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 | 高等教育如何应对未来之变？——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摘要

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对经济增长的预测，结合国际比较与历史数据，对2025—2035年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层次结构与所需教师数等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到203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会持续增加，或提前实现国家规划的65%的目标，但若以全日制高校入学率衡量则仍有2.46%的差距。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规模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如果保持自然增长，预计到2035年研究生占比将增至11.31%；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仍需进一步扩大，至少应扩大5%左右，达到可与世界强国竞争的理想规模则应继续扩大15%左右。高等教育中的普职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参照发达国家经验，高职高专、应用型本科、研究生教育中的专业教育等总占比应达到60%~70%，预计未来应有20%左右的普通高等教育转型为高等职业教育。未来重点学科在校生人数将持续增加，其中以工科为主要增长源，新工科中计算机类与电子信息类等战略性学科的整体质量与综合效益有待提升。伴随着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生师比应逐步降低，到2035年高等教育专任教师的规模预计需增加超过140万人，其中重点学科专任教师的增加占比接近50%。

关键词

高等教育规模  类型、层次与学科结构  新工科  高校教师需求  教育现代化

基金项目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课题“广州共建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研究”（2022GZYB49）

作者简介

杨怡，1998年生，女，土家族，湖北恩施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生，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评估；

沈敬轩，1996年生，男，汉族，浙江金华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学术职业和科技政策评估；

乔锦忠（通信作者），1972年生，男，汉族，山西平遥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研究方向为人才流动和科技政策评估。

引用本文

杨怡，沈敬轩，乔锦忠.高等教育如何应对未来之变？——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2023,21(05):5-18.

一、引言

1999年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快速增长，2019年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类型、层次与科类结构的不断优化，为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与知识创新提供了丰富动能。“十三五”期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万美元，逐步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然而，在人口与产业结构等变化的大背景下，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体系正面临新的挑战。

2015年实行全面二胎政策后，人口出生率出现短暂回升，加上人口迁徙等因素，部分城市的幼儿园、小学、初中学位出现短缺告警。2021年起，广州、杭州等地教育部门相继发布学位预警信息，2023年广州市8区已有超过百所学校学位紧张。与此同时，2017年后我国出生人口开始持续快速下降，部分地区的学前教育在园儿童开始减少，早前新建扩建的学校与教师队伍出现过剩。2020年，湖南省株洲市幼儿园数、专任教师数、在园幼儿数分别较上年下降1.3%、1.1%、2.3%。2022年，湖南全省的幼儿园班数、在园幼儿数分别较上年下降0.4%、0.8%。可见，人口对教育配置的影响既重要又复杂，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2021年我国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对建成教育强国和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做出了新的战略规划。面对新形势，高等教育如何应对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之变，有待深入探讨。本文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及相关教育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并结合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历史数据和发展趋势，在可比指标上分析和预测2025—2035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不同层次高等教育生师比、重点学科在校生规模及专任教师需求，为面向2035年的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提供事实支持。

二、文献综述

人口结构是社会的基础结构，学龄人口变化趋势是预测教育发展与资源配置的重要参考指标。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达到峰值（1786万人）以来，2022年已下降至956万人，降幅达46.47%，年均下降9.29%。为实现2035年的教育现代化目标、应对出生人口减少对教育系统的可能影响，国内学者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开展了大量的学龄人口预测研究，如张立龙等测算2021—2035年我国0—22岁学龄人口总规模将从3.28亿人持续减少至约2.50亿人，其中18—22岁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总量平稳增长至2032年后回落[2]。王传毅等预测了“三孩”政策下2021—2035年我国各级教育规模的变化[3]。其中，基础教育需求弹性较小、入学率相对较高且稳定，因此现有研究主要从人口变化角度预测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的规模及资源配置[4-6]。

在教育体系中，相对而言，学前与基础教育受人口变化的影响更大；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受人口影响，而且还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转型、政府投资、受教育者意愿、高校自身投资扩张需求等多种因素有关[7-8]，另外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存在院校层次、学历层次、学科专业等差异，有关其规模与资源配置的研究更为复杂、多样，相关预测研究的路径取向也较为多元。有学者结合国家战略发展需求与国外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历程，分析了我国不同阶段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结构优化的可能路径。如胡娟和陈嘉雨基于中美高等教育结构之比较，提出应扩大“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数量和学生规模、加大本科高校的比重[9]。张炜认为我国每10万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与硕士、博士学位占每年学位授予总量的比例均低于美国，高等教育仍需扩大规模、优化结构[10]。也有学者参考人均GDP、人口、产业结构等变量，使用国际比较法、趋势外推法、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高等教育发展进行预测。岳昌君和邱文琪通过预测2020—2035年高等教育规模与学历结构，认为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国家平均水平，但研究生招生占比低于平均水平，因此应提高研究生占比，略微提高本科生占比，降低专科生占比[11]。郭睿和刘泽云测算了2035年高等教育经费规模[12]，张炜和汪劲松则预测和比较了2030年中美两国研究生教育的规模[13]。

总之，当前有关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研究主要关注规模与毛入学率，此外也有基于毛入学率对学历学位结构与经费需求的预测，最终年份涵盖2035年、2040年、2050年等[14-15]。由于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指标中同时包含普通高校在校生和成人与网络本专科在校生，两类在校生的教学目标、资源需求等方面存在较大异质性，因此基于毛入学率开展的预测可能存在偏差。此外，《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提出“以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为引领，做强优势学科专业”“配齐配强教师队伍”，但现有研究较少围绕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和专任教师需求开展预测，对我国学科布局调整和高校专任教师队伍建设的指导意义有待加强。

本文在参考现有高等教育规模与资源配置研究的基础上，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对经济增长的预测，结合国际比较与历史数据，对2025—2035年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层次结构以及专任教师需求等进行预测。

三、2025—2035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预测

（一）高等教育学龄人口预测

由于高等教育阶段学生的来源更为多元化，学生可能在完成基础教育后直接进入高等院校，也可能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到校园，因此高等教育阶段的学龄人口分布范围更广、集中度更低。根据《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计算公式为：高等教育入学率(%)=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18—22岁年龄组人口数*100%。当前，我国学士、硕士、博士或同等学力学位获得者的毕业年龄主要为22—24岁、24—26岁、27—29岁。因此，本研究中的高等教育阶段学龄人口主要包括18—22岁年龄组的普通本专科学龄人口及23—29岁年龄组的研究生学龄人口。

本研究使用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中0—29岁年龄组人口情况、2021年与2022年出生人口数据，同时假设2025—2035年期间死亡率不变，推算可得2025—2035年期间各年的18—22岁、23—29岁年龄组人口情况，从而测算各年度的高等教育学龄人口。

如图2所示，2025—2035年间，普通本专科层次的学龄人口主要呈现先缓慢增加再迅速下降的趋势。结合图3可知，2025—2032年18—22岁学龄人口变化率为正值，处于逐年增加的阶段，其中2026年为变化率最高的一年，较前一年增加4.46%；在数量层面从2025年的7600万人上升至2032年的峰值，约为8870万人，7年间年均增长181.4万人。2033年开始进入18—22岁学龄人口变化率为负值的阶段，且负值逐年变小；在数量层面至2035年回落至8660万人。根据东亚地区与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中短期内我国出生人口仍将处于下行区间，因此预计2035年后普通本专科层次的学龄人口将维持下降趋势。

研究生层次的学龄人口在2025—2035年间则呈现先减后增的趋势，变化率呈现由负值逐渐增加至正值的趋势。2025—2028年为23—29岁学龄人口负增长阶段，变化率由-3.22%增加至-0.22%；学龄人口数量由10159.99万人减少至9857.44万人。2028年后23—29岁学龄人口进入正增长阶段，变化率逐步增加，2029年达到1.93%；2035年数量增至峰值，约为11736.48万人，此后趋于平稳。以美国学历结构变化情况为参照，中短期内我国研究生层次的学龄人口将保持平稳增加的趋势。

（二）高等教育入学率和层次结构预测

1.高等教育入学率预测

根据《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2020年版）》，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18—22岁年龄组人口数*100%。其中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包括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研究生在校生数、军事院校本专科在校生数、其他学历教育折合学生数（如成人本专科、网络本专科、自学本专科）。

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之间具有异质性，主要表现为教育目标、课程设置、学术研究、教学方法和所需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在预测在校生规模、专任教师规模、经费需求时，直接使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测算可能造成偏差，有必要分层次测算入学率。在分层次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测算了全日制高校入学率，即除去成人与网络本专科在校生以外的普通本科与职业本专科入学率，作为衡量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指标之一。具体而言，本研究中涉及的入学率包括：

（1）普通本科高等教育入学率=普通本科在校生数/18—22岁年龄组人口数

（2）职业本专科入学率=职业本专科在校生数/18—22岁年龄组人口数

（3）普通高校入学率=普通本科高等教育入学率+职业本专科入学率

（4）研究生教育入学率=研究生在校生数/23—29岁年龄组人口数

如图4所示，2012—2021年我国全日制高校入学率与官方口径的毛入学率均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2012年全日制高校入学率仅为23.75%，2021年增加至49.49%，十年间全日制高校入学率共增加25.7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12年仅为30%，此后逐年增加，至2021年达到57.8%，年均增加3.09%，增加速度较快且超过OECD成员国平均值的增幅。2019年，我国官方公布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正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但与OECD国家76.4%的平均值相比仍较低。

得益于近年来国家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高度重视，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幅显著。2019年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了203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5%的目标[16]。部分学者对2035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情况进行了预测，根据岳昌君等人的预测，预计203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适宜目标在67%左右[11]。郭睿、刘泽云参考欧元区国家、OECD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在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后的前15年中的毛入学率年均增长率（约1.4%），得出我国2025年、2030年、203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为63.4%、70.4%、77.4%[12]。本文结合2025—2035年人均GDP的变化趋势、OECD国家的发展经验及我国高等教育学龄人口的走向，以2021年为基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7.8%）进行推算，预测结果如表1所示。预计到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约为61.85%，2030年约为66.70%，2035年将超过70%，达到71.51%。《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的65%的目标或将在2030年之前实现。2035年我国全日制高校入学率约为62.54%，即普通本科与职业本专科入学率将达到62.54%。

2.高等教育层次结构预测

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主要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三个层次，反映了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所要达到的程度和水平[17]。合理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是发挥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科学研究等功能的关键因素[18]，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经济建设对高等教育内部的层次比例有不同的需求。随着国家收入水平的增加，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会不断提高，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也会发生变化[19]，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也会随之调整。传统上高等专科学校属于普通高等教育，但经过高等教育扩招以及近年来的发展，很多专科学校与高等职业学校在招生批次及学生毕业后的待遇方面已无显著差异，人才培养计划和课程设置也在逐渐趋同，因此高等专科学校事实上已逐步演化为高等职业教育的一部分，特别是国家最近在强调职业教育是一种类型教育而不是层次教育，正大力推进应用型本科建设，在学术研究上把高等专科学校归为高等职业教育无论从现实情况还是从未来发展趋势看都更为合理，因此本研究将高等专科教育视为与高等职业教育同一类型。

关于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中，人均GDP与产业结构是主要的解释变量[11，17]。有研究以人均GDP、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三个解释变量预测高等教育学历结构，统计结果显示人均GDP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第二、三产业结构占比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水平[11]。因此本文将从职业本专科、普通本科和研究生三个层次出发，基于经济发展的视角，在结合产业结构的基础上，以人均GDP为主要参照指标并结合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情况，预测2025—2035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

到2035年，我国研究生的毛入学率将持续增加，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也将有所提升。由于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和规模的变化涉及科技政策、社会经济、人口等多方面的因素，因此研究生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中的占比可能会发生变化。由图5可知，根据预测结果，2021—2035年我国职业本专科层次占比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截止到2035年职业本专科层次占比约为40.61%，相较于2021年减少1.25%。2021—2035年普通本科层次占比整体呈现降低的趋势，到2035年预计降低至48.08%。研究生层次占比将逐渐增加，至2035年占比增加至11.31%，相较于2021年共增加2.2%。在研究生层次中，2035年硕士研究生占比约增加至9.22%，博士研究生占比约为2.09%。

结合人均GDP可以发现，人均GDP在2020—2035年呈现逐年上升的变化趋势，2021年人均GDP为12556美元，到2035年将增加至24811美元，年均增加942.69美元。结合图5可以直观地看出人均GDP发展的不同阶段与高等教育规模的关系，即随着人均GDP的逐渐增加，研究生层次占比也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调整的历史趋势也印证了上述判断。2021年我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为：职业本专科层次占比约为41.68%，普通本科层次占比约为49.44%，研究生层次占比约为8.7%。到2035年人均GDP约为24811美元，此时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为：职业本专科层次占比约为40.61%，普通本科层次占比约为48.08%，研究生层次占比约为11.31%。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国家与科技强国，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科研实力始终走在世界前列。结合人均GDP水平与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关系，参照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相关数据，可以为我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优化提供借鉴思路。2021年我国人均GDP约为1.26万美元，与美国1980年的人均GDP相当。1980年美国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为：本专科（社区学院）层次占比约为70.01%，研究生层次占比约为30.61%。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在当前的人均GDP水平下，我国的研究生层次占比低于同等GDP时期美国的研究生层次占比。

预计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约为2.48万美元，而美国人均GDP最接近这一数值的年份为1991年，此时美国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为本专科生占比70.94%、研究生占比29.06%。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在人均GDP较为接近时，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中研究生层次占比比我国预测值高出约17.75%。此外，1990年以来，美国的本科生占比逐步降低，研究生规模逐渐扩大。英国人均GDP最接近2.48万美元的年份为1996年，此时英国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为本科生占比69.1%、研究生占比17.3%。结合美国与英国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数据进行分析，以人均GDP为参照时，可以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日本和韩国与我国的经济关系密切，且相对欧美发达国家而言，与我国的社会文化背景更为相似，而日本和韩国的研究生占比早在2018年就已超过10%。预计2035年，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将进一步扩大，劳动力市场对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也将随之增加，研究生教育占比应提升至15%左右以更好地满足现实需求。理想的状况是接近与美国人均GDP相当时的水平，在自然增长的同时再增加15%左右。

另外，我国在高中阶段长期实行的普职分流比例大致为5:5，当前高等教育系统中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比例大致也延续了这一结构。以部分发达国家的普职比为参考，2020年，美国高职生、本科生占高等教育学生总数的比例分别为69%、31%[20]。德国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力，2021年，德国应用科技大学和无权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学生占总学生数的60.5%，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和学院学生占比为38.9%[21]。由此，以2021年为基期，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并结合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趋势，未来十年我国应将高等教育系统中的职业教育（高职高专、应用型本专科和研究生教育中的专业教育）占比提升至60%~70%，以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

（三）不同层次高等教育重点学科、专业在校生规模预测

在优化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同时，也应重点关注不同层次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层次结构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宏观层面的框架与体系，而学科结构则关乎人才培养的战略布局，二者对高等教育结构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处于向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阶段，对人才结构和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也提出了新的需求。2023年2月，《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提到：“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进一步提高基础学科特别是理科本科专业点占比；深化新工科建设，加快学科专业结构调整。”[22]现代化强国建设离不开一流人才提供支持，在新阶段各高校应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加大战略性学科专业与重点学科的建设力度，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优质动能。

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一词代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四大学科领域，这与中国对理工科专业的分类方法基本一致[23]，因此本文中的重点学科即具有STEM学科背景的理工科专业。理工类专业与科技创新关系密切，学生通过系统的学科训练，得以培养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及创新发明的能力。有研究表明，理工类人才在推进国家科技创新发展中承担着重要作用。STEM专业毕业生有利于都市地区专利强度的增加，增加STEM专业毕业生的存量可以为地区或国家提供可观的经济和创新效益[24]。然而，当前我国仍处于高质量理工类人才配给不足的阶段，我国计算机与电子行业和制药业是制造业中研发人员占劳动力比重最高的两大技术产业，研发人员分别占4.66%和2.67%, 而美国的相应比重是11.37%和13.23%[25]。中国正处于人口红利消失和资本积累效应逐渐消退的时期，合理配置人才结构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将分层次探讨当前各重点学科、专业在校生占比，并预测面向2035年的变化趋势。

1.重点学科博士在校生规模预测

由图6可知，2012—2021年理学博士生占比整体上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但变化幅度较小，且近十年理学博士生占比均处于17%~19%的区间内。2012年为近十年理学博士生占比最低的年份，此后占比逐年增加，2017年达到峰值，约为18.82%，2017年后占比逐渐回落，2021年降至18.06%。2012—2021年工学博士生占比在高于40%的基础上总体表现为逐年增加的趋势，到2021年达到42.26%。2012—2021年农学博士生占比始终低于5%。2012年农学博士生占比为4.23%，2019年达到近十年的峰值，约为4.26%，此后比值略微跌落，2021年降至4.2%，略低于2012年的比值。2012—2021年医学博士生占比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2012年占比约为10.78%，2018年后增速加快，2021年占比达到12.79%。从重点学科博士生总人数来看，2012—2021年表现为逐年增加的态势。其中，2012—2017年为平稳增加阶段，年均增加1.28万人；2017年后增速加快，年均增加3.3万人。截止到2021年，重点学科博士生总人数约为39.39万人。

总体看来，2012—2021年工学博士生占比始终居首位，理学博士生占比次之，农学博士生占比最低。工学博士生占比逐年增加且逐渐趋近50%，而农学博士生占比始终在4.2%左右浮动且2021年较2012年减少了0.03%，近三年来医学博士生占比增速加快，理学博士生占比略有提升但增幅较小。工学与医学博士生规模的扩大是重点学科博士生总人数持续增加的重要因素。

自2000年以来，美国STEM学科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占比始终处于不断增加的态势。在我国当前的科技战略部署背景下，结合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趋势可以推测，中短期内我国重点学科博士生人数仍将处于上升趋势。结合以上数据并以2021年理、工、农、医各学科占比为基期进行推算，预测结果如表2所示。预计到2035年，我国理学博士生占比与工学博士生占比将逐渐扩大，而农学博士生占比相对于2021年则略有缩减。具体而言，2035年理学博士生、工学博士生、农学博士生、医学博士生占比分别为19.18%、43.87%、4.18%、12.79%，且重点学科博士生总人数预计超过100万人。

2.重点学科硕士在校生规模预测

由图7可知，2012—2021年理学硕士生占比主要呈现先减后增的趋势。2012年为近十年理学硕士生占比最高的年份，比值为9.13%。同时，2012—2016年理学硕士生占比均高于8%，而自2017年起占比迅速跌至7%以下，达到近十年来的最低值，约为6.5%。在工学硕士生占比层面，2017年工学硕士生占比达到近十年来的峰值，约为39.82%，此后工学硕士生占比逐年降低，2021年降至近十年来的最低值，仅为34.69%。在农学硕士生占比层面，2012—2021年总体表现为逐年增加的变化趋势。2012年为农学硕士生占比最低的年份，仅为3.27%，此后占比逐渐增加，2021年达到4.91%，为近十年来的峰值。医学硕士生占比呈现先减后增的趋势，其中2017—2021年为增加阶段，由2017年的谷值9.44%增加至2021年的峰值11.43%。

在重点学科硕士生总人数层面，2012—2021年总体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但增速有所不同。2012—2016年为平稳增加阶段，由2012年的83.62万人增加至2016年的95.90万人。2017年总人数剧增至100万人以上，约为137.50万人。2017年政策调整所导致的研究生录取率的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2017年重点学科硕士生人数的陡增提供解释。同时，结合数据可以发现，2017年暴涨的硕士生数量中，较大比例为工学硕士生。工学硕士生占比较前一年增加5.01%，农学硕士生占比较前一年增加1.12%，理学硕士生占比较前一年减少，医学硕士生占比较前一年降低2.2%。

3.重点学科本科在校生规模预测

由图8可知，2012—2021年理学本科生占比呈现先减后增的变化趋势。其中2012—2017年为占比负增长阶段，且2012年是近十年来占比达到峰值的年份，约为9.21%；从2018年起占比逐渐回升，至2021年增加至6.72%，但仍低于2017年以前的理学本科生占比。2012—2021年工学本科生占比始终居于首位且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由2012年的31.69%增加至2021年的34.02%。2012—2021年农学本科生占比在各重点学科中始终处于最低值，且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2014年为近十年农学本科生占比最高的一年，占比约为1.75%，此后比值逐渐降低，2020年降至最低值1.66%。医学本科生占比在2012—2021年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且增长速度较缓，由2012年的7.05%增加至2021年的7.97%。

在重点学科本科生总人数方面，2012—2021年的整体趋势为逐年增加。2012—2017年增速相对平缓，2017年后增速加快。2012年总人数为708.82万人，2021年增加至953.71万人，年均增加约27.21万人。

4.重点学科专科在校生规模预测

由图11可知，2012—2021年STEM类专科生占比呈现先减后增的态势。2012年STEM类专科生占比达到近十年的峰值，约为35.43%，2017年降低至谷值32.66%后逐渐回升，2021年增加至33.90%。具体到电子类专科生层面，2012—2021年电子类专科生占比主要呈现先减后增的变化趋势。2012年电子类专科生占比为9.66%，2014年降低至谷值9.01%后逐渐回升，2021年增加至峰值，约为33.85%。

最后，在电子类专科生与STEM类专科生人数方面，2012—2021年总人数逐年增加。2012—2018年呈稳步发展态势，2012年STEM类专科生人数仅为964.23万人，2018年增加至1133.70万人，年均增加28.25万人。2018年后总人数迅速增加，2021年总人数超过1590万人，年均增加约114.1万人。

四、2025—2035年我国高等教育教师规模预测

合理的教师队伍规模和结构，直接影响着大学功能的发挥[26]。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对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并肯定了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2021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对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指导意见，体现了教师队伍在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在数量层面得到发展的同时也应保持对质量的追求以保证高等教育效益。在学校环境中，教师是与学生发展密切相关的群体，生师比与教师规模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教育效益的实现。面对人口结构与生育政策变化带来的高等教育结构和规模调整，在高等教育入学率提升、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扩大、不同层次高等教育在校生占比不断变化的连锁反应下，有必要进一步分析未来高等教育生师比的变化趋势及面向2035年的高校教师规模需求。通过搜集并分析2012—2021年我国不同层次高等教育的规模情况，参照美国、英国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教师规模和不同层次高等教育生师比及教师规模占比的结构特征进行预测。

（一）高等教育生师比预测

根据2004年《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生师比的计算公式为：生师比=折合在校生数/教师总数。其中，折合在校生数=普通本、专科（高职）生数+硕士生数*1.5+博士生数*2+留学生数*3+预科生数+进修生数+成人脱产班学生数+夜大（业余）学生数*0.3+函授生数*0.1。

鉴于不同层次高等教育的异质性，在预测生师比时，对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进行分别测算。本研究中涉及的生师比包括：

（1）研究生高等教育生师比=研究生在校生数/研究生教师总数

（2）普通本科高等教育生师比=普通本科在校生数/普通本科教师总数

（3）高等职业教育生师比=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数/高等职业教育教师总数

由图12可知，2012—2021年，我国研究生层次生师比主要表现为先增后减的趋势，由2012年的5.76增加至2017年的6.55，达到近十年研究生层次生师比的最高值，此后生师比逐渐回落，到2021年降至5.99。结合图5的研究生入学率可以发现，2017年也是研究生入学率骤增的一年，因此研究生层次的生师比也受此影响。2012—2021年的本科层次生师比均高于14，其中2012年为本科层次生师比最低的一年，此后本科层次生师比先增后降，至2016年时转为逐年增加，2019—2020年略有回落，2021年陡增至近十年本科层次生师比的峰值，达到14.91。

在高职层次生师比方面，2012—2018年变化趋势较为平缓，生师比在23、24左右浮动。从2019年起高职层次生师比迅速增加，2021年达到峰值26.91。梳理相关政策可知，2019年印发的《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推动了高职扩招工作的顺利进行，高职院校成功实现扩招人数超100万人，在校生规模的变化带来了生师比的迅速增加。相比较而言，2012—2021年高职层次生师比均高于研究生层次与本科层次，本科层次生师比高于研究生层次，研究生层次生师比最低。

与OECD国家生师比平均值的变化趋势相比，我国的差距还在持续扩大。以美国、英国与瑞典等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生师比降幅较大：截止到2020年，美国四年制本科生师比约为14，两年制社区学院生师比约为17.6；2021年英国高等教育生师比约为9.69。以2021年我国不同层次高等教育生师比为基期，结合面向2035年不同层次高等教育在校生数量的变化情况，进一步参照东亚地区发达国家近年来生师比逐年降低的变化趋势，预测中短期内我国生师比将会逐渐降低。具体而言，预计2035年我国研究生层次生师比约为5.5，本科层次生师比约为14，高职层次生师比约为21，如表6所示。

（二）不同层次高等教育专任教师规模预测

教师作为教育活动的责任者，对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的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在教育资源配置中占据首要地位。本研究尝试结合前文测算的在校生规模与生师比数据，进一步预测面向2035年的高等教育专任教师规模需求。具体而言，本研究涉及的专任教师规模包括：

（1）研究生高等教育教师规模=研究生在校生数/研究生生师比

（2）普通本科高等教育教师规模=普通本科在校生数/普通本科生师比

（3）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规模=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数/高等职业教育生师比

如图13所示，2012—2021年我国不同层次高等教育专任教师规模整体上均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在研究生教师规模方面，2012年研究生专任教师数量为29.84万人，2021年增至近两倍，约为55.65万人，年均增加约2.87万人。本科层次教师规模由2012年的101.43万人增加至2021年的126.97万人，年均增加2.84万人；2020年本科层次教师规模达到近十年来的峰值，约为127.61万人；2021年较前一年减少0.64万人。高职层次教师规模由2012年的46.58万人增加至2021年的59.57万人，年均增加约1.44万人。对比之下，2012—2021年研究生教师规模的增速最快，本科生教师规模的数值最大。 

在教师总规模层面，2012—2021年表现为逐年增加的态势。2012年高等教育教师总规模为144.03万人，2021年增加至188.52万人，年均增加4.94万人。

（三）重点学科、专业专任教师规模预测

由图14可知，2012—2020年各重点学科教师规模均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理学教师规模由2012年的16.83万人增加至2020年的19.72万人，年均增加约0.32万人。工学教师规模由38.74万人增加至51.05万人，年均增加约1.37万人；其中2018—2020年扩充速度加快，年均增加1.54万人。农学教师规模由3.63万人增加至4.45万人，年均增加0.09万人。医学教师规模由10.61万人增加至14.51万人，年均增加约0.43万人。由此可知，2012—2020年工学教师规模增加速度最快，医学次之，农学教师规模扩充速度最慢，这与各重点学科在校生规模的增加趋势较为一致。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国家统计局与相关教育统计年鉴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借鉴美国、日本与英国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关经验，对我国2025—2035年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和教师规模进行了预测，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普通本专科学龄人口短期内呈现增加趋势，至2032年后转为负增长；研究生层次的学龄人口在2025—2028年处于负增长阶段，2029年开始转为平稳增加；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全日制高校入学率中短期内将持续增长。2021—2035年，普通本专科层次学龄人口短期内将持续增加，直至2032年达到峰值（约8870万人），2032年后逐渐减少。研究生层次学龄人口短期内将处于负增长阶段，至2028年减少到9860万人后逐渐回升，并保持增加趋势。另外，2025—203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持续增长，预计到2035年将超过70%，或将在2030年左右提前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的“203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5%”的目标。而全日制高校入学率将在2035年超过60%，达到62.54%。具体到数量层面，预计到2035年，我国研究生在校生数量将达到691.28万人；本科生在校生数量将达到2938.07万人，专科生在校生数量约为2481.46万人。

第二，我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研究生层次占比有待提升；中短期内本专科层次规模将逐渐缩小，研究生层次规模将持续扩大，预计到2035年研究生层次占比约为11.31%。近十年来，普通本科与职业本专科在我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研究生入学率持续增长且2016年以来增长速度逐渐加快，研究生规模扩招迅速，但是研究生层次占比仍然较低。在人均GDP相当的发展阶段，我国研究生层次教育占比低于美国与英国等发达国家，且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仍待进一步优化与调整。面向2035年，预计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中普通本专科占比将持续下降，研究生层次教育规模将继续扩大，且研究生层次教育规模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硕士研究生占比的扩大。根据预测结果，2035年我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为：职业本专科层次占比约为40.61%，普通本科层次占比约为48.08%，研究生层次占比约为11.31%。研究生层次中，硕士研究生占比约为9.22%，博士研究生占比约为2.09%。

第三，重点学科在校生人数中短期内将持续增加，其中以工学学科为主要增长源。赖德胜等人的研究结论表明，自1999年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以来，理工科专业毕业生占比大幅度下降[23]。本文进一步分层次分析后发现，虽然理工科占比呈现下降趋势，但近年来工科比例处于增加的态势，尤其是本科层次与博士层次的工科占比，分别增加了1.31%、2.33%，硕士层次略有降低。根据预测结果，面向2035年以理工农医为代表的重点学科总人数将保持增加的态势，其中主要以工学领域学生人数的增加为主。在本科层次，工学领域本科生人数与占比都将继续增加，其中以计算机类学科的本科生为主要增长源。在研究生层次，重点学科人数占比将继续增加，其中农学研究生占比近期将呈现低速下降的趋势，而工学类研究生占比仍将维持绝对比重，且中短期内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预计到2035年，重点学科本科在校生占比约为理学7.56%、工学37.66%、农学1.53%、医学8.00%；其中，计算机类占比约为12%，电子信息类占比约为28%；重点学科本科在校生总规模将超过1600万人。2035年重点学科硕士在校生占比约为理学8.00%、工学38.00%、农学5.00%、医学11.00%，重点学科硕士在校生总规模预计达到349万人。2035年重点学科博士在校生占比约为理学19.18%、工学43.87%、农学4.18%、医学12.79%，重点学科博士在校生总规模将超过100万人。2035年重点学科专科在校生占比情况预计为：STEM类占比约为38.19%，其中电子类占比接近22.04%。

第四，生师比逐渐降低，教师规模逐步增加，供需矛盾将得到缓解，重点学科教师需求持续扩大。我国不同层次高等教育的生师比相较于十年前均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较高水平，但预计随着教师规模的扩充，生师比的矛盾将得到缓解。预计到2035年高职层次生师比将达到21，本科层次生师比为14，研究生层次生师比为5.5。另外，由于重点学科在校生规模的增加，重点学科教师规模的需求仍将扩大，预计到2035年重点学科教师规模将接近160万人。尽管如此，相较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我国的生师比仍较高。美国近年来生师比不断降低，2020年达到了14；英国2021年的生师比为9.69。较低的生师比是建设世界顶尖大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进入世界顶尖大学行列的美国大学生师比主要集中在5:1及以下[27]。合理的生师比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前提，因此有必要为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相适配的师资供给，确保在师资数量层面的优势。

（二）政策建议

第一，2025—2035年间，根据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和国际科技竞争等综合需要，将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维持在70%左右，全日制高校入学率争取达到65%。首先，根据预测结果，2035年我国官方毛入学率将达到71.51%，全日制高校入学率约为62.54%，官方毛入学率将提前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的目标，但以普通高校入学率作为衡量指标时，距离目标值仍有约2.46%的差值。其次，203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仍低于OECD国家的均值，而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是关乎技术变革与创新的重要因素。为满足产业结构升级与科技竞争等方面的需要，应确保高等教育规模的稳步增长，将毛入学率维持在70%左右，争取将全日制高校入学率提升至65%。同时，应注重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为经济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此外，我们的研究还发现，2021年我国官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约为57.8%，与除去成人与网络本专科的普通高校入学率的差值约为8.31%，2014—2021年我国官方毛入学率与普通高校入学率的差值均大于8%。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看，引入全日制高校入学率作为衡量高等教育规模的参考指标，更有利于客观评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以及人才储备的真实水平。

第二，优化高等教育的内部结构，扩大高等职业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占比，压缩普通高等教育占比。首先，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中，研究生教育占比仍处于较低水平。2021年我国研究生教育占比约为8.7%，以人均GDP为参照，该比例相当于美国20世纪40、50年代的水平。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研究生教育占比至少应达到15%左右，理想的状况应达到30%左右。在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下，为适应人才需求的变化，未来我国研究生层次教育规模与质量应持续扩大和提升，职业本专科层次应适当扩张，普通高等教育占比应适量压缩。其次，当前我国应用型人才与职业技能型人才未能满足产业发展需求。以制造业为例，《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2025年的人才缺口将接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这可能会制约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职业教育是根据职业和岗位需求培养应用型人才与职业技能人才的教育类型，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普职比尚不足5:5，与发达国家的普职比相比，处于职业教育占比较低的水平。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未来应增加应用型与职业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规模，将20%左右的普通教育占比转向职业教育，为先进制造业提供高质量的后备力量。因此，未来应将应用型与职业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规模占比提升至60%~70%，以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

第三，加大理工农医特别是与未来产业发展趋势关系密切的计算机与电子信息等学科专业的布局。首先，理工农医等学科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经济与科技发展有直接作用，而且还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与发达国家的STEM学科相比，我国相应学科的总体占比还有待提升，增速还需加快。扩招以来理工农医学科的整体占比大幅下降[23]，当前在硕士生与专科生层次，这些学科的占比还有继续降低的趋势。2009—2017年间，各行业对重点学科人才需求的比例表现为：第一产业中农学所占比例最高（42.3%），第二、三产业中工学所占比例最高（64.0%、28.9%）[28]。着眼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未来我国在继续扩大重点学科占比的同时，应适当缩减农学的规模，加强部分理学学科的应用性。其次，以计算机与电子信息为代表的战略性学科在科技创新中承担着重要角色，近年来计算机类学科占新工科比例增速较快，电子信息类占比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新工科整体占比逐年递增但整体效益不高。根据安永与华为联合发布的《中国ICT人才生态白皮书》，到2025年，ICT人才①数量缺口将超2000万，整体供需缺口呈持续扩大的趋势。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培养的人才，是推动ICT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中国在向科技强国迈进的过程中仍将面临巨大的新工科人才缺口，中短期内新工科人才的培养仍将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重点。此外，相较于规模扩张，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重点学科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也应该引起重视。就重点学科所占比例而言，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低，但由于综合效益不高，目前仍存在高质量科技人才缺口率较高等问题。解决科技人才匮乏的关键在教育，在于教育系统能否为市场提供相匹配的人才规模与质量。未来十年应重点关注计算机与电子信息类等战略性学科的发展情况，统筹推进规模扩大与质量提升，以期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需要。

第四，根据在校生规模的增加适当扩充高等教育专任教师规模，保障生师比处于较低水平。在高等教育由大众化迈入普及化的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的在学规模不断扩张，而专任教师规模未能同比增加，导致生师比逐渐扩大。2021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相比2012年增加了1266.07万人，增幅近50%，而在此期间高等教育专任教师规模只增加了44.49万人，增幅约为30.89%，各层次生师比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各层次的生师比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较高水平，且由于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仍在快速增长，当教师规模不能满足大学发展的实际需要时，会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产生不利影响。预计到2035年，研究生层次生师比约为5.5，本科生层次生师比约为14.00，高职（专科）层次生师比约为21.00，而与之相对应的专任教师总规模约为328.03万人，相较于2020年将增加超过140万人，其中重点学科专任教师的增加占比接近50%。基于此，为保障人才培养的质量，相关主体有必要从规模与比例层面出发，根据在校生规模的增加扩充相应的教师队伍并提升教师队伍的质量，保障生师比处于较低的比例。

总之，高等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处于高端位置，与国家科技创新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关系密切。面对出生人口减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国际科技竞争加剧的新形势，应科学规划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本研究尝试对未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和结构中的重要问题进行预测和描述，但限于篇幅与研究经验，还有诸多不足之处有待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补充和完善。

注释

①ICT人才精通信息、通信与技术这三个领域，是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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