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芬伯格：《技术系统：技术和人类有限性》（2017）
Alley Siyon Jin 2006
技术系统：技术和人类有限性
Technosystem: Technology and Human Finitude
作者：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
译者：陈荣钢
在西方伦理学传统的犹太和希腊源头，有限性（finitude）是一个的重要主题。《圣经》将人类描述为被创造的生命，因此他们被责令不要崇拜他们自己创造的假神。铭刻在德尔斐神庙（Oracle of Delphi）上的谕令“认识你自己”（Know Thyself），指引人类认识到自己的必死性（mortality），不要努力超越自己的自然极限。在希腊语中，这种自负的抗争是狂妄自大的表现。对狂妄的批判是技术伦理和政治的基础。
我们的技术越成功，就越容易违背古人的智慧。技术给人一种神一般力量的幻觉，它能够主宰自然（nature），并让自然屈服于我们的意志（will）。阿基米德（Archimedes）宣称，只要他有一根足够长的杠杆和一个可以站立的地方，他就可以撬动世界。自那时起，绝对技术（absolute technologies）的梦想就一直困扰着人类。当代的技术幻想也同样极端。人们宣称，我们将很快被人工智能（AI）所取代，将我们的大脑下载到计算机中，用地球工程学改造气候，将小行星移出它们的轨道，殖民火星，等等。在技术社会中，伦理学的重要作用就是识别和避免这种傲慢。
环境危机提醒我们，我们不是神，而是有限的生命。关于这种认识，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他是“二战”期间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的领导者。当他在新墨西哥沙漠目睹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时，他的脑海中闪现出《博伽梵歌》（Bhagavad-Gita）中的一句话：“我已成为死神，世界的毁灭者。”死亡就是湿婆神（Shiva），就是“毁灭之神”，奥本海默曾短暂地将自己与这个神联系在一起。但不久之后，他意识到“毁灭之神”也可以被摧毁。无论是他，还是一个装备精良的美国，都不能坐享神圣的全能。于是，他很快主张与苏联进行裁军谈判。
在下文中，我将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阐述有限性的主题。本体论（ontological finitude）的有限性涉及技术的性质和我们身为人类的性质。认识论的有限性（epistemological finitude）与“我们能知道什么”有关。最后我将论证，承认“有限性”，就意味着承认一种民主的技术伦理和一种新的自然概念。
本体论的有限性
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所有生命都是有限的，都属于一个小环境，在这个小环境（niche）之外，他们会分崩离析。人类改变自己小环境的非凡力量支撑起独立于自然世界的幻想。
有限性在人类行动的结构中显而易见。在大多数情况下，行动者（actors）遵守牛顿第三运动定律的隐喻，根据该定律，每一个行动都会引起一个相等且相反的反作用力。每当两个台球相互碰撞时，这个定律就得到了证实，许多人的行为也证实了这个定律。它最明显地应用在人际关系中，愤怒引发愤怒，善良引发善良，等等。我们的行动以某种形式从大它者（the Other）那里回归到我们身上。在行动中，我们成为相互作用的对象。这就是行动的悖论。
身为人类，我们只能在自己所属的系统中行动。我们对系统做出的任何改变也会影响到我们。这就是我们的肉身存在（corporeal being）和社会存在（social being）的现实意义。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无法完全控制因果力量和意义的世界里。我们的身体让我们接触自然法则（laws of nature）。我们出生在一个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文化世界。简而言之，我们是有限的生命。我们的有限性体现在行动和反作用的相互作用上。
但技术行动似乎是“非牛顿的”。当我们在技术上对一个对象采取行动时，我们受到的反馈非常少，也就没有与我们施加的影响相称的反馈。这就产生了技术幻觉——主体对连接性（connectedness）视而不见，并且认为自己是自主的（autonomous），独立于它所处的世界。这种错觉在传统社会中并不普遍。在工艺知识和日常经验不断交流的地方，从使用技术设备中吸取的教训被吸收到传统中，并将技术活动限制在少数习惯类型。从现代的角度来看，这似乎阻碍了发展，但我们最近在核能和有毒化学品等技术方面的经验表明，克制是明智的。
大多数现代技术在不同于工艺的情况下发展起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对技术的控制权从工匠转移到企业所有者及其代理人手中。在社会制度中，资本主义企业的目标非常狭窄，那就是利润。追求利润这一目标的自由不受社会和自然环境的限制。经验教训被忽视了。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工人和其他受工业化副作用影响的人都被压抑。技术发展在复杂的技术学科指导下不受阻碍地进行着。
技术幻觉补充了资本主义狭隘的焦点，它们使我们确信，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行动，而不会给自己带来后果。但是，只有上帝才能对来自世界之外的对象采取行动，也就是在他行动的系统之外采取行动。所有的人类行动，包括技术行动，都将行动者暴露在因果反馈和意义的影响之下。
比如，对技术副作用的漠视源自技术行动消散或推迟因果反馈的力量。技术的全部意义在于改变世界而不是改变行动者。枪杀了兔子而不是猎人，锤子改造了一摞木材而不是木匠，这不是偶然。工具的设计是为了将力量向外集中，集中在这个世界上，同时保护工具使用者不受牛顿式的相等和相反作用力的影响。
但牛顿不可能永远被忽视。身为自然人，我们最终会经历我们技术的所有因果影响，包括技术带来的废物。技术的这个方面被技术的诱人幻觉掩盖了。但是我对牛顿定律的比喻是，最初被忽略的反馈会产生更广泛或更长远的影响。面对污染，巴里·康莫纳（Barry Commoner）对牛顿定律的生态推论宣称：“一切都必将去到某个地方。”确实，工业生产的毒物最终都会进入某人的后院，即使这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才能发现。随着技术变得越来越强大，技术的副作用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直到今天不再能否认它。
我们的行动不仅通过因果反馈回来纠缠我们，它们还改变了我们世界的意义。交通和通讯的新技术提供了很好的例子。铁路、汽车和飞机从根本上减少了人们对距离的体验。我们生活的空间坐标，“远”和“近”，与我们祖先的空间坐标完全不同。随着多元文化世界从旧的单一文化中浮现出来，电子通信也产生了类似的激进后果。基于电影、与移民的私下接触和旅游业，今天的普通人比一个世纪前的少数冒险家和殖民者更加了解外国的土地和文化。此外，随着新技术将办公室带入家庭生活，创造性的、私人的幻想被推向公共领域。公共与私人、工作与家庭之间熟悉的区别被颠覆了。
甚至，自然的意义也受到技术改造的影响。想一下超声波的例子，它可以在怀孕早期识别出胎儿的性别。在美国，很少有父母因为胎儿的性别而堕胎，但这让“上帝的动作”变成了人类的选择。以前是偶然的事情，现在可以被计划了。甚至选择不去寻找或者使用这些信息已经成为一种有利于“自然”的选择，而在此之前不用做任何选择。我们的社会已经把生殖“技术化”了，因此它对每个人的意义都改变了，包括那些放弃生殖技术的人。
行动的悖论也适用于身份（identity）的情况。猎人用枪杀死了一只兔子，只感觉到武器轻微的后座力。但是这一行动也会对他产生影响。只要他打猎，他就被定义为一个猎人。这种技术对身份的逆向作用是每个人生产活动的特征。总而言之，你做什么，你就是什么。
消费社会对身份认同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工具不仅有实用性。它们也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现在“穿”我们的汽车、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因为这是我们自我展示（self-presentation）的形式，就像我们穿衣服和佩戴珠宝一样。今天，不仅你做的事定义了你，你买的东西也定义了你。
这会带来不幸的后果。例如，拥有汽车远不止是一个交通问题。它还象征着所有者的地位，篡夺了公共交通应该扮演的角色。与富裕国家相比，汽车在贫穷国家具有更大的象征意义，因为它意味着实现了现代化及其繁荣的愿景。在这种情况下，手段（means）与目的（ends）并不分离。当身份受到威胁时。拥有手段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目的。事实上，拥有一个新的身份往往是技术变革最重要成果，比表面上平淡的目的更重要。
这些例子表明，我们与我们创造的技术有很深的牵连。在20世纪，这些越来越强大的技术达到了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所谓“世界对象”（world objects）的地位——影响整个世界的对象，而不仅影响世界的一个小角落。第一个这样的世界对象是原子弹。但即使在原子弹彰显人类力量的同时，化石燃料也在悄悄地改变着气候。要控制世界对象是很难的。我们用科技控制世界，但我们能控制自己吗？
认识论的有限性
认识论的有限性与人类知识的局限有关。我们对客观性（objectivity）的理想是一种无处不在的观点，一种我们想象中的科学提供了“上帝之眼”的宇宙观。但是，认识受到时间、地点、身体、文化、偏见以及所有其他在寻求真理过程中的偶然因素的限制。承认这些局限而不否认知识潜力的哲学学说被称为易谬论（fallibilism）。
易谬论适用于技术，就像适用于所有其他形式的知识一样。技术学科受到传统和利益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存在错误。这些局限表现在技术设计的缺陷上，这些缺陷可能偏向于特权化某一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或者可能对使用这些技术的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危险。
第一章讨论了技术偏差（bias of technology）。它常常无辜地嵌入传统的盲点。看似中性的技术设计实际上可能体现了一种无意识的偏好。右利手工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右手容易用的剪刀左手用起来很笨拙。早期的剪刀制造商可能是右撇子，毫无疑问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同样，在十字路口设置路缘的人行道也会阻碍轮椅的移动。为了承认残疾人的权利，北美各地都引进了人行道坡道。同样，传统人行道的设计者们也不能因为他们的疏忽而受到指责。普通的高路缘对行人来说不成问题。真正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在于“残疾是私人问题还是公共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偏见隐藏在技术规范中，这个表面上无辜的规范是有偏见的。
当涉及到利益时，情况就更复杂了。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阶级利益与机器设计相互影响。在这里，意图（intention）在起作用。意图被转化为有偏见的技术规范，代表了老板和管理者对劳动力和机械化办公的要求。
专家们将这些偏见代代相传。批评起来很困难，因为这些问题被编码（coded）在独立于公众舆论的技术学科中。即便如此，进步可能来自受传统束缚的外部技术领域。抗议、争议、抵制和黑客攻击挑战偏见，把偏见放到台面上。技术事故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就像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一样。核能是技术可行性的极端例外，但也清楚表明了易谬论在技术文化中的重要性。
福岛灾难表明，有些技术问题根本难以解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临时解决方案，但我们需要长期的解决方案。在处理任何复杂的系统时，我们只有通过经验、分析和应对一连串未预料到的问题和事故，才能得出这样的长期解决方案。这就是飞机工业长期以来所做的工作。因此，现在的飞行相当安全。但是核电发生这种连续事故的后果简直太昂贵、太可怕了。
1992年，里约热内卢首脑会议的著名预防原则承认了技术的有限性：“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根据自己的能力广泛采用预防方法。如果存在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威胁，不应以缺乏充分的科学确定性为理由，推迟采取具有成本效益的、防止生物可降解添加物的措施。”这种预防原则是治愈傲慢的良药，但具体如何应用仍存在争议。它的目的并不是阻止所有的创新，但是如何区分难以忍受的风险和可以忍受的风险还不清楚。
对技术的现实考验取决于公众的接受程度。必须通过工人、用户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意外受害者的日常经验，对技术专家的工作进行“现实检查”。这是来自偏见和风险的最终牛顿反馈。随着技术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普及，将其与公众隔离开来变得越来越困难。反馈限制了发展并重新定位了发展的道路。
一旦动员起来，抗议者试图将他们的经验教训强加给现代社会中的技术专家。这种互动让人回想起手工艺发展的历史，但现代制度给交流制造了障碍。从表面上看，技术知识似乎与日常经验相矛盾。技术专家谴责他们认为的意识形态，干扰了他们对自然的纯粹和客观认识，认为绝不能允许价值和愿望搅浑事实和真理的清水。另一方面，抗议者可能会犯相同的错误。
技术知识和经验相辅相成。没有经验的输入，技术知识就不完整。公众抗议可以揭示自然和社会生活造成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容易被专家忽视。抗议形成了价值和优先事项。对健康和安全、技术就业、娱乐资源和美观城市等方面的需求，都证明了现有技术未能囊括重要的价值。最终，这些价值将指导改进后的技术设计，冲突将平息。在未来的岁月里，专家们将会忘记这些改革背后的政治因素，而将它们作为客观研究的产物加以辩护！
有时候，问题不在于技术带来的危害，而在于如果重构技术，它可能带来的好处。互联网就是一个例子。它曾是美国军方为了测试一种新型网络计算机分时系统而研制的事物。请注意，最初，互联网连接的是电脑，而不是人。设计团队中的一个初级工程师提出了不仅通过电脑而且通过电子邮件联网的想法。从那时起，一代又一代人开发出了在线社交的新思路。信息版和主页之后是网络论坛，然后是致力于音乐分享和摄影的社交网站。这些网站被整合到博客中，Facebook又整合了大量的社交资源。在每个阶段，程序员都努力通过相应的技术解决方案来满足用户的新需求。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个过程成为一个不断重复的模板。
价值进入技术就会被翻译成技术语言。不要只希望消除不方便的技术限制，这徒劳无功。这种意志论（voluntaristic）的结果注定是灾难。专家被排除在外，工人被鼓励提高“发动机转速”，超过了建议的极限，生产率短暂上升，直到引擎熄火。为了从公共干预中得到有用的东西，专家们必须弄清楚如何将价值观重新表述为可行的技术规范。再提一下人行道坡道的例子，只有当工程师确定好坡道的位置、宽度和坡度后，才能浇筑水泥。因此，价值转化为技术事实，技术能够更好地占据其社会和环境位置。
这种补救过程的结构是技术发展脱离日常经验的结果。但是，尽管存在种种障碍，体验对设计的影响越来越大。今天，随着新群体的出现，这种互动正在成为常规，表达着“世界”的变化。这种整体动态关闭了行动悖论中描述的循环——周而复始。总之，价值是未来的事实。价值不是事实的对立面，也不是没有现实基础的主观愿望。我们的世界是由主导其创造的价值塑造。技术是这些价值的结晶表达。用价值的语言提出的抗议表达了尚未纳入技术环境的现实。面向未来的时候，这些新的价值为修订既定的设计敞开了大门。
技术与民主
技术的政治性从构成社会的许多社会群体的基础技术中介中产生。工厂里的工人、医院里的护士、卡车里的司机都是社会群体的成员，他们依赖自己使用的技术而存在。技术副作用的消费者和受害者形成了潜在的群体，当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共同经历时，就会浮现出来。个体与连接他们的技术之间的相遇会带来无数的结果。社会身份和世界同时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支柱——用科学技术研究的术语来说，它们是相互“共同生产”的结果。
“共同生产”有一个矛盾的结构。埃舍尔（M. C. Escher）的著名作品《双手互画》（Drawing Hands，下图）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侯世达（Douglas Hofstadter）在《哥德尔、埃舍尔、巴赫》（Gödel, Escher, Bach Douglas Hofstadter）一书中，将埃舍尔的画像描绘为一个“怪圈”、一个“相互纠缠的层次”。这些术语指一种不寻常的逻辑关系，其中顶部和底部的位置发生了变化。艺术家和绘画站在一个层次上，主动的一方在上面，被动的一方在下面。在这幅画中，两只手同时扮演着这两个角色，等级制度被纠缠在一个奇怪的、无尽的循环中。
著名的“说谎者悖论”也同样相互纠缠不清。像所有陈述性语句一样，“这句话是假的”指的是一个对象。语句本身是处于层次结构顶端的行动者。但是它所指的对象也是它自己，在把它自己描述为假的时候，它反转了行动的方向。现在，这个句子如果是假的就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就是假的。真是奇怪的循环！
就像这些奇怪的循环例子一样，社会和技术不可避免地相互纠缠在一起。社会群体依赖将成员联系在一起的技术而存在。在这一点上，他们类似于埃舍尔的《双手互画》。但是，一旦被捆绑在一起，成员也就获得了一种捆绑他们的技术的力量。他们取代了画画的手的位置——形成并意识到他们的身份，以技术为媒介的群体通过他们的选择和抗议影响技术设计。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重申了民主的原始悖论——自我统治是一个相互纠缠的等级制度。法国革命家圣茹斯特（Saint-Just）在1791年就说过：“人民既是顺从的君主，又是自由的臣民。”
自从民主悖论首次实施以来的几个世纪里，它的影响范围已经从诸如公民秩序、道路和国防等基本问题扩展到婚姻和教育等社会问题，现在又扩展到技术系统。围绕技术系统的斗争始于劳工运动。工人在工作中对健康和安全的要求是对生产技术的公共干预。社会主义者概括了这些挑战，并呼吁关注民主意识形态与工厂暴政之间的矛盾。这是技术政治的早期实例（当时现代技术主要局限于社会的单一部门）。后来，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扩大了公众关注的范围。今天，围绕互联网的隐私和自由交流之争仍在继续。
由建造者和使用者设计和控制的社会主义技术梦想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但是今天，类似这样的梦想正以一种新的形式被重新唤醒。那些要求兼容环境的生产、满足患者需求的医疗系统、自由和公共的互联网以及其他许多技术民主改革的人，不管他们是否知道，都在追随这场运动的脚步，以囊括技术系统覆盖的整个社会领域。
民主是对有限性的承认。公民需要放弃知道和控制一切的权利。他们接受自己知识的局限性，服从讨论的过程，用一种民主的替代办法来解决技术傲慢的问题。但事实证明，奇怪循环的概念还不够悖论，我们必须在这个悖论中引入另一个悖论。
侯世达他著作的最后一部分命名为“每一个错综复杂的层次背后都隐藏着一个不可侵犯的层次。”奇怪循环的创造者占据了一个“不可侵犯”的层次，这个层次不会与他或她创造的奇怪循环纠缠在一起。说“这个句子是错误的”的人并没有陷入这个悖论之中。艾舍尔画画的时候自己没有被画。
不可侵犯的层次符合逻辑，但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却不存在。事实上，这个概念正好定义了技术的错觉。它使人们普遍相信，通过技术我们可以“征服”自然。但是人是“自然”存在的，所以征服的目标是悖论的。正如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在一篇文章中所说：“胜利者是战利品。”自然的征服者被自己的暴力侵犯掠夺。这个悖论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当“人类”征服自然时，它只是武装了某些个体，以更有效的手段去剥削和压迫那些作为“自然”存在的被征服者；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见，损害自然环境的行为反过来以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所属系统的反馈形式困扰着征服者。总之，我们对自然做的事，也是我们对自己做的事。
我们无法这种站在造物之上和之外。一幅漫画（下图）体现了这一点，这是对埃舍尔的一个悖论回答。正如漫画所示，在合作建造的现实世界中，没有不可侵犯的层次，没有“埃舍尔”的对等物，没有“上帝”从上面创造技术和社会。所有的创造性活动都发生在活动所创造的世界中。因此，技术行动者总是需要承担责任（responsibility），对自己的创造负责。责任意味技术领域的民主问责制。只有在我们的幻想中，我们才能超越技术和经验的奇怪循环。而在现实世界中，人们无法逃避有限性的逻辑。
两种自然
在大众的想象中，科学似乎是存在的绝对旁观者，占据了不可侵犯的层面。相比之下，日常经验关乎事件和思想的偶然运动。科学发现的自然似乎对人性不感兴趣，而我们经历的自然却充满了拟人化的特质。我们现代人相信科学。相比之下，我们认为我们对自然的普通理解是主观的。自然科学理解的自然并不包含我们在一朵花中发现的美。人们常说，美“在欣赏者的眼中”。如果只有科学知识是真实的，那么经验世界就没有本体论或认识论上的意义。正如笛卡尔（Descartes）很久以前解释的那样，这只是一个实际的细节，方便日常生活，但本身是错误的。
那么，如何解释技术的民主化以回应社会运动呢？科学应该为经验提供信息和指导，而不是反过来。环保主义释放出科学专业知识的危机，这种奇怪的循环正在发挥作用。这是我们今天有限性的突出表现。知识的等级制度被混淆了，公众的抗议让科学意识到了自己的局限性。
这使我们超越了傲慢的道德问题，去面对现代生活的生存困境。什么是终极现实——科学的对象还是经验的世界？我们已经不可能在我们与自然的两种关系之间做出根本区分，我们的生活经验充满了错误，但有时能够在科学和技术的失败中指导我们，而我们对自然的科学知识则通过其技术应用塑造我们的物质存在。
科学批判并超越生活经验，它通过严格的批判将自己与我们的经验分开。它的发现不仅仅是对自然的改进（与日常生活中发现的自然相似）。我们在世界的经验中遇到的自然是一种文化或心理上的残留物，这种残留物被保留下来。科学的自然观涉及对经验的系统否定，表象与现实是对立的。
现代科学知识声称具有普遍性。事实上，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取代传统知识，技术的成功证实了它的有效性。但是科学家都是易谬论者，他们不相信绝对真理。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科学方法组织了“真理”的发现过程（科学家在真理存在时使用的方法）。但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就会涉及到一些非常不同的东西，不是真实表象的建构，而是我们称之为“自然”的幻灭对象，这一对象的性质不会随着每一种新理论的问世而改变，却是现代科学本身所必不可少的东西。
例如，物理理论来了又去，但它们的对象仍然是可量化的。科学的最终力量在于这种本体论建构，而不在于任何具体的真理或技术应用。在某种程度上，现代社会占据着脱离实体的科学立场，并按照其幻灭的本质行事，它们破坏了自己在自然世界中的基础。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一直沿着这条道路前进。面对全球“发展”带来的危害，声称只有科学才是真理的科学主义达到了极致。科学技术影响我们对经验的理解，但反过来也是如此。现代技术引发了技术公民的抗议，他们坚持认为自己的生活经验是有效的。技术民主关系的突破取决于对这种经验的重新评价。这种重新评价并不比科学技术知识更可靠，但是它也可以价值的普遍性。
环境政治正在改变从工业化中继承的技术，这种变化是显著的。它们包括对空气、水和食物的保护，以及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创新。不断变化的技术循环及其影响扩大了。这是科学在将自身从经验中分离出来时的“否定之否定”，它引导我们回过头去，认识到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像我们的对象一样受到限制并依赖于它们。这种理解是一种辩证法，而不是一种等级制。无论是日常经验还是自然科学都不能说了算。这种顽固的二元论违背了我们对终极原则的强烈愿望。这是衡量我们有限性的最终尺度，换言之，我们不能在两个本体论原则（科学和经验）之间做出选择，因为这两个本体论原则在我们的文明和文化中起作用，所以我们必须学会接受模棱两可，而相对于现实，真理总是莫名地古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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