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课堂上“混日子”的职校生在课外却是个“积极有为青年”？

编者按

国内外关于底层子弟的“反学校文化”已有丰富的研究，这些研究虽然成功展示了底层子弟如何应对制度性的排斥和歧视，但也将底层子弟的“主体性”局限于消极、颓废和自弃的负面形象，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外界对底层子弟的污名和偏见。这篇文章转变了研究视角，将对底层子弟的研究场域从“课堂之内”转向“课堂之外”，看到了他们在课堂内外截然相反和看似矛盾的行为表现，并在这种矛盾中重新检视底层子弟的“主体性”和多元价值追求，从而在“反学校文化”的学术传统之外迈出了积极青少年文化研究的一步。

关键词

职校生；底层社会；青年文化；文化生产

原文信息

宋鑫淼，2023，《课堂之外的职校生：对底层子弟“混日子”文化的再思考》，《当代青年研究》第1期，第17—28页。

（本次推送为大众传播精简版）

文章以职校生群体为研究对象，基于对中国东部和西部的两所职业院校的调查（注：职业院校是大量农村子弟和流动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之后的主要去向），同时展现了职校生的课堂表现以及他们在课堂之外的社团生活和打工兼职等多场景中如何构建身份认同和彰显个体价值。

“混日子”的课堂表现：

消极、颓废的边缘学生

不少职校生袒露他们在入读前都抱着“学一门手艺、重新开始”的决心，却逐渐陷入逃课、上课睡觉等“混日子”的状态。研究发现，一些教师对学生违反学校和班级纪律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因为害怕引起冲突，不得不委托班干部来进行“软”管理。在这种宽松的职校环境中，被“圈养”的学生们无法离开校园，但空洞的校园时间又没有被学习任务填满。那些看似“混日子”的行为，比如嬉戏吵闹、玩手机游戏或早恋，被学生们视为打发时间的消遣方式，是一种场景行为。

另外一些学生在课堂上的“混日子”行为类似于Woronov（2016）所讲的“消极反抗”，通过逃课、课上分心等行为来表达对学习内容的不满。比如有学生抱怨教师在课上只是空谈市场发展前景，介绍抽象概念，无法为就业传授切实有用的技能。

还有一种常见的导致“混日子”行为的原因是习得性无助。随着适龄学生数量的减少，职业学校面临招生困难，导致招生筛选机制的失灵。一些学生由于基础差，在后续专业学习中无法跟上课程要求，特别是在英语和数学课上，学生趴着睡觉的现象十分常见。

因此，职校生的“混日子”行为既有结构性的原因，如学校的管理方式宽松、课程设计空洞和教学方式不生动，又存在课程与学生能力不匹配的现实困难。如果仅止步于他们的课堂表现，可能会草草得出“混日子”是职校生主体性的全部。但当采用跨情景视角时会发现，在课堂之外，职校生呈现出相对活跃、致力于技能累积和个人成长的面貌，这与他们在课堂上“不爱学习”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

“不混”的社会生活：

自立自强、互帮互助的积极有为青年

大多数职校生在入读前都希望在不以学业成绩为标准的职业教育中收获更多实用的技能。但是当这种朴素的愿望无法在常规的课堂学习中满足时，他们不得不转向技能学习的其它渠道，例如专业社团和工作场域。

在各种专业社团里，跨专业、跨年级的学生们组成紧密的学习小组，形成了类似于学徒制的关系。他们不遗余力、热火朝天地参加各种兴趣社团和技能比赛，同时津津乐道于自身丰富的打工故事，这些经历不仅彰显了他们勤劳、坚忍、能吃苦的品质和能力，也是他们“懂事”“孝顺”的表现，可以分担家庭的经济压力。在远赴外地的打工过程中，他们自发组建打工团体，强调兄弟“义气”，这些都为年轻的职校生提供了重要的情感慰藉和社会支持，陌生城市里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也成为对他们“兄弟姐妹”情谊的考验和见证。

结论

文章将职校生的“混日子”行为放置在特定的场景互动中观察，发现其深受学校管理方式、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然而，职校生在课堂之外的多重社会空间中并没有延续“混日子”行为，恰恰相反，他们积极地探索陌生的城市，穿梭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底层劳动力市场。在他们的种种社会实践背后，蕴含着职校生群体特有的道德价值追求，诸如技能学习、互帮互助、经济独立等。这些道德价值并不直接指向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或新自由主义的“个体性”视角，而是强调一种自立、互助、奉献的“社会性”视角；透过这一视角，才能避免用单一的主流价值标准去衡量底层子弟的行动选择和实践逻辑，才有可能看见底层子弟对自身处境的理解，最终发现他们的付出和收获。

作者手记：“混”与“不混”：重新发现课堂之外的职校生（点击文字即可跳转）

文章全文：课堂之外的职校生 : 对底层子弟“混日子”文化的再思考（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即可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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