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掷地有声】民意调查是如何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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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简介
自2019年12月起，CJS隆重推出热点文章专栏【掷地有声】，特邀作者以语音的形式为大家介绍其研究背景、所用数据、论点、研究结果、相关的调查/田野趣事等，希望能为广大读者深入了解这些研究提供更丰富的视角和资料。
第九期我们邀请到了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彭亚平老师介绍他的文章“The Paradox of Technical Governance: A Public Opinion Survey’s Political Process and Its Results”。这篇论文刊于CJS 2020年第1期，pp. 102-139。
彭亚平，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讲师，目前研究兴趣是技术治理、“物质转向”思潮的社会理论、组织空间社会学（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al space）。在《社会学研究》、《社会》、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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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师友好，我叫彭亚平，现在是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的一名讲师。首先感谢CJS，给我这个机会，汇报这个研究的一些背景以及后续的想法。由于我是菜鸟，所以讲述会比较幼稚和私人化，敬请大家谅解。
诚实地说，这篇论文的田野、写作和投稿经历对我意义重大，决定了我现在的研究道路。在此之前，我处在一个非常奇葩，也挺痛苦的割裂状态。作为一个非社会学出身的学生，我的基础训练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但内心深处又是个社会理论爱好者。硕士时期依葫芦画瓢的建模、写作经历，让我觉得自己是个没有“灵魂”的人。于是，到了博士阶段，就觉得要做个真正的研究了。那就坏了，更不知道如何做研究了，时髦的方法好像学了个遍，题目换了又换，也越来越没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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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缘起：它哪里假了
博一快结束的时候有个项目，是某个街道要做辖域内社区治理的民意调查，由于我的定量背景，就具体负责这个事，和师门的其他同学一起做。当时也想着能够自己设计方案，得到想要的数据。没想到，一开始做就傻眼了，觉得哪里都不对劲、别扭，整个过程比较令人反感。不管是技术方案，还是具体实施，我们给出的东西总是被非技术性的理由否定、“调整”、修改。不仅如此，还要我们论证这种修改在技术上是合法的。那时候比较愣，几次差点跟对方吵起来。半年之后，项目做完了。导师说，你可以拿这个数据写论文啊。我说，这数据是假的，用不上。导师当时问我，你觉得它哪里假了？我一下子懵了，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当地官员最讲的就是科学，所以对我们有诸多要求。它在程序上好像都没错。
它哪里假了？可能是个很平常的问题，但一直困扰着我，又让我好像隐约意识到了什么。没想到街道因为这个课题获得了嘉奖。于是，第二年课题继续做。到这时候我就留个了心眼，开始有意识地去跟一些人聊天，搜集背景资料，做会议记录。当时思考的点很散乱，比如为什么问卷设计时有的问题不问？为什么问题要那么问？为什么抽样要那么抽呢？为什么来的人大多数是老头、老太太，却还能符合分层抽样呢？为什么设计指标、计算各社区排名时，要用某种方法而非另一种呢？这些问题，跟我之前对社会调查和定量技术中的一些疑惑联系了起来。有时候甚至会想，何为真，何为假？学者、独立机构做的调查好像也不比人家街道做得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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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思路的推进
加上之前的一些阅读经历，我主要把卢曼的系统自我指涉思想还有福柯的治理理论联系了起来。其实论文的思维很简单，现代技术的视觉中心主义，让它极容易被权力所俘获。前现代的技术，比如木匠做椅子，是边看边做，视觉和具身不分离。现代技术，设计和实践是分开的，眼睛和手分离了。发明技术的人，跟具体实施的人，基本不是同一人，而我们视野里的技术是发明家或设计者的技术。但是，教科书上的技术程序只能保证程序是对的，它不能规定程序是如何实施的。比如，分层抽样只规定了分层要符合代表性原则。但是，怎么分层却没有规定，也规定不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街道不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分层方式呢？讽刺的是，它也有代表性。如此一来，我们会发现街道、社区、居民甚至我们这些做课题的人，都会把自己的意志植入到技术程序之中。整个基层的权力关系，借着民意调查，又操演了一遍。甚至因为技术的玫瑰色，让基于民调滋生出来的一些东西具备了合法性。
因此，现代技术的视觉中心主义，并不仅仅是福柯所言的全景敞视机制，更因为价值上的虚无而被实践中的复杂性所淹没。这样的思路，驱使我继续从视觉和具身相冲突的角度思考技术与治理的关系，后续也有理论文章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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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困惑与未来研究方向
但是，思路的推进不得不使我慢慢意识到，这种悲观论调预设的批判色彩，其实是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把技术与治理问题打发掉了。在治理实践中，技术到底是怎么跟人互动并共存的呢？如果思路是治理者利用技术操纵人，又回到了人文主义的陈词滥调。如果思路是权力关系植入技术程序，又陷入了社会建构论的泥沼。这里面就没有互动，只有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对于技术治理研究来说，如果这个问题没从根上想清楚，就无法心平气和地思考新技术对科层、央地关系、国家社会关系带来的冲击。杜月的《制图术》是个激动人心的尝试，可我没法从智识的源头理解它。那时候也会看一些STS的东西，但总觉得无法代入。然后就想一些自己做不了的论题，比如现代技术文化中巫术的成分。结果，思维停滞了很久，写不出新东西。
直到有一天阅读到青年技术哲学家许煜讲解西蒙东思想时举的一个例子：技术物品被摆上货架，就像古罗马市场上的奴隶，仿佛它生下来的命运，就是被人买、使用，那它难道不也被“异化”了吗？有没有人去怜悯它们？这个例子，看起来是耍小聪明，却是当头棒喝。讨论异化、权力问题，当然很重要，但这不是技术问题的全部，甚至不是大部分。技术构成我们呼吸的环境、呼吸的方式甚至变成呼吸本身。我们为什么要把它看做外在的东西，去赞美它、批判它或者怀疑它呢？我们会整天赞美、批判或者怀疑空气吗？人与技术物的共存，看起来很像一句口号，或者心灵鸡汤。但它真实发生在日常生活之中，人不可能赤手空拳、空口白牙与人交往，社会关系命中注定是由人与物的联结关系奠定的。那么，人与物是如何联结的呢，它又是如何被修改的？这就是技术的奠基作用，它改变了治理实践，以及它背后的东西。由此，我仿佛真正进入了德勒兹和ANT（特别是拉图尔）的世界。或许，现在流行的“物质转向”思潮会给我们新的理论和经验上的启发。目前，在技术治理的论题上，我在跟进网格化管理这个经验场域。希望我还能有好运气，能做出一点东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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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李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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