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部基础的经济学教科书，都会给出如何维持辅币体系稳定的标准公式：以政府名义发行商品价值低于其货币价值的小钱；限制这些小钱的流通数量；让它可以与单位货币兑换。还可以补充说，辅币在超过一定数量之后，不可在支付中作为法定货币。不过也有经济学家认为，最后这味调料对于整个菜谱来说不是必不可缺的。

这个公式虽然简单，但出炉却费时数个世纪。在英国，人们要到1816年才使用它，在美国，人们到1853 年才接受它。运用这条公式对于现代货币体系的成功运作至关重要。

《地中海世界的货币、价格与文明：5—17世纪》

[意] 卡洛·M.奇波拉  著

宁凡  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3年7月

一个社会，如果同时使用黄金和白银铸币，并铸造金属含量等同于流通价值的小钱，是不可能维持令人满意的稳定货币体系的。实际上，在任何这样的情况中，黄金、白银和铜的市场价格持续波动，必然造成以下结果：波动或是迫使政府不断改变铸币之间的法定兑换比率及大小钱之间的兑换率，或是造成两种货币中的一种从流通中消失。

在这巨大的不便之外，中世纪还有另一个麻烦。在多数情况下，铸币都不是国家直接运营的，而是承包给了私人。其他的个人将金属带给他们，他们再将金属铸成货币。这些铸币农（mint farmer）最关心的自然是私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如果是国王亲自运营铸币，他的行为更多时候更像是私人企业家而不是国家首脑。就铸币者的利润而言，金币和好的钱币所获较多，而小钱币较少，除非有利用它们的面值和商品价值的差异投机获利的机会。一旦当局试图要求小钱的金属含量等于或者几乎等于其面值，那小钱的发行量就会急剧减少，社会会遇上小钱的短缺。

直到最近，还有很多人不能理解这种货币混乱局面的真实性质与起源，还在不断错误地主张：只有当小钱的内在价值与它们的名义价值相等的时候，一个货币体系才会是健全的，才能够运转。这种错误的观点主导了很大一部分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货币史。但是，尽管这是货币理论的主题之一，也并不意味着那些时候的货币实践总是受到它的启发，或者一直遵循它的这些原则。相反，可以时常看到，为了克服预算难题，或是出于其他经济、政治或社会原因，中世纪和近代的政府都降低了小钱的成色，试图让它们以高于自身金属价值的名义价值流通。

尽管如此，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这种类型的举措通常会被视为不诚实的权宜之计，是低级的政治或财政伎俩。只有到了 16 世纪和 17世纪，有些货币专家才开始抛弃传统的观点。换言之，有的思想家开始主张，让小钱作为代币流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如果要维持一个稳健的货币体系。阐述这一概念最出色的，是帕多瓦大学数学教授杰米尼亚诺·蒙塔纳里（Geminiano Montanari )。他在 17世纪后半叶写了一部有关货币政策的书。“显而易见，”他写道，“君主没有必要铸造金属含量与面值相等的小钱，只要他铸造的小钱不要多过人民所需。他更容易遇上的情况是铸造太少，而不是铸造太多。如果君主铸造的小钱数量恰好符合人民所需，他可以铸造任意金属含量的 [小钱]………”在这番话之后，他又补充道：“恐怕，这对于有的人来说似乎是一个悖论，但我认为如果君主不通过小钱取得利润而是按照面值减去铸造成本来铸道小钱，可能会在更大的钱币中道成某些麻烦。”

这样的观点，无疑在 17 世纪甚至是 18世纪都不被普遍按受，但是它们在传播。

在小面值领域使用代币更好，这个发现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问题。如杰米尼亚诺·蒙塔纳里清晰的陈述，又如其他经济学家和政客肯定的说法，代币确实可以使用，只要它在流通中的数量受到管制。

“数量”应当受到管制。但怎样管制？1607年，泰绍罗（G. A. Thesauro）在都灵印刷的一部有关货币的论著中建议：“[小钱]的数量应当这样限制，让它勉强够人民群众进行日常的购买，进行零碎的支付。”他随后强化了这一观点，说道：“约束小钱发行量是有益的，因为这些硬币只应该是为了购买少量的食物，为了发挥附属于大钱的功能而发行的。”1613年，塞拉（A. Serra）写道，小钱应当仅限于 “满足交易所需的数量”。不久之后，一位皮埃蒙特的议员写道，维持一个稳定而健全的货币体系的 “可靠的方式”，“并不在于铸造超过日常贸易所需的小钱”。而我们看到，杰米尼亚诺·蒙塔纳里则在后来主张，君主“……更容易遇上的情况是铸造太少，而不是铸造大多”。在18 世纪，另一位意大利经济学家瓦斯科(G. B. Vasco）再次表达了相同的概念，主张 “小钱的数量应当与满足日常贸易所需成比例”。此外， 1755年皮埃蒙特的货币法意在 “消除零钱数量超过小宗贸易需要的情况，零钱本身就是为那些贸易而设”。

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但它们并不能改善什么。“小宗贸易的需要”究竟是什么，如何测算？这是真正的困难所在。在西班牙，政府要求铸币厂发行规定比例的不同面值的钱币。在17世纪的威尼斯，小钱的发行仅限于公布的数量。在教皇英诺森十世（1644—1655）治下的罗马，教皇国的货币官员决定，每年铸造的小钱的价值不得超过 200 斯库多(scudi）。规定的比例或者数量是通过粗略的猜测而得，而且，这样的猜测并没有将这个事实考虑在内，即小硬币的给定 “数量”或者给定 “比例”可能在一年太小，在另一年又太大。

当时的理论家和实践家都没有发现的事实是，如果国家做了这两件事——取得对代币铸造的垄断权，并确保它们可以与大的足值钱币兑换——那小钱的流通数量会自动得到管制。

在评判当时的货币当局未能采用这种兑换政策的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采取这个原则有一个障碍，政府也不希望遇上——当局在货币问题上的主权是有限的。普遍的情况是，各个邻国的小钱大量涌人一国之内，并广泛流通。当时的政府三番五次想要抽干这种洪流。显然，在当时的条件下，货币当局发现保证可兑换性是不可能的。

欧洲地中海地区没能发现一个良好而自动的机制来控制流通中小钱的数量。最终，这一地区也未能维持小面额钱币金属含量的稳定（至少从长期看是这样)。我现在无法就这第二个失误的终极原因作长篇讨论。这个讨论比许多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所想的还要复杂得多。我想要指出的是那些世纪里小钱在理论层面和机制层面的一般性变化模式。

当实施减色的时候，铸币农(在某些情况下是国王或者平民，根据铸币厂的制度约束而定）有很好的机会利用小钱当前面值与他们新近降低的金属成色之间的差值牟利。于是，小钱的发行进人一个繁荣期。通常来说，小钱在流通中的数量很快就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它们的当前价值被迫下降到其商品价值。到这个点上，没人想要铸造小钱。发行量收缩，直到有人决定进行新一轮减色。

这个独特的体系并不是从任何理论范式产生的。这是适应和反应的力量自动产生的经验结果。从根本上来说，这不是一个可以平顺运作的机制，但它创造了小钱短缺、泛滥周期性交替的链条。

小钱逐渐减色，且未能控制住它们的数量，最终导致流通中稳定的金币的市场兑换率逐渐上涨。比如，1252 年，在中世纪欧洲重要的工业中心佛罗伦萨，兑换一个金弗洛林只需要20先令的小钱。但到了18世纪，则需要266 先令。长期来看，这些兑换率的上升能够说明小钱的成色降低了多少。

尽管在那么多个世纪里，论著作家、理论家还有其他人认为这些“变化”是邪恶的，是应当对抗和消除的，我更趋向于采用一个比较异端的观点。我越来越觉得，小钱减色及无法控制它们的数量，这两点是利大于弊的。

既然欧洲无法对货币发行实行国家垄断，既然欧洲未能发现有效的机制来控制流通中小钱的数量，那么，如果这一地区试图让这些硬币维持稳定的金属含量的话，这种类型的通货会出现灾难性的长期短缺。在那些情况下，小钱减色是维持其供应有足够弹性的唯一手段。

此外，在中世纪，面对持续增加的货币领域和工业领域对贵金属的需求，贵金属的整体供给其实是没有一点弹性的。如果有国家维持了货币重量和成色的完全稳定，并且以这种货币为价格体系的基础，那么就会在维持这种局面的情况下，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地受到通货紧缩的可怕冲击。对于意大利贸易国家而言，考虑到它们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业的角色和地位，维持其金币（也就是弗洛林和杜卡托）在重量和成色上的稳定性则非常有必要。这些金币是当时国际贸易的交易手段。如果说那些国家试图这样做，能够从这种政策中取得所有的好处并避开大通缩，也仅仅是因为，就内部流通而言，它们有另一个系列的钱币，是持续在减色的；它们也有另一个物价体系，是以这些钱币为基础的。

一个经济体系内部同时流通着一种通胀性的货币和一种稳定的货币，这个现象对于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当然是特别有趣的。而更有趣的是，这种现象出现在一个阶层显著分化的社会，两种类型的货币倾向于在不同社会阶层中流通。这就是中世纪意大利的情况。

事实上，一直到中世纪末，我所说的 “小钱”在地中海经济中扮演着比今天美国经济中的便士、角(dimes)还有阔特(quarters）更重要的角色。白银计量的物价和工资水平相比今天要低得多，零售贸易的规模也非常之小。因此，小钱几乎就是地方小额交易唯一的支付手段。工资也通常是固定的，用小钱支付。不过，这并不仅仅因为白银计价的物价和工资水平很低，还因为对于小钱没有有效的法定货币限制；或者说，就算有法律上的限制，在实际中也没有实施。

虽然工人的工资是用小额钱币支付的，大商人和经营者出售产品的时候通常希望得到金币。在这样的条件下，小钱成色变差之后，金币和商品价格相应上涨，名义工资则停滞不变，所以小钱的任何减色都会造成其相对于金币和商品的贬值，从短期来看，这至少会导致：(1）真实工资下降；(2）经营者利润膨账，即便其产品在市场上的出售价格并不随着大金币价格上涨。因此，经营者和工人这两个阶级很自然地在货币问题上强烈地对立，前者支持降低小钱成色的政策，后者支持稳定货币的政策。在中世纪的记录中，这样的反差是持续出现的。在众多我们可以追寻的事件中，我认为最有趣的是 1378 年以后在佛罗伦萨发生的事件。

14世纪对于整个欧洲来说都是社会动荡不安的世纪。在最为工业化的地区，这种动荡不安显得尤为突出。1378年，佛罗伦萨爆发了一场民众革命。商人政府被推翻，新政府建立，有很大一部分代表来自工薪阶层。在新政府最初的日子里，民众代表开始辩论小钱问题。最开始，他们似乎努力让小钱不再有任何贬值。但不久之后，他们更进一步，开始主张通缩。带着这样的想法，他们制定了一个方案，于1380年10月24 日提交表决。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从1381年1月1日起，在连续8 年的时间里，当局须从流通中提取并熔化 2000 弗洛林价值的小钱。这明显说明，那些准备方案的人充分认识到通过限制小钱的流通数量，他们可以增加其表面价值，并让其表面价值保持在商品价值之上。他们的目的在于增加真实工资（至少是短期的），同时不必修改名义工资。这个举措无疑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这些人似乎压根没有想到，他们此举会造成失业。尽管他们的计划反映的是资本与劳动力在14 世纪佛罗伦萨的斗争，但也无疑是最早通过控制货币数量来控制货币价值的自发、合理的尝试。

通过在人民议会(Council of the Popolo，小商人和劳动者的党派组织的机关）举行的投票，这个方案以167 票比82票得到批准。两天后，方案呈交市议会全体。在继续投票之前，贝内代托·德利·阿尔贝蒂( Benedetto degli Alberti )提出了一个修正案，他是政府内部的一位贵族金融家。修正案补充道，行政机关只有在小钱价值可能下跌时，才会去执行这个方案。修正案通过了。这实际上是民众党派所主张的通货紧缩和大商人所支持的通货膨胀之间的妥协。妥协是具有内在稳定性的。不过，次年，新政府被推翻，人民党遭受挫败，大商业势力重新主宰局面，第一步是将方案和修正案一起废除。小钱减色又重新开始了它的世纪之行。

在近代的开端，小钱的社会影响完全改变了。通过渐进式的长期减色，小钱的单位价值被降到非常之低。而在整个16世纪，物价与工资的整体水平显著提升。于是，在17世纪工薪人士的手中，金斯库多、金杜卡托或者大的银币杜卡托尼越来越常见。同样，这些钱币在地方的小规模交易中，也越来越多地用于支付。

金币丧失了 “费旅货币”的特征。它们的“民主化”指明了时代变化的方向。小钱的用途越来越少，兑换率越来越低，直至我们今天习惯见到的那样。

—End—

本文选编自《地中海世界的货币、价格与文明：5—17世纪》，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阅读。该文由出版机构提供，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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