曾被罗曼·罗兰称为“人道主义修道院”的著名高等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881年从该校毕业，并与后来的法国哲学大师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一起通过了法国大学和中学教师学衔的考试。1881年至1883年，他在塔尔纳的阿尔比中学任哲学教员，随后去图鲁兹大学任讲师。1885年，他在年仅26岁时就首次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任期届满后，于1889年回到图鲁兹大学重掌教鞭，并开始撰写国家博士论文。饶勒斯从1893年再次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时就开始加入社会主义运动，从那以后他就一直站在为争取实现世俗的和社会的共和制而斗争的最前列。饶勒斯在德雷福斯事件的斗争中不顾个人安危，连续发表文章并多次发表演说，为德雷福斯做无罪辩护，与反动保守势力展开不屈的斗争，并进而完全信仰社会主义，最终形成了他的社会主义观。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是民主制和共和制发展的最后终结，认为社会主义的最好定义就是实现全部的权利、全部的正义，就是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他还强调自己的社会主义起源于法兰西，受法兰西精神的鼓舞，是法兰西性质的。由于饶勒斯积极支持和领导工人运动，努力争取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因而在工人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同时也被其政敌恨之入骨。当时，攻击和诽谤饶勒斯的文章多得不可胜数。单单法国当时最大的资产阶级报纸《时代报》每天都要发表一篇——多时数篇——攻击饶勒斯的文章。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一份报纸，在饶勒斯被人刺杀身亡时，也不得不承认他“思想极端敏锐”“为人无比廉洁正直”。作为一位声名显赫的大作家，法朗士通过德雷福斯事件进一步走上了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而奋斗的道路。在斗争过程中，法朗士虽然一度处于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但他仍然无所畏惧地走在德雷福斯派的前列，使自己从一位名作家转变为国内外知名的进步人士。这一时期，法朗士在国内除了为德雷福斯伸张正义之外，还开始积极同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事业，例如积极投身于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兴起的大规模的工人教育运动——“民间大学”运动，如主持一些“民间大学”的开学典礼，多次在相关集会上发表演说。法朗士还积极参与了此期法国的反教权主义的斗争，为法国最终实现政教分离做出了重要贡献。1903年，在任期内将打击教权主义势力作为头等大事的埃米尔·孔勃（Emile Combes）总理把反映自己观点的主要演说结集为《一个世俗的运动》出版，卷首的长篇序言就出自法朗士的手笔。法朗士在序言中旗帜鲜明地主张法国实行政教分离，其态度甚至比孔勃这位坚定的反教权主义者更为鲜明，从而使这篇序言成了反对教权主义的有力武器。更为引人瞩目的是，法朗士在这一时期还开始走上了国际政治舞台，他积极地声援世纪之交被奥斯曼土耳其屠杀的亚美尼亚人民，主持了为亚美尼亚孤儿募捐的义演，不遗余力地参加这方面的各种集会并发表演说。法朗士还积极支持俄国人民反对沙俄专制统治的斗争。1905年，沙皇政府因财政困难准备向法国借款时，法朗士作为刚成立的“俄国人民之友协会”的主席，立即组织集会表示抗议。在俄国当局宣布要秘密审讯高尔基的时候，以他为首的这一协会立即发表了呼吁书，迫使审讯延期。同时，法朗士也不放过一切机会来谴责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例如谴责法国殖民官员在刚果用炸药炸死黑人的行径，抗议罗马尼亚政府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甚至还对欧洲列强侵略中国的行为进行了抨击。由于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在使法国知识界向左转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因而，20世纪各个时期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当作自己谱系中的英雄，并每每把自己视为他们的继承人。在这一过程中，有关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的“神话”也不断出现。不过，依笔者管见，虽然从长远看，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在使法国知识界向左转方面功绩显著，意义重大，但就较短的时段而言，我们似不应对此估计过高。因为在德雷福斯派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后不久，因战争威胁日益逼近，尤其是法德矛盾更加尖锐，因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严重受挫而曾经有所收敛的原反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再度甚嚣尘上。由此，一战前夕与大战期间的法国知识界在这些人的兴风作浪下又重新向右逆转。通过我们从法国知识分子史的角度对德雷福斯事件所做的上述考察，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德雷福斯事件为法国“知识分子”的“诞生”提供了时间与空间；第二，曾被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奉为楷模的20世纪法国的各代知识分子在充当“社会的良心”，“介入”社会生活中所采取的手段及表现出来的特点，大多可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的法国知识分子身上找到先例；第三，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上的一些重要现象，如知识分子内部的“两极化”（bipolarisation）、普遍主义或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价值取向的持久对立、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与反理智主义（后者实际上也可理解为反知识分子主义）之间的斗争以及20世纪法国知识界突出的“左倾化”特征等，均发端于此期。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德雷福斯事件是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上最重要的界标之一。知识分子开始将“介入”视为自身与其他社会群体相区别的标志，初步形成以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为原型的“介入”方式，涌现出许多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著名人物，成为20世纪法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选编自《法国知识分子史》，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推荐购买此书阅读完整內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
混乱时代 阅读常识
长按二维码关注！
👇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推荐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