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蒂利｜欧洲民主化和去民主化的历史引起的若干推论

如果欧洲的历史可以作为指导就好了！根据梦想般的假设，即在前面对欧洲民主化与去民主化的解释可以得到更为充分的证据的支撑，那么让我们思考一下其对世界其他地方意味着什么。在欧洲之外，我们可以发现什么？回到前面的总结，主要观点如下：

1. 强制、资本与信义在不同地区的不同结合，促进了这些地区截然不同的政体的形成，决定了政体变迁的不同方向。

比如在欧洲，我们发现：（a）在强制、资本与信义以相对平等的程度积累和集中的地方，政府能力的提升就早一些，也更为深入一些；（b）在这些限制下，在强制集中程度较高的地方更多是以威权主义政体告终；（c）而在资本与/或信义集中程度较高的地方，则促进形成一种以较低的政府能力和较广泛的受保护协商为特点的政体。高能力的法国政府与低能力的瑞士政府的历史并不能复制到欧洲之外，但是产生它们的过程适用的范围更广泛。

2. 在（a）政府能力程度和（b）受保护协商的广度所决定的二维空间中，政体的发展轨迹，对于它们民主的前景以及民主实现之后的民主特色，具有显著的影响。

在欧洲之外，我们也应该可以发现强国家与弱国家两种不同的民主衍变轨道，弱国家道路一般不太可能缔造出民主，因为其弱点在于分裂、垄断式剥削以及征服。于是，我们发现在欧洲之外，有很多国家与大不列颠群岛一样走的是强国家道路。

3. 从长远来看，政府能力和受保护协商的增长，是相互强化的。一方面，国家的扩张导致了反抗、讨价还价和权宜之计；另一方面，受保护协商要求国家介入调停，从而激励了国家的扩张，继而促进了政府能力的增长。

真正步入某种民主形式的轨道，应该沿着政府能力——受保护协商坐标空间的对角线集中分布，但是会不对称地落在强国家一边。尽管由主要力量形成的庇护网对地方经济资源的国际剥削，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组织的保护使得平衡向弱国家一边倾斜，我们仍应探索走向民主的强国家优势。

4. 存在两个极端：如果政府能力的发展先于、快于受保护协商，民主之路（如果有的话）就要途经威权主义；如果受保护协商发展先于、快于政府能力，而政体得以存续，那么民主之路就要途经一个能力建设的险滩。

这一论断显而易见是承接前一论点而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威权主义是民主化必不可少的前奏，或者说（正如人们一度普遍相信的）威权主义政体会产生更高的经济增长，并因此从长远来看是有助于民主化的（Przeworski et al., 2000）。

5. 尽管民主化政体所采用的组织化形式——选举、任期制、区域代表制（areal representation）、协商会议（deliberative assemblies）、等等——经常模仿或改编自乡村、城市、地区管辖权（jurisdictions）或邻国政体中已经存在强大先例的制度，但它们几乎从不直接从这些制度中演化而来。

虽然经常要求新兴国家的领导人利用本土制度来建立民主，但我们很少能够发现这些制度的地方与地区形态会逐渐在国家层面成为政府手段。例如，即使在有悠久传统的墨西哥，建立在“北西”模式之上的国家政治形式在与多种多样的地方政治结构相接合时，并没有在国家层面将这些地方结构直接融入受保护的协商（Fox,1994; Ortega Ortiz,2001; Rubin,1997）。

6. 公民身份的创造——将政体的全体臣民与政府代理人联系起来的权利和义务——是民主化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

我们随处可以发现，政体从作为政治权利与义务之基础嵌入性认同转变为超然性认同，随着受保护协商的扩大，广泛的公民身份类属至少可以部分取代其他身份。确实，公民身份宗教资格的欧洲经验将使我们期望，宗教在公共政治中现存的分立这一直接代表制，不出意料的话将会给民主化设置重大阻力，并在接纳和排斥的边界上引起激烈斗争。

7. 在高能力政体中，有时候会形成非民主的公民身份，随着公民被广泛整合进政体之中，这种公民身份甚至削弱和抑制了民主。

在统治者得以控制国家所集中的主要的强制、资本和/或承诺之处——例如军事力量、主要出口商品以及/或占支配地位的宗教组织——我们可以发现其通过自上而下地定义公民身份而建立起威权政体。就像在欧洲，很少有非欧洲的统治者，在已经从现存政体下得到了控制权力和资源的有效手段后，还承认受保护协商，除非面对的是失控的平民反对与/或强大的外部压力。

8. 不过，在同等条件下，如果公民身份事先存在，一般来说民主化会更容易。

如果人口的大部分类属都已经实现政治权利和义务的平等化，那将增加危机和斗争将政体推向受保护协商的可能性。例如中国，看似是一个不太可能不徘徊于威权主义的案例，然而共产主义将所有人的权利和义务齐平化（leveling）的做法，政党精英鼓励发动规模惊人的大众行动，这最终将产生向受保护协商的快速转换（Bernstein and Lv, 2002; Lee, 2002; O’Brien, 1996;Perry,2002）。

9. 公民身份的创造和民主化取决于三个场域中发生的变化——类属不平等、信任网络和公共政治——以及这些变化之间的互动。

在欧洲之外，像1650年以来的欧洲一样，我们寄希望于发现这样一种结合（也只有这样的结合）：（a）公共政治与类属不平等相分离，（b）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相整合，（c）促进民主化的政治行动者之间的纽带得以扩大化、平等化、受到保护并加以实施。认可、篡改或修正这一要求，需要对非欧洲民主化的大量新的研究，以及对现存国家研究的重新解释。

10. 民主化的规律，不在于标准的、普遍的次序或者充分条件，而在于在多样化的组合和次序中，生产出类属不平等、信任网络和公共政治变化的那种反复出现的因果机制。

我们有理由认为，上面（a）、（b）、（c）这样一束欧洲机制，在欧洲之外也会以类似的方式运作，例如，在所有对由私人控制的武装力量进行削弱或政治遏制的地方，都会阻碍将类属不平等植入公共政治，在所有建立政府承诺外部保障的地方，都会促进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整合。实际上，用另外的术语来表达，在当下的分析中，这种特殊已经普遍化了（参见Linz and Stepan, 1996:219—221; Sorensen, 1998:第二章）。

11. 在特定条件下，革命、征服、对抗、殖民化加剧和集中了其中某些关键的因果机制。

我们可以发现，就其激活或逆转我们的基本清单中的机制而言，每一种危机都准确地加剧着民主化或去民主化。例如，对抗应该推进民主化到这样的程度，即可以激活跨阶级联合，尤其是可以与统治阶级内部的异见分子结盟。然而，检验这一主张，又需要大量新的研究或好好重温现有的国家研究。

12. 几乎所有关键的促进民主的因果机制都将民众抗争卷入其中——政治上构建起来的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包括政府代理人提出公共的、集体的诉求——要么是共生的，要么是因，要么是果。

斗争在其他地方，应该像在欧洲一样伴随着民主化。当然，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欧洲之外的世界已经步入有序的、和平的向民主前进的道路（参见Auyero, 2001; Bratton and Van de Walle, 1997; Gurr, 2000; Horowitz, 2001; Tilly, 2003c:第三章；Tishkov, 1997）。

13. 在民主化进程中，政治抗争的剧目（一系列就地取材的诉求表演剧目）从以嵌入性认同为基础的地方性的、特殊的和双轨的互动为主导，转向以建立在超然性认同基础上的普适性的、模式化的与自觉的互动为主导。

除了马克·贝森格（Mark Beissinger）对苏联解体的大量研究（Beissinger, 1993, 2001），没有人曾经像本书对低地国家、法国和大不列颠的描绘那样，为处于民主化过程中的非欧洲国家的详细事件建立一个编目。然而，看起来社会运动提出诉求的形式已经在全世界处于民主中的政体中迅速增殖（Edelman, 1999, 2001; Foweraker and Landman, 1997; Markoff, 1996b）。

14. 只要军事力量仍然保持广泛的政治自主性，民主化就无法取得进步。

这一规律在欧洲之外也像在欧洲一样具有说服力。（对大量相关文献的导读，请参阅Feaver, 1999；Geddes, 1999）。

15. 将宗教身份植入公共政治——尤其是以宗教为基础将所有类属的公民身份排除在外——同样会为民主化制造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

16. 与其他国家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体系的联系，会反复影响民主化或去民主化的路径和时间。

虽然这一论断无法确定外部联系如何影响民主化，即使这一原则所表达出来的东西，在欧洲之外比在欧洲之内更具适应性；战争、殖民化、去殖民化、外部认可，以及由外部引发的内部动员，都深刻地标志着世界上非欧洲国家的民主化和去民主化。例如，美国的占领，深刻地形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民主化，而在邻近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美国在重新影响其走向民主化之前，首先支持的是一种威权政体。在危机时期，政体通常会采用其他地方的政治组织模式，以作为与国家抗争者妥协而产生的不至最坏的结果，作为内部和外部合法性的手段，以及/或作为对外部力量的让步。然而，这些模式会起多大作用，取决于这种转型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欧洲的类型：类属不平等，信任网络，公共政治，及它们之间的互动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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