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威廉·休厄尔：《资本主义与18世纪法国公民平等的出现》（2021）
资本主义与18世纪法国公民平等的出现
Capit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Civic Equal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作者：小威廉·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 Jr.，芝加哥大学历史系）
译者：陈荣钢
在21世纪初，人们也许很难认识到，《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里的话在1789年9月26日由法国国民议会宣布时是多么了不起。当今世界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公民平等（civic equality）的宪法保障是理所当然的事。此外我们已经意识到，法律面前的形式平等（如宣言中所宣布的那样）与现代民主国家公民之间令人震惊的实际不平等（财富、政治权力、认可和福祉的不平等）共存。但在1789年，在法国，《人权宣言》是一份彻头彻尾的激进文件，它宣布的改革震惊了欧美世界，并最终改变了全球政治。为了理解为什么法国大革命对公民平等的拥护是一种变革性的行为，读者必须了解它所发生的国家和社会。
旧制度下的法国在形式结构和日常实践中都深深沉浸在等级制度中。人人皆知，法国是个君主国家，拥有富有权力的贵族阶层。但社会等级制度的普遍性远不止于国王和贵族的存在。它已经深深根植于从社会秩序的最高层到最底层的法律、文化和社会结构中。无论是伟大的领主、繁荣的商人、挣扎的农民还是贫困的洗衣女工或日工，人们要在生活中走向成功，都要认识到并遵守普遍的地位、权力和荣誉差异。为了实现生活中的目标，法国男女不论社会地位高低，都必须捍卫自己能够宣称的社会地位差异，同时要对上级表现出尊重，依靠上级的赞助来取得成功或避免挫折。因此，建立一个基于公民平等的国家和社会是一项极其激进的事业。它不仅重新定义了政治权利，而且也同时消解和重建了所有类型的社会关系。
相对而言，要让合理运作的社会进行如此根本的转型是非常罕见的事。当然，法国大革命源于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但引发法国大革命的危机并非像1917年俄国革命、1918年德国革命或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的中国革命那样，是由摧毁政权的军事失败所致。法国的危机不是军事上的危机，而是财政上的危机。到1786年，国家债务已经增长到了破产的边缘。这一债务是过去一个世纪多次昂贵战争的后果。到1786年底，法国显然需要彻底改革财政体制，这可能会让一直以来免除大多数税收的贵族阶层面临大大增加的财政负担。
财政危机最终促使国王召集了久闻不见的三级会议（由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的平民代表组成的机构）来寻求解决方案。但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并没有出现国家失能的情况。直到1789年7月攻占巴士底狱之前，国家仍然在履行官僚和军事职能，路易十六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仍然保持着很高的人气和威望。那么为什么法国人会采取这种惊人的大胆举措，进入公民平等的时代？这个决定恰恰引发了长期的政治冲突、内战和国际战争，最终波及整个欧洲大陆。
毫无疑问，法国大革命的平等主义特征受到了启蒙时代关于理性和自然权利的话语的强烈影响，这些话语在18世纪的法国广泛传播。但是，这个认识引出了一个更早的问题——为什么这些话语在一个建立在贵族、特权、赞助和顺从的等级制度原则上的社会中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共鸣？为什么当法国君主制国家陷入严重的财政和政治危机时，用公民平等制度取代现有的政府形式成为了一种可以接受甚至有吸引力的选择？要知道，对于三级会议的成员来说（包括许多神职人员和贵族代表），他们普遍的法律特权将被新的法律和政治制度摧毁。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问题的答案对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似乎不言自明——18世纪资本主义的崛起实际上削弱了君主和贵族社会秩序的力量，并使资产阶级在财富和自信上取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启蒙时代是这个新兴阶级利益的理想化表达，当君主政体出现财政和政治危机时，资产阶级夺取了权力，围绕他们的哲学代言人也已经发展出重建国家的原则。该观点最著名的阐述者是法国大革命的伟大学者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和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
但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这种马克思主义或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解释已被历史学术界彻底破坏。总之，事实证明很难找到一个在1789年夺取权力的革命资产阶级。正如伊丽莎白·艾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提到，当勒费弗尔这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明确他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领导者时，他提到了米拉波伯爵（comte de Mirabeau）、拉斐德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和西耶斯神父（abbé Sieyès）——两个贵族和一个教士。
最初引领革命的第三等级代表中，很少有商人或制造商，大多数都是律师或低级别德国家或市政官员，他们根本不是资本家企业家。虽然18世纪商业和工业财富的确快速增长，但商人和制造商的财富普遍仍远远低于上层贵族。贵族在法国仍然保持着财政、社会和政治优势。许多最富有的资产阶级实际上是用他们的财富购买进入贵族阶层，选择加入贵族制度而不是挑战它。此外，早已明确的是，许多贵族、教士和皇家国家官员都是启蒙时代思想事业的热衷参与者，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著名的沙龙中，哲学家们大放异彩，但沙龙通常也由贵族主导，并主要由贵族组成。简而言之，将革命确立的公民平等视为胜利的资产阶级产物已不再合理。
自从这种曾经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解释瓦解以来，大多数历史学家试图通过某种知识和政治过程的结合来解释革命中公民平等的核心地位。特别是政治文化史的研究，为革命关键思想的起源和发展做了很多澄清，包括公民平等的观念。
这项研究几乎都默认革命的经济原因已经被明确地否定了。但这种假设似乎值得怀疑。毕竟，我们知道18世纪的法国经济，特别是商业和制造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增长。几十年的持续经济增长似乎很自然地会影响法国人对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状况的理解。实际上，在革命前几十年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政治经济学兴起了，这表明，法国人在那个时期对经济问题非常关心。在革命前的四十年里，法国出版的政治经济学书籍比小说还多，而这个时期正是小说作为一种主要文学形式崛起的世纪。
最近关于法国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研究表明，当时的人们对经济发展深感关切，尤其关心蓬勃发展的大西洋贸易和新兴城市消费模式如何改变社会和国家。一些政治经济学家最担心的是，传统的贵族和君主制宪法注定了法国在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世界海洋经济中会输给其更多的“共和主义”对手（荷兰和英国）。同时，某些政治经济学家也担心，奢侈消费品的流行正在使贵族女性化，并削弱传统的武德（尽管其他人赞扬商业和奢侈品生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有利于软化和美化法国的礼仪）。
重农学派（physiocrats）是政治经济学派中最有组织和最有系统的一派，他们主要关注农业，认为农业是唯一真正的经济生产力来源。但他们也是自由市场的热情支持者，主张废除行会规章制度、垄断和对谷物市场的限制。不管他们具体的教条或观点如何，18世纪的法国政治经济学家显然认为，迅速发展的商业资本主义对传统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提出了重要挑战。如果当时的人们对经济变化的后果如此关切，那么革命史学家假设这种变化可以被忽视就显得颇为荒谬了。
本书认为，哲学家阐述的公民平等观念在1789年开启的新政权中得以体现，这是为了回应法国资本主义的经验而产生和传播的结果，尽管这与勒费弗尔所说的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有很大不同。18世纪法国的经济发展应被视为资本主义，这是有争议的论断。18世纪，这个时代的经济变化（在法国和其他地方）被称为商业（commerce）。普遍认为，商业的兴起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决定性特征。诚然，这是一种“商业资本主义”，因其持续的活力和市场上不断增加的商品，它仍然值得被称为“资本主义”。
18世纪的商业资本主义与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分析的基于工厂的工业资本主义有很大不同。尽管我们所谓的“工业”活动在18世纪法国确实大幅增加，但这些工业生产多数具有商业特征。除少数例外，工业产品是在小作坊或工人住所手工制作的。实际上，在纺织业这个18世纪最大且增长最快的行业中，大部分生产实际上是在农村进行的，那里的贫困农村居民（其中一些是兼职农民）在家中纺织。尽管纺织品生产者通常很穷，并且受到为他们提供原材料和销售产品的商人的有效剥削，但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工资劳动者。相反，在这个快速增长的行业中，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具有商业性质，这种关系受到商品购买、销售以及信贷的约束，而不是工资合同的约束。18世纪，在机械化工厂普及之前，“商业”似乎是一个足以概括商品制造及买卖的术语。
那么，18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如何让启蒙时代关于理性和自然权利的观点看起来合理，或者鼓励政治家们用公民平等重塑法国国家呢？我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影响的论点基于一种马克思主义观念，但这与20世纪中叶勒费弗尔或索布尔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形式完全不同。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基于《共产党宣言》，而不是《资本论》或《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ündrisse），他们似乎完全不了解法兰克福学派或卢卡奇（György Lukács）的著作。
勒费弗尔和索布尔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基于特定财产和阶级关系的生产方式，并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和政治影响通过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传递。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一个越来越富有、强大和有阶级意识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革命中从衰落的贵族统治阶级手中夺取了权力。但是，当历史研究表明，这个假设的革命资产阶级无法被找到，而贵族似乎并没有衰落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无法对那些完全否认资本主义与法国大革命相关性的人提出有力的挑战。
我使用的马克思主义论点主要来自《资本论》，尤其是第一卷第一章“商品”。在这里，我受到了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对马克思社会理论的重新解读的影响，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动力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而是商品形式的传播。根据莫伊舍·普殊同的说法，商品形式的普及导致了一种独特的抽象社会关系形式，这种关系主要受到市场等价交换逻辑的支配。
在这本书中，我认为，18世纪法国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抽象商品形式的社会关系的迅猛增长，而这种抽象在日常生活中的日益体验有助于在18世纪80年代使公民平等的概念变得既可想象又具有吸引力。这个论点假设了一种与勒费弗尔和索布尔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情景截然不同的因果关系。资本主义发展影响革命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机制，而是通过一种更加渐进和分散的社会文化过程。
资本主义形成了抽象的社会关系，这种趋势来自交换的货币逻辑。每种商品（无论是一匹布、一块面包、一首数字录音的歌曲，还是一小时的劳动）都具有内在的、不可比拟的、感性的品质，赋予它们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但在市场上，商品也作为“交换价值”出现，也就是说，它们是抽象的等价物，以它们可以交换的货币数量来衡量——最终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以它们体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来衡量。
因此，商品既有具体的方面（使用价值），也有抽象的方面（交换价值）。因为后者可以量化，所以总是可以与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作比。当然，商品交换是生产或销售商品的人与购买和最终使用商品的人之间的一种真实社会关系。但是，这是一种淡化的和抽象的社会关系。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在最深层次上，它是一种社会必要的劳动形式对另一种劳动的交换，但这种劳动一般需要通过买卖“市场上的具体产品”来获得。因此，根据定义，资本主义的增长意味着抽象社会关系的扩张，社会关系的特点是货币等价物、量化逻辑和越来越多的匿名性。
在类似的意义上，法国《人权宣言》中体现的公民平等是抽象的。它宣布人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一个人可能富有或贫穷，聪明或愚蠢，有学问或无知，是农民、商人、工匠、银行家或地主。因此，他们很难通过权利宣言实现具体的平等。但抽象地说，他们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他们有平等的法律资格获得职位和公共就业。决定他们在社会生活可能性的不再是他们作为平民、贵族或教士的永久地位，而是他们易变的、自主的个人知识、主动性和财富。
就像市场上的商品一样，人是具体的不同实体，但由于他们受制于普遍的、非个人的、可适用的形式规则（法律制度赋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地位），因而被视为等同。我认为，正是人们围绕十几世纪以来市场关系的独立性、灵活性和匿名性的经验，以及由商品逻辑支配的相对更大范围的社会行动，使得公民平等在1789年之前似乎成为一种合理的、可理解的调节社会和政治事务的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商业资本主义为公民平等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在18世纪，法国经济取得了具有资本主义特点的增长。但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完全取得胜利的时期。实际上，资本主义发展（比如在国际贸易、殖民地贸易、国内贸易、制造业、农业和金融方面）更像是在已有的制度结构中发生的事，包括君主国家、皇室、三个等级（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特权地区、教会、农村领地、城市和行会等。在18世纪的社会里，人们更看重出身而非财富或成就，要想在日常生活中获得成功，几乎离不开尊敬上级和寻求赞助，这些都是等级社会中的典型现象。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等级制度之间，商业资本主义生根发展。最富有和最具创业精神的先驱通常可以绕过行会规定，或者把行会规则改成有利于自己。许多新的制造业在农村建立，那里没有行会规定，劳动力便宜且易于管理。要么这些制造业处在许多免于行会控制的特权空间。新的消费品出现了，包括马车、漆盒、假发、印花丝绸、印度彩棉、梳妆台和写字台、钟表、餐具、手表、咖啡壶和茶壶、扇子、雨伞等等，市场不断扩大。新的零售商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书籍贸易繁荣，越来越多的人学会阅读。商业娱乐形式蓬勃发展。许多农民开始为大城市种菜，特别是巴黎。国家的财政事务越来越依赖富有的金融家和巴黎股票市场。通过这些方式，虽然法国男女的日常生活仍然受特权、等级、荣誉、赞助和恭敬的影响，但它们已经与新兴市场形式的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
在18世纪，资本主义并没有公开提出自己是现有社会秩序的替代者，而是渗透并染指了旧体制内外的社会关系。卡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在所有的社会形式中，有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在其他生产方式中占主导地位，它的关系因此给其他生产方式分配了等级和影响。”我认为，18世纪法国人所称的“商业”正越来越多地将所有社会及其机构沐浴在它的特殊光芒中。
换个比喻，我们可以用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术语，说普遍存在但又有间隙的资本主义发展正在创造一种“感觉结构”（emotional structure），一种强大但难以定义的体验压力，它以低效且缓慢的方式使人们意识到新的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并认识到组织社会生活的新潜能。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明确表达了这种新兴的、难以捉摸且强大的情感结构。要正确理解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我们需要探究资本主义抽象性的历史。要证明资本主义发展的抽象影响并不容易，这需要我们研究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历史——虽然这听起来矛盾，但实际操作并非不可能。资本主义发展的抽象影响广布而分散，影响着几乎所有受商品交换扩散影响的社会关系，尽管程度和方式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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