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育率的持续下行已成为难以逆转的全球化趋势少子化已成为全球普遍趋势，其中韩国的低生育问题最为严重。2021年全球总和生育率已下降至2.27，接近2.1的世代更替水平。目前多数发达经济体已出现不同程度的少子化问题，其中韩国的低生育率问题最为严重，2022年以0.78的总和生育率全球“垫底”。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少子化的共性原因也随之改变。1）第一阶段：婴儿死亡率下降抑制家庭生育意愿，节育措施的推广延长生育时间的间隔，二者共同驱动总和生育率由过去的6-7回落至3-4。2）第二阶段：根据人口学家考德威尔的财富流理论，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家庭财富的流动方向发生逆转，生育行为由“投资”转变为“消费”。同时，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的提升也使得生育的机会成本明显增加，家庭倾向于减少孩子的数量并提高孩子的“质量”。在此阶段，总和生育率将向2.1的世代更替水平回归。3）第三阶段：Van de Kaa等（1987）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认为个体主义的发展和家庭观念的转变使现行婚姻制度受到较大冲击，传统家庭功能被逐渐瓦解，进而总和生育率持续下行，最终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二、少子化趋势下，为何韩国生育率全球垫底？
东亚经济体“压缩式”工业化发展模式下，生存优先级高于生育。与多数东亚国家类似，韩国仅花费数十年，就完成了早期发达国家经历几个世纪才实现的工业化进程。“压缩式”工业化不仅意味着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国家的产业结构也会发生急剧转变。这一层面的转变得益于“后发优势”，但与东亚传统的文化理念和婚姻家庭观念造成了冲突。
劳动力市场内卷导致工作时长不断增加。韩国财阀主导的经济体制下，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工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此外，韩国稳定的雇佣制度也在亚洲金融危机后逐渐走向崩溃，造成韩国“正规职”和“非正规职”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愈发激烈，韩国人均工作时长在OECD国家位居前列。
韩国养育子女成本高于其他主要国家。据育娲人口测算，在韩国将一个孩子抚养至18岁所花费的成本约为人均GDP的7.8倍，远高于新加坡、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由于该国劳动力市场激烈过于竞争，父母不得不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少生优育成为家庭的理性选择。
高房价和家庭债务负担也是造成韩国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亚洲金融危机造成韩国大量人口失业，受低利率环境和消费文化的影响，不少低收入群体成为加杠杆的主力。由于居民收入恢复速度较慢，无力偿还债务的民众越来越多。2022年韩国家庭债务占名义GDP比重已高达107.7%，多数国家则保持在70%以下。韩国独有的全租房制度则助推房价上涨，进一步加剧家庭债务负担。过快上涨的房价明显抑制韩国家庭的生育意愿,根据韩国国土研究院发布的报告《住宅价格上涨对出生率下跌的影响研究》，房价每上涨10%，将导致未来7年总和生育率减少0.14。
性别不平等程度较高明显抑制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尽管韩国教育领域的性别差距正在收窄，但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依然较为严重。目前韩国的性别工资差距已经位列OECD国家之首。性别不平等将提高女性的生育机会成本，为应对劳动力市场的挑战，韩国职业女性普遍选择推迟婚育年龄，造成生育率进一步下滑。
此外，韩国政府的人口政策转向过慢，错过了最佳的政策介入期。上世纪60年代，韩国曾出台节制生育政策，到2003年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19，被认为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在此之后，韩国政府开始采取措施鼓励生育，但韩国民众的生育意愿在上述因素影响下已回落至较低的水平。尽管此后韩国将人口政策总体规划的执行视为国家头等大事，在鼓励生育方面的财政投入颇多，但也并未逆转少子化的整体趋势。
三、韩国长期少子化有何影响？
从供给侧看，少子化将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进而拖累经济增速。韩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已于2016年见顶后回落，2022年已降至71%左右。一方面，劳动力供给不足将直接抑制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长期少子化导致的人口老龄化也将降低社会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资本要素不足也会拖累经济发展。
从需求侧看，少子化对消费需求存在一定抑制作用。从韩国经验看，自1998年落入低生育率陷阱以来，韩国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增速中枢整体回落，2011-2021年增速均低于5%。
少子化可能导致经济重心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长期少子化将导致难以逆转的人口老龄化，进而增加社会总体养老需求。养老产业以服务业为主，已有研究普遍认为人口老龄化会促进第三产业占比的提升。
从韩国经验看，少子化将加大社保体系和财政负担，同时可能引起公共服务短缺。目前韩国养老金支出占GDP比重逐年提升，同时由于老龄人口得到的税后转移支付相对不足，老年贫困的问题也较为严重。此外，韩国很多偏远地区的学校因缺少生源而纷纷关门。长期少子化还可能影响国防安全，韩国军事人力管理局官员预计，韩国2032年起将面临兵源不足的难题。
此外，少子化可能增加企业用工成本，抑制创新活动。劳动力供给的相对短缺可能推动薪酬上涨，长期少子化造成的劳动力老龄化也意味着雇主需要对工作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对雇佣成本造成压力。此外，韩国企业通常采取内部研发，这意味着创新需要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员工储备。由于中小企业缺乏资源优势，在人才吸引力方面也与大企业存在明显差距。随着未来劳动力短缺的情况日益加剧，中小型企业的科技创新实力或被拖累。
风险提示：人口预测数据不准确，少子化对供需两端影响机制及传导路径不清晰，对鼓励生育政策作用理解不到位。生育是维系人类族群正常繁衍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现如今，生育率的下降已成为全球普遍趋势，由此引发的少子化问题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均有体现，有的已经列入公共部门重大议事日程之中。在众多少子化国家和地区中，韩国生育率下降速度之快全球罕见，是研究少子化问题无法回避的经典案例。在本篇报告中，我们将围绕韩国低生育率的成因这一核心问题，从全球共性视角和韩国特性视角两个维度进行剖析，并进一步探究，在韩国生育率快速下行的50余年中，其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FR）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育龄女性平均生育的子女数，是国际上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之一。通常情况下，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的世代更替水平，即一对夫妻平均至少要生育2.1个子女，才能保证人口规模不变。
1987年，Van de Kaa和R. Lesthaeghe等人口学家为解释欧洲生育率为何普遍下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提出了“第二次人口转型”（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理论[1]。该理论从社会文化视角阐述了人口转变背后的逻辑，其认为随着个体主义的实现和家庭观念的转变，婚姻与生育之间的关联正不断弱化，传统的家庭功能被进一步瓦解，进而导致总和生育率降低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然而，部分国家在总和生育率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下方后，情况并未好转，生育率甚至迭创新低。针对这一现象，2005年奥地利学者鲁茨再次提出“低生育率陷阱理论”，其认为一旦总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那么扭转生育率下行的趋势将变得相当困难，韩国即是典型的例证。1.1 少子化已成为全球普遍趋势，韩国低生育率问题尤为严重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生育率普遍下降，少子化已成为世界人口发展的重要趋势，到2021年全球总和生育率已接近2.1的世代更替水平。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少子化迅速成为全球的整体趋势。全球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4.89持续下降至2021年的2.27，已接近世代更替水平。从主要经济体来看，2021年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66、1.52、1.30、0.81和1.16。目前欧美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保持在1.3-1.7这一区间，韩国、日本和中国等东亚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则在0.8-1.3左右，即便是印象中人口基数庞大且增长较快的传统生育大国印度，其总和生育率也在2020年下降到了2.05，首次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较高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西亚等地区。尽管少子化已成为全球化的普遍趋势，但不同国家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存在差异，其中韩国的低生育问题最为严重。2022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降至0.78，这意味着韩国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已不足0.8个。迄今为止，韩国已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2022年出生率仅有4.9‰，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出生率分别为6.8‰、6.2‰和10.9‰。与此同时，韩国女性的生育年龄也日渐推迟，2022年韩国平均生育年龄为33.5岁，结婚率也降至3.7‰，而2000年韩国的结婚率为7‰。随着少子化问题的日趋严重，到2020年韩国已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尽管韩国政府出台各项鼓励生育的政策，但韩国的人口危机依旧没有缓和的迹象。1.2 全球少子化的共性原因：从“人口转变”到“第二次人口转型”全球的少子化问题由来已久，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婴儿死亡率下降和节育措施的推广共同驱动生育率回落。Notestein（1945）率先提出了“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action）的概念[2]，即在婴儿死亡率下降后，出生率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惯性，进而人口增速提升；随后，死亡率的下降将触发出生率持续稳定回落。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高出生率将降低私有储蓄和投资率，进而导致人均实际收入下降，抑制家庭的生育意愿[3]。此外，随着节育措施的推广，育龄妇女倾向于延长生育时间间隔，这也导致了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当前非洲国家的生育率变化仍处于这一阶段，即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迅速从过去的6-7下降到3-4。第二阶段：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家庭财富的流动方向发生逆转，生育行为由“投资”转变为“消费”。根据人口学家考德威尔（John Charles Caldwell）的财富流理论（wealth flow theory）[4]，在传统的家庭生产方式下，儿童从幼年就参与家庭经济活动，并为父母提供养老保障，财富整体上是从子辈流向父辈。以尼日尔为例，该国工业基础薄弱，80%以上民众从事农业，生产方式以小农经济为主，财富流向依然是从子辈流向父辈，因此尼日尔也是世界上总和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生产方式由原本的家庭化转变为社会化，父辈逐渐失去对子女经济收益和消费的控制，养育子女成本提升。此外，随着保险制度的推行，家庭养老支撑作用减弱。生育行为不仅不会为父辈带来净财富收益，反而会形成经济负担。经过理性的判断后，父辈将减少生育子女的数量。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的提升也使得生育的机会成本明显增加，家庭倾向于减少孩子的数量并提高孩子的“质量”。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教育的性别差距显著缩小，全球女性预期受教育年份由1970年的6.7年提升至2020年的12.5年，与男性的预期受教育年份相等。与此同时，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迅速增加，这造成生育的机会成本明显增加。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新家庭经济学理论认为，生育机会成本的提升将使得孩子成为具有较大需求价格弹性的“耐用消费品”，家庭会倾向于减少孩子的数量并且提高孩子的“质量”，从而达到家庭效用的最大化[5]。在此阶段，总和生育率将向2.1的世代更替水平回归。第三阶段：观念的改变推动了婚姻家庭制度的变革，最终引起生育率持续走低。经典人口转变指的是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变化的过程，迄今为止，全球多数国家已完成这一转变。根据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生育率下降到世代更替水平时就会维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也维持大致相等的状态，人口规模基本保持不变。然而，这一理论却并不能解释为何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在达到世代更迭水平后仍然持续下降，最终保持在1.3-1.7左右的水平。Van de Kaa和R. Lesthaeghe等（1987）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型”（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认为传统家庭功能的瓦解是欧洲国家的生育率持续低迷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随着个体主义的发展和家庭观念的转变，现行的婚姻制度受到较大冲击，婚姻与生育之间的关联正不断弱化，进而总和生育率持续下行，最终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上述原因能够较为合理地解释为何少子化已成为全球性趋势，但依然无法充分说明韩国生育率下降到0.8以下超低水平的真实原因。而且，近年来，全球唯有东亚经济体普遍陷入了“超少子化”困境，饱受“低生育率陷阱”魔咒的困扰，一度也成为宏观经济研究和社会政策领域关注的热点议题。东亚经济体“压缩式”工业化发展模式下，生存优先级高于生育近几十年来，东亚国家普遍通过“压缩式”工业化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压缩式”工业化的概念最早由联合国开发署环境专家D.O.CONNER提出，指的是发展中国家仅花费数十年，就完成了早期发达国家经历几个世纪才实现的工业化进程。“压缩式”工业化不仅意味着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国家的产业结构也会发生急剧转变。这一层面的转变得益于“后发优势”，但与东亚传统的文化理念和婚姻家庭观念造成了冲突。二战以后，韩国、日本和中国等东亚国家均出现“压缩式”工业化的现象。韩国1962年宣布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标志着韩国工业化的正式起步。当时韩国工业部门产值占GDP比重仅有19.2%，到1990年已迅速上升至40.2%，农业部门产值占比则由39.4%下降至8.4%。东亚国家“压缩式”工业化与传统文化、价值观相适应需要时间，在“压缩式”工业化的尾声往往伴随着“低生育率陷阱”。以韩国为例，“压缩式”工业化发展进程共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压缩式”工业化发展期。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韩国的产业结构经历了“农业主导——轻工业主导——重工业主导”的历程，可以说基本实现了工业化的目标。当时韩国人均GDP增速保持较高水平，女性劳动参与率也明显提高。随之而来的是生育观念的变化，如前文所述，工业化的进程将使得家庭的财富流向逆转，进而抑制生育行为。在此期间，韩国总和生育率由20世纪60年代初的6.0左右下降至2.8，但仍高于世代更替水平。第二阶段：“压缩式”工业化成熟期。20世纪80年代，全斗焕政府提出“科技立国”战略，韩国的工业化进程由过去追求“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重点发展产业由资本密集型转为知识密集型。一方面，韩国政府要求纺织、水泥、石化、钢铁、家电、汽车等传统行业进行产业升级，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另一方面，韩国政府通过出台产业规划和支持政策，扶持机械、电子、精细化工、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等高技术产业发展。产业升级催化了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韩国高等教育入学率迅速上升，校外培训也发展为庞大的产业，造成养育子女的成本明显提高。在此期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仅有1.54，已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但尚未落入“低生育率陷阱”。第三阶段：“压缩式”工业化末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韩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经济增速中枢明显下行。此时韩国“压缩式”工业化进程已进入尾声，在寻找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徘徊之时，社会发展趋于停滞，急剧压缩的工业化进程中积累的问题就会逐渐释放。1998年韩国总和生育率首次跌破1.5的警戒线，到2022年韩国0.78的总和生育率已在全球“垫底”。从东亚传统文化的角度看，组建家庭和养育子女可谓是“人生大事”，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居民的价值观也有转向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和精神需求。当经济增速放缓，但养育成本却居高不下，生育后代与降低生活质量划上等号，对固有的家庭和生育观念产生强烈冲击。由于工业化进程的时间被压缩至数十年，使得文化和观念转变能够缓冲的世代显著减少，如果促进生育的政策介入过晚，就很容易被长期困在“低生育率陷阱”之中。韩国财阀主导的经济体制下，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工资收入差距增大。20世纪90年代韩国向民主化转型并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政府逐渐失去了对财阀的绝对控制，韩国企业掀起全球并购的高潮，韩国经济逐渐由财阀企业主导。这使得集团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机会，进而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2021年韩国大型企业人均工资收入约为563万韩元，中小型企业仅为266万韩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按照IMF要求进行“新经济自由主义改革”，此前稳定的雇佣制度走向崩溃。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外债占GDP比重接近30%，同时韩元迅速贬值，为避免国家破产，韩国政府为换取IMF提供的550亿美元贷款，不得不接受IMF提出的“新经济自由主义改革”，其中包括劳动力市场自由化改革，韩国企业拥有“集体解雇权”和大量雇用“非正规职”（即短期合同、兼职、外包和日度雇佣员工）的权利。此后，大量韩国企业开始裁员，1998年韩国青年失业率飙升至15.9%，此前以“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为标志的稳定雇佣制度走向崩溃。劳动力市场内卷导致工作时长持续增加，显著抑制韩国生育率。韩国雇佣制度的改革仅针对“非正规职”，这造成“正规职”和“非正规职”之间的不平等程度进一步扩大，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也愈发激烈。此外，如前文所述，大型企业的工资收入几乎是中小型企业的两倍多，进一步加剧韩国就业内卷程度和社会不平等问题。为保证收入的稳定，韩国职工不得不持续增加工作时长。2023年韩国宣布将此前的52小时工作制修改为69小时，从OECD披露的数据看，韩国每年人均实际工作时间在发达国家中位居前列。韩国养育子女成本高于其他主要国家。据育娲人口测算，在韩国将一个孩子抚养至18岁所花费的成本约为人均GDP的7.8倍，远高于新加坡、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从韩国家庭养育成本的构成来看，教育支出占比较大，这主要是由于该国劳动力市场激烈过于竞争，父母不得不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少生优育成为家庭的理性选择。残酷的就业竞争使得韩国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持续增加，多数韩国家庭收入或不足以养育超过1个孩子。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使得学历迅速贬值，2022年韩国大学本科入学率高达73.8%，但韩国126万未就业毕业生中，大学以上学历者占比高达53.8%。面对愈发残酷的就业竞争，韩国家庭选择持续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根据韩国保健福祉部调查，将孩子抚养至大学毕业所需要的费用约合人民币167万元，平均每月7700元左右，而60%的韩国人月收入不足1.3万人民币。此外，课外教育的盛行也加重韩国家庭的养育负担。根据韩国教育部和统计厅发布的数据，2022年接受课外辅导的中小学生每月支出约合人民币2900元。韩国家庭债务负担高于多数主要经济体。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大量韩国劳动者遭到解雇，收入缺乏保障。与此同时，韩国政府为应对危机大幅降低利率，叠加消费文化和信用卡的普及，不少低收入群体成为加杠杆的主力。由于居民收入恢复速度较慢，无力偿还债务的民众越来越多。韩国银行数据显示，2003年，韩国无力偿还贷款者首次超过370万人大关，占当时韩国经济活动人口的近20%，坏账率更是超过30%。近年来，韩国家庭债务负担持续增加，2022年韩国家庭债务占名义GDP比重已高达107.7%，多数国家则保持在70%以下。韩国独有的全租房制度助推房价上涨，加剧家庭债务负担。全租房制度下，租客向房东缴纳一笔押金，大约是房屋价值的5-8成，即可“免费住”规定的年数，到期后租客退房，房东如数归还押金。通常情况下，租客缴纳的押金来自银行借贷。房东在获得押金后，普遍会用于继续投资房地产，通过不断加杠杆推动韩国房价迅速上升。由于家庭债务负担较重，许多年轻人无力积攒首付，全租房制度在韩国的普及度也越来越高。然而，韩国高昂的房价也加重了家庭债务负担，根据韩国央行2023年发布的《金融稳定报告》，家庭负债中住房按揭贷款比重达到54.9%。过快上涨的房价明显抑制韩国家庭的生育意愿。根据韩国国土研究院发布的报告《住宅价格上涨对出生率下跌的影响研究》，房价每上涨10%，将导致未来7年总和生育率减少0.14。此外，我们发现房价收入比与总和生育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这一结论在全球主要城市和韩国主要城市之间均成立。目前韩国首尔中心区和非中心区的公寓价格分别为14.2万人民币/㎡和8.0万人民币/㎡，房价收入比已超过25。首尔的总和生育率在2022年已下跌至0.59，成为韩国生育率最低的城市。根据《2022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2年韩国性别不平等程度在146个国家中位列第99，高于多数发达国家。从具体维度看，韩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性别歧视较为严重。尽管韩国教育领域的性别差距正在收窄，但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依然较为严重。近年来，韩国女性受教育程度逐年提高。根据韩国教育部披露的数据，韩国女性2020年的入学率达到71.3%，比韩国男性高出5个百分点。目前韩国的就业市场依然存在比较严重的性别歧视。从劳动参与率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始终低于OECD国家均值。2021年韩国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为59.9%，比OECD国家低4.9个百分点。从性别工资差距看，2022年OECD国家平均性别工资差距为11.9%，这一比例在韩国却高达31.2%。目前，韩国的性别工资差距已经位列OECD国家之首。性别不平等将提高女性的生育机会成本，造成生育率降低。“生育惩罚”指的是女性生育后工资收入明显下跌，重回劳动力市场的难度也有所增加。由于“生育惩罚”的存在，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显著提高，这也造成生育意愿的下降。基于对OECD国家性别工资差距和总和生育率的分析，我们也发现性别不平等程度与生育率存在负相关关系。雇佣制度改革后，韩国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受产假等因素影响，就业岗位往往优先提供给男性，加剧了性别不平等程度。为应对劳动力市场的挑战，韩国职业女性普遍选择推迟婚育年龄，造成生育率进一步下滑。韩国曾长期实施节制生育政策，2003年人口政策转向时，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已跌至1.2以下。与多数国家相似，韩国也曾在战后迎来“婴儿潮”，1955-1963年间韩国总和生育率平均保持在6以上。当时的韩国还没有能力负担过多的人口，因此韩国政府采取了半强制性的节制生育政策，以遏制人口快速增长的态势。1961年韩国成立了“大韩家庭计划协会”，鼓励少生优育。1962年社区保健所开始向家庭免费提供避孕药物和工具，并宣传少子多福理念。1965年韩国推出了“三孩”政策，鼓励每个家庭只生育3个孩子。在上述政策的影响下，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到1970年下降到4左右的水平。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推出了鼓励仅生“二孩”政策。当时韩国政府将产业政策调整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足，韩国政府增加了节制生育政策的力度，鼓励家庭只生育2个孩子。1973年，韩国政府颁布了《母婴保健法》，为计划生育提供了法律依靠。同时，韩国政府通过诸多手段鼓励家庭生育两个孩子，其中包括为计划生育家庭优先提供廉价公共住宅和减免税收等财政措施，提高医疗卫生水平以降低婴儿死亡率等，到1980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至2.8。20世纪80年代，韩国政府推出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衡。1983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至世代更迭水平以下，但韩国政府仍然在1986年开始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并将相应的社会支持范围缩小至“一孩”家庭。与此同时，出生性别比失调情况愈发严重，韩国政府1987年正式颁布法律禁止医生向父母透露胎儿性别，但1990年韩国出生性别还是达到了1.16的峰值，造成男女比例明显失衡、育龄妇女减少等问题。1989年韩国节制生育政策有所松动，总和生育率小幅反弹，但到了90年代后期韩国的生育率迅速将至1.5以下，被认为有落入“低生育陷阱”的风险。直到2003年，韩国政府才开始实施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但已经错过最佳介入期。2003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至1.19，超低生育率将导致未来韩国出现劳动力短缺、经济增长放缓等风险，因此韩国政府开始采取措施鼓励生育。但此时韩国民众的生育意愿受多重因素影响，已回落至较低的水平。尽管此后韩国将人口政策总体规划的执行视为国家头等大事，在鼓励生育方面的财政投入颇多，但也并未逆转少子化的整体趋势。从供给侧看，少子化将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进而拖累经济增速。2016年以来，韩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见顶回落，2022年已降至71%左右。根据OECD预测，到2050年韩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三分之一。一方面，劳动力供给不足将直接抑制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长期少子化导致的人口老龄化也将降低社会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而资本要素不足同样会拖累经济发展。根据OECD的预测，2030-2060年韩国GDP年均增长率将下降至0.8%，是经合组织国家中最低的水平。目前韩国已着手引进外籍劳动力，韩国政府确定2024年以雇佣许可制进入韩国工作的外籍劳工规模为16.5万人，创历史新高。从需求侧看，少子化对消费需求存在一定抑制作用。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少儿是纯消费者，其比重越高对消费刺激作用越明显。此外，根据家庭储蓄需求理论，少子化将使家庭增加未来养老储蓄，减少当期消费。从韩国经验看，自1998年落入低生育率陷阱以来，韩国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增速中枢整体回落，2011-2021年增速均低于5%。此外，少子化可能导致经济重心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长期少子化将导致难以逆转的人口老龄化，进而增加社会总体养老需求。养老产业以服务业为主，已有研究普遍认为人口老龄化会促进第三产业占比的提升（Hashimoto & Tabata，2008；陈卫民、施美程，2013；陈颐、叶文振，2013等）。此外，赵春燕（2018）认为人口老龄化显著促进第三产业比重提升的前提是城镇化水平迈过84.3%的门槛值。从韩国经验看，少子化将加大社保和财政体系负担。长期超少子化将导致人口结构发生逆转，目前韩国老龄人口占比持续增加，导致韩国政府养老金支出占GDP比重逐年提升，从2000年的1.3%增长到2020年的4.3%。在韩国政府养老金投入比重逐年增加的同时，韩国老龄人口贫困问题愈发严重。究其原因在于长期少子化导致韩国人口抚养比不断提升，老龄人口税后得到的转移支付比例相对不足。此外，过去十余年，韩国政府将鼓励生育的政策预算扩大20多倍，由2006年的近20亿美元提升至2021年的400多亿美元。此外，少子化可能引起公共服务短缺。据《环球》杂志报道，目前韩国很多偏远地区的学校因缺少生源而纷纷关门。截至2022年3月，全韩国共有3896所学校关停，医疗设施因人口稀少而迁址别地。然而，公共服务的相对短缺可能导致人口继续向外流出，造成区域发展失衡。除此之外，少子化还可能影响国防安全。韩国军事人力管理局官员表示，由于出生率下降以及总人口减少，预计韩国2032年起将面临兵源不足的难题，为韩国社会稳定埋下隐患。据韩国国防部2022年12月公布的《2023至2027国防中期计划》，韩国计划到2027年将常备兵力名额保持在50万人，这意味着每年需要征兵22万人，但国防研究院根据人口资料推测，预计韩国20岁男性人口数量从2036年起将下滑至22万人以下，到2042年将锐减至12万人。由于劳动力供给相对短缺，韩国企业的用工成本正在增加。企业之间为了争夺有限的劳动力资源而展开激烈的竞争，这可能进一步推动薪酬水平的上涨，从而加剧了雇佣成本的增加。韩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0岁，但OECD发布的《2019年社会概览》显示，韩国男性和女性分别要到72.9岁和73.1岁才能从劳动市场彻底退休。老龄化劳动力的增加意味着雇主需要对工作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也会对雇佣成本造成压力。目前韩国科技创新实力仍位居世界前列，但主要依赖于财阀企业。韩国的研发强度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以色列），这是由于企业在研发方面的高支出。但目前韩国的企业研发高度集中在财阀集团企业，2020年韩国企业全部的研发支出中，大企业研发支出占总支出比例的62.5%，中小企业占比仅有25.4%。2019年韩国10家财阀企业占全国企业研发支出的比重高达47%。少子化可能抑制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韩国企业在创新时严重依赖使用公司内部资源进行研发创新，在拥有500名或更多员工的大公司中，94.3%的公司进行内部研发，这意味着创新需要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员工储备。然而，中小企业不仅没有大型企业的资源优势，在人才吸引力方面也与大企业存在明显差距。从薪酬水平看，大型企业支付的平均工资是中小企业的两倍多。从工作稳定性看，韩国中小型企业的非正式员工比例远高于大型企业。工人少于5人、5-300人和300人以上的企业中，非正式工人的比例分别为48%、32%和14%。随着未来劳动力短缺的情况日益加剧，中小型企业的科技创新实力或被拖累。人口预测数据不准确，少子化对供需两端影响机制及传导路径不清晰，对鼓励生育政策作用理解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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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分析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中美经济学培训中心福特班研究生；国家统计局百名经济学家景气调查特邀专家；曾长期担任中金公司高级经济学家（《机构投资者》大中华区宏观经济第一名、《亚洲货币》中国经济第一名与“远见杯”全球市场预测第一名团队成员），曾任国金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财新莫尼塔首席经济学家、中银国际宏观分析师（新财富宏观经济第三名团队成员）、国务院直属办事机关副处级调研员；擅长政策研究，致力于构建以大类资产配置为核心，以经济周期、流动性和政策为支点的宏观研究体系和研究团队。
宋进朝
资深分析师。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CFA，FRM，曾任中信建投证券宏观分析师、首席经济学家助理；多年宏观金融研究经验，主要从事宏观、产业及政策研究，尝试从结构主义视角观察宏观经济运行特征，致力于搭建中观经济学研究框架和体系；研究方向为经济周期、产业结构及产业政策。
刘 鎏
资深分析师。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金融学硕士；此前在中邮保险资管中心从事组合管理工作，曾长期担任中金公司研究部经济学家（《机构投资者》大中华区宏观经济第一名与《亚洲货币》中国经济第一名团队成员），曾任北大国发院研究助理；尤其擅长宏观数据的处理、分析和预测工作，曾在“远见杯”中国经济预测评选中多次获得前三名；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总量指标分析预测、经济周期及主题研究。
杨一凡
高级分析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硕士；曾任国金证券宏观分析师；擅长大类资产主题研究；研究方向为货币政策、美国经济及大类资产。
张馨月
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实体经济、产业政策、侧重于行业景气度跟踪及比较。
证券研究报告:《第二次人口转型与低生育率陷阱——韩国经验启示录》
报告发布日期：2024年1月21日
报告发布机构：西部证券研究发展中心
分析师：边泉水
分析师执业编号：S080052207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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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宋进朝
分析师执业编号：S0800521090001
邮箱：songjinchao@research.xbmail.com.cn
联系人：张馨月
邮箱：zhangxinyue@research.xbmai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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