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

Original 维舟维舟 2022-06-21

桂林现在给世人的印象主要就是其山水（当然现在还有米粉），我在来之前看到的所有关于桂林的图片几乎都是这一类风景，当然很少人会去拍摄桂林狭窄的小巷、混乱的车站、无处不在的拉客者，或那些和其它城市没多大差别的店面，虽然这些恰恰才是我抵达桂林后这个城市涌入我眼帘的第一观感。

想来是因为城市名称中的“桂”字，这个城市的行道树很特别：除少数银杏、榕树外，绝大多数都是桂花树。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其实是一种双重误解造成的。

现在的桂林，最初本是南朝的桂州，唐宋后却渐渐与秦代的桂林郡（秦之桂林郡范围很广，犹如中古以前的“山东”所指也远不止现在的山东省）牵合；而秦代“桂林”是因樟科的肉桂得名，与木犀科的桂花实非同类，两者也是在唐宋之后才弄混的。

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说得很清楚：“桂，南方奇木，上药也。桂林以桂名，地实不产，而出于宾、宜州。”这里说的是肉桂，到清代沈日霖《粤西琐记》中，对“桂”的理解已变成桂花树（木犀），但他也强调当时桂林很少桂花树：

粤西称桂林，又称桂海，而桂却绝少。不特他郡无桂，即桂林府之八桂坊，亦空存其名而已。阳朔署中，有四季桂二株，惟腊月有花，花亦不多，嗅之绝无香味。

而法国人所撰《太平天国初期纪事》则明白写着，1850年代桂林附近，“这些小丘上面满生着肉桂树，几乎终年香气四溢”，是肉桂而非桂花。

唐宋时起，“桂”才改指木犀科的桂花，而非樟科的肉桂

现在，桂花是桂林的市花，百度百科上把桂林解释为“桂花成林”，这座城市的街道上也出售着桂花香水、桂花酸梅汤之类，周围乡村中苗圃内桂花树的种植甚至已经产业化。

说这些倒不是为了嘲讽当地没文化，事实上这种流变讹误乃至错上加错，本来就是各地的常态，犹如丰都鬼城是因把“阴王”曲解为“阴间之王”，乌镇则造出了“乌将军”的传说，此类事，所在多有。

也不是现代人不熟传统文化了才闹笑话，因为这种事至迟宋代就有过了——《岭外代答》中就举过另一个例子：“象州郡治西楼，正面西山。山腹忽起白云，状如白象，移时不灭。然不可常见。案：秦象郡乃交址，非象州也，今象州城门乃画一白象，不审何义。”

台湾南部的牡丹乡，本得名自排湾族的Botan社，后人附会是因当地的一种野牡丹，如今此花已成为牡丹乡的乡徽。此事与桂林之桂不无相似。

有了桂林这个例子，我也愈益深信自己之前的一个判断应该是对的：中国月亮神话中的桂树，本应是肉桂，而不是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的桂花树。桂林城里的桂花树、桂花酸梅汤，固然本出误会，但久而久之，也就成为一种“地方特产”乃至“传统”了，至少它也不坏：我想秋天来桂林，必定满城飘香。

桂林城市不大，老城区更小；而老城的核心是王城独秀峰一带。闻名已久，花了70元门票入内，进去后才发现买亏了：明代桂王府的王城，在清初孔有德时就已毁于战火，虽名为“王城”，但现在遗存的其实大多是民国建筑。

广西师范大学国学堂

固然进去看到的南国风光还是很漂亮，但这里现在本就是广西师范大学的校区本部（这大概也可算“中国最美的校园”之一），不用门票也可以进来参观的。70元门票说到底只是多了三项内容：明代桂王府的展厅介绍、广西贡院（现在是“科举文化博物馆”），以及攀登独秀峰俯瞰桂林。这三项至少前两项，都没多少意思。

至少有三重形象重叠在这同一片土地上：一是几乎只有文献和印象可供追寻的明代王城；二是广西贡院；三是现在广西师大。

熙来攘往的游客，大多都旁若无人地跟着导游的喇叭声来来去去，似乎根本没意识到这也是个安静的大学校园。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被塑造出来满足游客想像的东西，在现实中其实已经不存在，那更多的像是个被消费的梦境，而游客们却大多选择无视这个空间现实中的一面。

这里的旅游业已很商业化，招贴上夸耀着那个已不复存在的王府气度，敦促人们去想像王室奢华，甚至还珠格格也被作为卖点：因为据说孔有德之女孔四贞就是还珠格格的原型。

广西贡院

相比起来，广西贡院内部的展览还有一些信息量，不过照例为了不至于让一些游客感觉乏味，也要让他们体验一下被点为状元的感受。明清桂林府辉煌的科举成就，如今也不过是被消费的一个卖点而已。

虽然广西也出过状元，但直至清代，毕竟仍是被视为烟瘴蛮荒之地的边远省份；明清两代广西全省进士一半出自桂林府，而桂林府又有一半出自临桂县，这个广西文教最发达的临桂县，清代也只出了52名进士，相比起来，长三角一带文教已属落后的崇明县也出了48人。大概也因此，桂林府城城门上大字刻着：“三元及第”、“榜眼及第”等匾额，以示激励。

独秀峰想来也应与这种科举文化有关。风水典籍《相宅经纂》：“凡都、省、州、县、乡村，文人不利，不发科甲者，可于甲巽丙丁四字方位择其吉地，立一文笔尖峰，只要高过别山，即发科甲。”

独秀峰看上去刚好是一个“文笔尖峰”，所谓“独秀”也是寄意于科场获胜之意，犹如“桂林山水甲天下”一句最初的用意也是为了激励桂林的士子能在科举考试中称雄，是以独秀峰下的王城在清代为广西贡院、民国后用作大学，其实都颇有深意，并非偶然；但今世距离这一语境已远，“桂林山水甲天下”一句竟逐渐演变为桂林旅游业最为人所熟知的广告词。

如今，在世人眼中桂林已成为一个休闲城市，和它的形象联系最紧密的两个产业是旅游和餐饮（除了便宜又好吃的桂林米粉，另一个给我印象深刻的店名是“临桂二小私房菜”）。

当地媒体上也着力维护着“山水桂林”的形象，但这个形象，正如“多彩贵州”或“活力香港”一样，都不只是对已有形象的描述归纳。桂林作为广西军政中心几达两千年之久，直到民国后才逐渐让与南宁，但今天它给人的印象却只剩下“休闲旅游”，一如威尼斯现在也只给许多人以美学的联想。

在桂林，随着当年政军色彩的淡化，甚至政治军事历史也已成为旅游资源，例如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的故居。在榕湖、杉湖边，虽然树了王鹏运、唐景崧等当地名人雕像（没有况周颐、梁济等人），但突出强调的是他们文化人的一面。这个城市自己也已经把自己视为一个旅游城市，出于景观控制的考虑，楼层限高、景点维护都是不难看出的。

桂林两江四湖夜景

“山水桂林”在有些时候也已被视为某种“典型”的中国风景，而且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象存在某种默契和关联。这么看确实也不意外。在桂林这座汉人为主的城市里（它历史上一直如此），以及它下辖的阳朔，很少能看到标记壮文的地方（只有“桂林市急救中心”、“阳朔县知识产权局”这类机构例外），这与蒙新等地标志牌上至少处处都有主体民族文字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在桂林图书批发市场、桂林书城几乎都完全找不到任何少数民族文化书籍，角落里有学粤语、上海话、越南语的几本书，却没有任何学壮语的教材，不由令人怀疑，广西与贵州这样的省有何区别？说起来1940年代贵州人口中的少数民族比例还较广西高出一截。

桂林原本就是汉文化的一个前哨据点，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有点类似于韶关之于广东、建州之于福建，恰位于中原移民进入这些南方地域的孔道入口处。只不过或许是因广西在地理区位上与闽粤存在很大差异，因而桂林能长期保持其地区中心位置。

虽然两广并举，但长期以来广西更多与云南相似，广西沿海与内地隔绝，无闽江、珠江等大河三角洲开阔平原，更关键的是从中原南下，广西的大江水流均呈横向，由北向南不顺，桂林以南在古代又长期都是瘴疠之区。实际上相较而言，与闽粤情形更类似的倒是有红河三角洲的越南北部地区。

伏波山

桂林漓江边的伏波山公园，据说是为纪念伏波将军马援而建，公园门前就是一个马援怒马引弓的青铜雕像（其实东汉初期尚未发明马镫，双手脱缰弯弓多半是要摔下来的）。

虽然马援南征，史书并无记载他有经过桂林之事，只不过对他的崇拜，南方所在多是，中原英雄开边施教的故事，也非仅他一人，吴太伯、箕子、诸葛亮，乃至狄青等都是，只不过对其评价则因时代政治而异。

南方少数民族固然还有敬拜马援的，但独立后的越南早已有人指责他其实是凶残的殖民主义者了。后面发生的事常常会完全改写之前的历史。

在桂林很难注意到有什么与越南相关的遗迹，地图上不标，介绍中也无提示；或许广西南部一带的人因为边贸缘故而与越南联系得更紧密些，但作为广西首府的桂林，历史上其实与越南的联系甚多。

据中越文献记载，黎朝开国皇帝黎桓的祖墓就在桂林阳朔；后黎朝末帝黎维祁最终就是在桂林安插“酌给养赡”，归为“天朝百姓”。八年抗战时作为国统区内最自由的城市，桂林还曾是胡志明活动的重要基地，并帮助越南培养过许多人才，为此2003年越南国家主席授予桂林市友谊勋章，授予外国城市这一勋章是史无前例的。当然这些遗迹或许也已难以寻觅，但它们在如今桂林的旅游版图中的沉默，或许也是因为它与越南联系的衰弱。

比较一下上海也可想见这一点：在很长时间里，上海本地人也不会去注意二战时犹太人在上海避难的遗址，或晚清民国韩国人在沪遗迹，更极少有兴趣去游览，直到对这些地点有极大兴趣的特殊游客人群出现，它们才重见天日。一个地方，呈现给不同人的本来就是不同的东西，有时，也是不同的人决定了不同的展现方式。

很难想像旅游业勃兴之前的阳朔是什么样子：这座小城如今看上去似乎主要是由游客和接待游客的人所组成的。相比起桂林，这里的旅游业更为繁荣，或许现在来桂林的游客也主要是来阳朔了。

虽然经常遇到陌生人问你要不要去漂流、看不看刘三姐令人不胜其烦，但确实它也相当便利，客栈旅馆选择极多而价格低廉（类似青年旅馆的小客栈，带空调的标间每晚80元），租自行车的点也很多。吃的比桂林偏贵（同是崇善米粉，价格高一半；阳朔的剑骨鱼大多标98元一斤，而桂林小南国每斤只有48元），不过市场经济也驱使各店展开激烈竞争：做啤酒鱼的就有谢大姐、谢三姐、彭大姐、覃大姐等许多家，每家都在招牌上夸示着哪些名人曾来品尝过。

阳朔燕村农家

租了自行车出去看看。出城不远的公路就是“十里画廊”，远近都是这一带寻常见的喀斯特峰林地貌，独立的山峰之间夹杂着一块块农田。和桂林一样，这里也多樟树，只是这里肉桂（当地人叫“桂皮树”）、乌桕、朴树、楝树较常见，还有一些桂林不多见的南方树种：榕、羊蹄甲、木棉、凤凰花、蓝花楹、刺桐。

阴凉的午后，山间长风吹荡，一丛丛高大的凤尾竹被吹得吱嘎作响，空气中有一点楝花的清香，确实有点身在画中的错觉。阴雨天还有点凉意，加之多数游客是去坐竹筏，因而乡间倒是很寂静，我们在燕村一带骑车时，遇到的老外比中国人还多——除了老外对户外的热情之外，大概也因为相比起国内游客，西方人更容易把这里的农村景象视为一种异域风景。

当然这毕竟是在阳朔，当地农村也早已卷入了市场经济。燕村一带地里种的大多是花生、慈姑、橙子、枇杷、乃至桂花/银杏树苗等经济作物，这与我们后来在漓江边看到的大抵相似。在这乡间路边偶尔还有几个老太太在卖当地的水果和饰品，如果不是有游客经过，当地恐怕是没人会买的。

路边看到水潭里一头耕牛，正要举起相机，旁边一个老头说：“要拍的话，两块钱。”——这样的景象想必也早不鲜见，以至于后来路边摆摊的老太太有一个让我们给她孙女拍个照时咯咯笑着说：“给拍一张吧，别怕，不要你钱。”

兴坪的野花

第二天去兴坪，清晨刚到时还露了一小阵阳光，但南方的天气常常一日数变，在我们爬老寨山时，开始还好，山间石径上正好野花连片盛开，有几种从未见过，还不无惊喜；但过后光线就渐渐暗下来，爬到半山腰时竟开始下大暴雨。山间密林中树叶沙沙作响，雨中的石阶也有点湿滑。虽然带了雨衣，但爬到山顶还是颇为狼狈了。

到顶后发现山头的小亭子里还有十来个当地人也在避雨，其中竟然还有两个是一岁的小婴儿——这种天气不带雨具，抱着这么小的孩子登山，我也真服了他们。他们大概也习以为常了，似乎并不愁这样的暴雨中如何下山，有一个女孩子还气定神闲地嗑瓜子。“没事，”一个大叔说，“过一阵雨就停了。你们难得来一次，看看雨中漓江也很美咯。”

确实，这场暴雨只持续了1个多小时。雨后在山顶往下眺望，刚好能看到兴坪和漓江的整个河湾，云雾之下，景致开阔而清丽。老寨山本身并不高，上山步道总共只有1159级，我们后来下山只花了43分钟，只是它正好位于这个视觉上的制高点。

山腰和山巅的亭子就是日本游客林克之1996年来老寨山后，为眼前景象所感而捐赠的（他并非有钱人，建亭的钱是他四处奔走筹集的）。

如今，山腰的和平亭内果壳满地，柱子上满是涂鸦文字，夹杂着一些反日口号；山巅的友谊亭大概因为登顶的人较少，没那么多垃圾，但“到此一游”也自不少。

下山时在山脚的老寨旅馆，一面墙上满是日本游客的寄语，我们看到一位老人在扫落叶，事后上网查看相关文字，才想起他或许就是林克之。

这真是“在烈日和暴雨下”的一天，由于上午暴雨的耽搁，我们迟至午后2点才开始从兴坪往杨堤方向徒步，却正好逢上炽热的阳光。这一带虽是漓江的核心景区，但绝大多数游客都是坐漓江上的大型游船或筏子，乡间游人很少，旅游业也很难使村民均匀地获益，只是农作毕竟微薄。

拉我们去农家乐的一个妇女和我吐苦水说，去年多阴雨，柚子没结果，老板不来收，冬天又旱，家里8棵柚树收下的果子只卖1.1元/斤（上海柚子一般3元/斤），小的0.45元/斤，“也就收点肥料钱”。

一路所见，地里种着桃、沙田柚、枣、桔，看到很多桔子都烂在地里无人采收，想来也是因为根本卖不出去。

漓江

杨堤到兴坪的这一段漓江，现在是“桂林山水”的最核心景区。每天有络绎不绝的游客来看这两岸山水——其中大多数是在兴坪坐船，逆流而上到杨堤，然后空船返回。

漓江风光，最先被认为是绝景的其实并不是这一段，《岭外代答》中说：“阳朔诸山，唯新林铺左右十里内极可赏爱，青山绿水，团栾映带，烟霏不敛，空翠扑人，面面相属。人住其间，真住莲花心也。”

当时的新林铺在阳朔县城以北十五里，而阳朔县城已至少一千多年没搬迁过了，照此推算，当时人认为“极可赏爱”的漓江一段，要距离阳朔县城近得多。

但不论如何，1949年后在诸多山水画、邮票、诗文、照片、纪录片的共同烘托下，现在以九马画山为核心的这一段已被视为是最具代表性的景色了，江边还有观景台说明着：20元人民币背面的图案也取景于此，似乎这也证明那是最经典、最值得一看的景点。

确实，在老寨山顶或漓江边看到这些景致，我眼前不由自主浮现的竟也是某种“典型的中国山水画”的画面。就像登黄山也唤起我对中国水墨画的画面感，一霎时感到山水画正是对这种景色的摹写，但转而一想，恐怕也正是山水画的笔法塑造了我们对这样山水的观看与感受的方法。

日本画、俳句与日本景色的意境也相互契合，而俄国油画中的原野白桦林也构成一种对应，以至于我们看到那一景色时就自动想到相应的画面和诗文；但反过来，如果是用中国水墨画去画北美洛基山的景色（这是顾媚曾做过的），或用油画来表现桂林山水，仿佛总让人感觉有点不习惯。从某种程度上，这些景色与相应的诗画表现技能已把它“民族化”了。

和全国各地一样，漓江边的许多景点也被冠以各种名称，例如“僧尼相会”、“鱼尾峰”、“乌龟爬山”，尽管人们都被告知仔细看的话能惊喜地看到那个传说中的画面，也有游客因为发现“真的很像”而惊喜不已，但这委实是一件需要想象力的事。

在最著名的“九马画山”，我们在草地上端坐了许久，也看不出来它哪里像九匹马。后来去遇龙河，河边也有一些山据说像猫、狮子之类，我们也需要努力配合船夫的指点才能勉强认出个轮廓来。

这种为景点命名的做法常常还辅之以相应的传说，在全国各地极为盛行，以至于原先并不采用这类方式的边远地区也未能幸免，如云南石林本是撒尼人的地区，1950年代后景点也被赋以“骆驼骑大象”、“唐僧石”之类汉文化思维的名字，前些年在新疆库车的天山大峡谷所见也大略如此。

有时不免疑惑，为何中国人习惯在自然地貌中看出这样某个具体的形象来，并以此津津乐道，这又是基于一种什么思维？

说起来这与传统的风水地理想必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风水也总是从地貌中发现某种形状，诸如青龙白虎、龙脉之类。这种国内几近泛滥的景点命名方式或许正说明了中国人对自然的一种特殊的观看方式。

在漓江两岸走了四个小时，直到九马画山漂流一带，这时才发现我们乐观估计了这里的交通：这里往北到杨堤、往南到兴坪都要过渡口，都没有车；要去20公里外的白沙镇，漂流处的越野车开价是150元，看上去我们当晚已经无法返回阳朔，只能找个乡间旅馆先暂住一晚。

走了一程，刚好路遇一位骑摩托车的大叔，问他能否送我们去白沙，结果他提出了一个反建议：他可以开筏子送我们去兴坪，至于价钱可以稍微便宜点，因为18:30后兴坪那边的管理人员已下班，所以他就当是干私活。也幸好如此，我们后来赶上19:18回阳朔的倒数第二班车。

漓江漂流本来半程是每人90元，后来他算了我们70元。在漂流时他抱怨现在生活不易，置办一个筏子（这里是PVC管+马达的）须2万元，以前都是私人揽客，这两年则“管理”起来了，不准私营，漂流等于是“在为政府赚钱”了，筏子的主人则每次获得固定工资（大叔含糊地说是“二三十元”，和我之前看到的34元差不多）。

这固然结束了无序竞争，但却让这些个体户们深为抱怨。下午徒步时，一个农妇看我们是游客，挑着担子一路问我们要不要漂流，她固然百折不挠费尽口舌，我们到后来也有点受不了，劝她死了心，她好像也很沮丧，埋怨说自己这样，每客也只能赚19元而已。

遇龙河漂流

相比起漓江，遇龙河漂流的管理更不规范，定价不一，游客固然怨怒，村里人也不爽——据说一年赚3000万，只返300万，以至于司机大骂乡间公路路况极差也没人管（这是事实，燕村的路也坑坑洼洼），不过他随后又说山里的路倒是修得很好（从我们后来在临桂、龙胜等地所见，很可能也是事实）。

作为旅游地，阳朔的一些管理确实很差，别的不说，遇龙河漂流时就能清楚地看到河边草丛中挂着不少垃圾。即便如此，天阴时在遇龙河上漂流确实仍不失为一件惬意的事，水流清澈湍急，清风拂面，两岸山色与漓江边相比也各有千秋。当然，富里桥、遇龙桥这两座石桥也很值得一看，这是漓江上所没有的。

遇龙河富里桥

富里桥是遇龙河景区被拍摄最多的一处，据说是明代石桥，桥头两棵巨大的古树，桥上垂下的野花藤蔓丛生，白花盛开，虽然地方很小，但也自有怡人之处。

当然风景总是因人而异，在桥边我们也遇到一个穿着摄影背心、手持长焦相机的中年游客，他带着颇为失望的语气问：“往上还有景吗？感觉没风景啊。”

我不知道他说的“风景”究竟是指什么，说起来遇龙河又为何是“风景”？这本来想必也不过是一条普通的乡间河流，主要的用处大概是农田灌溉和洗衣服，2003年后才有了漂流。

也许在当地人看来，肯花160元去河上漂流一段的外乡游客根本都是傻瓜。它之所以被发现是“风景”，本身就是一种观念变迁的产物。当然，相比起漓江漂流，它也有自己的卖点：遇龙河漂流都用竹筏，人工撑篙，而漓江上都是PVC管的筏子，用马达的。

在桂林-阳朔，以及之后在黔东南，我们处处都能看到各种旅游介绍的文字，它们总是明白无误地把一种乌托邦语言作为广告词。耐人寻味的是阳朔一处台湾人开设的山庄干脆就取名为“世外桃源”——其名称被翻译为Shangri-la，尽管这两者所唤起的意象可能是大异其趣的。在宣传单页上，这个景点被描述为“被遗忘的故乡”（就像婺源也是“梦里老家”）、“又到江南”、“少数民族建筑与江南园林”，我也不知道设计者是怎么能把这些都揉杂到一起去的，既是江南又是侗族风雨桥，对我来说不免有些时空错乱。

在黔东南的景点介绍中出现频率最多的词则是这些：“返璞归真”、“人类心灵的栖息家园”、“神秘”、“原始”、“最后的”、“原生态”，固然我也知道这些都当不得真，但拙劣而泛滥地使用这些词，有时我怀疑是否会起反效果。

不过，这些词之所以被认为在旅游业中颇有魔力，也可折射出这个时代的心灵的某一面。正是因为早已没有桃花源了，才有那么多人幻想去追寻桃花源，以至于这种梦幻本身也被商品化了，因为塑造并满足这种体验本身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桃花源已被迪斯尼化了。

遇龙河遇龙桥边羊蹄甲树下

阳朔另一个几乎游人必看的景点“印象刘三姐”更能证明这种巨大变迁。刘三姐在当地知名度极大，许多旅游商品与这个传说中的歌仙有关，街头店门口的电视机里还不时放映着毛时代的刘三姐电影，那时片中的刘三姐乍看上去像是一个嫉恶如仇、活泼健康的公社女青年，脸上带着村姑那种红扑扑的血色。

现在刘三姐则正如云南的阿诗玛一样，其形象已被完全资本化了。原本广西有许多县市（如桂林、柳州、平乐、富钟、贵县、平南、洛容、容县、岑溪、环江、宜山）都把她看作是自己家乡的人物，柳州就有刘三姐的雕像，但现在知名度最高的无疑是阳朔的这一位。这些年来相似的争论很多，无论是襄阳、赤壁、隆中、夜郎，屡见不鲜，因为景观争论的背后是文化资源的归属问题，而“文化搭台”又能最终达到“经济唱戏”。

阳朔这里以“印象刘三姐”胜出，并不是因为文献可证明它确实是刘三姐的故乡，而只是因为其山水和游客为张艺谋的舞台布景创造了最好的条件。

现在这已衍生为一门巨大的产业，每晚两场，观众云集，连两边的山上也坐满了人——我们就是买了旁边山上的“农民票”，有车会送过去，穿过一个溶洞，在靠江的一面坡上布满了一些简陋的凳子，可以远远地俯瞰在山水之间的整场演出。

虽然演出者绝大多数都是当地农民，专业演员极少，但确实有几段颇为震撼，张艺谋还是很善于处理这些大场面的，声光电效果俱佳，不过原来壮族的对歌现在用的是侗族大歌，与恶霸斗智斗勇的场面自然也没有了，现在出现的是一位后现代的唯美的刘三姐。

不知有没有人说过，但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刘三姐的变化也不失为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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