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片：显微镜下果蝇眼睛的神经元
作者：洛琳·达斯顿（Lorraine Daston，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彼得·加里森（Peter Galison，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哈佛大学物理学系）
来源：同名著作（NY: Zone Books，2007）第一章，17-53页。
科学的客观性（objectivity）有其历史渊源。客观性并不一直是科学的底线。客观性也不等同于真理（truth）或确定性（certainty），客观性的历史比两者都要年轻。客观性保留了那些以真理的名义抹去的人工制品（artifact）或变异（variation），它不顾一切想要过滤掉那些破坏确定性的噪音。客观性就是追求没有认知者痕迹的知识——没有偏见或技巧、幻想或判断、欲望或斗争的知识。客观性是一种盲视，是一种不要推理、阐释或智慧的观察。直到19世纪中叶，科学家们才开始渴望这种盲视，即所谓“客观的观点”，欣然接受偶然性和不对称性，就像亚瑟·沃辛顿（Arthur Worthington，1862-1912）“飞溅的王冠”（下图）。
来自亚瑟·沃辛顿（Arthur Worthington，1862-1912）的研究，沃辛顿是著名的英国流体力学家，以研究液滴溅落闻名
本书讨论“客观性”如何以及为什么成为自然研究和科学家的新方法。自19世纪以来，客观性有一群它的“先知”、“哲学家”和“传教士”。但是，客观性的特殊性（以及它的奇异性）在其实践者的日常工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科学图像的制作。图像制作并非服务于科学客观性的唯一做法。其他技术工具——包括推理统计、双盲临床试验和自动记录工具都被用来抑制主观性（subjectivity）。我们从科学图集的悠久传统中提取图像，以此来讲述科学客观性的故事。这些精选的图像集确定了某个学科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如果你愿意，请看这三张科学图集中的图像——第一张来自18世纪的植物群（flora）；第二张来自19世纪末的雪花目录；第三张来自20世纪中期的太阳磁场图像汇编。
“真理与自然”。这幅插图（1737年）由格奥尔格·埃赫雷特（Georg Dionysius Ehret）绘制，扬·万德拉尔（Jan Wandelaar）雕刻，基于博物学家和艺术家的密切观察，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植物学著作的插图（至今仍被分类学家使用），旨在描绘植物物种的基本类型，而不是单个标本。这是一幅关于特征、本质、普遍性、典型性的图像——对自然的真实。
“机械的客观性”。雪花显微照片（1893年），古斯塔夫·赫尔曼（Gustav Hellmann）和理查德·纽豪斯（Richard Neuhauss）。一片雪花的特殊性和不对称性被展示出来，试图以尽可能少的人为干预捕捉自然——机械的客观性。
“训练有素的判断力”。罗伯特·霍华德（Robert Howard）、瓦茨拉夫·布姆巴（Vaclav Bumba）和萨拉·F·史密斯（Sara F. Smith），《太阳磁场图集》（1959年8月至1966年6月，华盛顿特区：卡内基研究所，1967年出版；华盛顿特区卡内基研究所观测站提供数据）。这幅太阳磁场图像融合了精密设备的输出结果和对数据的“主观”判断——作者认为这种干预对于消除仪器的伪影是必要的。这就是“训练有素的判断”。
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这些图像的制作方式有所不同——铜版雕刻、显微照片、仪器记录的等高线图。它们捕捉到的不仅仅是花、雪花和磁场，每一片雪花都编码着一种与科学视阈有关的技术，作者、插图画家、图像和读者纠葛在一起。
这些图像都昭示着“认知美德”（或译作“认知优势”）——“真实的自然”、“机械客观性”和“训练有素的判断”。但在有客观性的科学之前，就有关于自然真相的科学。客观性是一种新的认知美德，出现在19世纪中期，它并没有废除对自然的真理探索。与其用一连串的政治制度或科学理论进行类比，认为每一种理论都在其前身的废墟上取得了胜利，不如想象这是新恒星的出现，不是取代旧的，而是改变了天空的地理位置。这个序列有着深刻的历史节奏。在某种强烈的意义上，每个连续的阶段都以前一阶段为前提和基础，同时也对前一阶段作出反应。自然真理是机械客观性的前提，就像训练有素的判断以机械客观性为前提。当认知美德扩散开来的时候，每一种美德都重新定义了其他美德。20世纪末的科学家能够（也努力）在图像中寻求自然真理，但他们没有（也不能）简单地回到他们18世纪前辈们的理想和实践。其他东西重塑了自然真理的含义，有时，这些东西被伪装成自然真理的对立面。例如，在客观性之前和之后，人们对判断的理解是不同的。曾经的实践理性行为变成了主观干预（无论出于防御还是对抗）。与范式和认识论的静态场景不同，这是一部动态领域的历史，在这部历史中，新机构（bodies）重构、重塑了那些旧机构。你可以在20世纪弹奏18世纪的钢琴，却不能用18世纪的方式听到它。这本书讲述了三种认知美德（自然真理、机械客观性和训练有素的判断力）如何渗透到欧洲和北美大约18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的科学图集的图像制作中。这些美德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图像的范围，而且图集甚至没有穷尽科学图像的领域。我们把视线缩小到科学图集的图像上，首先是因为我们想展示认知美德如何渗透到科学实践和戒律中，其次是因为科学图集在各学科和各时期的科学实践中都很重要，第三是因为图集为如何看待和描绘现象（phenomena）设定了标准。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图集遍布从解剖学到物理学，从气象学到胚胎学的学科领域。
所有科学都必须选择和指定“工作对象”（working objects），不能面对太多、太杂的自然对象。工作对象可以是图集的图像、类型标本或实验室过程。换言之，工作对象是一切可控的、能代表被研究的自然界的公共对象。任何科学都离不开这种标准化的工作对象，因为未经提炼的自然对象太过古怪特殊，无法归纳和比较。有时，这些工作对象会取代自然标本。1795年，有一份报告研究了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动植物羊皮纸画藏品，报告解释道，这种图像“使五十年乃至一百年才偶然开花的植物重获新生，50年或100年内偶然开花的植物重获新生，比如去年开花的龙舌兰。对于那些不太常见的动物也是如此，有时候，人们在几百年里才看过一只活体。”即使是独自工作的科学家也必须规范他们的工作对象。各大洲、世代积累的集体经验主义（collective empiricism）迫切地要求研究者寻找共同的研究对象。图集是对工作对象的系统性汇编。图集是观看的科学字典。对于初学者来说，图集可以训练眼睛，挑选某些类型的对象作为典范（比如使用“健康的”肝脏而不是那个有肝硬化的肝脏），并以某种方式看待它们（比如使用弗兰斯蒂德而不是托勒密的天体投影）。掌握了这种专家的眼光，就等于在大多数经验科学中获得了武器。图集可以锻炼初学者的眼力，也能使老手的眼力焕然一新。如果图集中的图像来自新仪器，如19世纪末的细菌学图集和20世纪初的X光图集，那么图集所涉及领域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开始学习重新去“看”。无论图集里文字多寡，插图都是核心。它们经过精心绘制和复制，并以昂贵的价格印刷，这也是图集存在的理由。但将图集的图像称为“插图”是对其首要地位的否定，因为这表明它们的功能只是辅助性的，用来说明文字或理论。一些早期的天文学图集确实将图画作为真正的“插”图，用来解释竞争对手的宇宙观。但在18世纪以来的大多数图集中，图像的核心地位就不可撼动。至少从17世纪开始，科学图集就一直在训练新手的眼睛，校准老手的眼睛。它们教导人们看到“本质的东西”而忽略“不重要的东西”，指出典型的对象和反常的对象，指出自然中的变化范围和限度。如果没有它们，每个研究自然的人都必须从头开始学习观察、选择和分类。不在别人的工作基础上进行研究将是极其困难的事，甚至不可能，因为人们永远无法确定自己的前辈和后辈指“同一事物”，以同样的指导方式看待。在印刷术的出现使图集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之前，科学将被限制在地方性的学徒传统中。这绝非装饰性的图像。它们使科学领域的集体经验主义成为可能，超出了地方学派的范围。制作和使用图集是科学中最不个人的活动之一。图集在本质上是集体的产物。它们的设计是为了长存。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它们应该为科学界的几代人服务。许多图集本身就是科学界的成果，从众多作者或作者群中获取图像。几乎所有图集都仰赖科学家和插图画家之间的密切工作关系。但图集的贡献更进一步，使其他合作成为可能。早期的图集通常用拉丁文编写，以确保最大限度的传播。在拉丁文不再作为学术界的通用语言后，出于相同的理由，双语和三语版本的图集被制作出来。图集是一种深刻的社会性研究，但由于“社会”一词具有如此之多、如此之广的内涵，图集始终是集体经验主义的典范形式。因之，分布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研究人员可以合作研究自然现象，其规模之大，种类之多，无法一一列举。图集制作者用图像重新创造了一个“片断的世界”——骨架、恒星光谱、细菌。图集使用者成为一本书的主人，这本书教他们如何理解他们的狭小世界，也教会他们如何就这个世界相互交流。某些图集的图像可能成为群体身份的徽章，如今被印在T恤衫和会议标志上，刻在记忆中。在不断的使用中，图集被磨得发白，书脊上有裂痕，它既是一种实践者，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们同时假定了观察者的存在，并呼吁他们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同样的事物。图集制作者长期以来一直声称，如果没有图集将他们联合起来，所有的观察者都是孤立的观察者。我们要问，究竟什么是“认知美德”？真理、客观性和判断这样崇高的规范如何与实地的科学行为联系起来？为什么要通过一张图画或照片的具体细节来追踪认识论这样抽象的实体？而且最重要的是，客观性如何谱写了一部历史？接下来，我们尝试使这种反直觉的历史变得合理。科学客观性的历史短得令人吃惊。它首次出现在19世纪中叶，并在短短几十年内不仅被确立为一种科学规范，而且还被确立为一套实践，包括为科学图集制作图像。大约从1860年起，客观性开始在科学领域占主导地位，但它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拥有自己的认识论领域。在“客观性”之前，有“自然的真理”。“客观性”出现之后，有了“训练有素的判断”。新事物并没有完全取代旧事物。一些学科很快就被最新的认知美德征服，另一些学科则坚持对旧美德的忠诚。认知美德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一种平静的兼容，也可能是竞争和冲突。在某些情况下，人们有可能同时追求几种美德；在其他情况下，科学家必须在真理和客观性之间，或者在客观性和判断之间做出选择。于是，矛盾出现了。这种情况在道德美德（moral virtues）领域很常见。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美德（比如正义和仁慈）有不同的接受度。正义和仁慈可能在文化中发生冲突，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对《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的夏洛克（Shylock）来说，一个人的话就是这个人的契约。鲍西娅（Portia）回答，仁慈的美德是不勉强。道德美德和认知美德在历史上演化出松散的一致性，而非严格的内在一致性。认知美德代表了不同的理想。说到这里，心存疑虑的人会破口大骂，提出反对意见。声称客观性是19世纪的创新，不就等于声称科学本身始于19世纪吗？那么阿基米德（Archimedes）、安德雷亚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伽利略（Galileo）、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以及其他许多早期的杰出人物呢？没有客观性，怎么会有名副其实的科学呢？真理和客观性又如何能被分开，乃至相互对立了？所有这些反对意见都来自于对客观性与科学的全面认同。鉴于客观性在现代认知美德中占据的主导地位，这种混淆也许并不令人惊讶。但它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不精确。从历史上看，它忽略了这个词的使用和用途——到底是从什么时候，科学家开始谈论客观性？他们如何将其付诸实施？在概念上，它是一种把局部当作整体的提喻（synecdoche），使客观性的这个或那个方面代表整体。19世纪科学客观性的新颖性源自这个词本身。“客观性”这个词有一段翻转的历史，它在欧洲语言中的同源词来自拉丁语的副词或形容词形式obiectivus/obiective，由14世纪经院哲学家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和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引入。这个词的实质形式直到很晚才出现（大约在19世纪之交）。从一开始，这个词总是与subiectivus/subiective对立，但这两个词最初的意思几乎与今天的意思正好相反。“客观”指意识中的事物，而“主观”指事物本身。在《第一哲学沉思集》（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1641）中，人们仍然可以找到这种经院用法的痕迹。笛卡尔（RenéDescartes）将我们理念的“理形真实”（formal reality，即它们是否与外部世界的事物相一致）与它们的“客观真实”（objective reality，因其清晰和明确而享有的真实，而不考虑它们是否以物质形式存在）进行对比。即使18世纪的字典也仍然保留着这种中世纪用法的回声，但这种用法在现代人的耳朵里听起来如此怪异。那时的字典中写道：如若一物仅存于认知和心灵（mind），此物即客观存在。
客观和主观这两个词在17世纪和18世纪期间一度被废弃了，只被形而上学家和逻辑学家偶尔提起。正是康德（Immanuel Kant）掸去了“客观”和“主观”这些经院术语的旧尘，为它们注入了新的生命和含义。但是，康德意义上的“客观有效性”（objektive Gültigkeit）不是指外部对象（Gegenstände），而是指“感觉形式”（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它们是经验（experience）的前提条件。康德意义上的“主观”大概是“单纯经验感觉”的同义词，这与后来的用法一致。对康德来说，客观与主观之间的界限是普遍与特殊之间的界限，而不是世界与心灵之间的界限。到了19世纪，正是基于对康德哲学的接受，康德哲学穿过了不同传统的棱镜，折射后，产生了经过修改的客观和主观术语。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和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将康德对主客观的区分用作自己的目的。在英国，几乎不会说德语的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怀揣巨大的野心，把这种新哲学传授给他的同胞们，把它当作培根（Francis Bacon）哲学的延续。在法国，哲学家维克多·库辛（Victor Cousin）将康德嫁接到了笛卡尔身上。“后康德“的用法如此之新，以至于有的读者一开始以为这是个错误。柯勒律治在他手头那本亨利克·斯蒂芬斯（Henrich Steffens）撰写的《哲学自然科学基础》（Grundzüge der philosophischen Naturwissenschaft，1806）书中潦草地批注道：斯蒂芬斯对主观和客观的用法很奇怪。他的“主观”是过往哲学家口中的“客观”；他的“客观”是过往哲学家口中的“主观”。
但到了1817年，柯勒律治已经把这个粗糙的术语变成了他自己的术语，并以后来的标准解释来阐释这个术语：如今，我们把“客观”的总和称作“自然”（nature）。我们把这个术语局限于它的被动和物质意义，囊括了我们所知的、存在于世的一切现象。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以“自我”（self）和“思想”（intelligence）的名义解释“主观”。这是两个截然对立的概念。
从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开始，词典条目（首先是德语词典，然后是法语词典，再后来是英语词典）开始在类似于（对我们来说）熟悉的意义上定义“客观性”和“主观性”。这些定义通常依循着上述康德哲学的传统。例如，在1820年，一本德国词典将objektiv定义为“与外部对象的关系”，将subjektiv定义为“个人的、内在的、固有的、与客观相对的事物”。直到1863年，一本法国词典仍然称这是objectif一词的“新意义”，认为与旧有的、经院的意义截然相反，并将这种新意义归功于“康德的哲学”。1856年，英国文学家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出版《一个英格兰鸦片吸食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第二版。他写到了“客观性”：这个词在1821年（第一版的出版年份）如此难以理解，如此富有学究气，所以当这个词被熟悉的大白话包围的时候，就显得有些迂腐。但另一方面，这个词对于精确而广远的思考不可或缺。
大约在1850年的某个时候，现代意义上的“客观性”已经出现在主要的欧洲语言中，并且仍然与“主观性”构成一个对子。只是两者在意义上都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心怀疑虑的人也许会被“客观性”这个词的独特历史吸引，但也会不以为然，心想，词源学本来就充满了奇奇怪怪的东西，这个词是新词，不意味着与这个词相关的事物也是新事物。早在找到一个词来确定今天这种主客观区别之前，这种区别本身不是已经被认可并在事实上被观察到了吗？他们可能会引用17世纪的认识论，引用培根和笛卡尔。这些反对意见以及更多类似的反对意见基于如下假设——认识论的历史和客观性的历史齐头并进。但我们认为，客观性的历史只是认识论历史中的一个子集，尽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子集（是对知识障碍的哲学探索）。并非所有对错误的哲学诊断都具有客观性，因为不是所有错误都因主观性而起。在17世纪的自然哲学中，还有其他方式可能误入歧途（主观性不是所有错误的始作俑者）。20世纪和21纪初的科学也是这样。我们以笛卡尔在《哲学原理》（Principia philosophiae，1644）中对“第一性质”（primary quality）和“第二性质”（secondary quality）的区分为例。笛卡尔将大小、形状、持续时间和其他“第一性质”置于气味、颜色、疼痛和味道等“第二性质”之上，因为前者比后者更清楚、更明确地被心灵感知。也就是说，他在纯粹的心理实体（mental entities）之间进行区分，这些都是一种理念与另一种理念的区别，放在19世纪的人那里，这些都是“主观”。培根有“四偶像说”（种族、洞穴、剧院、市场），其中之一是“洞穴”。他认为，“洞穴”适用于个人心理，因此可以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主观性。培根对“洞穴偶像”的补救措施不是压抑主观自我，而是寻求过度对立之间的平衡：“古老的法则也没有错误，把自然当作一根魔杖，使它走向一个相反的极端，从而使它恢复正常。去理解相反的极端并不是毛病。”19世纪之前的认识论框架与19世纪科学家追求科学客观性的框架非常不同。这一点非常重要。有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错误的病理学（nosology）和病因学（etiology）的历史，诊断和治疗都依赖于此。主观性与早期哲学家所担心的感官缺陷或权威强加的认识论疾病不同，它需要一种专门的疗法。无论客观和主观这两个词的历史在五百年间经历了多少曲折，它们始终成对出现。没有主观性就没有客观性，反之亦然。如果“主观性”这个词在“后康德”意义上具有历史性，那么“客观性”这个词也有历史性。在康德之前，关于精神生活的哲学词汇极其丰富，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词汇有显著不同。这些词汇包括“灵魂”（soul）、“心灵”、“精神”（spirit）和“能力”（faculties）。这些词在英语中已经很丰富，但在其他欧洲语言和拉丁语中还有细微差别。后康德主义的主观性假定了一个围绕着意志（will）组织起来的个体化的、统一的自我，这个实体既不等同于17世纪哲学家设想的理性灵魂（rational soul），也不等同于他们18世纪的后继者们提出的联合论（associationism）思想。那些运用后康德主义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概念的人发现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弊病，因此也发现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就像为了治疗扭伤的脚踝服用抗生素。我们认为客观性是新鲜事物。这种主张对书写认识论的历史和科学史都会产生影响。这一主张绝不是否认培根和笛卡尔等17世纪认识论哲学家的原创性。相反，我们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解读他们的原创性，而不是默默把他们不熟悉的事物翻译成我们自己熟悉的事物，造成不可避免的扭曲。认识论可以被重新构想，就像近年来哲学中的伦理学一样。在多种美德和善的“仓库”中，并不是所有美德和善都可以同时成立（或者说，不是所有美德和善都可以被最大化）。它们最初都是不同历史环境的产物，即使它们的道德主张已经超越了赋予它们诞生的背景。在这个类比中，我们可以确定不同的知识美德，不仅有真理和客观性，还有确定性、精确性和可复制性。它们都有自己的历史轨迹和科学实践。哲学史家指出，确定性的最大化可能以牺牲真理的最大化为代价。科学史家则表明，精确性和可复制性可能以相反的方向拉扯。一旦客观性被视为几种认知美德中的一种，在起源和影响上各不相同，那么就更容易想象它可能有一部真实的历史，且只构成整部认识论历史的一部分。心存疑虑的人还不甘心。即使客观性不与认识论齐头并进，他们可能又会提出，客观性难道不是一切名副其实的科学的前提条件吗？为什么牛顿的数学自然哲学或列文虎克（Antonie van Leeuwenhoek）艰苦的微观研究没有资格成为客观性历史中的一个章节？（就因为它们早于“客观性”问世的19世纪吗？）他们会坚持认为，客观性的历史不亚于科学本身的历史。我们打算从这些人自己的观点中找到反驳的理由。这些人断言，认识论和科学实践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哪怕二者确实相关）。抽象的认识论（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认识论）不能轻易等同于具体的实践。弄清楚如何在制作图像或测量中操弄认识论理想，就像弄清楚如何在实验中检验理论一样，是颇具挑战性的工作。认知美德不仅在抽象意义上而且在具体实现中呈现出多样性。把确定性当作圭臬的科学与把对自然真理作为最高目标的科学有着不同的做法——不是更糟糕，而是不同。但致力于真理、确定性或精确性的科学与首先以客观性为目标的科学一样，都是科学史的一部分。恰恰是对图集制作等关键科学实践的仔细研究，使认知美德之间的对比变得更加鲜明。这是证明科学客观性之新的绝佳证据。在19世纪中期，客观性这个东西和客观性这个词一样新。从19世纪中期开始，科学界人士开始公开担心知识的一种新障碍——他们自己。他们担心，主观的自我很容易被美化、理想化，甚至将观察结果规律化，以适应理论上的期望，看到他们期望看到的东西。他们的前辈在一两代人之前也被认识论的忧虑困扰，但他们的忧虑是自然的可变性，而不是自然主义者的预测（projections）。作为图集的制作者，早期的博物学家曾发誓要进行选择和完善。他们选择最典型（甚至是原型）的骨架、植物或其他研究对象，然后完善这个典范，使图像能够“真正代表”这个类别，能够真正代表它。然而，到了大约1860年，许多图集制作者将这些做法打上了“主观”的烙印，认为这不可取。相反，他们坚持认为，抹去自己的个性是很重要的事，并且开发了很多技术，来尽可能减少留给艺术家或科学家的自由余地，以获得“客观观点”。新旧图像制作流派的追随者们在愤慨中对峙着，双方都确信对方违反了科学能力和完整性的基本原则。客观性在发展，不仅是在字典和哲学论文中，而且在科学图集的图像和新的科学自我的培养中。如果客观性如此之新，它的兴起如此之突然，那么它又是如何变得如此熟悉，如此深刻地被假定，以至于到现在它有可能吞噬整部认识论和科学的历史？为什么它到19世纪中叶才成为一种科学实践的理想？是什么更深层的历史力量——知识、社会、政治、经济、技术创造了这个新事物？这正是我们第一次探索客观性历史时问出的问题。1800年左右，世界发生着巨变，变化之大，我们称之为“革命”（revolutions）——法国革命、工业革命、康德哲学的革命、第二次科学革命等等。我们进一步想了解官僚机构的扩大影响，他们遵循何种机制规则的修辞。我们也想了解某些发明，比如摄影。但在探索了这些之后，我们最终认为这些解释不够充分而放弃了它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些因素与客观性的出现无关，而是因为它们只有很小的相关性。我们寻求的是一种因果关系错综复杂的解释，而不是一种强大而遥远的力量（它在远处驱动着任一切零散的影响）。我们不怀疑这些遥远力量的存在或效力，也不怀疑它们与客观性的出现有某种终极关联。我们追求近似的关联解释，也就是一个与解释本身具有相同规模和相同性质的解释。倘若用望远镜观察遥远而庞大的原因（causes）不能令你满意，那么用显微镜观察细小而局部的原因呢？如果用望远镜观察大的、遥远的原因不能令人满意，那么用相反的方法，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细小的、局部的原因呢？这里的问题在于待解释项（explanandum）和解释要素（explanans）之间的错误匹配，而不在于距离。【译注】在拉丁文中，待解释项（explanandum）和解释要素（explanans）是两个东西。比如问：“什么造成了潮汐？”答：“月球和太阳的引力造成的潮汐。”那么，“潮汐”是待解释项，“月球和太阳的引力”是解释要素。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伦敦某家医院外科手术程序的改变可能是当地环境造成的结果，但“当地环境”因素并不一定是伯克利某个工业规模的战后物理实验室发生改变的原因。然而，两种情况中都有一个类似的现象——关于如何处理自动生成的科学图像的激烈斗争。因果关系的语言本身就决定了单独的、异质的术语。原因和结果必须被清楚地区分开来（无论是作为实体还是在时间先后上）。这就说明了望远镜和显微镜的隐喻。两者都是将不可触及的事物拉近的工具。但是，因果关系并没有穷尽解释。通过揭示有关现象之间其他类型的、以前未曾察觉的联系，就能扩大和加深理解。乍一看是苹果和橘子，结果却是从同一棵树上长出来的东西，是同一现象的不同侧面。客观性的本质是什么？首先，客观性是对自我的某些方面的压抑，是对主观性的反击。客观性和主观性相互定义，就像左和右、上和下。如果没有一个，另一个就不能被理解，甚至不能被构想出来。如果客观性的存在是为了否定主观性，那么，客观性的出现必须与某种自我的出现相吻合，这种自我被视为对科学知识的威胁。因此，客观性的历史当然也是自我历史的一部分。更确切地说，这是科学自我（scientific self）的诞生。19世纪，科学家试图否认的主观性在其他文本中得到了培养和颂扬。与早期文艺复兴时期到启蒙运动时期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一时期，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公众形象被两极分化。艺术家们被告诫要表达，甚至是炫耀他们的主观性，同时科学家们被告诫要克制自己的主观性。为了获得“做艺术”的资格，绘画必须展示艺术家“个性”（“personality”）的可见痕迹。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个性违背了对所见事物的忠诚。亨利·詹姆斯甚至将“真诚”（“sincerity”）一词从艺术评论家的词汇中剔除。他在1873年称赞德尚（Alexandre Gabriel Decamps）的画作时说：“他画的不是看到的东西，而是记忆中的、想象中的、想要的东西，换言之，在某种程度上被思想化了。”1866年，法国科学院（Paris Académie des Sciences）称赞地质学家艾梅·西维亚勒（Aimé Civiale）的阿尔卑斯山全景照片“忠实地表现了”地球的表面，这种“忠实”要是出现在艺术中，那将是“憾事”，但相反，这“忠实”必须是科学的趋势。19世纪中期的“科学自我”被同时代人视为与“艺术自我”截然相反的东西，就像科学图像与艺术图像的对比一样。
艾梅·西维亚勒拍摄的阿尔卑斯山
在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哲学流派指导他们的追随者进行冥想、想象自己的死亡、睡觉前预演一天的事件、描述生活环境，并去除所有的善恶判断等精神练习。这些自我技术（techniques of the self）之中，有些只涉及心灵，有些也对身体提出了要求（比如辟谷或某种睡眠习惯）。有时，它们还得到外部工具的补充，如日记和“笔记”（ὑπόμνημα，古希腊帮助圣人弟子检讨生活）像体操一样，精神练习应该定期和反复进行，以使伊壁鸠鲁派（Epicurean）或斯多葛派（Stoic）的信徒们准备好接受大师的更高智慧。尽管客观性的科学自我产生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其目的是知识而不是启蒙，但它也通过专门的自我技术来实现和加强，比如带有实时条目的实验笔记本、有网格引导的绘画纪律、人为地将自我分为主动的实验者和被动的观察者，等等。这些自我技术也是科学目标的实践。把画画的手限制在毫米级的网格上，或用眼睛观察自己视网膜的血管，既是在练习客观性，也是在锻炼科学的自我。因此，客观性的科学实践并不仅仅是对自我的形而上学理念的说明或体现。也就是说，在相关的科学工作之前，并不存在一个已经确立的、自由漂浮的科学自我，不要觉得这个科学自我不过是在图像制作的实践中找到了应用。相反，更广泛的、基于意志的科学自我需要通过具体的行为来阐述、建立和强化，它在无数的领域中重复了成千上万次，在这些领域中，观察者努力以行动、记录、绘制、追踪和拍摄的方式来减少他们意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