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冬 魏然等 | 亲子间的手机博弈：家庭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3期“健康传播”专栏。

作

者

杨晓冬：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李怡静：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魏然：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概

要

【摘  要】本研究以生态系统理论、媒介时间置换假说为理论框架，探讨家庭关系质量是如何通过青少年手机使用强度，以及因手机使用产生的亲子冲突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的。实证结果显示：家庭关系质量负向影响青少年手机使用强度；青少年的手机使用强度正向影响因手机使用产生的亲子冲突频率。此外，因手机使用产生的亲子冲突不仅对青少年的自尊和生活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且正向影响青少年的孤独感和抑郁程度。

【关键词】家庭关系；手机使用强度；青少年心理健康；亲子冲突

一、研究背景

青春期是个体心理问题高发的危险期，2019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20%的青少年正遭受心理健康问题的困扰。这一时期的家庭关系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有学者指出低质量的家庭关系所表现出的冷漠、拒绝以及忽视等特征往往会对青少年产生消极的心理暗示（Umberson et al.，2010；栾文敬等，2013）。此外，该类家庭关系特征被证实与青少年手机成瘾、风险性手机使用等行为关系密切（陈晨，2017；Kim et al.，2018）。当前，我国未成年手机用户数量增长瞩目，《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达1.75亿，其中使用手机进行在线访问的未成年网民比例为93.9%（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1）。然而，手机在不断嵌入青少年家庭生活的同时，成为引发亲子冲突的重要原因（Yang & Zhang，2021），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

家庭是个体成长的重要场所，既有研究不仅验证了良好家庭关系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Sawyer et al.，2012；Triana et al.，2019），也就家庭因素对于青少年媒介使用的影响展开了充分讨论，例如父母对青少年媒介使用的调节与教养作用（邓兆杰等，2015；Hwang & Jeong，2015）。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指出亲子双方在互动过程中使用手机等移动电子设备，可能会导致高频率的冲突（Kildare & Middlemiss，2017；Liu et al.，2020a，2020b），但此类亲子冲突具体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何种影响仍尚未明确。因此，探究青少年手机使用以及因手机使用导致的亲子冲突，对于理解家庭关系质量变化所引发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以生态系统理论与媒介时间置换假说为理论分析框架，探究家庭关系质量、青少年手机使用强度、因手机使用产生的亲子冲突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与影响路径。同时，采纳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从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进行更为全面的考量。具体而言，本研究通过分析家庭关系质量是如何影响青少年手机使用强度的，又是如何导致亲子冲突的，最终分析其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个体无法独立于环境存在，其毕生的发展都与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指出，个体存在于一系列相互嵌套、交互影响的环境系统之中，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环境系统的影响（Bronfenbrenner，1994）。该理论重点强调了近端过程（proximal processes）是个体发展强有力的预测因子，即在分析影响个体的一系列环境系统时，应重点着眼于个体与其所处近端环境之间的循环相互作用，例如亲子互动等（Bronfenbrenner，1995；Rosa & Tudge，2013）。因此，生态系统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个体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例如俞国良等（2018）指出，在以个体为圆心扩散开来的诸多环境系统中，家庭是紧邻个体的微观系统，能够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直接影响。手机的深度普及是当下不容忽视的时代背景，有研究者通过考察信息技术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将信息技术作为子系统纳入原有的生态系统理论，拓展并提出了生态技术子系统理论（Ecological Techno-subsystem Theory），即现代信息技术已经成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通过与其他子系统相互作用而影响个体（Johnson & Puplampu，2008）。在运用该理论研究青少年联网使用行为时，他们发现信息技术这一子系统会通过与家庭系统，特别是家庭中的亲子关系相互作用影响个体的发展（Johnson，2010）。

尽管生态系统理论与生态技术子系统理论为理解家庭关系质量与手机使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提供了大致的研究思路，但具体过程仍需进一步探究。众多研究证实，使用媒介会对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以及个体心理健康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Weiser，2001；Morgan & Cotton，2003）。媒介时间置换假说被广泛应用于此类研究之中（Mesch，2003；Alolyan，2015），并提供理论解释（Liuetal.，2019）。该假说指出，媒介使用本质上是对强关系的置换（Kraut et al.，1998），换言之，个体使用媒介的时间，挤占了原本人际交往的时间（Granovetter，1973；Krackhardt，1992），由此产生的忽略与冷漠导致了亲密关系质量的降低，甚至导致青少年与亲友产生冲突。而高质量的强关系是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因素（Valkenburg & Peter，2007），尤其对社会关系相对单一的青少年而言，其所获得的社会支持与情感温暖多来自于家庭成员等关系尤为亲密的强关系人群（Wellman & Wortley，1990）。这也揭示了青少年使用手机如何引发亲子冲突，进而成为其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内在原因。

在当今媒介环境中，家庭因素和手机使用已成为研究青少年心理健康不可或缺的考量因素。基于既有研究成果，本研究认为生态系统理论与媒介时间置换假说为探究家庭因素和青少年手机使用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提供了较为全面而具体的理论分析框架。下文将从家庭关系质量、青少年手机使用、因手机使用产生的亲子冲突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提出具体的研究假设。

（一）家庭关系质量与青少年手机使用

社会关系是个体的集合，反映着个体在互动时回应彼此的方式（Ross et al.，2005）。对青少年而言，亲子关系是父母与子女在后天互动中形成的一种人际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构成部分，且亲子关系的融洽程度是衡量家庭关系质量最为关键的指标（吴旻等，2016；陈秀珠等，2017）。可以看出，家庭关系关注的是父母和孩子之间更为广泛的互动关系，因此家庭关系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家庭环境的总体氛围。既有研究表明，保持稳定且高质量的家庭关系，不仅能够有效降低包括吸烟、酗酒等在内的青少年风险行为的发生概率（Hojat，1998），且对手机成瘾（张锦涛等，2011）、网络欺凌（Buelgaetal.，2016）等媒介风险行为具有抵御作用。良好的家庭关系质量不仅为青少年的健康发展提供必要条件，也对青少年的媒介使用行为与习惯产生向好的影响。

家庭关系质量已被证实是导致青少年手机成瘾的重要因素，如父母冲突、亲子关系不佳以及家庭陪伴的缺失等（Gao et al.，2020；黎藜、赵美荻，2020）。对此类消极家庭关系的感知，使得青少年更倾向于在手机中消磨时间，并试图利用网络中的虚拟空间逃避现实（Xie et al.，2019）。这与家庭系统理论（Family System Theory）的观点一致，即来自功能失调家庭（家庭凝聚力低和家庭关系差）的青少年所表现出的网络成瘾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弥补自己在家庭中未获得的情感支持（Li et al.，2018；Kim et al.，2018）。此外，生态系统理论中的亲子微系统（Parent-child Microsystem）指出，亲子时间（parent-child timespent together）是衡量家庭关系质量的重要维度，而亲子时间的减少是向青春期过渡的典型特征（Larson & Richards，1991）。同样地，国内有学者认为“家庭外出时间”反映着家庭中积极的亲子氛围，且家庭中亲子活动越多，青少年接触外部社会环境的机会则越多，通过网络“满足好奇心”的意愿也就越低（刘荃，2015）。相反地，父母的缺位及由此产生的沟通隔阂是导致青少年手机成瘾的核心要素（Kwak et al.，2018；Lim & You，2019）。显然，家庭关系质量的变化与青少年手机使用强度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由此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设：

H1：家庭关系质量负向影响青少年手机使用强度。

（二）青少年手机使用与因手机使用产生的亲子冲突

频繁的亲子冲突是青春期的典型特征之一（Laursen et al.，1998），表现为孩子不遵守父母的指示、孩子对父母干预的抵制以及父母拒绝孩子所提出的要求导致的一系列互动（Eisenberg，1992），其产生是文化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Maccoby，1994）。换言之，新技术的出现或者社会环境的变迁所产生的代际差异都可能导致亲子冲突。例如，有学者曾指出部分青少年与其父母经常就其网络使用问题发生冲突（Mesch，2006），也有学者证实亲子冲突的发生频率与儿童使用平板电脑情况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Beyens & Beullens，2017）。

通过文献梳理，众多学者对手机使用所导致的亲子冲突展开了讨论。一方面，亲子冲突的产生与父母担忧青少年可能受到媒介使用的负面影响有关。父母认为孩子过多使用新技术（电脑、智能手机等）不仅会限制自身发展（Davis，2012），而且会使其更容易暴露于暴力、色情等有害信息之下（Vaterlaus et al.，2014），因此大部分父母会对子女使用手机的时间或频率采取控制手段，甚至禁止其使用。然而，父母的监管和限制行为极易引发孩子的抵触情绪，有调查报告显示，家长为子女使用电子设备制定规则或限制其使用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家庭冲突的发生（Wartella et al.，2014）；此类关系也在一项父母限制青少年电视观看时间的研究中得到证实（Evans et al.，2011）。此外，由于青少年面临着较重的考试及升学等压力，父母更强调其应将学习作为首要任务，而手机使用被家长视为严重占用学习时间的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父母对其学业成绩的焦虑和担忧。

另一方面，众多学者指出青少年的媒介过度接触行为会对其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例如，个体在社交场景中因翻看手机而不自觉忽视他人的手机冷落行为（phubbing），会使对方产生尴尬与被冷落等负面情绪，从而导致对双方关系满意度的降低（Mcdaniel & Radesky，2018；Niu et al.，2020）。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将此解释为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不断评估关系的成本和回报的表现（Homans，1958）。同样地，青少年因使用手机而对父母表现出的手机冷落行为，可能会触发父母的被拒绝感与被厌倦感，而这被认为是亲子间关系成本的增加；亲密关系中注意力的缺失和相处时间的减少则会被认为是回报的减少，最终成本与回报的不平衡可能会导致亲子间出现争执与冲突。青少年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日常生活中诸多场景和活动都有手机的参与，其对手机的使用行为和依赖心理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这使得青少年手机使用所引发的家庭冲突更为常见。

基于以上，本研究推断青少年的手机使用强度与家庭中因手机使用产生的亲子冲突频率有关，并提出研究假设：

H2：青少年的手机使用强度正向影响因手机使用产生的亲子冲突的发生频率。

（三）因手机使用产生的亲子冲突与青少年心理健康

根据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the Dual-factor Model of Mental Health），在描述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时，评估指标应同时包括积极层面的主观幸福感和消极层面的精神病理症状（Greenspoon & Saklofske，2001；王鑫强、张大均，2011）。在积极效价指标中，前人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具体测量较多使用生活满意度与自尊两个指标（Diener et al.，1985；Huppert，2009）。其中，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个体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是评价个体积极心理状况的标准（Cowen，1994）。同时，作为个体对自身价值的感知，自尊对个体的心理健康、适应能力和应对能力都有重要作用（Rosenberg，1965；Baumeister et al.，1989）。在消极效价指标中，较多使用抑郁与孤独感两个指标。其中，抑郁通常被认为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最大的心理障碍（Pizzagalli，2014），表现出抑郁特征的个体通常处于一种无力应对外界压力、情绪低落和厌恶活动的精神状态，同时伴有自卑、焦虑以及睡眠问题等（刘红、王洪礼，2012；刘晓凤等，2020）。孤独感通常会伴随抑郁出现（凌宇等，2009；薛莹等，2017），是一种缺乏社会生活或难以融入群体、不被接纳的情绪体验（Ceyhan & Ceyhan，2008）。因此，本研究从消极和积极效价两个层面，选取生活满意度、自尊、抑郁程度和孤独感四个指标作为衡量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核心指标。

青春期是一个充满动摇和起伏的阶段（a period of stress and storm）（Arnett，1999），处于该阶段的个体无论心理还是生理都在急速发展，亲子间的冲突往往也变得前所未有的突出（俞国良、周雪梅，2003）。然而，频繁、高强度的亲子冲突不仅破坏了亲子关系和家庭稳定，也使青少年缺乏安全感（韩磊等，2019）。通过对前人文献的回顾发现，高强度的亲子冲突不仅降低了青少年的人际安全感、确定控制感和生存安全感（张娥、訾非，2012），而且会使其产生孤独感、抑郁和社交焦虑等多种负面情绪（王明忠等，2014；肖雪等，2017）。与之相反的是，融洽的亲子关系则对心理健康有积极干预作用，具体而言，家庭中的情感温暖、亲密关系和支持，不仅与高水平的幸福感有关（Crespo et al.，2011），也与低水平的压力和抑郁有关（Reinherz et al.，2003）。而随着手机融入家庭场域的程度日益加深，当前由青少年手机使用所引发的亲子冲突成为家庭中的主要矛盾（Yang & Zhang，2021；Matthes et al.，2021）。据此有理由推断，因手机使用产生的亲子冲突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1：因手机使用产生的亲子冲突负向影响青少年的自尊；

H3.2：因手机使用产生的亲子冲突负向影响青少年的生活满意程度；

H3.3：因手机使用产生的亲子冲突正向影响青少年的孤独感；

H3.4：因手机使用产生的亲子冲突正向影响青少年的抑郁程度。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

本研究使用问卷调查法进行数据收集，在山东省内选取了两所中学^①，在征得校方许可后，研究人员对两所学校的初中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为保证样本具有代表性，我们在被抽中的初中学校内通过分层抽样，分别在初一、初二、初三年级随机抽取了2~3个班级。该调查开始于2019年12月1日，结束于2019年12月10日，共回收797份问卷。研究人员对回收的问卷进行了排查并剔除无效问卷，无效问卷判定原则如下：①问卷的回答呈现明显规律性；②部分选项回答逻辑前后矛盾。经过排查后，共获得有效问卷751份。

（二）样本描述

本次研究的调查样本为初一到初三的在校中学生群体，年龄中位值为13岁，其中男生占52.3%，女生占47.7%。考虑到孩子对家庭经济情况了解不够充分，本研究在与青少年问卷配套的父母问卷中对受访者的父母进行了人口统计学变量测量，受访者家庭月平均收入的中位值为7001元~9000元，其中家庭月平均收入水平在3001元~5000元的比例最大，占总样本的18.1%

（三）变量测量

1.  家庭关系质量

本研究对受访者的家庭关系质量进行了直接测量。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数研究者只关注母子关系，而忽略了父子关系（Missotten et al.，2016）。家庭系统理论（Family Systems Theory）和共同育儿（coparenting）均指出，在家庭关系的研究中最好能同时考察与父母双方的关系（Minuchin，1988；McHale，1995）。因此，在7级李克特量表中，受访者分别评价了“我和父亲的关系”及“我和母亲的关系”。两项陈述所得分值越高，代表受访者的家庭关系越融洽。本部分测量指标的相关系数为0.65，p<0.001，KMO值为0.50，Bartlett球形检验p<0.001，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2.65%，说明信度和效度检测结果良好^②。

2.  青少年手机使用强度

通过对前人文献的梳理，发现以往对媒介使用强度的评估通常采用测量受访者的媒介接触频率或持续时间的方法，但这种测量方式可能无法充分解释当下智能媒介所提供的更丰富的交互式用户体验（Valenzuela et al.，2009）。因此，本研究借鉴了Ellison等（2007）对社交媒体使用强度的测量方式，通过挖掘使用者对媒介的情感依赖程度以及媒介融入使用者日常活动程度的相关指标，来测量青少年手机使用强度。在7级李克特量表上（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受访者被询问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以下表述，例如“使用手机是我每天都做的事情”等5项表述。本部分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4，KMO值为0.81，Bartlett球形检验p<0.001，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1.42%，说明信度和效度检测结果良好。

3.  因青少年手机使用产生的亲子冲突频率

本研究借鉴了Beyens & Beullens（2017）对于因媒介使用产生亲子冲突频率的测量方式。在7级李克特量表上（1=完全不会，7=非常频繁），调查受访者经历以下情况的频率，例如“当父母要求我必须立即停止使用手机时，我会和父母发生冲突”等3项表述。获得分值越高，代表受访者因使用手机问题与父母发生冲突的频率越高。本部分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1，KMO值为0.71，Bartlett球形检验p<0.001，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0.33%，说明信度和效度检测结果良好。

4.  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

本研究从自尊、生活满意度、孤独感和抑郁程度4个方面，通过一系列对受访者态度的测量，对其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估。答案均采用7级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

1）自尊

本文对青少年自尊程度的测量指标借鉴了Rosenberg（1989）的自尊量表（Rosenbergs Self-esteemScale）。受访者被询问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以下表述，例如“我是个有价值的人，至少与他人是平等的”和反向编码“总之，我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等6项表述。本部分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78，KMO值为0.80，Bartlett球形检验p<0.001，累积方差贡献率为49.45%，说明信度和效度检测结果可接受。

2）生活满意度

对生活满意度的测量则参考了Edward Diener等（1985）等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通过“我满意自己现在的生活”“如果能重来，我几乎没什么想改变的”等5个指标，帮助受访者对其生活状态进行整体认知和判断。本部分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1，KMO值为0.73，Bartlett球形检验p<0.001，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4.19%，说明信度和效度检测结果良好。

3）孤独感

本文采纳了修订版UCLA孤独感量表（the Revised UCLA Loneliness Scale）（Russell et al.，1980）对青少年孤独感进行测量。受访者被询问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以下表述，例如“我感觉自己孤独一人”和反向编码“我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等7项表述。本部分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0，KMO值为0.82，Bartlett球形检验p<0.001，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1.37%，说明信度和效度检测结果良好。

4）抑郁程度

参考Conway Saylor等（1984）编制的儿童抑郁量表（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对青少年抑郁心理进行测量。受访者被询问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以下表述，例如“我总是感到悲伤”等15项表述。本部分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5，KMO值为0.96，Bartlett球形检验p<0.001，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4.28%，说明信度和效度检测结果良好。

5.  控制变量

本研究将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龄以及家庭月平均收入。

四、主要发现

本研究使用Mplus7建立结构方程模型（Muthén & Muthén，2017），以检验家庭关系质量、青少年手机使用强度、亲子冲突频率以及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自尊、生活满意度、孤独感和抑郁程度）之间的作用关系与路径。首先，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来估计测量模型；其次，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测试模型拟合度（Anderson & Gerbing，1988），具体使用了以下指标评估模型拟合适配度：卡方值与自由度比值（c²/df）、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比较拟合指数（CFI）以及Tucker-Lewis指数（TLI）。

（一）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

表1展示了家庭关系质量、青少年手机使用强度、因手机使用产生亲子冲突的频率以及4个心理健康指标（自尊、生活满意度、孤独感和抑郁程度）彼此间的相关系数。

（二）验证性因子分析

根据表2，除自尊的SE3题项（0.48）和孤独感的LN5题项（0.46）的因素负荷量略低于0.5之外，各变量所对应题项的因素负荷量均大于0.5，且在p<0.001水平上显著（见附录）。

（三）假设检验

本研究旨在探讨家庭关系质量、青少年手机使用、亲子冲突频率以及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间的关系。由表3可知，结构方程模型的卡方值与自由度比值小于3，CFI和TLI指标都明显大于0.9，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小于0.5，这表明结构方程模型拟合适配度良好。

如图1所示，首先家庭关系质量负向影响青少年手机使用强度（β=-0.12，p<0.05），这表明当家庭关系质量越高时，青少年手机使用强度则越低，假设H1得到验证。其次，青少年手机使用强度正向影响亲子冲突（β=0.50，p<0.001），这表明手机使用强度越高，家庭中因孩子使用手机产生的亲子冲突频率越高，因此假设H2也成立。最后，因手机使用而产生的亲子冲突与自尊（β=-0.28，p<0.001）、生活满意度（β=-0.13，p<0.01）、孤独感（β=0.17，p<0.01)     和抑郁程度（β=0.16，p<0.001）之间的关系均得到验证，具体而言，因手机使用产生的亲子冲突频率负向影响青少年的自尊和生活满意度，但对青少年的孤独感和抑郁程度均具有正向影响，至此，假设H3.1、H3.2、H3.3和H3.4均得到回应。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生态系统理论和媒介时间置换假说为理论分析框架，从传播媒介的视角阐释了家庭关系质量如何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发现家庭关系质量对青少年手机使用强度具有负作用，继而正向影响着因手机使用产生的亲子冲突，最终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首先，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关系质量能够负向影响青少年手机使用强度，进而正向作用于因手机使用产生的亲子冲突，即与生活在低关系质量家庭中的青少年相比，生活在高质量家庭关系中青少年使用手机更少，因此产生的亲子冲突频率也更低。早期一项关于青少年“离网离视”的媒介使用研究就已指出家庭关系对青少年的媒介使用和闲暇时间的重要性（陆晔等，2006）。对青少年而言，家庭户外活动这类高质量的亲子共度时光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其原本在手机上的注意力，从而在根本上有效控制其使用手机的强度；高质量的亲子沟通则确保了青少年更易于接受来自父母对其手机使用的指导和监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亲子冲突的发生频率。而与之相反的是，青少年手机使用强度增加则会相应地减少与父母的相处时间，因此长期沉溺于手机使用的青少年因此与父母发生冲突的频率也会增加。此外，随着手机功能和应用的不断增多，手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代人的“电子义肢”，手机可以同时为青少年提供学习功能和娱乐功能，因此部分父母对于孩子手机使用存在矛盾心理。换言之，尽管手机在某种程度上对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具有正面影响，但若使用频率或时间超过一定的限度，便会引起父母不满，进而引发亲子冲突。

其次，研究结果表明，因青少年手机使用产生的亲子冲突与青少年心理健康间关系密切，具体表现为因手机使用诱发的高亲子冲突会导致高水平的抑郁程度、孤独感以及低水平的自尊、生活满意度，这与既有研究结果一脉相承。基于广义紧张理论（General Strain Theory）的观点，亲子冲突作为青春期常见的压力性生活事件，会使青少年体验到负面情绪甚至诱发非适应性行为（Richmond & Wilson，2008）。与此同时，伴随青春期而来的“自我意识”高涨以及躁动、叛逆等特质的显露，也使得青少年对此类亲密关系中的消极面尤为敏感，由此可能导致其更易产生负面情绪，甚至出现抑郁等心理问题。这表明，对亲子冲突的感知会影响青少年对外界和自身的积极认知，从而出现抑郁和孤独等消极情绪；拥有亲密、温暖亲子关系的青少年，主观幸福感更高，同时有利于自尊等特质的形成。由此可见，频繁的亲子冲突不利于青少年心理的健康发展。这也提示父母，构建高质量的家庭关系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青少年手机使用，而且可以通过降低因手机使用产生的亲子冲突频率，进而有效降低青少年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

本研究在理论价值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验证并拓展了生态系统理论在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应用价值，即家庭环境系统和媒介技术系统对于理解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变化具有极强的解释作用。同时，进一步通过媒介时间置换假说这一理论线索，厘清了青少年手机使用强度和亲子冲突频率在这一路径中的具体作用，更为清晰、深刻地揭示了家庭关系质量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和路径。其次，以往家庭系统视角下的此类研究多从父母视角出发，关注父母对其子女的单向作用关系，本研究从家庭关系质量出发，将家庭视作一个交互循环的系统，同时将手机使用以及手机使用所带来的亲子冲突与博弈纳入其中，以更为宏观的视角解释了青少年手机使用在家庭环境系统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二者之间所扮演的角色，为今后分析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思路。最后，以往对于心理健康的测量多局限于精神病理（psychopathology）的消极效价指标，如孤独感、焦虑程度和抑郁倾向等指标，忽略了对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这类积极效价指标的测量（王鑫强、张大均，2011）。本研究通过引入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从生活满意度、自尊、孤独感和抑郁程度4个心理健康指标，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进行了更为全面的理解与分析，这也为今后青少年心理健康相关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参考。

在应用价值方面，本研究为提示父母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引导青少年正确使用手机提供了参考方向。总而言之，一方面，青少年身体发育迅速但心理相对不成熟，正处于成长“断乳期”，这种身心发育程度的不匹配使得其对人际关系尤为敏感，因此在感知到消极的家庭关系时，青少年倾向于使用手机逃避现实，而手机使用的增多则更容易引发亲子冲突，使其再次陷入负面情绪。另一方面，就家庭关系而言，家庭关系的不睦以及亲子冲突带来的对立，都会使青少年产生不安全感，这些反映在行为层面可能表现为问题行为或手机成瘾，在心理健康层面则表现为抑郁、孤独、焦虑、低自尊等，若任其发展下去，最终将影响其健全人格的形成。父母应当充分认识到家庭环境对于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性，加强与孩子的情感沟通和交流，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营造更和谐的家庭氛围。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具体提出两点建议。第一，父母应当积极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除避免日常生活中对孩子的冷落和忽视外，还应当通过增加亲子互动和组织家庭活动等方式，以高质量的亲子时光置换青少年的手机使用时间，在降低青少年的手机使用强度的同时，减少因此产生的亲子冲突，为孩子健康的心理发展提供保障。第二，父母在管理青少年手机使用时，应采取更加行之有效的方式加以引导、监督和管理。例如，约定明确的使用时长和频率、制定奖惩措施等，尤其要尽量避免因家庭规则不明导致的冲突与争执，时刻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受限于研究成本，本文仅选取了山东地区两所学校的初中生作为研究样本，未能对全国样本进行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推广性，未来研究可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应用范围。其次，在研究设计方面，横向研究虽可以解释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但无法建立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未来的研究中可通过长期研究或实验设计来验证并建立研究模型中的因果关系。最后，本文仅探究了手机使用强度对于亲子冲突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未考虑到父母对于青少年不同手机使用用途是否存在态度差别，例如，父母对孩子利用手机上网课和玩游戏的态度可能存在区别，由此所导致的家庭关系和心理健康水平的变化也可能存在差异，未来可进行深入探讨。总的来说，未来的研究应当改进研究设计、抽样方法，修正不足，并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以期在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中为引导青少年保持积极健康的状态、合理正确地使用手机提供行之有效的建议。

注释

①为确保本次研究的样本更具代表性，抽取的两所学校分别为城市中学与县城中学。

②由于对家庭关系质量的测量使用了两个指标，所以在进行信度检验时使用了相关系数检验，相关系数为0.65，p<0.001，说明信度检验结果较好；同时由于仅用了两个测量指标，所以KMO值较低，但仍高于0.5，说明效度检验结果较好。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杨晓冬、李怡静、魏然：《亲子间的手机博弈：家庭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3期，35-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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