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前五年，正是艰难的转折年头，这五年貌似平淡，看上去没有了往常运动的大折腾，但像是大病过后的喘息，酝酿风暴前的平静，对于受害者、当事者而言，这种间歇期同样有令人窒息的小波澜和小动荡。相对于宏大的叙事热点的关注，史家们在著述中往往容易忽略这五年，在仅有的一些著作中也多是在广州会议等问题上着墨较多，对这五年全面的政治演变、人情世态的微观呈现及研究较少见到。在描述“这五年”政治形态的方面，《一个戴灰帽子的人》首次突破已有的叙说框架，以个体的珍贵体验和笔触深入到每一个年轮、每一个关键事例，突显“这五年”普通国人惶恐不安的心理起伏线，完整地覆盖了“这五年”风雨侵袭的范围。这就弥补了原来史料作品在“这五年”上的空缺，给年轻的读者提供了一扇不可多得、读懂当代史的宝贵窗口。一段流逝的历史阶段，不怕笼统地评说、空洞地议论，最怕没有充足的实证，没有真实的内心坦露。《一个戴灰帽子的人》既充分地显露了“这五年”的社会图景，也呈现了作者一步一踉跄的心灵折磨小史。我读完之后有一种沁入心脾的凉意，有一种跌入人性深渊的痛感，更有感于邵先生题记中所说的“人间忧患诚如海”的浩瀚愁绪。“灰帽子”是邵燕祥先生首先借用的词语，色彩之准，定位之巧，应该会为当代治史者所记取并认可的。邵先生1959年摘了帽子，人前背后被视作“摘帽”，依旧头上还有一顶有形无形的歧视性帽子。邵先生曾经多次说过，他被摘帽属于第一批，属于“非典型”，因为更多的摘帽者极少能有回北京、回原单位的幸运。他能返回到中央电台工作，应算是少见的个案，但依旧感受到被隔膜的痛楚，见到的熟人也多是表情漠然，只能习惯于独来独往，狠心地把自己关闭起来。最关键的是，不能留下任何惹来祸害的“罪证”，因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竟成了千百万“待罪之鱼”宿命的叙事模式，只能无需思考、麻木不堪地随大波、逐恶流。邵先生仔细记录了“冒头”挨打、控制异端的一桩桩事例。譬如，中央电台播音组丁一岚身为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的夫人，也要被迫在会上交心说，某个观点她也曾有同感，但她只是心里想，没说出来过。某副主任当时严正地指出：心里有这种想法也是不行。邵先生在书中点出副主任这种诛心之论的霸道样子，实际上是单位日常斗争的常态：“出语凌厉，打你一个措手不及。”“灰帽子”们学会尽量少说话，不能让自己的言行随意上人家的“秋后小账本”，以求得一种“异样”的安全感，反而会因为自己“变异”而在“互相伤害”环境中谋得难得的安宁。邵先生只能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吴小如这样的老友面前，恢复自由地倾诉和聆听，他1972年写的诗句“求友应从生死场”，说的正是交友之难之苦，反映干涸车辙里相濡以沫的垂死鱼之交。有一笔最为难忘：1958年广播局局长梅益在路上向邵先生夫人谢文秀问及情况，谢文秀向老领导忍不住多说一句：“我到现在也没想通，他（指邵燕祥）怎么会带上那顶帽子呢？”梅益说了一句“惊天”话语：“说不定哪天我也会带上那顶帽子的。”联系到动荡年代梅益的悲惨遭遇，他说的这句话确实有惊人的预见性，表明他亲历残酷无情的斗争之后的洞察力和悲观程度。邵先生特地写到侯宝林、马季所在的说唱团，称之为“保持人味的园地”，因为曲艺名人因自己文化水平较低，较能真诚地尊重有文化的人，平常工作相处中能欣然迎接，笑脸相向。我读到此章节时，泪花忍不住流淌出来，这在阅读本书时是唯一的特殊感触，是沉重世界之中最不能忘却的一处暖意。邵燕祥，是个“著名又不著名”的人，虽然很多人不知道他，但这并不妨碍他照样是中国的一位知名诗人、杂文家。
耽误他被家喻户晓的，是他不善招摇的“毛病”。但他在一部分人中“很著名”，全是因为他的文字。邵燕祥生前曾说，他已入老境，所以私心将这二三十年来的写作都当做不叫遗嘱的遗嘱，他总希望能把自己以青春和大半生的苦辣酸咸换来的一点见识，尽可能地从心坎里掏给读者。 邵燕祥：我的书就是遗嘱。遗嘱，是不愿意被删改的。书稿整篇删还好，钱理群就经常被整篇删，他说没办法。最怕的是局部删，这是凌迟，很惨。好在此书没删。为此，诚挚推荐邵燕祥《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理由有四：2，经典：记述了六十年代重要却又往往被遗忘的那五年的历史变迁。既是珍贵的个人命运史、心灵史，也是一代知识分子对历史的深刻反思。3，稀缺：网上本书甚至已溢价到近100元，现全网最低价，仅售38元。4，文字上乘：邵老先生的文字，典雅、涵泳、绵里藏针。当代中国能把中文写这么好的不多见。本书甫一出版，就被评为2014年度十大影响力图书获奖作品。有书友说，“经历过那个年代，才能写出这么深刻的文章。思考过去，警戒未来，值得思考。”感兴趣的朋友，请长按下图，识别图中二维码，一键拥有邵燕祥先生绝版好书（多次断货，所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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