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的世界革命
Hegel’s World Revolutions
作者：理查德·伯克（Richard Bourke，剑桥大学历史系）
译者：陈荣钢（工作或约稿：r.chen20@lse.ac.uk）
来源：同名著作（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3）序言（Preface）
现代性（modernity）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在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的前几个时代基础上取得的进步。尽管取得了这一进步，但西方崛起所代表的成就在我们的文化中却广受指责。来之不易的价值被当作胁迫（coercion）的工具弃置一旁。自由主义（Liberalism）本身被斥责为一种含蓄的束缚。相应地，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受到谴责，权利（rights）受到贬低。改良的动力同样受到抨击——理性（reason）被视为跋扈的傲慢，启蒙（enlightenment）被视为倒退。这些假设在学术评论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它们深深植根于19世纪的悲观主义（pessimism），但后来却成为了一种思想时尚。从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开始，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达到顶峰，这种古怪的历史反思传统如今占据了大学课程的中心位置。结果，整整几代人都被哄骗到一种怀疑的姿态中。自由被等同于支配（domination），平等被揭批为排斥（exclusion）的手段，自由民主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同谋。然而，尽管这些观点无处不在，但细致的历史分析便否定了它们。这证明，虽然自由主义价值观确实卷入了强权政治，但它们并不是系统性压迫的根源。现代世界仍然充斥着不公正（injustice）的显著例子，但它的历史却记录了一个解放（liberation）的过程。这一观点首先由黑格尔（G.W.F. Hegel）提出。在横跨19世纪前三分之一的职业生涯中，他彻底改变了历史和哲学研究。这使他对现代政治的特征有了变革性的见解。黑格尔独创性的一个方面源于其研究方法的性质。他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阐释近期的发展，他的框架是跨时空的、跨大陆的。他曾提醒读者，他研究的是“几千年来人类劳动的成果”。这导致了一种比较研究模式。黑格尔的研究课题是现代价值观的兴起，他将其置于文明的长期叙述中。他的研究重点是从古代中国、印度、波斯和埃及到现代欧洲社会的形成。黑格尔对早期的成就充满敬畏，对巴尔米拉（Palmyra，译者注：叙利亚城市）和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译者注：古波斯帝国城市）的废墟耿耿于怀，但他同时也认为，现代状况（modern condition）代表着一种突破。近代以来，这被认为是偏袒一方和自以为是的判断。黑格尔对现代性的认可被斥责为欧洲中心主义，因此是一种狭隘的视角，应该被忽视。然而，这种评价是在对事实把握不足的情况下作出的。同时，这种批评也是为了服务于意识形态议程。对于黑格尔的反对者来说，正义要求政治洗刷其过去。然而，对黑格尔本人来说，进步的前提是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因此，真正的改革在本质上是辩证的——它既要保留，也要废除和超越。黑格尔拥护最初出现在欧洲的价值观，这并不是无谓偏见的产物。他的动机既不是文化沙文主义，也不是地域沙文主义。具体来说，他倡导的是一套规范（norms）。他最珍视建立在普遍自由理想基础上的现代宪政国家。碰巧的是，这一理想最初出现在欧洲。但它的出现具有更广泛的世界意义。一个人不必是法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也能理解人性（humanity）的基本价值。这一原则适用于美国、印度和中国。尽管如此，普遍平等的概念恰好具有这样的历史渊源。它随着希腊罗马社会的消亡和基督教的兴起而出现。它教给人们一个重要的道理：“人之为人，是自由的。”黑格尔将这一学说视为希腊哲学和罗马法学未能实现的划时代发展，它构成了意识（consciousness）的最终革命。它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奴隶制开始终结。近代史一直在努力探索奴隶制的后果。契约佣工（indenture，译者注：仰仗雇主接济和提供工作机会的年轻非熟练工人，有主仆关系）、农奴制和对专制制度的屈从在过去可以接受，但在今天却令人憎恶。黑格尔认为这一转变是思想变革的结果。奴役预设了不同范畴（categories）的人。但是，“人之为人，是自由的”这一观点对它提出了挑战。黑格尔的核心观点大胆而简洁。现代性的成就是奴役状况（servile status）的终结。但这种转变并不是自动完成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的确，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意义尚未得到解决，因为历史远未终结（come to an end），它还面临着一场磨难。在黑格尔的时代，对自由的向往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时代萌芽，这已经是一场令人痛心的讽刺。回顾“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四十多年，黑格尔说，自由的思想一直受到“误解、混淆和错误，包括一切可能偏差”的影响。这种说法表明，黑格尔对当代社会的评价并不可喜。然而，这种根本的不完善并不能抹杀它的主要成果。黑格尔认为，罗马法缺乏“人类”（a human being）的概念，人（persona）与奴隶（servus）的区别证明了这一点。与主体性（subjectivity）这一贫瘠的定义相反，现代世界丰富了个人（individual）的概念。在普及人类概念的过程中，它完成了“自由”的概念，尽管这既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也不是一个没有代价的过程。但不管怎么说，黑格尔认为，这个过程带来的好处毋庸置疑。出于这个原因，他从道德、宗教、美学和政治层面追踪了它的演变。本书重构了他对这一演变过程的描述，这演变是世界革命（world revolutions）的产物。然而，这些革命并不是一系列不断累积的成功，而是一连串意义重大的失败。在研究黑格尔对世界革命的论述时，该书是一部阐释的作品。首先，它试图澄清黑格尔的革命（revolution）概念。黑格尔从基督教革命这一典型案例入手。基督教革命改变了犹太教对美德（virtue）与幸福（happiness）之间关系的理解。在做分析时，黑格尔借鉴了康德（Kant）的思想。与康德一样，黑格尔也认为基督教以失败告终。在康德看来，这一结果是由人类的道德承诺（moral commitment）不足造成的。作为回应，黑格尔努力谋求一种适当的历史解释。这让黑格尔走上了诊断一系列世界历史失误的道路，其中包括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黑格尔认为，每一次冒险都失败了，因为它们将道德良知（conscience）的觉醒与改善道德生活的现有手段对立起来。困扰黑格尔哲学生涯的首先是“法国大革命”的“破产”。他承认，“法国大革命”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道德抱负，但同时也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展模式注定了自身的毁灭。它的抽象原则预示着新的曙光。然而，在实践中，它们却推动了对现有事物的盲目攻击。用黑格尔的话说，革命体现了一种纯粹的“否定”（negation）精神，因而未能将革命的价值观植根于可能促进建设性政治变革的制度之中。对黑格尔来说，“大革命”并不是进步改革的推动者，而是那个时代更广泛文化的一种迷失方向的表征。本书的第二个主要目标是勾勒黑格尔对这一更广阔历史领域的理解。虽然革命见证了自由思想的爆发，但起义发生在一个更有利的背景下。在基督教价值理念的阴影下，在封建主义衰落的余波中，等级秩序社会的僵化结构被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自由的主体性为基础的权利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并产生了广泛的变革性影响。宗教教条主义衰落，所有权（rights of property）更加稳固。与此同时，婚姻契约自由化，专业职业成为人们的选择。在全球范围内，社会明确的“种姓”划分受到了破坏。就地方而言，出生的偶然性不再决定社会或政治角色。公民社会的进程吞噬了世袭的阶层划分。黑格尔本人对许多结论持批评态度，比如“原子论”导致孤立，“自由主义”导致分裂。因此，任何对自由主义现代性的辩护都必须是有条件的，是对冲的。因此，当黑格尔俯瞰现代欧洲时，他最热切的希望并未实现。在英国、德国和法国，公共问责制并不完整。政府机构分工不明确，协调不充分。同样令人困惑的是，公民社会中的富人和穷人注定要发生冲突。总体而言，权利有所改善，但仍不完善。此外，这些权利往往与社会福利相冲突。然而，即使是巨大的不幸也不会让人绝望。黑格尔与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一样，承认国家对文明的裨益，并与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一样，同意现代社会和经济的完善减轻了各种形式的从属关系。最后，他与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康德一样，承认自由的能力（capacity）为道德和政治进步提供了机会。即便如此，从黑格尔的角度来看，谁也不能保证这些机会不会被浪费。然而，他同样认为，以空洞的道德批判为名牺牲积累的种种成就是毫无益处的。历史已经完美地实现了每个人因其人性而获得自由，鉴于这一成就，政治判断的最佳方向就是拒绝倒退。这意味着承认，现代意识永远不会用它的解放来换回那种过时的奴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黑格尔过早陷入乐观主义，并以此著称，但他的结论却是深刻的怀疑主义的产物。的确，他认为人类的思想由怀疑的倾向所驱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样也围绕着批判实践而构建。但他也认为，不要以为怀疑永远不能带来真理，那是迷信黑格尔主义（Hegelianism）是且仅是一种通过怀疑性探究过程得出的思辨知识，那么它就什么都不是。它的主题是人类的教育。黑格尔在讲述他的发现时，带领他的读者回顾了整个文明发展的历史。现代阐释者淡化了这一丰富的经验材料，以便从他的思想中提炼出通俗易懂的道德教诲——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是20世纪黑格尔最有影响力的读者之一，但他就是这种做法的典型代表。为了说明这种方法的弊端，本书涉及的第三个主要话题是对黑格尔思想的接受。鉴于论证的限制，我的研究重点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之交开始的黑格尔研究的复兴。因此，我没有试图重述19世纪“青年黑格尔主义”（Young Hegelianism）的故事。因此，尽管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的吸收显然是一个决定性事件，但我在下文中并不关注。鉴于马克思学术研究的规模，马克思的黑格尔主义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课题。我将概述“黑格尔复兴”的主要特征，目的是为评价“反黑格尔主义”的转向做准备，我将这一转向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联系在一起。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一重新评价的后果在知识界留下了持久的印记，并在20世纪60年代加速。本序言开篇概述了知识界新兴的优先事项，以及它们产生的某些影响。黑格尔命运的这些转折提出了更多问题。著名思想家可以被合理地利用。我的兴趣在于那个“身为政治哲学家的黑格尔”，因此也在于研究这类受人尊敬的人物的目的。解决这个问题是本书的最终目标。20世纪60年代末，历史学家在很多方面改变了对过去政治思想的研究。不知不觉中，他们建立在更古老的阐释学（hermeneutical）传统之上，而黑格尔本人正是这一传统的主要代表。根据他的观点，哲学-历史学家应该接受过去的死亡，而不是试图恢复过时的思想形式。最后，我将对阐述过去思想的对立方法进行评估，比较历史主义（historicism）和复兴主义（revivalism）。我们不得不问：如果伟大的思想家只是其历史环境的产物，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让他们过时的智慧重新焕发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