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称，史前的特点是没有文字系统，而历史学主要根据文本（texts）和人工制品（artefacts，或译作“技术物”）研究过去五千年左右的人类活动。近年来，非人工记载方法（碳年代测定、树木年轮、牙齿和骨骼残骸）已开始用于历史研究。21世纪，人类行为与各种有机和非有机物质纠缠在一起，从而对19世纪和20世纪遗留下来的历史观念提出了潜在挑战。

面对这一挑战，我通过海洋水环流的元历史范式（meta-historical paradigm）探索与自然时间性（natural temporalities）相融合的、更为广泛的历史时间（historical time）。同时，我也探讨人类历史在这个被极大放大的历史范围中如何扮演着不断变化的角色。

从根本上说，历史进程并不受国家、文明甚至社会边界的限制、引导或指导，而是像洋流一样具有环流性和全球性。由“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新唯物主义（new materialism）和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衍生出的分布式能动性（distributed agency），亦即，人类与非人类的纠缠的论点与环流历史的海洋模式相吻合。后者使我们能够通过自然环境和建筑环境观察跨时空交流的模式，从而把握历史互动的媒介。

然而，这些新研究否认人类意志或设计的一切特殊特权，这往往导致人类的特殊地位或角色被忽视或否定。

蒂莫西·勒赞（Timothy LeCain）在开创性著作中认为，将某一时期命名为“人类世”（Anthropocene）是一个错误，因为从他的新唯物主义视角来看，这种人类中心论的乐观阵营和悲观阵营都“依赖于一种观点，即正是这种分离（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分离）赋予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非凡力量”，而人类显然不具备这种力量。

尽管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我觉得欧洲启蒙运动中祛魅的历史观对于理解人类如何影响和威胁地球起了决定性作用。至于这种英雄式的观点是否真的能救世，时间会给我们答案。

本文从环流历史的基本原理入手，探讨了海洋流动与历史时间之间的相似之处。海洋的隐喻使我们能够看到不同时空尺度上有目的活动的连锁后果。第二部分试图将人类发起的项目置于自然历史进程的连续体（continuum）之中，包括跨时空交流的物质媒介。人类的文字记录只是陆地和海洋生物所使用的自然记录和交流媒介的一小部分，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我随后认为，海洋流动可被视为一种范式，用以阐明人类和其他自然活动的时间进程。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认为，隐喻也可能涉及两个参照物之间的某些实质性关系。物理学的基本定律和流动设计与模式科学揭示了海洋—大气运动与历史运动之间的本体论联系。

在讨论了物质连续性之后，我从对海洋的范式理解过渡到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历史关系。前现代的宇宙观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经验性的理解，尽管他们可能没有认识到海洋力量的中心地位。沿海、岛屿和水上社区当然会使其活动和文化适应海洋的模式。启蒙运动提出的主宰自然的理想打乱了这种对自然，尤其是对海洋更加适应的方式。我将这一破坏的历史归结为历史学模式与海洋历史力量之间的破坏性较量。

环流历史和海洋流动

在我最近的著作中，我提出了“环流历史”（circulatory history），主要关注时间的流动。在我的用法中，“环流”并不一定指回到一个起点，而是指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流动或分布。

历史学家对时间有各种不同的概念，包括国家史和文明史，它们将进化与进步的目的联系在一起。现象学概念认为，不同的社会对时间的体验不通，而大历史（Big History）的倡导者认为，历史时间蕴含在复杂的进化进程中。本文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进化复杂性（evolutionary complexity）和进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的思想。

有什么媒介（身体、载体和能动性）能让我们如何最好地感知并记录时间的流动呢？首选可能是带有昼夜和季节更迭的阳光。但阳光的流动常规、有节，使得识别不同的时间模式变得困难。水可能是另一个选择，对于感知历史时间而言，因为它有形、具体。尽管水是循环的，但如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所言，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

从我早期的研究开始，我一直在寻找某种不同的方法来理解历史时间的流动。这种探索受到了近期关于“循环”和“关联”历史观念的影响，这是一个密切相互联系的历史领域，里面充斥着扩张的网络、崛起和衰退的帝国、流动的思潮和做法，以及循环的微生物和各种物种。

我希望使历史写作不再只是确认国家合法性的手段。原因简单而深刻——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国家的概念已经成为大部分国家的主要认同方式，它的构建是为了在资本主义竞争中争夺全球资源的主宰地位。这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还有自人类时代以来对全球环境的破坏。

全球合作的力量以及对人类和自然掠夺性活动的制衡已经显著减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族主义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需求，以及由这种需求带来的利益集团的合法化。民族历史是塑造想象中的民族团结和命运的主要手段。我试图在此阐述，历史并不是一个线性和单一的进程，它必然涉及各个民族的故事。

海洋范式较少关注历史进程的“起源”（origins）或起因，而更多地关注其不断延伸的后果。当我们认识到人类历史与其他社会和自然进程共同构成地球的集体遗产时，我们就能理解科学、技术、文化和文明的历史所有权（ownership）问题（即主权问题）如何变得复杂困难。如果我们要解决地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就必须着重考虑后果，寻找解决之道。

当然，历史中存在着试图控制或塑造历史进程的主体，但历史进程在某一点上逃脱了这些主体的控制。我从启发式的角度区分了历史时间和历史学时间，后者包括目的性反思。虽然一直存在着对时间进行构想和投射的目的性活动，但历史学时间随着现代的、祛魅的和因果性的历史思维的出现而出现。我们可以说，史学时间在本体论上受历史时间的制约，但当历史学时间反思自身的可能性条件时，历史时间也就被把握住了。在实践中，当代历史学家可能会通过探索人类活动的非预测性和长期影响来弥合这一差距。

当然，这两者实际上很难明确区分。然而，这一进程超越了人类初始意图，因为它融入了历史时间的循环流动之中。历史上的“事件”（events）不断流转，同时塑造着环境，也被环境塑造。用哲学家怀特海（A.N. Whitehead）的话来说，历史承载着“无关的宇宙中的众多元素”，并将这些元素逐一汇集和积累起来。在这个承载的进程中，有些被人类认知并铭记，而其他一些则被视作一种回归（return），同时也有逆流和反向的趋势。通过对这两种时间性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如何以及为何被分隔，也可以理解它们如何以及为何可能会趋于交汇。

历史时间与自然进程中的时间流动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后者也不可逆转。可逆进程的时间媒介是绝对时间（absolute time），它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影响，以线性方式流逝。历史时间的流逝表现为例行的重复行为（虽然永远不会完全相同），以及由全球互动和突发事件（无论是人类活动还是自然现象）引发的事件的聚集或改变。最有助于理解历史的自然进程模型是海洋环流。与河流不同，海洋环流不是线性的，也没有明确的边界，它们的路径更具互动性、跨尺度性和广阔性。

洋流由大气中不断变化的压力、热量和风、地质特征和潮汐活动相互作用而形成。科里奥利效应（Coriolis Effect）、信风、墨西哥湾流、赤道流和逆流、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印度洋偶极子（Indian Ocean Dipole）、季风、气旋、海啸、上升流和温盐混合等，都是被广泛认可的海洋—大气相互作用进程。

海洋环流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层次和不同影响下展现出不同的特征，这是因为它们在不同的条件下运动。表层洋流流速较快，因为它们携带着热量，并受到风的影响。漩涡的流速仍然较快，而更多时间性的涡旋在较小的空间内搅动着海水。海洋成为空间和时间尺度上相互作用的进程的领域。

地中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是一个经过充分研究的水体，相对封闭，是大洋的缩影。与大洋一样，地中海也有表层水、中层水和深层水，其环流模式相对独立，但也相互影响，并影响北大西洋环流系统。岛屿及其陆架的地理位置对这些水域的环流影响很大。

流入大西洋的海水被撒丁岛和突尼斯岛的陆架引导向南，而北部的衰减漩涡则被限制在西科西嘉岛附近向北流动。在表层水和深层水之间，黎凡特中层水（Levantine Intermediate Water）在地中海所有深层水的形成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漩涡也将较暖较咸的海水扩散到较大的地中海盆地。

海洋中的深层洋流较重，这是因为海水在两极变得较冷，受到盐度和重力的牵引而下沉。但深层洋流也会流经各大洋，大约每千年循环一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将这种横跨各大洋的深层水流理解为一条“传送带”，反映了暖流被推向两极、翻转并横跨海洋世界的相对稳定的路径。最近，科学家们对传送带模型进行了“解构”，认为虽然翻转和流经仍然是事实，但传送带的想法过于简单。相反，在海面涡流和风场的相互作用下，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路径。

这表明，虽然它的时间性（流动速度及其产生的活动类型）得到了保持，“传送带”的概念依然存在，但它也与其他地球大气力量相互作用。即使是最深的层次也会受到影响，并影响到其他层次。近几十年来，人类活动对传送带的影响已经引起了科学界的警觉。大量的极地冰雪融化，使极地海水开始变淡，过多的淡水使极地海水变暖，从而减缓（甚至停止）向北方输送热带海水的传送带的流动。其主要后果之一是北美和欧洲天气变冷。

将洋流比作穿越时空的历史进程，涵盖了思想、实践和物质的演变。以过去两百年间在各大洲传播的思想综合体为例。在1833年，被誉为“现代印度之父”的多面手、思想家、改革家、神论者和一神论者拉姆·莫汉·罗伊（Raja Ram Mohun Roy）前往英国布里斯托尔的访问，展现了这一比喻的实例。当时，在美国塞勒姆，一神论者正在流传一个印有他头发卷曲的吊坠，为他的访问做准备。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者，尤其是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和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阅读了罗伊翻译的《奥义书》（Upanishads）和《吠陀经》（Vedas），他们对这些经文深为钦佩，并大量引用。

美国超验主义者对广泛的全球思想和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包括废奴主义、早期环保主义和公民不服从等。这些思想和实践都源自超验主义者的观点，关注个体培养心灵力量和认识终极现实。梭罗的《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1849）对许多人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托尔斯泰，而后者又对圣雄甘地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9世纪90年代的南非，甘地采用了“公民不服从”这个短语，将其称为“真理力量”（satyagraha）实验的英文版本。

在战后美国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中，甘地被认为是该运动的精神导师，而不是梭罗。虽然我在这里追溯了思想的传播，但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些思想传播的物质性，从传播载体如印刷物到使其传播得以实现的不断变革的交通和通信技术。

直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追踪这股环流，它与各种相关或新兴的进程融合、消失、重新浮现和交汇。梭罗的见解被精神自然主义者发展壮大，包括约翰·缪尔（John Muir）、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和阿恩·内斯（Arne Næss），并且对美国的环保运动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E·F·舒马赫（E.F. Schumacher）、盖瑞·施耐德（Gary Snyder）、“深层生态学家”（Deep Ecologists）和女性主义生态学家都受到了亚洲和土著传统的影响。

这些围绕环境唯灵论（environmental spiritualism）和道德抗议的思想与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森林居民、公民社会组织以及宗教团体（包括许多甘地团体）的运动相互促进。方济各教皇（Pope Francis）在2015年发表了有关生态和正义的重要通谕，这股影响达到高潮（至少在数百万天主教学童中是如此）。经过两个世纪的时间，这股亚文化和不显眼的“逆流”可能已经膨胀成为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运动。

我们对民族主义与历史进程的时间尺度进行比较。现代民族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与竞争性资本主义共生共存，在过去的两百年中已成为全球合法性的公理原则。围绕“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建立起来的民族形式是最持久的环流特征，这股影响已经渗透到了世界各地的帝国和其他建立在更为复杂的归属形式之上的政治形态中。

在其他地方，我曾讨论过民族/资本形成作为“认识论引擎”（epistemic engine）的问题，它本身就是一种环流形式，自从19世纪以来一直在民族国家体系中流淌，制约着世界观，并维持着一种道义和持久的时间性，它与海洋“传送带”的深层时间性及其与其他层面的外围互动性并行不悖。

民族国家存在的根本理由是竞争，即使竞争本身不足以解释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民族主义。在这个层面上，民族这一身份主义政体是以宗教、语言、政治制度、历史关系等一系列其他力量为中介的，这些力量不断变化和混合；相对于民族/资本形式而言，它们具有中期时间性。需要注意的是，竞争性资本主义本身并不总是最持久的形态，例如苏联和毛泽东时期。但我认为，毛泽东主义本身需要在竞争性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秩序中加以把握，这种世界秩序最终将中国推向了资本主义。

在这个中介层面上，新兴的历史力量或社会变革的趋势具有一种中层时间尺度，类似于海洋的中层。这种时间模式与表层和深层不同，因为不同条件会限制水体中各种属性的完全垂直混合。在陆地世界，以中国民族主义的中介形式为例，它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国际秩序中地位的变化而演变——从毛泽东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全球参与的市场社会。原本建立在国内民族博爱和国际社会主义、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公民民族国家社会主义范式，经历了转变，演变成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民族文化模式。最后，在最为多变的层面上，民族主义就像旋涡和漩涡，它可以作为意识形态、政治策略、动员政治以及理想和梦想（如“中国梦”）的推动力，并且根据环境和支持者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海洋空间

水流不仅以周期和顺序的方式塑造时间，还通过区分空间和互动尺度塑造时间。地理学家最近提出了“湿本体论”（wet ontologies）的概念，通过研究海洋来打开一个三维垂直的体积世界，从而挑战扁平化的领土观念。海洋不仅通过各种流动的边界跨越挑战了以国家为基础的现代领土权力概念，还在浩瀚的地球范围内提出了到达、不稳定、抵抗、混合和分离的问题。

回到环保运动，我们来看看柬埔寨普雷朗（Prey Lang）森林居民的案例。多年来，为了抗议跨国公司对他们的森林进行砍伐和筑坝，他们定期在金边的主要广场举行示威活动，采用传统的仪式和请愿方式。2011年，随着好莱坞大片《阿凡达》（Avatar）的热映，他们与拉丁美洲和印度的其他几个森林居民团体一样，创造性地将自己的抗议形式与电影中虚构的蓝皮肤纳威人（Na’vi，企业贪婪的受害者）的抗议形式相结合。

这种戏剧性的策略具有“环流性”，对于认识到《阿凡达》的意义是“转世”的柬埔寨人来说，这是一种内屈式的回归（an inflected return），这导致柬埔寨青年和民间社会以及全球环保组织的支持和动员大幅增加。通过与环流进程重新结合，并将其从地方范围推向全球范围，他们成功地制止了对环境的大量破坏，至少在过去十年中是这样。

在空间上，海洋与陆地世界一样，也分布着各种区域。海洋中的温度、盐度以及海底和沿岸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水体的性质、有机物的形态以及生态群落的多样性。北印度洋被阿拉伯海隔开于西侧，被孟加拉湾隔开于东北侧，这两个水体之间的盐度、大气湿度和淡水流入量存在巨大差异。这也导致了海洋中和人类生活中的水体特性和生态多样性差异。

虽然科学家们对造成这些差异的因素仍存在争议，然而在孟加拉湾，洋流在印度尼西亚群岛交汇，该群岛标志着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分界线。尽管如此，这些群岛并没有完全隔绝太平洋水域。来自太平洋的温暖低盐度表层海水补充了印度洋北部蒸发的海水，而这些被蒸发的海水则被季风带走，为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带来了丰富的降雨。

水域交汇的边界类似于生态过渡区，它们位于不同生态区之间，具有丰富的异质性，比如湿地和雨林之间的过渡区。正如接下来所述，季风在影响这些地区的人类生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创造了跨洲互动的机会。从中国沿海延伸到东非的伟大亚洲沿海海上贸易（即海上丝绸之路）可追溯到公元前的最初几个世纪，这种贸易与季风模式密切相关。

从15世纪开始，在国际港口城市马六甲，西南季风将印度、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带到这里。他们在那里等待着东北季风，带来来自中国和东部地区的商品，然后顺着相同的风返回。直到19世纪，欧洲商人也一直遵循这些模式，尽管他们的船只更加强调军事化。

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经典著作提出了海洋边界区域的多样性。在两股洋流交汇的地方，尤其是当它们的温度和盐度差异巨大时，就会出现巨大的动荡区域，海水从深处下沉或上升，海面上的漩涡和泡沫线不断变化。上升流是海洋生物的重要营养来源。这些地方也有盐度较高且相对平静的区域。卡森观察到，大西洋中部的马尾藻海是一个被风遗忘的地方，被环绕着的强大水流所遗弃，唯一流入的是来自附近洋流的盐水。尽管表面看起来似乎一片平静，但即使在这种环境中，每年也会有来自遥远海岸的杂草通过无性繁殖进行繁衍。

水域是流动的，没有明确的领土边界，但水流在水域内部和水域之间持续流动。因此，它们就像历史空间的模糊边界，可以被看作是多重边界，或多或少地与各自的活动范围相吻合。这里的“或多或少”指的是，许多历史社会在发展其活动范围（如社会、语言和经济领域）时，更多地是受到地理和权力限制的影响，而另一些社会，如现代或当代社会，则更倾向于划分其活动领域，超越了自然或社会融合的社区范围——它实际上已超越了涂尔干（Durkheim）描述的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进入了想象和想象社区的领域。

历史地域往往是通过从底层自下而上地扩展东亚、东南亚等历史地理相交的空间来构建的。卡皮尔·拉吉（Kapil Raj）将这种现象称为“环流空间”，指的是由之前存在的网络、机遇和文化共同塑造，但受制于权力结构和人为障碍的循环性质。这些历史悠久的地区依然保持着密集和加速的互动流动，然而地区的实体性仍然是根本所在。

以喜马拉雅山脉的河流为例，这些河流支撑着十个国家的十亿人的生计，继续将他们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即使在冰川迅速融化和大坝建设横行的情况下，这种联系也更加紧密。与此同时，当代全球化将这些地区与众多其他力量（包括网络力量）连接在一起，引发了巨大的动荡，既有生产力，也有潜在的危险。从紧密互动的地区角度来理解历史，依然具有自然的相关性和新兴的后果。

历史的性质

历史并非仅仅是一种进程，它也是跨越时空的交流。这种跨时空的交流常常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东西，因为我们拥有记录技术，包括历史书写和反思的特权。然而，将历史重新纳入自然进程中，我们能够获得哪些启示呢？

蒂莫西·勒赞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即物质（包括植物、动物、矿物、元素以及人类）在创造历史进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认为人类及其历史实际上在创造、维持和塑造巨大物质环境中不断成长和发展。勒赞的观点并不是将历史视为人类单独创造的产物，而是将人类置于进化进程中的一种角色之中。

正如前文所述，他反对将我们所处的时代称为“人类世”，认为这种称呼展现了人类的自负，否认了自然界和物质世界在地球进化中所扮演的关键作用。他的研究涵盖了蒙大拿州的长角牛和日本北部的蚕，通过展示它们与人类饲养者共同进化的情形，并揭示出，对它们的生存和生产力而言，这种共同进化是多么必要。

19世纪末，蒙大拿州和日本北部建立了现代工业铜矿，采用了新的采矿和冶炼技术，却释放出大量有毒的砷，对土地和水域造成了严重污染，最终破坏了这两种地区的农业平衡生态。化学特性在这一故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

说到历史记录，我们可以说，它们仿效自然或者使用“元素媒介”来记录时间的进程。自然的演变进程会留下记录，无论是地质层、树木年轮、DNA（保存了物种的流行病学历史），还是记忆、语言和实践，都构成了我们社会历史的记录。

世界各地的地貌中都镌刻着人类活动的悠久历史。河流的沟渠化和山坡的阶梯状变化就是显而易见的例子，而那些几个世纪前发生的变化则可能不那么明显。湿地被埋没，河岸被侵蚀，蜿蜒的小溪出现，诸如黄河这样的大江大河改变了数百英里的河道，这些变化往往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当然，生命在漫长的时间流逝中可能会消失，但它们的存在或痕迹不会被抹去，不论这是否出于功能上的需要。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的自我反思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技术，将历史知识与其他生物产生的数据区分开。然而，精密的科学观测技术表明，生物有机体在记录和响应环境变化方面比人类社会在任何时候都要更迅速。例如，星形苔藓摄影机这种传感器技术不仅可以感知苔藓的时间变化，还能够观察到苔藓本身如何感知环境变化并作出响应。

尽管许多生物可能不具备反思能力，但它们肯定具备认知和交流的能力。就像陆地生物一样，海洋也是记录和信息库，记录着各种物种之间的互动。鲸类和其他海洋哺乳动物（如海豚和鲸鱼）似乎能够区分声音——水中声音传播的速度是在空气中的四倍——它们可能通过海洋中不断增强的声音来识别彼此并进行交流。

最近的一份关于鲸鱼歌唱的报告显示，鲸鱼的交流并不仅限于繁殖时，而是在数百公里的范围内持续变化和发展着不同的交流形式。甚至有人声称海豚在水中拥有一种类似于公共领域的交流空间！用约翰·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的话来说：

传播哲学家彼得斯认为，自从19世纪以来出现了远距离传播的技术媒介，我们已经忽视了媒介本身主要是自然的观念。在他的著作《不可思议的云》（Marvelous Clouds）中，他阐述了空气、水、地面、火、光和云作为众生传播的基本媒介。他认为水的特性与鲸类的能力应该被放在一起思考，因为媒介、信息和传播者相互交织构成了传播的动力。

在历史的进程中，自然环境和建筑环境是主要的跨时空传播媒介。这些媒介不仅提供生命，同时生命（也就是内容创造者）通过“阅读”和解释这些痕迹和符号，创造出新的内容。历史的时间是各种事件和活动的组合，是各种材料、实践和思想的涌现和传播，它们在建筑和自然环境中留下了痕迹和记录。就像环境可以传递和重塑信息一样，人类也利用自身的技术能力来记录和反思，从而重新塑造环境媒介的进程。

在这不断变化的进程中，一些信息序列可能会逐渐消逝，而另一些则会催生新的序列并焕发新的活力，还有一些可能会重新浮现，无论是否受到认同，通常都以新的方式呈现。历史的进程可以通过微小的痕迹来展示和证明，比如罗伊的一绺流传的头发，它本身就是对流传的宗教遗物的重新演绎。这些微小的痕迹可以将历史的形式和观念传递到不同的大陆和时间。

在物质历史方面，目前存在着巨大的核电和水电项目，以及延伸百万英里的海床光缆，它们可能会产生更多历史和科学家难以捕捉的结果和反响。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展示，人类之间的跨时空交流既类似于其他有机和无机生命，又与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传播者、信息和媒介都是相互依存的创造者，就像海水既是媒介，也是与海洋生物流动相互创造的元素。从根本上说，人类的历史进程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进程引发其他进程，事件带来冲击、搅动和消散。一部分事物消逝，而另一部分则转变、演变和重新回归。

海洋的范式：历史与历史学

历史进程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异质网络，其中包含人为因素（由人类发起的）和自然因素。从分析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这些进程视为一个由自然和人工因素共同塑造的连续体，这个连续体由相互作用和流动形成。海洋的流动可以被视为这个连续体的重要隐喻或模型。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中，托马斯·库恩讨论了“范式”一词的两种用法。首先，“范式”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指导一贯研究传统的假设、框架、原则和规则。与此同时，库恩还使用“范式”这个词来指代单一作品，比如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rincipia），这些作品通过充当共同模型来展示更广泛的框架。类似地，福柯（Foucault）的“全景监狱”（panopticism）也是现代社会中监控（surveillance）和治理（governmentality）的范式。

通过揭示原则和模式，范式是一种认知模式，具有独特的功能，使更广泛的一系列问题变得容易理解，这些问题构成了库恩所描述的第一种范式。换句话说，范式既存在于世界中，也启迪了其他生命如何处理时间的方式。

在随后的一篇文章中，库恩指出，隐喻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比较，还构成了相似性网络中两个参照对象之间的实质性关系。一些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大历史，这反映了这种实质性联系。自从大历史学强调了进化复杂性的重要性后，历史学家们转向科学的基本概念，为历史研究建立更为自然的基础。尽管他们试图避免将历史进程的意义仅仅归结为这些规律，但他们试图说明一些规律，例如热力学中的能量和熵的规律，如何成为我们理解历史范畴中的“功”、“力”和“无序”等概念的基础。

为了农业而砍伐森林、为了电力而筑坝拦河、为了政治权力而建造纪念碑，这些行为实际上将热能（能量）转化为功，再将功转化为热能，反映了热力学第一定律中的能量守恒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则指出，所有气流都趋向从高温高压的区域向低温低压的区域流动，这也符合熵的增加趋势。大量能量的集中会趋向耗散，并回归为“废物”（周围环境）。砍伐森林导致生态系统的退化，农业活动导致表土侵蚀和荒漠化，大坝破坏水生态系统、物种和生计。历史遗迹被毁坏，帝国最终变成废墟。

在《大历史背后的自然科学》（The Natural Science Underlying Big History）一书中，埃里克·蔡森（Eric Chaisson）解释了使自然和社会动态具有可比性的基本因素，即热力学定律中的“能量密度率”。无论是在宇宙演化、海洋—大气进程中，还是在城市化、人口趋势、帝国维护或人类大脑中，保持最佳能量消耗速率的能力都将或可能促进创造性的进化。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大部分进入地球的太阳能都必须为地球的气候圈提供动力，包括大气层下部和海洋上部吸收（和释放）太阳辐射，以及推动大气运动和洋流的那些进程。蔡森还指出，秩序和熵可以同时增加：“前者是在系统内部局部的，后者则在整体系统周围环境中”。热力学第二定律要求，随着任何系统（包括人类社会系统）的复杂化，周围环境必然会发生恶化。

回到海洋流动的范式，我们可以看到水流的设计在历史时间中也有所体现。西奥多·施万克（Theodor Schwenk）曾经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说明，无论流动的媒介的化学成分如何，都可以找到某些运动的原型。水是最适合形成不断创造进程的媒介，在三维的固体世界中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里只有排他性，没有相互渗透。在自然界的一切大小事物中，都交织着相互渗透的节奏和运动，形状是在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形式图案，例如波浪中不断涌现的水流图案，一方面描绘了形式的创造，另一方面也描绘了有机世界中物质的持续交流。

以流体动力学为例，流线、路径线和条纹线等概念和图形可用于可视化不稳定条件下的流动，与历史学家所追寻的路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举个例子，流线是一系列曲线，与流动矢量在某一瞬间相切。我们可以类比寺庙群落在世俗化进程中朝着某个方向改变自身行为的情况。流线表示流体颗粒从一个点涌出，在不同时间划过的轨迹。类似地，我们可以考虑追踪那些经历过革命的个人或团体。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这些模式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

施万克认为，人类的思维甚至也遵循着这种设计原则：“思维的进程与宇宙的形成进程的法则息息相关。这些法则与流体元素中的法则相同，流体元素放弃了自身的形式，准备进入万物，联合万物，吸收万物。”

从漩涡、上升气流到水下喷发，我们可以了解历史思维如何形成“文艺复兴效应”，尤其是在文明和国家认同的历史中。将海洋流动作为自然进程的范式，也是思考历史的一种良好方法，因为正如库恩所言，在相似性网络中，两个参照物之间存在着联系。

另一方面，从进化复杂性的角度来看，人类的能力和意识显然带来了一种新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依赖于生物和物理力量，但又不能简单还原为生物和物理力量。在人类关注的问题中，存在着一种将集体的过去与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叙事冲动，无论是通过神话、传说、宇宙学还是历史学。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人类思想和项目的序列，也就是历史学上的时间，与海洋的范式相连接。在这个广阔的互动世界中，它们是如何融入其中，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时间的概念与自然流动是相连的，或者至少没有严重干扰自然流动的设计。即使是像中国长城这样的宏大工程，也是根据自然的地形来规划，划分草原和牧场。可以说，自然进程的强大力量塑造了人类的宇宙观和对时间的理解的一致性。然而，我所讨论的历史思维在本质上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尽管施万克对其逻辑进行了观察，但它的现代趋势一直是克服甚至征服自然的限制，这可能代表、也可能不代表某种创造性的进化。

在最后这部分，我将海洋视为历史时间的自然力量与人类控制的历史学项目之间的竞争空间。海洋作为理解地球，包括人类进程的范式，正面临着人类干预的实际和物质挑战，这种干预由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野心所驱使。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现代史学都以有意识地挑战或克服自然力量为目标。实际上，将看似不同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使得历史项目的目标变得更加复杂，特别是在最近的学术历史写作中。用施万克的话来说，连接的历史可能会深入探索地球上无数多尺度关系的广泛本质，即团结和吸收。然而，现代化或民族化的线性历史观仍然在全球范围内主宰着对历史的政治理解。

库恩的一个主要兴趣是理解范式如何发生变化。可以说，一种范式往往只有在开始瓦解时人们才会意识到。我相信，我们正处于一个开始看到典范海洋时间范式崩溃或被克服的时刻。物理海洋的退化和变化干扰了范式的指导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库恩的范式和福柯的范式之间的关系不再是隐喻，而是因果关系。人类世的危机使我们意识到，海洋范式不仅仅是一种历史探究模式，也是人类社会组织其与海洋和自然时间关系的不同方式。

人类与海洋

大约三千万年前，人类从海洋中进化而来。然而，历史并没有充分重视海洋在陆地生活中的作用，特别是与河流相比，后者的作用更为直接。当然，海洋通过它产生的气候对人类生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气候模式不仅影响着历史决策、战略和活动（如军事或农业活动），而且海洋模式维持着生命，厄尔尼诺、气旋、飓风和海啸等事件影响着整个人口。

人类与海洋的关系是审视历史时间与自然时间之间不断变化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洋流及其与地球大气层的相互作用影响着世界不同地区的气候。以湾流为例，湾流沿着美洲大西洋海岸向北流动，然后向东偏转，最终到达加拿大海岸，并向欧洲北部和南部分流。这解释了为什么加拿大东海岸在冬季大部分时间都结冰，而英格兰却不结冰，也解释了为什么西欧海岸，包括挪威海岸，比纬度相似的东西两侧海岸更温和。此外，前文提到的极地冰雪消融导致的海洋传送带减缓，正在导致欧洲冬季变得更加寒冷。

南亚农业严重依赖季风雨。从20世纪70年代起，印度人开始感到，大坝建设、运河灌溉和管井技术的进步正在将他们从这种过度依赖中解放出来。然而，印度60%的农业仍然依赖季风，而且近期季风模式不稳定，地下水位也因过度使用而急剧下降。这不仅是国家和地区的原因（导致气候变化的因素，包括含水层枯竭，在南亚地区比比皆是），也是全球的原因。

苏尼尔·阿姆里斯（Sunil Amrith）证明，20世纪初，科学家观察季风的途径似乎与整个太平洋气压梯度的逆转相关。然而，全球气候变化的加速破坏了季风的稳定性，人们对整个南亚和西亚的沙漠化做出了可怕的预测。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往往回避干预海洋这一强大的自然力量，因为他们认识到海洋不可控制或操纵。尽管如此，只要海洋对人类的生活产生影响，人们会以多种方式作出回应。历史上，宇宙观形成了管理这种力量的模式，包括与自然能量流保持一致或适应的思想，以及开发和引导这些能量，而不是完全控制它们。

日常举行的仪式或为了避免灾难性事件而进行的仪式最终都旨在安抚自然力量。大洪水神话几乎存在于所有古代文化中，这些信仰、概念和习俗应该被理解为从经验中洞察人类与自然世界关系的基本层面，而这些层面在现代历史学的视野中常常被忽略或误解。

在古代中国和印度，无论是在日常生活层面还是在政治思想层面，宇宙观（cosmology）都与自然进程相契合，主要以循环模式来解释。虽然我们需要谨慎地避免过度浪漫化这种宇宙观概括，尤其是考虑到人类试图克服自然进程的强大趋势，但研究自然条件如何以及为何被规范地理想化仍然至关重要。

因此，吠陀宇宙观认为，最高的善是宇宙或自然秩序的完全和谐。实际上，社会和道德秩序被视为自然秩序的衍生，人们相信宇宙会周期性地经历创造、毁灭和重生的循环，并将这两种状态联系在一起。佛教也持有类似的时间观念，同时提出了“缘起”（dependent arising）的核心思想，确认了自然与众生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道家哲学则极力强调顺应自然，以水作为喜爱的比喻，尽管他们也在探索水的奥秘。

人类社会不得不为旅行、贸易或生计而生活、利用和管理海洋水流。无论是在岛屿和海岸的生态区，还是在两栖动物群落和有机体中，对生活在海洋边上的群落进行研究，可能特别有助于确定可为我们提供可持续管理的替代性历史叙事。早期的海洋旅行者——最著名的是波利尼西亚人，揭示了自然与人工之间的相互调和如何在海洋上创造出伟大而可持续的成就。

这些早期的远洋航行者与现代轮船最显著的区别在于，他们的交通工具是轻型媒介，而不是由与资本积累有关的目的理性推动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在三千年的历史中，这些远洋航行者将夏威夷、新西兰、复活节岛等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广大的波利尼西亚三角区域，涵盖了一千多个岛屿。

他们主要使用双壳桨叶独木舟和多种导航技术，这些技术可以解读星象、洋流和涌浪、风向和天气模式，以及鸟类和鱼类的信号等。他们创造了风浪模式图、星辰位置图和岛屿空间图等工具。依靠代代相传的故事和歌曲中的经验，他们能够将大型但可预测的长期气候事件与当地的季节性风相结合，从一个群岛引导人们前往另一个群岛。

人们常常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早期文化拥有像我们现代人一样的先进海洋技术，他们是否会像我们一样对海洋进行同样的开发？然而，我认为这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无论波利尼西亚人当时的意图如何，我们应该认识到，科学可以以一种更加可持续的方式发展，而不是受到不可持续的资本主义技术理性的支配。

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原住民战略联盟的思想家，特别是来自太平洋岛屿的思想家，已经在他们的议程中发展出一种“去殖民化”的语言，这种语言源自海洋。毛利知识分子琳达·图希瓦伊·史密斯（Linda Tuhiwai Smith）以海洋作为生命和时间模式的赋予者为基础，勾画出代表他们议程的形象。她表示：“在海洋的涨落中，存在着较小的局部环境，这些环境让太平洋民族与海洋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她描绘了四个同心圆来象征——去殖民化、愈合（healing）、转型和自决行动（mobilization for self-determination）。史密斯认为，这些并不仅仅是目标，而是连接、告知和澄清地方、地区和全球之间张力的进程。

不出所料，土著人民的这一运动在“人类世”得到了关注，因为他们可能是最早也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和海洋上升影响的群体。研究他们可持续管理海洋的假设和模式对我们很有启发。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虽然一个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和目标可能会成功实现，也可能无法实现，但如果没有规范性的理型（normative ideal），几乎就不可能实现。

即使在欧洲这些航海强国，海洋仍然是人类能力的极限所在。据说，在文艺复兴时期，地中海和大西洋之间通道的“海格力斯之柱”（The Pillars of Hercules）上刻有“没有更远的地方”（Non plus ultra，或译作“此处之外，再无一物”）的警示，警告水手和航海家不要再继续前进。

直到18世纪下半叶，历史作为一个实体，即国家或文明，开始呈现线性时间的属性，从过去延伸至未来的概念，逐渐成为时间观念的主导模式。这一模式最初在西北欧兴起，随后在20世纪扩散至全球。

欧洲产生线性时间观念的因素很复杂，涵盖了宗教、科学以及对全球资源的追求等概念，为资本主义不断积累的模式提供了抽象且可测量的时间框架。对深海的不断探索是竞争激烈的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或许并非巧合的是，这个时期也标志着现代历史学的兴起，它偏离了海洋时间性的周期和回报范式，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家利益和目标的影响。

分隔海洋

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最初的概念旨在为德国的“大空间”（Grossraum）建立基础，他认为欧洲的“规则”（nomos）无法延伸到海洋上。在他看来，规则指的是社会秩序中的法律权威，主要涉及土地划分和资源“夺取”或“侵占”。尽管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深海航行，施密特所描述的“陆地和海洋之间的对立，也就是不同空间秩序的对立”仍然存在。

与陆地的主权不同，海洋是自由的。他强调，海洋“可以被所有国家自由利用……它没有边界并且是开放的。当然，最重要的是，海洋自由也意味着进行战争的自由”。此外，海洋也成为占领和统治海洋以外地区的人民和资源的许可证，超出了文明规范的范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逐渐崩溃。1939年的《巴拿马宣言》（Panama Conference）中，美国首次宣布，自己国家的特定安全区域延伸至大西洋和太平洋的300海里。地球上最后一些边界正在被界定。技术发展，如潜艇和航空力量的增强，削弱了海洋的基本特性，同时也加强了对海洋的控制。领土争夺和主权声索不断延伸至海洋，类似陆地空间的情形。

然而，尽管在19世纪末之前，海洋上的暴力主要局限于水面和渔业，但自20世纪以来，人类不断深入海洋深处，留下了一系列可预测的灾难场景。海洋已经成为工业殖民区，面临大规模商业交通、渔业、核试验、石油和天然气勘探以及军事化岛屿建设的影响。此外，海洋还成为类地行星的垃圾场。现代观念中，征服自然和无节制消耗自然资源的模式前所未有。人类历史中那种认为我们可以摧毁、否定和超越所依赖媒介的傲慢，是荒谬的。

随着深海技术的进步以及在海底发现化石燃料和矿物，各国开始争相在海洋深处提出主张。到21世纪初，海上石油钻探已经占据全球石油产量的30%。然而，这不仅会释放二氧化碳和甲烷，还会在海洋深处建设永久性钻井设施、核电站、风力涡轮机、浮动港口、液态碳氢化合物储存设施和码头。大型港口为油轮和拖网渔船提供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岛屿建设也在扩张。过去四十年，新加坡对沙子和其他材料的需求导致印度尼西亚周围的约25个岛屿消失。

保护科学越来越关注海洋酸化以及工业化对深海生态系统造成的损害。未来十年，将有重达300吨的车辆被派往海底采矿，大多用于绿色技术。然而，这些资源也是众多且常常脆弱的生态系统的家园。曾被认为生长速度非常快的锰结核实际上需要一万到一百万年才能生长。一些保护组织成功引起主要监管机构的注意，比如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ISA），该机构正在制定一系列法规，从2020年开始管理深海采矿。然而，尽管付出了努力，联合国仍受制于国家利益。

从国际法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入侵背后的驱动力。联合国曾多次试图规范民族国家对海洋及其资源的控制范围。1982年，大多数国家（不包括美国）同意一个国家将其专属经济区（EEZ）扩大到200海里。如果每个沿海国都提出这一国家管辖权要求，那么专属经济区的面积将达到4300万平方海里，约占海洋面积的41%。

沿海国家对此并不满意，它们要求将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从沿海国的大陆架边缘开始延伸，从而进一步扩大管辖范围。这一新的边缘不仅难以测量，而且还导致了国家主张的重叠，引发了潜在和实际的冲突。各国提出的其他原则，如对“历史”海洋管辖权的（有争议的）主张，使这一充满战争疑云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征服自然作为实现人类满足的手段，是民族国家构想的现代史学的驱动力。与此同时，对民族斗争和成就的记录研究一直与自然研究相分离。我曾试图论证，历史时间应更多地从自然进程的角度来看待，而不是像我们之前所做的那样。因此，它与海洋流动的性质是连续的。

为此，我将人类独有的历史学进程置于背景之下，作为与前者相关的东西来把握。然而，反思性史学对世界的影响依然强大，而人类成就的记录是人类支配和管理自然能力的条件。

能否将这种反思性转化为一种更可持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命进化的进程中，赋予人类控制其他生物能力的象征性表征能力很可能在海洋的复仇中遇到了对手。当今人类世界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海洋，从海洋酸化、海平面上升到地球大气层改变可识别的气候模式。人类世是一个人类活动对气候和环境影响最大的时代，它将在多大程度上蹂躏海洋，以及海洋将在多大程度上蹂躏我们。

海洋的复仇也告诉我们，仅仅减少化石燃料的排放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为了利润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不断增加消费，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根深蒂固的制度化宇宙观所蕴含的必然要求。是否还有办法调和人类的创造能力与大自然的局限性？我们能否开发出协作和富有想象力的方法，来确定标度转换和潜在的反最终结果，使我们朝着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前进？重新确定历史学知识的方向，使其更好地符合历史时间和地球主权的性质，可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步骤。

•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方法与海洋》（2020）
  
• 哈里·哈如图涅：《被现代性超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的历史、文化和社会》（2000）
  
• 弗朗索瓦·阿赫托戈：《“历史性”的制度：现在主义和时间经验》（2003）
  
• 埃里希·奥尔巴赫：《时间、历史与文学：作为现代人文之源的民族精神理念》（1955）
  
• 马丁·杰伊：《拓展领域中的1968年：法兰克福学派和不平衡的历史进程》（2020）
  
• 约翰·杜伦·彼得斯：《站在麦克卢汉的肩膀上阅读》（2019）
  
• 约翰·杜伦·彼得斯：《望向深渊：言论自由与自由主义传统》（2010）
  
• 唐娜·哈拉维：《动物社会学和政治身体的自然经济学：支配的政治生理学》（1991）
  
• 唐娜·哈拉维：《科学界的左派转型：30年代英国和60年代美国的激进协会》（1975）
  
• 西奥多·阿多诺：《历史与自由：冲突和生存》（1964）
  
• 查尔斯·蒂利：《历史学家在做什么，以及怎样做》（1990）
  
• 小威廉·休厄尔：《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政治无意识：一个前定量历史学家的自白》（2005）
  
• 小威廉·休厄尔：《历史的逻辑：理论、历史和社会科学》（2005）
  
• 莱因哈特·科塞莱克：《未来的过去：关于历史时间的语义学》（1979）
  
• 杜赞奇：《中国“长二十世纪”的历史与全球化》（2008）
  
•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媒介的深层时间：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听和看的考古学》（2006）
  
• 凯瑟琳·马勒布：《黑格尔的未来：可塑性、时间性和辩证法》（1996）
  
• 凯尔·斯坦，阿克塞尔·福尔马：《媒介的基础设施与数字时间的政治：硬连接的时间性》（2021）
  
• 小威廉·休厄尔：《资本主义的时间性》（2008）
  
• 小威廉·休厄尔：《经济危机与现代史的形成》（2012）
  
• 莫伊舍·普殊同：《当前的危机与价值的不合时宜》（2017）
  
• 威廉·克罗农：《着手做历史》（2004）
  
• 书讯 ｜ 琼·柯普洁：《读我的欲望！拉康与历史主义者的对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