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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概念及其现代发展
摘要：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劳动方式及生活条件的改变，“无产阶级消失论”的论调兴起并对学界产生重要影响。要对这一论调进行有针对性的回应，必须
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去，
考察、还原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无产阶级”概念的本来涵义，
并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
对“无产阶级”作出符合时代特征的新解释。
“因不占有生产资料而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是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无产阶级”的核心特征。在现代世界，符合该特征的社会群体持续存在，证明了这一概念在当代仍有强大解释力和适用性。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客观上构成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理论的挑战。作为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必要在现代语境下对“无产阶级”概念予以捍卫和发展，在坚持其合理内核的前提下对“无产阶级”作出一些新的诠释。具体地说，应将这一概念的适用领域从狭义的物质生产领域扩展至广义的、具有丰富类型和多样性的劳动领域，
将概念的适用群体从绝对贫困人群调整为相对贫困人群，
从而使这一经典概念拥有更强大、更广泛的解释力。关键词：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消失论”；生产资料；物质生产；劳动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劳动方式发生重要变化，生活条件也有明显改善。在这一背景下，“无产阶级消失论”一度在国外学界流行。波兰哲学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亚当·沙夫（Adam Schaff）便声称：“随着在生产和服务领域使用自动化和机器人的进程，必然要导致传统意义上的劳动的消失以及随之而来的传统无产阶级的消亡”。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同样主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大大地减少了生产工人的数量，非生产工人的数量增加，生产自动化打破了以往的工人阶级与这个社会相对立的局面，资本主义社会已成为没有对立的社会”。法国哲学家、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安德列·高兹（Andre Gorz）更是直接发表了一部以《告别无产阶级》（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为题的专著，认为“社会主义的危机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危机”，并断言现在已到了“告别无产阶级”的时候了。
放弃“无产阶级”概念看似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影响不大，但仔细考察起来则并非如此。就本来意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探索无产阶级解放条件、寻求无产阶级解放路径的革命学说，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最核心、最基本的概念之一。认为“无产阶级已消失”进而抛弃“无产阶级”概念，无异于断言马克思主义相当程度上已失去现实的针对性与阶级基础，从而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打开大门。苏联末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正是在形成了与亚当·沙夫相似的认识（即认为无产阶级已消失）的基础上，选择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最终酿成了苏联解体的悲剧，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名言（“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至今仍有警示作用：历史是否将在当代重演，就看当代人是否从历史中吸取到了足够多的教训。批判“无产阶级消失论”的论调，对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是一项基础且重要的理论工作。
笔者是把“无产阶级消失论”“‘无产阶级’概念过时论”作为学术评价、“学术对话”的对象来对待的。对“无产阶级消失论”“‘无产阶级’概念过时论”的批判只有从学理出发，本着学术态度，进行有针对性、有理有据的回应和评价，才是有效的和能说服人的。作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我们首先应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的语境中去，在不偏离原意和不人为添加“莫须有”含义的基础上，认真寻找相关的“文本依据”，对相关文本进行精确研读，准确研判出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概念的要点与实质，确立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原意的理解，并以此为据，澄清对这一概念的误解，为捍卫、坚持及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理论确立可靠的学术基石，防止歪曲、篡改其基本内核、经典立场。这是绝对必要、至关重要的一项学术工作。对“无产阶级消失论”的评价，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理论的捍卫，当然要以对马克思恩格斯原初语境中的“无产阶级”及其核心特征的精确理解为前提。否则，偏离经典作家原意的捍卫、坚持，就失去了学术上的正当性和说服力。其次，要立足于时代的发展，依据时代的新特点、新的社会现实，在不抛弃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概念合理内核的前提下，客观审视、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和劳动领域中出现的新变化，秉持“坚持而不是放弃，补充而不是修正”的原则，对“无产阶级”作出符合时代特征的新解释，赋予经典概念鲜明的时代内涵，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理论的建设。“发展”是对经典概念、经典理论最好的捍卫与坚持。
二、精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的“无产阶级”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是否因不占有生产资料而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是判别“是否无产阶级”的核心依据和第一标准。这是直接从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经典界定中得来的，有着确凿的、不容质疑的“文本依据”。我们知道，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对“无产阶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答：无产阶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这一阶级的祸福、存亡和整个生存，都取决于对劳动的需求，即取决于工商业繁荣期和萧条期的更替，取决于没有节制的竞争的波动。一句话，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是19世纪的劳动阶级”。在为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为《宣言》）所作的注释中，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再次进行了说明：“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
从上述引文不难看出，“无产阶级”中的“产”是作为生产资料、生产条件的“产”，而非财产（特指生活资料、消费资料）的“产”，财产因素不构成判别“是否无产阶级”的核心依据，只是一个外部特征。请注意，在对“无产阶级”进行简明界定（详见第二处引文）时，恩格斯甚至都没有提到“财产”（生活资料、消费资料）因素。可见，在他看来，作为生活资料或消费资料的财产，对于判定“是否无产阶级”并无实质性意义，更无决定性意义。在他对“无产阶级”的经典界定（上述第二处界定）中，真正的关键词是“没有生产资料”及“被迫出卖劳动力”，二者的内在逻辑联系构成了无产阶级成其为“无产阶级”的真正奥秘。
有的读者可能仍感到疑惑。在他们看来，这似乎与人们直观印象中的“无产阶级”不一致：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无产阶级”即便不是一无所有，也称得上是极其贫困的，怎能认为“不占有财产”或“一无所有”不构成无产阶级成其为“无产阶级”的依据或标准呢？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不正是这样一个阶级（“绝对贫困”“一无所有”）吗？所谓的“无产阶级”不就是“没有财产”的那个阶级吗？耐人寻味的是，“无产阶级消失论”的一个重要论据就是，随着工人阶级收入及财产的增加，“中产阶级”出现并取代了本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所谓的“中产阶级”恰恰是以财产的有无和多寡进行具体认定的。事实上，一旦将“无产阶级”的“产”解读为通俗意义的“财产”或收入，势必得出“无产阶级”在当代已“消失”的结论。众所周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通常是有一定财产，甚至是有较高收入的。要有效回应“无产阶级消失论”，澄清其中的误解，必须对上述疑问进行有针对性、有说服力的回答。
在这里，笔者尝试作答，提出自己的见解。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于其中的19世纪西欧社会，资本主义处于不甚发达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的生产力较之以往虽有较大发展，但距今日却有巨大的差距。在这一时期，工人阶级遭受的剥削异常残酷，工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工人通过劳动得来的工资往往不能抵消基本生活资料的支出，甚至温饱亦不能保障，往往表现出“一无所有”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的确提到了“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但这旨在描述当时关于无产阶级的一个基本事实，揭示特定历史时期（19世纪）无产阶级的生存状态、现实状况（这种状况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在今天看来，已不符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现状），而不是将其作为“无产阶级”的核心特征，或将其视为辨别“是否无产阶级”的首要标准，他们从未这么做，恩格斯的上述两处经典界定就是明证之一。事实上，不将财产因素（特指生活资料、消费资料）作为判别“是否无产阶级”的核心依据，仅将其视为无产阶级的外部特征，恰恰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深刻或高明之处。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无产阶级”概念至今仍有强大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还需说明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的无产者（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工人），并不都是绝对的、严格的一无所有者，只是多数人接近这一状态，而“一无所有者”未必就是无产阶级（这一点更为重要），譬如乞丐、无业者就是如此。“一无所有”意味着绝对贫困，但“绝对贫困者”不限于无产者，还包括其他群体。对于无产者而言，“一无所有”仅仅是外部特征之一。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各种“一无所有者”，譬如乞丐等，他们并不都是无产阶级。将“一无所有者”简单等同于无产阶级，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才是判别“是否无产阶级”的基本依据，这已为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说明。恩格斯的上述两处描述，笔者不再重新引用，读者一看便知。这里再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中所作的论述为证：“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第一个前提（指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第一个前提——引者注）是资本家和工人作为自由人，作为独立的商品占有者而互相对立：一方是货币和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另一方是劳动力的占有者”。显然，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作为劳动力的占有者是与货币和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资本家）根本对立的，劳动力的占有者并不是同时占有生产资料的那一方，而是不占有货币和生产资料而被迫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商品的那一方。这足以表明，在他的理解中,区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核心依据就是“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中产阶级”则是以是否占有财产（生活资料、消费资料）以及收入水平的高低为依据进行界定的，与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为依据进行认定的“无产阶级”概念有本质区别，二者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探讨问题。将二者准确区分开来，便不会得出“中产阶级取代无产阶级”的结论。
关于“无产阶级”，还需明确：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的“无产阶级”是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阶级，劳动是无产阶级的谋生方式，是无产阶级成其为“无产阶级”的必要条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存在“雇佣—剥削”关系，在社会经济领域及财富分配的格局中，无产阶级处于绝对弱势地位，这是无产阶级的重要特征；无产阶级处于绝对贫困的状态，除了人身自由及劳动力外几乎一无所有，这是无产阶级的生存状态。以下依次进行说明。
对于“无产阶级”的认定而言，从事生产劳动虽非第一标准、核心依据（众所周知，无产阶级仅是劳动阶级中的一种，绝不是唯一的劳动阶级，在人类历史上，奴隶与农奴都是公认的从事生产劳动的阶级），但显然是最基本的标准，是无产阶级成其为“无产阶级”的必要条件。众所周知，恩格斯将“无产阶级”描述为“19世纪的劳动阶级”。“以劳动为生”是这个阶级最基本的谋生方式，甚至是唯一的谋生方式。出卖劳动力为生，恰恰是以劳动谋生的直接表现，这一点容易澄清，不需赘述。根据这一标准，流氓、小偷等“流氓无产者”（在英文中，“流氓无产者”（lumpen-proletariat）是一个合成词，其中lumpen为“无业”之意，proletariat为“无产者”之意，这样看来，将该词译为“无业无产者”似乎更为恰当）虽不占有生产资料，但因其不从事生产劳动，故不能归入“无产阶级”的行列中。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流氓无产者”进行了描述：“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如果说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是区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标志，那么是否从事劳动就可以看作是区分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的标志。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中，“无产阶级”是相对于“资产阶级”而言的，二者构成一对子，即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反之亦然。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是历史的产物。二者在历史的进程中产生，必将随着历史的进程消亡。在共产主义革命消灭资产阶级后，无产阶级也会逐渐趋于消亡，这时就会出现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反之，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存在，无产阶级就不会消失。这有力证伪了“无产阶级消失论”。对于“无产阶级”的概念，必须将其置于与“资产阶级”概念的关系中进行理解。因自身不占有生产资料，为了谋生，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必然受制于占有生产资料的另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为了不招致失业甚至饿死，在财富的分配中，无产阶级无奈屈从后者的经济霸权，在财富分配格局中边缘化，作为被剥削者，他们只占有自己创造的财富中极小的份额（工资），不得不容忍自己亲自创造的绝大部分财富（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的事实。正是这种前提的绝对弱势导致了结果的绝对弱势。用马克思的话说，“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资本家没有工人能比工人没有资本家活得长久”。
绝对贫困，除拥有人身自由及劳动力外一无所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19世纪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客观描述，是一种倾向于实证层面的界定，是从现象层面对19世纪无产阶级所作的描述。从当代人的眼光来看，这种描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与相对性。对此，我们不应苛责马克思恩格斯。他们仅能亲身观察当时的无产阶级的具体状况。不过，如前所述，他们从未简单地将无产阶级等同于无财产者，“一无所有”只是无产阶级的外部特征，而不是无产阶级成其为“无产阶级”的真正依据，这其中的首要“依据”只能是：因不占有生产资料而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
关于“无产阶级处于绝对贫困状态，除了人身自由及劳动力外一无所有”，这里有两个要点值得说明：第一，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的“无产阶级”是极度贫困的阶级，为处于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谋求解放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为弱者而奋斗的鲜明价值取向。事实上，如前所述，正是由于不占有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在财富分配的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这是导致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只有消灭了这一根源，无产阶级的解放才得以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讲：“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绝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高度科学的结论。第二，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的无产阶级是人身自由的，这是无产阶级区别于奴隶或农奴之处。人身自由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因为人身自由，无产者的生活境遇是没有保障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身自由，无产阶级有了解放自身的可能性。诚如恩格斯所说：“奴隶被看做物，不被看做市民社会的成员。无产者被承认是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因此奴隶能够比无产者生活得好些，但无产者属于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他们本身处于比奴隶更高的阶段。在所有的私有制关系中，只要废除奴隶制关系，奴隶就能解放自己，并由此而成为无产者；无产者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
三、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概念的现代发展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概念在当代仍有强大的解释力和现实的针对性
不占有生产资料，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是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下“无产阶级”的核心特征。无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经济状况有多大程度上的改善，只要他们还因不占有生产资料而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事实上，这种情况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仍大量地存在着），就会遭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制，就应当归入“无产阶级”的范畴中。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概念并未过时，仍有强大解释力和现实的针对性的基本依据。但是，这一依据在当代受到了股份制的挑战。有一种观点认为：股份制的出现对生产资料所有制产生了重要影响，持股意味着员工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经典的“无产阶级”已消失。这一说法颇具迷惑性，需进行细致的推敲与辨析。
我们不妨进行分类讨论。首先，对于持股的普通工人来说，他们无论如何持股，也不可能控股，不可能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产生支配性影响。由持股导致的对生产资料微乎其微的占有，不可能使无产阶级获得对生产资料真正的控制权（就实际情况、实际效果而言，众多持股工人对生产资料的微弱的、分散的所有权实质上并不比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好多少，二者并无根本差别），更无法撼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不难理解，持股工人微不足道且极度分散的微小资本在资本家集中的大资本面前，是难有真正话语权和支配力的。工人参股的企业，仍按实际控股的资本家的意志、意图运作和运转。“人人皆是资本家”不过是资本家主导的股份制对普通工人制造的假象而已。就股份制而言，最大受益者显然是资本家。股份制企业不过是实现了某种伪装的新型资本主义企业，与传统资本主义企业并无本质区别。对普通工人来说，持股无非是使他们多了一些收入来源（如股息、红利等，这是持股对工人而言最实际的回馈和利益，不过，众所周知，这些收入本身是不稳定的），不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作为被剥削对象的命运。况且，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员工持股往往是与工人出卖劳动力结合在一起的，是公司用来激励员工进而提升企业经营业绩的一种手段，是从根本上服务于资本家的经营战略及经济利益的。一旦工人离开劳动岗位（即不再出卖劳动力），就无法享受这种福利。对此，美国国家雇员持股中心（NCEO）在对“员工持股计划”所作的说明中说得很清楚了：“员工持股是提高企业绩效的有力工具，持股的员工会像企业所有者那样思考和行动，会善待客户、减少浪费、按时上班甚至努力工作”。更何况，不是所有工人都有机会持股的，能参与持股的工人仍是少数。有学者的研究表明，近年来美国只有约2800万人参与到员工持股计划中去，不足美国私营部门就业人员总数(约1.2亿)的四分之一。可见，无产阶级单纯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情况仍普遍存在。对于未持股的工人而言，股份制不对他们的阶级身份产生任何影响。如此看来，股份制的出现并未构成对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概念核心特征的挑战。这一概念在当代仍有足够的解释力和现实的针对性。
（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构成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理论的挑战，客观上要求我们对“无产阶级”概念进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针对19世纪劳动阶级的特点，从哲学思维的高度，将其共性抽象出来，形成了经典的“无产阶级”概念。这一概念在当代仍有强大解释力和现实的针对性。但客观地说，20世纪中叶以来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客观上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理论构成了较大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部门呈现出多样化趋势。这主要表现为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相对下降，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相对上升。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表明，截至2014年，“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美国分别为20.2%与78%，英国为17.8%与79.2%，日本为27.7%与73.4%；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基本上都超过了70%。这明显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于其中的、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服务业不发达的19世纪的西欧。劳动部门的差异必然表现为劳动者谋生具体方式的差异。马克思恩格斯从19世纪欧美资本主义的实际特点出发，必然将“无产阶级”限定在物质生产领域，特别是工业生产领域。马克思恩格斯也关注到资本主义农业生产领域及农业工人（农业无产阶级）的境况，但这仍未超出“物质生产”的范畴。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工业无产阶级是城市劳动者群体的主体部分，但在21世纪的今天，工业无产阶级在劳动者群体中所占的比例明显降低，不再是主体部分了。在当代，仅将“无产阶级”的外延限定在物质生产领域，将“无产阶级”相关群体局限于工厂工人与农业工人，是远远不够的。此外，还有某种不合理之处。这种理解方式必然会把一些公认的受现实因素制约、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受雇佣、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劳动群体（服务员、保洁员、快递员、保安员、家政人员等）排除在“无产阶级”的行列外。必须超出单纯的物质生产领域，将目光投向具有丰富类型和多样性的现代劳动领域（既包括传统的生产领域，亦包括服务等领域），寻求对“无产阶级”概念更宽泛、更具解释力的理解。
第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生活境遇有所改善。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收入显著增加，拥有了一定数量的财产。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笔下“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有着很大不同。对无产阶级“一无所有”“绝对贫困”的描述，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实证层面对“无产阶级”所作的描述，具有鲜明的历史性，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变化。随着收入、生活状况的改善，工人绝对贫困的状况逐渐消失。但是，相对贫困的状况却不会因此消失。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就必然有一部分人处于弱势、不利的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维持正是以这一部分人的牺牲为前提的。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既是早期资本主义的规律，亦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规律。诚如马克思所说：“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马克思描述的是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处于绝对弱势的社会经济格局，工人位于财富分配金字塔结构的底层，是绝对贫困者。在当代资本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基本摆脱绝对贫困状态，但仍在社会经济格局中处于弱势和不利地位，是不折不扣的相对贫困者。列宁对“工人的相对贫困化”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工人的相对贫困化，即他们在社会收入中所得份额的减少更为明显。工人在财富迅速增长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比重愈来愈小，因为百万富翁的财富增加得愈来愈快了。”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上述新变化（绝对贫困的逐渐消失）及资本主义社会“相对贫困”的无法消除，深化对“无产阶级”的认识，不停留于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无产阶级境况的原有描述，与时俱进。
不难看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给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的无产阶级理论带来的冲击仅限于其偶性（譬如“无产阶级”是一个物质生产领域的概念，无产阶级“一无所有”“绝对贫困”），而不触及其本质（即无产阶级因不占有生产资料，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这些偶性体现出19世纪资本主义的特点，我们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做出相应的调整。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我们应结合时代特征，依据时代的变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概念进行适度的发展。
（三）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无产阶级”概念，使其在当代有更强的包容力和解释力
虽说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经典界定在当下仍有强烈针对性和重大现实意义，但是这一概念的外延略显狭窄，难以体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部门的新变化及多样性，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在反驳“无产阶级消失论”的同时，我们需要进行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在不放弃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无产阶级”概念合理内核的基础上，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点，对这一概念的外延进行扩展，对其内涵做出有一定新意的阐释，使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具有更强的包容力和解释力。
基于此，笔者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概念作如下发展：“无产阶级”，是指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因难以或无法独立创造谋生条件和工作平台，依赖他人或经济实体提供的谋生条件、劳动设施或工作平台，以向他人或经济实体出卖劳动力为生，受其雇佣和剥削，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相对弱势，在财富分配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在社会成员中相对贫困、人身自由的劳动者。我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从哲学高度作出进一步概括，对“现代无产者”作出更简明的界定：“无产阶级”专指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中，在为谋生而从事劳动时，因缺乏必要的劳动条件或工作平台而依赖、受制于他人或经济实体，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人身自由的各类弱势劳动群体的统称。
这里需作出若干说明：
第一，上述新界定鲜明地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理论的合理内核。“以向他人或经济实体出卖劳动力为生，受其雇佣和剥削，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相对弱势，在财富分配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描述中本就存在的基本要点、应有之义。与两位经典作家一致，上述新界定将“无产阶级”描述为在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中由于前提的弱势导致结果（财富）的弱势的劳动群体，这一点高度相似。将无产阶级视为人身自由的“劳动者”，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看法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本界定不再将“无产阶级”局限于工人这一特殊的劳动群体，而是将其扩展至范围更广大的劳动者群体。“相对贫困”的表述虽与他们关于“无产阶级一无所有”的描述不完全相符，但对“相对贫困”中的“贫困”特征的强调（根据本界定，相对意义的“贫困”是无产阶级成其为“无产阶级”的必要条件，详见下文），亦是直接源自马克思主义两位创始人的相关看法。至于“难以或无法独立创造谋生条件和工作平台，依赖他人或经济实体提供的谋生条件、劳动设施或工作平台”，这些表述貌似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有表述有所不同（其实就本质而言，仍有高度的“契合”之处），亦在相当程度上借鉴、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无产阶级”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无产阶级”（以工业无产阶级为核心群体）正是完全符合上述描述的弱势劳动群体。作为无产者的工人，正是因为自身无力创造谋生条件，故而被迫依赖他人（资本家）提供的谋生条件、劳动设施（生产资料）、工作平台（企业、工厂），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被提供谋生条件、劳动设施、工作平台的雇佣者（资本家）剥削。
第二，现代资本主义劳动部门的多样化导致了现代无产阶级不限于物质生产领域。事实上，一切因难以或不能独立创造谋生条件和工作平台，被迫依赖他人或经济实体提供的谋生条件、劳动设施或工作平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受他人或经济实体雇佣和剥削，在社会经济领域、财富分配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都可包含在“现代无产阶级”的外延中，前述的普通服务员、保洁员、快递员、一般家政人员等均是如此。虽然他们可能不从事传统的物质生产活动，但是一旦离开“雇佣劳动”，离开他人或经济实体提供的谋生条件、工作设施或工作平台，他们就不能进行他们期望或擅长（甚至唯一胜任）的谋生性劳动，丧失谋生机会、基本生活来源，对他们而言，受雇佣、出卖劳动力是谋生的必然选择（或至少是现实条件下的最优选择），因而被归入“现代无产阶级”之中是合乎情理、符合正常逻辑的。上文所述的“出卖劳动力为生”，不限于生产领域，亦适用于诸多服务业。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既可以是体力劳动，也可以是脑力劳动；既可以是简单劳动，也可以是相对复杂的劳动；既可以是创造劳动产品的生产性劳动，也可以是提供劳务的服务型劳动，还可以是某些管理型劳动。上述关于“无产阶级”的新界定，既将传统意义的无产阶级（物质生产领域的工人）继续保留在“无产阶级”的行列中，也体现了现代劳动部门多样化的特点，将其他领域具有类似特征的劳动者归入“无产阶级”的范畴。
第三，不是说一切因难以或不能独立创造谋生条件和工作平台，依赖他人或经济实体提供的谋生条件、工作设施或工作平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受他人或经济实体雇佣的劳动者都是现代无产者。这其中的情况稍显复杂，要作一定的区分。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无产阶级须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中相对弱势，并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贫困”虽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下“无产阶级”的核心特征，但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尽管“绝对贫困”在今天看来，确实不应构成无产阶级成其为“无产阶级”的必要条件。为弱者的幸福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为之奋斗的无产阶级正是众所周知的弱势群体。一旦认为NBA球星、好莱坞影星等畸高收入的特殊劳动群体（这些群体显然也依赖于特定的谋生条件和工作平台，譬如NBA职业联盟等，离开这些平台便不能充分展示其广为人知的社会价值，失去最佳、最优的谋生方式）也属于“无产阶级”，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失去道义合法性，使这一概念鲜明的、特定的“经济—政治标识性”模糊或失效。事实上，NBA球星、好莱坞影星等畸高收入群体只是与“无产阶级”具有某些特征上的相似性。超级球星、超级影星等高收入劳动群体不宜归入“无产阶级”行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们虽也是受雇者，但未必是真正意义上的“被剥削者”，他们在财富分配的格局中往往占据优势，其收益有时甚至大于雇佣方，话语权往往超越后者。作为特殊劳动者，他们不具有普通无产者的阶级意识，财富、社会地位、话语权与后者差异巨大，不可等量齐观，因而不宜归入“现代无产阶级”的范畴。
考察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经典的“无产阶级”概念，并对这一概念做出体现时代特征的发展，有助于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富有生命力与活力的科学理论。“无产阶级”概念并未过时，在当代仍有强大解释力与适用性。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坚持、运用和发展这一经典概念，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概念，将使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始终立于时代与学术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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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林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与国际传播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王先鹏，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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