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与文化再生产理论已经在国际上流行很久了。十多年前，笔者在东京大学留学时，研究室里有几台共用电脑的开机密码就是“Bourdieu”（布迪厄）。这个不太好记的法文名巧妙地屏蔽了外人的随意使用，而我们专业之内人人都对它的拼法烂熟于胸。恐怕布迪厄本人未曾料想，自己的大名在日本的大学里竟成了个通关口令式的“文化资本”。在社会结构尺度上观察现代教育，特别是对大学入学机会差异、大学生发展和出路分化的研究中，以家庭文化资本为主要解释变量的论文汗牛充栋，文化再生产理论一再得到验证。这一理论展现出横贯全球的普适性，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地域，总能成功地揭露由于出身造成的不平等在教育系统中被巩固甚至加强。对此欧、美、日、韩早已束手无策，而中国似也未能幸免。令人不解的是，依据该理论的大量实证研究竟然众口一词地讲出对人生的宿命论解读，还有对教育事业的心灰意冷，这令我们不能马上就将其奉若真理。面对文化再生产理论巨大的现实影响力，我们是否还能想象其他的受教育动机？文化除了作为一种资本还可以是别的什么？中国传统里保存着未受布迪厄理论影响过的社会现实与理论构想。自古以来，文化是个总体概念，指一个文明体共有的精神财富，而不是个人财产。汉代董仲舒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指出精英文化不谋求个人功利。北宋著名的“横渠四句”提倡读书人去担起全体生民的责任，扛起整个文化的前途。讲一个人有家学、有文化说的是他更多地浸染在某种世代流传、全体共有文化之中，习得了相应的为人处世之道，是个受人尊重的人。现在，要是在研究中借用术语定义他拥有“文化资本”，就仿佛指摘他掌握了以特定方式自我包装、显示优越来压制其他人的技巧——理论化过程中何以会发生如此翻转令人深思。当文化资本说将文化降格成某个阶级的经济趣味、小圈子的利益壁垒和个人传习到的竞争筹码，也就把存在着代表文明传统与价值共识的“文化”从观念中清除了。出自《周易》的“人文化成”意味着通过人文的方式推行教育可以使社会更加文明化，使个人更加明事理、合人伦。文化的代代相传在中国通常被认为是福祚绵长之事，然而文化再生产却背负着不平等的道德恶名。问题是，在评判文化的传承或再生产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之前，难道不应当具体地了解文化的内容？如果文化教育对人格塑造确有裨益，又何必苛责来自家庭的突出贡献？不问其内容，仅仅将下一代接收到上一代文化教育材料有多有少视为头等大事，显得舍本逐末。布迪厄揭示了文化的符号性特征，也使具体的文化被抽象为没有灵气和道德感召力的货币。再生产理论引导人们只关注占有货币的多少，忽略其质地特性与成色好坏，因为那不过是民主制取代贵族制后精英文化的残骸。我们既要在西方思想脉络中认识文化再生产理论的深刻性，也不能忽视其关于现代教育的连带设定。在一个经济等级化的社会，一个人受教育的目的只是在竞争中获取符号货币以换取社会身份和经济地位。就是说，能使人内在发生改变，成为更好的人，那种以文化人的教育是不可能的，人与人的德性差别与所受教育无关，受教育只能带来掌握文化符号上的差别。由此，便宣告了教育本身的无意义。与此同时，在社会层面选贤任能的理想被一并消除，国家教育选拔系统的正当性根基也无从寻觅。从经验直觉和理论演绎来看，文化资本与文化再生产理论与中国的情况都有很大分歧，而中国的经验与常识未必没有普世性。富有创造力的中国学者已经注意到了本土思想的独特价值，认真地对待我们的传统可以激活贫乏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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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 | 陆 一
排版 | 王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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