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多·梅雷莱斯（Cildo Meireles）《巴别塔》（Babel，2001），英国泰特现代艺术馆（Tate Modern）藏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Mind作者：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1929- ）来源：Critical Essays, New York: Continuum. 1982
哪怕我们多么优柔寡断，我们都觉得自己掌管着思想（mind）的是是非非。好像除了牧师、诗人和流行音乐人，人们很少提及灵魂（soul），但我们的思想总是我们在这个灾难世界里最后的庇护所。没有内心的堡垒，哪里守得住每天外部的围攻？哪怕在极权统治之下，家不再是庇护的港湾，个人的思想却仍是最后一道屏障，严加把守。但这个想象中的堡垒可能已经被敌人狡猾地占领了。思想的主权是最顽固的幻想。哲学深刻地影响着忽视它的人。人们可以独自“决定自己的思想”，这种观念大体上来自一种资产阶级哲学信条——二手的笛卡尔（Descartes）、过时的胡塞尔（Husserl）、书斋里的唯心主义（idealism），这些都是形而上学的手工作坊。我们急着抛弃一个多世纪前的经典陈述：“我们思想中发生的事，也总是社会的产物。”这是一种比较晚近的见解。这种见解适用于劳动分工之后的一切人类史，在马克思（Karl Marx）之前从未被提出来。在一个口口相授的社会里，学生对老师、徒弟对师父、“羊群”对牧师的依赖是理所当然的事。少数人替多数人思考、判断和决定，这也理所当然，毋需深究。中世纪的人由他人引导，这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无法理解的事。他们的思想由“外部”塑造、加工。但是，那时的教育和教化如此直接和透明，以至于我们不觉得有问题。只有当塑造我们思想的过程对普通人来说变得不透明、神秘、难以捉摸的时候，亦即只有随着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的到来，“我们的思想如何被塑造”才成为真正的问题。“思想制造”的产业其实是过去一个世纪的产物。它的发展速度之快、形式之丰，已经超越了我们的理解和控制。我们目前对“媒介”（media）的探讨受到了严格的理论限制。我们评价着报纸、电影、电视、公共关系的技术、条件和可能性，该产业的每一个新分支都开创了一批新理论。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现象的整体性，我称之为人类思想的工业化。如果我们只研究这个过程的机制（machinery），我们就无法理解它。“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y，或译作“文化工业”）也不是一个恰当的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普遍使用这个词。这个词不仅反映了现象本身的范围，还反映了那些试图分析它的人的社会地位——那些大学教授、学术作家，那些被权力精英贬低到所谓“文化生活”（“cultural life”）狭窄范围内的人（因此，他们甘愿担起“文化批评家”这个不幸的标签）。换句话说，他们无伤大雅。人们认为他们思考文化，而不思考权力。然而，“文化产业”这个模糊的标签提醒我们，一切媒介研究都存在一个固有的悖论。意识（consciousness）可以通过产业手段引发（induce）和再生产（reproduce），却不能以产业手段生产（produce）。它是一种由“人”组成的“社会产品”（“social product”），它的起源是对话（dialogue）。任何产业过程都不能取代产生它的人。文化这个古老的名称试图提醒我们这个不言而喻的道理，尽管我们总是忘记。思想工业畸形且难以理解，因为严格来讲，它不生产任何东西。它只是一个中介，参与传播和渗透。思想工业可以接纳一切，消化它、再生产它，然后“反刍”。我们思想中的一切都是磨坊的谷物。没有什么东西不掺杂质。任何想法都能变成一句口号，任何富有想象力的作品都能变成热点。这是思想工业压倒性的力量，但也是它最脆弱的地方。它靠自己无法制造的东西而繁荣。思想工业依赖它必然惧怕的基质，同时必须抑制它。这种基质是人类的创造性生产力。因此，文化产业这个词的含义十分模糊。从表面上看，文化产业承认古代意义上的文化，但同时也承认一个几乎吞噬了它的产业进程。这很天真。人们从“通识教育”的优越位置来批判这个产业，对它的庸俗性发出安慰性的呐喊，但这既不会改变它，也不会使文化的亡魂复苏，只会加固教育事业的“贫困”。同时，以纯粹的审美为由对思想工业的控诉将掩盖它更大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在另一个极端，我们发现了思想工业的意识形态批评家。他们的注意力通常局限地将它视作一种直接或隐蔽的政治宣传工具，并试图从它再生产的信息中提炼政治骗局。更多的时候，人们对政治的基本见解极其狭隘，就好像它只是日常权力争夺中的站队问题。正如“文化批评家”那样，这种态度不能指望探究思想工业化的深远影响，因为这是一个废除私人和公共意识之间区别的过程。因此，当广播、电影、电视、录像、广告和公共关系等等操纵和宣传的新技术被热烈讨论时，每一种技术都带有自身的特点，但一个整体的思想工业被忽视了。报纸和图书出版业是最古老的领域，现在很难再受到严肃的评论，大概是因为它缺乏技术新颖性的吸引力。然而，巴尔扎克（Balzac）《幻灭》（Illusions Perdues，1837）中的许多分析在今天和一百年前一样贴切，任何来自好莱坞的撰稿员只要碰巧熟悉这本书就会明白这一点。其他较新的产业分支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被发掘——时装和产业设计、主流宗教和神秘邪教的传播、民意调查，以及旅游业（它很重要，但经常被忽视，而它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大众媒体）。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充分意识到思想工业在未来将全面部署。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成功控制最重要的领域——教育。教育教学的工业化还没有完全开始。可是，当我们沉浸在对课程、学校制度、学院和大学改革以及教师职位短缺的争论中时，技术制度正在完善，这将使我们现在思考的所有革新都变得毫无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将成为一种大众媒体，成为最强大的媒体，成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生意。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思想工业的增长速度比任何其他产业都快（除了军备）。它已经成为20世纪的关键产业。那些关注当今权力游戏的人——政治领袖、情报人员和革命者已然对这一事实了然于胸。当一个工业发达国家被占领或解放的时候，当发生政变、革命或反革命的时候，强大的警察部队、伞兵、游击队不再像19世纪那样占领城市的主要广场或重工业中心，也不再占领王宫等象征性场所。相反，新政权将首先将占领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电话和交换机以及印刷厂。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新政权大体上会放过那些公共服务和制造业的管理人员（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而所有思想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必须被立即替换。在这样的极端状况下，思想工业的关键地位就变得十分清楚了。这个产业有四个存在的必要条件，我把它们简要概括如下。一、广义的启蒙运动是思想工业化的哲学前提。除非打破神权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对启示的信仰，对圣书或神职人员所传授的圣灵的信仰，否则不可能发展出思想工业。思想工业假定独立的思想，即使这种产业终将剥夺思想的独立性。这是思想工业的另一个矛盾之处。二、在政治上，思想工业化的前提是宣扬人权，特别是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在欧洲，“法国大革命”让人们跨过了这道门槛；在共产主义世界，是“十月革命”；在美洲、亚洲和非洲，是摆脱殖民统治的解放战争。显然，这个产业并不依赖这些权利的实现。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权利从来都只是一个幌子，充其量是一个遥远的承诺。恰恰在虚构和现实之间的空隙，思想工业有了运作的空间。只有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了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命运和整个社会命运有发言权的幻想时，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从那时起，任何权力机构都必须在被管理的人眼中证明自己拥有正确性，而仅靠强制手段已不能解决问题——在工业时代，统治者必须说服人们的思想，并通过手头的各种工业手段改变它们。三、在经济上，如果没有实现一定程度的原始积累，那么思想工业的时代就不会到来。一个不能提供必要剩余资本的社会既不需要思想工业，也负担不起它。19世纪上半叶，在西欧和世界其他地区类似的条件下，农民和工人生活在勉强维持温饱的水平线上。在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工人阶级能否够决定自己的生存条件”其实没什么意义。无产阶级受制于身体的约束和武力。学校和教会、法律和军队使用古老的控制方法，加上旧的习俗和惯例，凡此种种，在工业社会早期，对少数统治者而言绰绰有余，完全足以维持他们的地位了。一旦基础工业牢固地建立起来，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就开始遍及大多数人口，统治阶级将面临两难的境地。更加复杂的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提高教育水平，不仅对特权阶层如此，对大众也是如此。让工人阶级“安分守己”的直接强制力将慢慢减少。工作时间减少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不可避免地，人们会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他们于是可以负担得起自己的“奢侈”思想。他们第一次在最原始和最朦胧的意义上意识到了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巨大的人类能量被释放出来，这些能量不可避免地威胁到既定的政治和经济秩序。今天，这种革命进程可以在大量新兴国家中看到，它长期以来被帝国主义列强人为地延缓——在这些国家，如果不考虑经济因素，发展思想工业的政治条件可以在“一夜之间”实现。四、考虑到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带来了思想工业崛起的最后一个条件——它所依赖的技术。电的首次工业化使用是电力，而不是通信。发电机和电动机先于电子管放大器（俗称“胆机”）和胶片相机。这种时间上的滞后有其经济原因。无线电、电影、录像、远距离视觉和计算机技术的基础无法在商品大规模生产和电力普遍供应出现之前扎根。在我们这个时代，思想工业化的技术条件存在于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先决条件则不一定到处都有。然而，满足这些条件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个过程不可逆转。因此，扼杀、清算工业化本身的想法意味着自杀。这类想法带有一种可怕的讽刺意味，因为对于我们的文明来说，毁掉我们自己确实不再是一个技术问题。然而，当保守的批评家们抱怨“价值观”丧失、大众文明堕落和媒体败坏传统文化时，他们想不到这一点。相反，他们渴望摈弃一切讨厌的东西，成为一个乐天的专家学者，在乡间别墅的舒适环境中生活。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对思想工业的运作方式进行了局部剖析，偶尔能得出了不起的见解。就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批判者主要攻击较新的媒介和商业广告。保守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准备好谴责它腐朽的一面。可是，这种反对意见很难触及问题的核心。要知道，从新闻或交响乐的大规模生产中获利不一定比从肥皂和轮胎的生产中获利更不道德。除此之外，这种反对意见还忽略了思想工业的特点——较先进的部门早已不再销售任何商品了。随着技术日益成熟，物质基础（纸张、塑料或胶片）趋于消失。只有在比较老式的业务分支中（比如图书贸易），物质商品才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作用。在此，广播电台与火柴厂没有共同之处。随着物质基础的消失，产品变得越来越抽象，产业越来越不依赖把商品卖给客户。你买一本书，你按照它的实际生产成本来支付；你买一本杂志，你只需支付其中的一小部分；你收听广播或电视节目的时候，你几乎不用花钱；没有人花钱买纯粹的广告和政治宣传。相反，它们被强塞进了我们的喉咙。思想工业的产品不能再从卖方和买方市场的角度来理解，也不能从生产成本的角度来理解。它们是“无价”的东西。资本主义对媒介的剥削是附带的事，而非本质。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媒介的商业化上，我们就忽略了重点，忽视了思想工业为现代社会提供的具体服务。不管这个产业在国家、公共或私人管理下，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经济中，在盈利或非盈利基础上如何运作，这种服务在全世界大体一致。思想工业的主要业务和关注点不在于销售它的产品，而在于“兜售”现有秩序，使“人类统治人类”的普遍模式永久化——不管谁在管理社会，也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它的主要任务是扩大和训练我们的意识，目的则是为了剥削我们的意识。“非物质剥削”（“immaterial exploitation”）不是一个熟悉的概念，因此我不妨解释一下这个短语的含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已经非常清楚地定义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人阶级遭受的物质剥削。物质剥削的粗略形式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特征之一。即使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从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和“红色中国”的早期阶段都可以看出这一点。然而，一旦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就会发现仅靠物质不足以保证制度的延续性。当商品生产扩大、超出直接需求时，旧的“人权宣言”都将展现出它们的潜在力量，而无论这种宣言被当权者的言辞如何冲淡，无论如何被几十年的苦难、饥荒、危机、强迫劳动和政治恐怖掩盖。这些“人权宣言”的本质在于，一旦宣布，就不能被撤销。人们将一次又一次地试图从表面上接受它们，并最终为实现它们而奋斗。因此，自从18世纪伟大的《人权宣言》以来，一切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都面临着革命的威胁。相对于议会民主制的官方面孔，“真正的民主”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但它的幽灵却萦绕着每一个现有的政权。因此，所有现存的权力结构都必须谋求臣民的同意（consent），无论多么消极。即使是那些依靠武力生存的政权也觉得有必要在世人面前证明自己。因此，对资本、生产资料和武装部队的控制已经不够了。管理现代社会的“精英们”必须试图控制人们的思想。我们每个人接受或拒绝什么，我们的想法和决定都成为首要的政治问题。似乎把这些事情留给我们自己是太危险的事。为了生存，物质剥削必须伪装自己，而非物质剥削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少数人无法继续积累财富，除非他们积累了操纵多数人思想的力量。为了征用人力，他们必须征用大脑。在今天的富裕社会——从莫斯科到洛杉矶，正在废除的不是剥削，而是我们对剥削的认识。要维持这种状态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诚然，确有一些替代办法。但是，由于所有这些选择都将不可避免地推翻现行权力，因此整个产业都在试图取缔这些替代办法，消除可能的未来，转而加强目前的统治模式。我们有几种方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一方面，我们发明了彻底的审查制度、禁令和国家对思想工业一切生产资料的垄断；另一方面，经济压力、“惩罚和奖励”的制度性分配和“人类工程学”（human engineering）可以顺利成章、悄无声息地完成此项任务。19世纪的物质贫困化（material pauperization）被今天的非物质贫困化（immaterial pauperization）取代。这种状况被大多数人欣然接受并自愿忍受，这是思想工业的最大成就。然而，描述这种状况的影响不等于指出了它的本质。纺织业的出现毁掉了印度的手工业，并在英国造成了童工泛滥的现象。但是，这些后果并不必然来自机械织机的存在。我们不要过分认为，人类思想的工业化一定会导致非物质剥削。为了获得臣民同意，统治者必须给予选择，无论是多么微不足道的选择或具有欺骗性的选择；为了驾驭人们的思想能力，你就必须发展人们的思想能力，无论多么狭隘和多么畸形。这可能是衡量思想工业巨大力量的标准。我们没有人能够逃脱它的影响。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思想工业让我们参与到整个制度（system）之中。但这种参与很可能在某一天从被动转向主动，并威胁到它一心维护的秩序。思想工业有它自己的动力（dynamic），无法阻止。而且在这个运动中，有一些潮流与它目前稳定现状的使命背道而驰，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辩证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在于，思想工业无论在个别运作中受到多么严密的监督，作为整体的它都无法完全控制。它总有漏网之鱼，就像盔甲上有裂痕——没有一个政府会完全信任它。为了利用人们的智力、道德和政治能力，你就必须首先发展他们。我们看到，这就是今天媒介面临的基本困境。当我们把注意力从产业的消费者转向它的生产者时，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两难境地更加恶化和加剧了。当然，就权力而言，谁来经营、管理思想工业并没有太多疑问。诚然，并非知识分子控制产业机构，而是机构控制着他们。有生产能力的人很少有机会接管他们的生产资料。目前的结构一定会组织这件事发生。然而，即使在当今，这种关系也不是绝对的事，因为如果不争取哪怕少数能够创造新东西的人，就没有办法经营这个思想工业。排除他们将是自取灭亡。当然完全可以利用积累的一切原始作品，对其进行改编、稀释和加工，供媒介使用。而且我们最好谨记，许多声称是新的东西实际上是衍生的旧东西。如果我们研究任何流行歌曲的和弦和旋律结构，很可能会发现它采用了几个世纪前严肃作曲家的发明。平庸的电影剧本中的陈词滥调也是如此，它们被稀释得面目全非，重复着过往戏剧和小说中的传统模式。然而，从长远来看，对传承作品的寄生性使用并不足以滋养这个产业。无论存量有多大，你都不可能永远吃老本而不补充新东西——因此，需要“创造新的东西”。媒介对有能力进行革新的人保持依赖。换句话说，媒介对潜在的“麻烦制造者”有所依赖。在创造新东西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办法预测结果，这一点不可避免。因此，从任何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是一种安全隐患，是一种风险，需要“处理”他们，消除他们的颠覆性影响。要实现这一点，就离不开精湛的技术。为此，人们开发了各种技术，从最简单的技术到最复杂的技术都有——人身威胁、黑名单、道德和经济压力。我们值得专门为这些技术写一本手册。这些技术有一个共同点，它们为一个原则上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供了短期的、战术性答案。除非成功剥削和操纵生产者，否则思想工业就不能指望剥削和操纵它的消费者。在生产层面上，它必须与那些潜在的敌人打交道（甚至比在消费层面上更重要）。在参与人类意识的增殖（proliferation）过程中，媒介也增殖了它们自己的禁忌。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思想工业内核的模糊性，那么对思想工业的批判要么落入空谈，要么会带来一些危险。许多媒介批评家似乎从不反思自己的立场，就好像他们的工作本身不是他们所批判的内容的一部分。这是他们的局限性。事实上，如今没有人可以在不利用产业，或者说不被产业利用的情况下表达任何意见。一旦开始阐述这个问题，任何没有辩证思维能力的人都注定要失败。他们将被困在一个毫无退路的地方。有许多人一想到要进入演播室，或者要和经营电视网络的老练高管谈判，就会心生厌恶之情。他们厌恶这部产业机器，甚至公开表达这种厌恶，一心想要退回到精致的安乐窝。当然，这样的安乐窝并不存在，那种地方只不过是这部产业机器的一小部分。让我们试着在知识分子的“正直”和失败主义之间划清界限。选择远离思想工业，拒绝与之打交道，很可能是一种反动。对于那些大声疾呼、谋求创新的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隐居之所了。退出媒介甚至不能从腐败中拯救知识分子的“宝贵灵魂”。也许参与这场危险的游戏是一个更好的主意，去承担和计算我们的风险。我们需要的不是纯真，而是决心。我们必须非常了解我们正在对付的洪水猛兽，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抵御那些或公开、或隐微的风险。思想工业迅速发展，并在现代社会中上升到一个关键位置，它深刻地改变了知识分子的角色。知识分子们发现，自己既面临新威胁，也面临新机会。无论他们知道与否、喜欢与否，他们已经成为这个巨大工业综合体的帮凶，而这个工业综合体的生存依赖于他，因此彼此不可分离。知识分子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这部思想机器，但这种利用又有悖于思想机器的目的——它所坚持的，知识分子必须颠覆。知识分子可能会错过目标，也可能正中下怀；他们可能会赢，也可能输。但是他们最好记住，比起他们自己的未来，还有更多的利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